《嘉兴藏》重归记

　　《嘉兴藏》重归记

　　■记者 陈苏 摄影 袁培德

　　一部起于嘉兴、终于嘉兴、以嘉兴命名的佛教经典；一部刻印长达数百年，规模最大、内容最丰的中华大藏经；一部有着明清禅宗史的“敦煌发现”、“研究中国佛教者最为珍视的宝库”美誉的典籍……它就是《嘉兴藏》。如今，《嘉兴藏》重辑出版，将在11月10日重归阔别300多年的家乡——嘉兴。

　　在嘉兴精严讲寺，记者有幸提前看到了这部历时近10年、耗资1500多万元重辑而成的大藏经中的一套：全藏380函，2246种，2652册，12000多卷，分装成40个大木箱，装满了整整一个房间。随即，诸多疑问浮现出来：为什么叫《嘉兴藏》？为什么要耗巨资重辑？为什么嘉兴要花重金请回《嘉兴藏》？《嘉兴藏》仅仅是一部佛教典籍么？

　　《嘉兴藏》发缘明代嘉兴

　　所谓大藏经，即一切经，是佛教典籍的总集。《嘉兴藏》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包含了明代以前的佛教典籍的主要品种；续藏又续藏收录了大量中国本土人士的著述。

　　对大藏经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自宋代以来，中国大藏经有20多种版本，至今传世的版本亦有十八九种，而《嘉兴藏》是唯一以地方命名的。《嘉兴藏》其实有很多别名：《径山藏》、《楞严藏》、《万历藏》、《方册藏》，最为有名的可能就是《径山藏》。在重辑之初，申报名称为《径山藏》，后接受专家意见改为《嘉兴藏》。

　　为什么？重辑工作发起者姜锡慈，嘉兴地方佛教文化研究者、原嘉兴市政协副主席裘樟鑫和嘉善龙庄讲寺的本义法师都认为：《嘉兴藏》发于嘉兴、完成于嘉兴、流通于嘉兴，嘉兴人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叫《嘉兴藏》是最合适的。而这也得到了学界和佛教界广泛认可。

　　在裘樟鑫的叙述里，《嘉兴藏》与嘉兴的渊源，缘起400多年前。明万历元年，《南藏》和《北藏》一个岁久腐朽一个在皇宫，又是梵荚本，造价很高，一般人请不起。嘉善居士袁了凡和幻余法本遂商量在嘉善刻印大藏经。幻余法本虽然十分支持袁了凡的倡议，但苦于没有资金只得作罢。

　　万历十年，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得知这一想法，与幻余法本、袁了凡、陆光祖、冯梦祯等在嘉善商议刻印大藏经，并将梵荚本改成方册，以降低成本利于流通。商议地点可能是在嘉善的大胜寺（也可能是大云寺或景德寺）。参与商议的几人，除紫柏外，了凡是嘉善人，幻余法本嘉禾人，陆光祖平湖人，冯梦祯嘉兴人，而紫柏大师曾在嘉善景德寺闭关三年。万历十五年，袁了凡北上燕京，同9个善信一起在燕京龙华道场发盟。在《嘉兴藏》首创、发缘、决策阶段，嘉兴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万历十七年，《嘉兴藏》在五台山开刻。紫柏往来于江南和五台山之间。主持刻印的除了密藏道开、幻余法本，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幻居真界。据《径山志》记载，此人是槜李人，也就是嘉兴人。

　　四年后，由于五台山气候寒冷，刻印地迁往径山。几经迁移，近四十年的时间是在径山，这是刻经环境相对稳定、进展最快的阶段。在刻印工作南迁后，主持刻经的道开便立下规矩：“径山藏板不许发经，楞严发经不许藏板。”嘉兴楞严寺作为大藏经的发行流通场所，与大藏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崇祯六年前后，藏经的主刻场由径山迁往楞严寺，楞严寺不再仅是装订流通的场所，而成了新的刻经地。

　　在嘉兴藏的刻印过程中，陆光祖和冯梦祯两位嘉兴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们不仅参与发盟、出资赞助，还捐资协助紫柏大师修复楞严寺，作为印造流通《嘉兴藏》的经坊。刻印期间，陆光祖亲自到五台山护法，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五台山第一护法大臣”；冯梦祯则首倡复议，数次提出藏板于化城寺，最后被采纳。另外，冯梦祯热心参与经藏的校勘工作。

　　除此，还有不少与嘉兴相关的人在刻藏过程中留下了痕迹。清兵

　　入城之时，当时楞严寺住持性琮禅师独自护卫经藏，身受重伤，使大藏经免受荼毒。康熙初年，灵耀禅师继性琮禅师之后补刻经书、流通，再把流通的资金用来刻经。

　　明万历元年倡议、十七年开刻，至康熙末年全藏大体完成，但据学者考证，刻经工作至少一直延续到清嘉庆年间（裘樟鑫认为在道光年间，刻印工作还在继续。龚自珍到嘉兴瞻拜紫柏、藕盖大师法像，见到楞严寺讲主逸云仍在镌刻明人《楞严宗通》，这也是大藏经的其中一部）。两个世纪两个朝代，历经政治风云和战乱之灾，历经经费磨难和人事更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刻印完成。

　　老出版人重辑足本《嘉兴藏》

　　《嘉兴藏》重辑的发起人姜锡慈，一个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的老出版人。在退休之年，他卖房借贷凑巨资重辑《嘉兴藏》，为了什么？

　　由于工作关系，他主持过不少大部头著作的出版。同时，受比丘尼的祖母和居士的父亲影响，他一直有重辑印制大藏经的想法。1999年退休后，姜锡慈开始着手准备这件事情。但当时他并不明白大藏经的情况，于是找到版本学家韩锡铎。韩锡铎从版本学的角度，经过考证和详细分析，建议他重辑出版《嘉兴藏》。

　　《嘉兴藏》是民间刻印，正藏、续藏、又续藏，内容丰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大藏经，而且它将梵荚本改成方册本，这是大胆革新和伟大创举，在中国现存大藏经中，其版本价值也是独一无二。而巧合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大藏经都被重辑出版，恰恰《嘉兴藏》没有重辑出版。因为部头太大、各地版本残缺不全，虽曾有人尝试重辑，但最终放弃。“好家伙，给我留着呢，这是缘分啊。”当他看到辽宁图书馆中保存的部分《嘉兴藏》底本，出版《嘉兴藏》的使命感更加强烈。

　　重辑困难重重，一旦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姜锡慈先确定了与出版社合作的大方向，最后与民族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协议，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等有关部委的层层审核，最终选题得以实施，并被纳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

　　重辑工作最困难的是底本寻找。《嘉兴藏》本就是民间印制，边刻印边发行，底本散落在各地。能否将其汇编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目录并找到全部底本，困难重重。韩锡铎和王清原在版本发掘和整理中功不可没。接下来就是资金问题，这样庞大的工程至少需要千万元资金。姜锡慈卖了房子、借贷（高利息）、寺庙请经书付定金，是他资金的主要来源。从2002年开始，这六年里，资金问题一直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4次因为资金不足而停工。

　　姜锡慈曾先后9次到过嘉兴，直到第九次，得到了嘉兴市民宗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支持流通发行，资金收回之后可以继续运作。在我最后的收口阶段，嘉兴人的介入，让我得到莫大的鼓舞和支持。”

　　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经9年，已投资1500多万元，姜锡慈预计明年初全部100多套能够印刷装订完成。历时十年，这部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汉文大藏经将以足本全书的形式重辑问世。

　　其实，想重辑《嘉兴藏》的不仅是姜锡慈，本义法师就曾提出重辑《嘉兴藏》。他在嘉善县政协会议和嘉兴市政协会议上都提出过。2004年，他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办事处，专门做这个事情。当时有60名义工，做了一年多。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情？本义法师说，《嘉兴藏》本身所具备的版本价值和品牌价值让他跃跃欲试，不管从佛教还是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来看，重辑《嘉兴藏》都是一件大事。后来得知已经有人在做了，考虑到庞大的资金代价和人力问题，本义法师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他尽一切能力来协助其完成这件事。他极力主张嘉兴市买下缩印本版权，争取将未来的流通发行中心放到嘉兴。“研究《嘉兴藏》，挖掘它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本义法师提到桐乡香海禅寺住持贤崇法师提出再续《嘉兴藏》，他认为如果能做成，不仅是佛教界，在文化界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嘉兴藏》不止是佛教典籍

　　11月10日，嘉兴将迎回《嘉兴藏》。据陈振华介绍，此次嘉兴将请回6部《嘉兴藏》，每部48万元。为了庆祝这一盛事，嘉兴将举办一系列活动：中华佛教宝典——《嘉兴藏》三百年重归故里庆典仪式暨圆成法会，《嘉兴藏》重辑出版学术高层论坛以及佛教书画展览等。

　　《嘉兴藏》不过是一部大藏经，为什么要斥巨资请回？《嘉兴藏》仅仅是一部佛教典籍么？

　　《嘉兴藏》是唯一一部以地名命名的大藏经，规模之大，没有决心是做不起来的。陈振华谈起今年年初见到姜锡慈之时，正是姜锡慈最艰难的时候。当时的想法就是，重辑《嘉兴藏》是好事，既然以嘉兴命名，和嘉兴关系又那么密切，嘉兴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出一份力。经过协商，嘉兴佛教界请回6部。

　　说到原因，陈振华说《嘉兴藏》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单从文化遗产重视和保护方面，请回《嘉兴藏》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增强嘉兴文化软实力，为嘉兴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增加了有力的历史佐证。就像重辑《嘉兴藏》总编辑高建中所说的，《嘉兴藏》有其独特的历史文献地位和杰出的文化品牌价值。《嘉兴藏》基本收录和囊括了明清以前中国本土佛教著述的代表性作品，为了解佛教中国化全面提供了各种重要历史文献。《嘉兴藏》本身作为佛教经典的品牌价值独一无二。同时，作为民间刻印的典范，它是雕版印刷、组织和管理工程的范例。《嘉兴藏》改梵荚本为方册本，具有独特的版本品牌价值。最重要的是《嘉兴藏》以嘉兴命名，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里面还有不少地方掌故、风土人情，《嘉兴藏》应该成为嘉兴市重要的历史文化品牌。

　　此次《嘉兴藏》回归故里，市里也十分重视，从年初就开始筹划，作为一项文化活动来开展。但陈振华说他们考虑最多的还是活动之后能留下什么？现在佛教界正在和姜锡慈协商，把《嘉兴藏》以后的流通中心也放在嘉兴；准备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来研究《嘉兴藏》，挖掘其包含的文化内涵；另外，借助《嘉兴藏》的文化纽带作用，和香港、台湾以至日韩建立联系，传播本土优秀文化，促进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