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

　　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

　　魏斌在《宫亭庙传说：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刊于《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庐山南麓的山神庙——宫亭神庙，本来位于鄱阳湖边的小山上，有镇护风浪的信仰功能。庙中供养的庐山神，最初的信仰原型可能是蛇，后来逐渐人格化。随着汉代以降神仙说的传入，山神逐渐确定为庐君。由于神庙的特殊影响，进入此地的官僚、术士和僧人均与其发生接触，并在各自的叙述系统中传承着斩伐、交往或度化庙神等传说。信仰接触又体现为物化的景观，从中古早期庐山信仰景观的空间分布来看，神庙和道观均位于山南地区，佛教寺院则沿山北发展，山上是想象中的山神、神仙活动场所。庐山的这种多元信仰图景及其空间格局，对于理解中古早期山林宗教场所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

　　后现代史学理论对现代史学的影响

　　常金仓、郑宇在《浅析后现代史学理论》（刊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在二战后爆发的现代社会与文化危机下，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进步论遭到重大质疑，科学的负面影响也动摇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历史观，后现代史学理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它对历史现实的概念提出怀疑，对过去的历史文本和当代的历史叙述能否符合实际地构建过去以及史料的可靠性提出怀疑，对历史认识的信仰及客观真理的追求提出怀疑。现代史学的确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如总是解读语言结构，回归叙述和文本，转向微观史学等。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挑战也迫使历史学家去反省某些长期以来的方法和步骤，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理清思绪，从而寻求更严密和更有效的历史学研究手段。

　　“二十四番花信风”的源流与演变

　　程杰在《“二十四番花信风”考》（刊于《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最初并非出于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而是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两书都被简称《岁时记》，后者又早已失传，因而后世遂将本属徐锴《岁时广记》有关花信风的说法误属《荆楚岁时记》。徐锴《岁时广记》只称“花信风”，本指三月鲜花盛开时的风候，其义重在风信，而非花信。稍后出现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最初所指也主要是清明时节的风信。北宋中期以来遂有初春至初夏，以梅花为首、楝花为尾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但具体是哪些名目宋人已莫得其详，或者本就是一种模糊说法。纵观宋元明清的文献材料，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真正可以确认的也只梅花、杏花、海棠、楝花等少数几种。明初王逵提出了完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名目及其象数学依据，影响甚大，后世所说一出于此。清人王廷鼎提出了一套三春六气，每气四种花信的新说法，但未能流行。

　　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

　　李金轲、王希隆在《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后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土尔扈特蒙古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其经济状况可以概括为：传统游牧经济由盛转衰；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对俄贸易往来不断；为俄国军事战役出兵助战获得战利品和报酬成为特殊的收入来源；突袭其他民族和控制贸易路线是增加财富的渠道之一；捕鱼成为相当一部分生活贫困的土尔扈特人赖以维持生计的重要方式。从这些情况来看，经济状况的恶化是促使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