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佛教人物造像的神性与人性

　　小议佛教人物造像的神性与人性

　　刘丽

　　摘要:本文以佛教人物造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为基石,阐述佛教的人物造像由出现初期的神性化的特点逐步发展变化到具有世俗的人性化的造像特色。

　　关键词:人物造像;世俗;人性

　　中图分类号:J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024-01

　　佛像的出现,有着将近二千年的历史,与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雕塑技艺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古代希腊的艺术思想,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尚,他们对人体深刻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以及他们精湛的雕塑技艺,都不可避免地对佛教徒以及古印度的艺术家和工匠们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时,有一些佛教徒们觉得,在表现佛陀一生经历的雕刻或绘画等艺术作品中,如果仅仅以空白,或是以莲花、菩提树等象征物来表现佛陀本身,显得太不够了。于是他们吸收了希腊艺术的表现形式,开始以人的形象来直接表现佛陀的容貌和身体。

　　佛像的大量出现,还与大乘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乘佛教认为自己修行的目标是普渡众生。他们认为佛陀不仅是导师,而且是个具有各种神通的超人。释迦牟尼佛的肉身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法身却依然与世长存,而且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在宗教修行实践中,他们不仅崇拜舍利、佛发、佛指甲等与佛陀有关的东西,还直接崇拜佛陀的形象。 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大乘佛教经典如《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造形象经》、《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等,都在宣说建造佛像具有巨大的功德,可以得到无穷的福报等等。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大乘佛教徒开始大量制作各种各样的佛像、菩萨像,以及备种守护佛法的天神和弟子像。

　　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以东晋戴逵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后赵建武四年(338)造的释迦佛铜像。此像现藏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像通高 39.4 cm,身着通肩大衣,衣纹以身体胸部为中心,向左右对称雕出作平行下垂状、两手在腹前作禅定印,肉髻较大,脸部轮廓清楚。佛座为四足方座,这是大多数早期金铜佛像所采取的形式。整个佛像身体略向前倾,衣纹形式化,左右对称,略显呆滞,带有早期还不成熟的佛像制作风格。

　　发展到南朝的佛像,传世遗物较少。但从现在仅有的一些造像来看,其风格有着明显的特点。例如宋文帝元嘉年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纹、手印、背饰等基本上还保留着较早的传统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则安详柔和,与其他一些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的佛像相比,尤为幽雅静温,具有更多的中国传统色彩。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佛像高13.7 m,面部丰满,高肉髻,鼻梁挺直,嘴部轮廓清楚,嘴角处略带微笑。眉眼修长,眼睛瞳孔部镶着黑釉陶器,看来炯炯有神。双耳垂肩颈部肥短,两肩宽阔厚实、双手作禅定印,手肘外张,显示出力量和威严。造像整体看上去端庄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纹成阶梯状排列,线条简洁,显示出一种粗重厚实的质感反映了当时生活于北方寒冷气候中的少数民族服装的特点,也具有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某些特点。

　　隋唐的佛教艺术,有了明显的转变,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教造像,在风格上已摆脱了以前的那种呆滞、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气氛的宠罩。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显得温和圆润、生动柔和的风格。人物造型也从南北朝时的清瘦飘逸转向丰满端丽。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菩萨像,显得雍容华贵,颇似唐代宫廷贵妇的形象、衣纹皱折也是线条流畅,富于节奏变化,同时显出衣物的质地轻薄、紧贴身上,更显得肉体的丰腴和体态的婀娜多姿。这以后的佛像都已以帝王的面相来加以装饰,来强化封建统治的地位。

　　五代宋以后,还出现了许多罗汉像以及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从造像的风格上看,则更加贴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浓。这样也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大多从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转变成风姿绰约、美丽端庄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风韵。这时的佛教艺术,无论从表现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来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1998年开始创作的南山海上观音像的造型设计集中了各个时代造像艺术的经典之处,并将其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极富有美感的艺术形象。其衣袂飘飘似举、其面相慈悲庄严,犹如踏海而来,欲度众生脱离苦海,整体形象令人一见而生崇敬之心,是“真、善、美”三者的完美结合,体现出了人性美。

　　出自: 《文艺生活·文艺理论 》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