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哲学的特质与佛教渊源
稻盛哲学的特质与佛教渊源
张杰
稻盛和夫一手缔造了京瓷和KDDI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被誉为日本“经营四圣”之一[1],在艰苦创业的过程中,他不懈探索关于生命本质、企业经营以及人类前途等问题,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稻盛哲学”。“稻盛哲学”内涵丰富、涉及面极广,思想渊源亦斑驳复杂,既有其故乡鹿儿岛传统文化、日本佛教,也有中国宋明理学。本文无意对其思想体系一一作探本究源的梳理,只对其中几个重大命题进行探讨,以揭示稻盛哲学“一以贯之”的精神特质,指出它以佛教尤其是禅宗为主要的思想渊源,并初步探讨“稻盛哲学”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冲击。
一、稻盛哲学的根本立足点:以心为本
“以心为本”经营理念的形成与稻盛和夫幼年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他十三岁时因患肺结核几乎失去生命,心情极度灰暗时,读到新宗教“生长之家”的创办人谷口雅春所著《生命的实相》一书。书中说:“心中所描绘的景象,将会一一实现”,即人类的意识状态有可能如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时处幼年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强烈求生意志的催逼下,他开始努力在心中描绘善和美的景象,形成了奉行终生的理念:“为世界、为人类尽心尽力。”但这种体验显然远非禅宗所说的“了生死”,确切的说,只是树立了一种正向思考的习惯,但他也由此初步认识到“心”的力量。稻盛后来承认,进入社会之后,突然开始亲近佛教,初读佛书,一点也不排斥。这实属心理积淀早已形成,自然容易相应。
稻盛和夫日后由净土真宗改信禅宗,一方面是受其师父西片担雪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禅宗“直指人心”的特点吸引了他。他说:“佛教中尤其是禅宗,非常注重对心的探究,指明心的存在,我非常想学习和体验具有这样特点的禅宗,因为我向来把纯化和净化人的心灵看成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所以,无论如何要探究心,对心了解得更多。”不难看出,稻盛和夫对“心”的探索和关注在佛教特别是禅宗那里得到了满足,而禅宗也构成了“稻盛哲学”的根本底色。
“以心为本”的特点就是围绕着怎样在企业内建立一种牢固的、相互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中心进行。在这里,“心”具有“道德”和“力量”的双重属性。经营者应当以一颗纯善之心来对待员工、客户和整个社会,做任何决策都要“动机至善,了无私心”。他著名的“经营三要诀”的其中两项——“让员工信赖你、钦佩你,为你的人格魅力所倾倒”和“让员工有正确的哲学”,都属于“以心为本”的具体表述。前者侧重于清净自己的“心”,后者则重在净化员工的“心”。他强调:开始经营企业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造就一批与自己心心相印、同甘共苦的员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开展玻璃般透明的经营”,关键就是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保持光明正大的作风,否则道德的崩溃就像野火一样,转瞬间蔓延到整个组织,甚至动摇整个企业的根基。
“以心为本”作为稻盛哲学的核心概念,贯穿其从修身到经营的整个思想体系,其“影子”无处不在,很多具体的思想都可看作它的扩展和延伸。这是稻盛和夫佛教信仰支撑下的人生观所决定的,他认为人生是专门为心的修行所设立的道场,而改变命运、改善经营的前提就是心的转变。人生的目的就是磨练灵魂,完美人格,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据我的理解,如果将自己的心修行到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慈悲,到达彻底开悟的境界,就可以不再轮回人间了。”[2]可以说,“以心为本”是“稻盛哲学”的根本立足点。
稻盛和夫在大学时遇到一位对其影响极大的恩师内野正夫,内野在其所作的《寒岩禅师传》[3]里大量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包括“既坚持禅的高风亮节,又不游离于实际生活之外”,“投身于大众而布教于浅显易懂之中”。关于“心”则有“唤起至诚之心而发清净之愿”、“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有崇高的理想就没有不成功的理由”等说。虽然内野曾警告稻盛和夫“要有自己的思想”[4],稍加比较,我们就可发现,师徒之间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近似性。究其原因,就在于二者的根本精神不出禅宗。
“心”在佛教教义里具有核心地位,“万法唯心”被佛教各宗派公认为佛陀思想的心髓。《增一阿含经》卷五十的“心为法本,心尊心使”意味心是产生、建立一切法的根本,最为尊贵,具有驱使、主宰众生的权力[5]。禅宗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要旨,强调修行必须“自识本心,自见本性”。万法由心,弥陀在自性中,故祖师说净土念佛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正是这种以对“心”的高度重视为特点的禅宗,构成了稻盛哲学中“以心为本”的思想基础,并以此为立足点,延伸扩展出一系列思想,构建了内涵丰富的“稻盛哲学”。
二、稻盛哲学与“六度波罗蜜”
“六度”为大乘佛教中菩萨道实践所必须修的六种德行,又名“六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的圆满为波罗蜜多,意为究竟圆满到彼岸。稻盛和夫特别强调要铭记释迦牟尼的“六波罗蜜”,并将之视为一点点接近觉悟(即般若)的境界必须进行的菩萨道,是磨练心智、提高灵魂不可缺少的修行。
作为提高心智的途径,他认为在生活中最容易实践、最根本、最重要的是“精进”。他宣说要“不惜努力拼命工作”,“觉悟就在每日的劳动中”,以张扬劳动的尊贵。并进而提出“六项精进”,作为实现美好人生和搞好企业经营最基本的条件,包括: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活着,就要感恩;积善行、思利他;不要有感性的烦恼。宣扬除了拼命工作之外,世界上并不存在更高明的经营诀窍,全心投入工作就会产生创意和灵感,拼命工作就能磨练人的灵魂,磨练灵魂,就会产生利他之心。那么,“觉悟就在每日的劳动中”的提法有无佛法的依据呢?佛法中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如此看来,“稻盛哲学”里的“精进”本身应该包含有“戒”的成分,否则,“精进”如何导向“觉悟”?
稻盛和夫对“布施”的解释是:具备为世间为他人的利他之心,即秉持利他之心而活[6]。稻盛认利他之心是人类所有德行中最高、最善的德行,一旦产生利他之心,人类就能不受世间欲望的迷惑,有了利他思想,烦恼的毒素才能消失,欲望的污秽才能被消除而显露出“美丽的心灵”,美好的愿望才得以描绘(从这亦可看出“以心为本”的影子)。这种布施理念着重体现在京瓷的社训——“敬天爱人”[7]。“敬天”是按事物的本性去做事,“爱人”就是“利他主义”,在这里,利他不仅是一种方便的手段,而本身就是目的,甚至为了帮助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可以说,“利他主义”在稻盛哲学里具有核心的位置,也是他经营中一贯的思维方式,从京瓷“追求全体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的经营理念可以看出,他认为作为一个经营者,要以员工、社会、人类为利益对象。在“稻盛哲学”里,以“利他主义”(布施)这个更口语化的方式得到表达和推广。
稻盛和夫着重发挥了六度中的“精进”和“布施”,并由此提炼出具体的经营理念。相对前二者来说,其他“四度”在稻盛哲学里显得有些薄弱。可见,他是有所取舍和发挥的。相对于《般若经》里所阐释的“依止三心而行六度万行”来说,稻盛和夫分别赋予了“六度”以新的内涵,使其融入到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一种“稻盛化”了的六波罗蜜。面对佛陀所言说的终极真理和修行法门,稻盛和夫的企业家身份、他所修学的日本佛教的特点以及日本人实用主义的传统或多或少都对其起着“变异作用”。正如王雷泉教授所说:“少数先知先觉者体证到的源头活水,在向社会、文化层圈的扩展中,走向了世界。犹如山林溪泉,汇入长江大河,与高山低谷发生冲撞,在千回百转中挟泥沙而下,这是宗教发展中必不可免的代价。宗教要超越自然和社会,但它也往往为被超越的对象所拘限。于是,自利与利他的两难、属灵与属世的摩擦、原教旨主义与世俗化运动的冲撞,贯穿于整个宗教发展的历史。”[8]佛教由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时间跨度两千多年,应用在一个创业型企业家身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是自然而然的,至于是否符合大乘佛教正统的修证路线,那是不属于我们讨论范畴的另外一个问题了。即使从修行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佛教的理解偏差所产生的结果,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佛法对世间人事无所不利。当真理(佛法)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时,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的回归真理(佛法)本身,而不必过多计较被“稻盛化”了的细枝末节。
禅宗修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日常生活的“不即不离”,所谓“悟前,担水劈柴;悟后,担水劈柴。”六祖亦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禅宗从来没有要求离开这个眼前的世界而去寻求一个渺茫的“道”,这种道在平常日用中的理念,对稻盛和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大乘佛教更是强调慈悲为怀、利物济生的菩萨道精神,西片担雪曾告诫他:“僧人只顾修行,很难直接影响社会;你出家之后应该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之道。”[9]这其实是《维摩诘经》里“诸佛解脱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从这里亦可以理解,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已至古稀的稻盛和夫仍奔赴世界各地演讲,不辞辛劳地宣扬其救世理念。“和其光,同其尘”的背后是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在支撑。
三、从对金融危机的批判看“稻盛哲学”一以贯之的精神
“共生循环”是稻盛哲学里另一个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保持人类社会、地球、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使人类与自然界形成良性循环,和谐共存。季羡林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思想,认为这与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共通之处,是稻盛哲学最有价值的部分[10]。在此,笔者以稻盛和夫对去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批判为切入点,进而一窥稻盛哲学“一以贯之”的特质,这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共生循环思想”。
稻盛和夫认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似乎是金融衍生产品使用过了头,但本质却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追根究底,人的贪婪、无尽的欲望、贫瘠的心理是此次危机的根源。不管监管机制多么健全,如果不改变人心,同类事件肯定还会继续发生。他认为“靠人类的智慧就能构建无限幸福的社会”乃是幻想,[11]“利他之心”才能拯救文明的危机。如果人类对这场由自己的罪孽招致的灾难不认真反省、不改变思维方式的话,今后肯定会重蹈覆辙。接着他又不无悲观的说:“人际圈”已经腐蚀了地球的所有系统,但是人类并不能独立生存,在地球系统崩溃之前,“人际圈”将先期灭亡,我想这是必然的结果。[12]
这段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忧愤之言,不妨看作“稻盛哲学”的一次系统阐述。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以心为本”是其根本立足点,“利他之心”乃是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或可称之为“药方”),前两者共同指向“共生循环”。换句话说,“稻盛哲学”从心开始,以利他为桥,关怀超越“人际圈”而达至整个地球系统。和大乘菩萨道利物济生的精神是深深契合的,而这,就是我所说的稻盛哲学“一以贯之”的精神特质。
四、稻盛哲学带来的思想冲击
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稻盛哲学”的机构和企业家组织[13],这无疑会对促进中日思想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假以时日,“稻盛哲学”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稻盛哲学”给我们所带来的思想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稻盛哲学”的“简明化”特征、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其与佛教的渊源。
首先,所谓的“稻盛哲学”并无任何艰深莫测之处,基本由一些大白话构成,特点就是简洁明了、脍炙人口。稻盛和夫一贯将“化繁为简”视为做人做事的最佳原则,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情,其本质都是很单纯的,“简明”正是“稻盛哲学”的鲜明特征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稻盛和夫为何把“追求销售额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这么一个“低级常识”列为其“经营十二条”[14]之一。再者,“稻盛哲学”始终以实现美好人生和做好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和归宿,最终目标是让京瓷的普通员工都能领会掌握,而这,恰恰是“稻盛哲学”的殊胜之处,正如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所说:“京瓷公司的发展规模如此之大,它之所以没有丧失企业家的精神,是因为稻盛和夫先生的经营哲学渗透到了组织内部。”可谓一语中的。“简单”的背后是对“认真”和“执行力”的强调。
这种以“简明”为特点的“稻盛哲学”,从修行的角度来看,或许不够究竟且存在偏差;从哲学的角度,又缺乏相当的思辩性。却在实践层面取得巨大的成功,这离不开“知行合一”的功夫。可当我们认真审视并且发现,这一切成功的根本源于稻盛对禅宗的妙用,就有了太多值得反思的东西。禅宗在中国发扬光大,乃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为何在中国没有出现稻盛和夫?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因缘,但是传统文化的失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也丢弃的时候,同时丧失了产生伟大思想家的土壤,又如何指望产生稻盛和夫这样的企业家?当我们探讨佛学与企业文化时,稻盛和夫或许是面可资借鉴的镜子。
其次,“理想主义”在我们当下的精神版图上已经如臭氧层般日益稀薄。然而,在事业和精神两个层面,稻盛和夫都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这种人的出现,竟然没有走太史公笔下屈原的老路:“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着实让我们这些“末法时代”的刚强众生有点不适应。然而,稻盛和夫居然成功了,还搞了一套“稻盛哲学”到处鼓吹。当然,在这样一个张扬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出现个性鲜明的创业型企业家本不足为奇,只是,这样近乎“道德洁癖”却成就惊人还是让人难免有点诧异。近年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争论亦旷日持久,连《物权法》的出台也未能躲过“此劫”。[15] 邻家日月照秦砖汉瓦,“稻盛哲学”或能提供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空间。
最后,“稻盛哲学”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渊源,也在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佛教的“出世”与“入世”、“化世俗”与“世俗化”、“人间佛教”与“人乘佛教”的辩证关系。暂且绕开当下不谈,当年太虚大师首倡人生佛教,宣扬佛教实为增进人生、改善社会、拯救世界之良方的理念,梁漱溟就觉得不太靠谱:“似乎记得太虚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要籍着‘人天乘’‘的一句话为题目,替佛教扩张他的范围到现世生活里来,其实这个改造是做不到的事,如果做到也必非复佛教”。太虚大师的回应是:“我要发挥佛教原来直接佛乘的人乘法”,“然我发生此愿望之动机,全不是替佛教扩张他的范围,以此原为佛教范围内事,用不着我来扩张他!”[16]其实二人在济世之心上相通,只是路径选择有别。关于佛教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作用,大师之间尚且斗嘴,我等凡夫安能不心存疑惑?不管怎样,历史最终站在了太虚大师这边,如今,人间佛教在台湾以教团(山头)的形式得以实现。而稻盛和夫的出现貌似是“力挺”太虚大师的另一则例证,可仔细品味梁公所言,似也有值得警醒的地方。佛教如何在深入世间生活的“化世俗”过程而不被世俗所化?“稻盛哲学”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
五、企业家精神背后的信仰支撑
借用僧肇在《维摩经》序中提出的:“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用,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稻盛和夫成功地处理了 “德本”和“权变”二者的辩证关系,把极端的理想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统一起来。“稻盛哲学”引入中国首先以“商业思想”的面目出现,不难看出,“权变”对应于具体的经营实践,“德本”则关乎企业家精神背后的信仰支撑。
企业家精神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精神”,其次是诺斯在新制度经济学说里提出来的“合作精神”,第三是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17]。在笔者看来,前两个因素基本上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素质,而“敬业精神”却可能因为各地区、民族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这就是文化和社会心理对企业经营的巨大影响力所在。
马克斯·韦伯曾如此描述基督新教徒:“生活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须从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质当中来寻求。当练达的资本主义精神,与贯穿并规制整体生活的虔信的无比强烈形式,同时落在同一个人与群体的身上时,一方是超尘出世、禁欲与宗教虔信,另一方是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二者的整个对立难道不是反而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性?”[18]当我们把这句话置换到时空环境迥异的稻盛和夫身上时,竟是无比地贴切。原因在于,不管是基督新教“禁欲观、恩宠观、天职观”等所决定的勤劳、敬业、节俭、守信、合理获利的精神,还是大乘佛教“三心六度万行”的菩萨道实践,都具有建立在某种超越性的宗教体验之上的“利他”和“克己”成分。这就是支撑企业家精神背后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是无形的,却起着根本作用。换句话说,有了这种“大爱”的精神,“追求利润”只是企业家们生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是一幅更为宽广的生命图景。因此,生命的品质得以提升、境域得以拓展。
由于近年来中国企业界发生的一系列丑闻,企业伦理的重建成为我们亟须正视的时代课题。《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让我们暂且抛开所谓“儒商”、“哲商”、“佛商”的文字游戏,甚至放下狭隘的宗教本位,静下心来去感悟“信仰”的力量。对“稻盛哲学”的解读,离不开“信仰”的维度;同样,没有信仰支撑的企业伦理,拿什么来构建?
[1] 另外“三圣”分别是松下幸之助(松下公司)、盛田昭夫(索尼公司)、本田宗一郎(本田公司),稻盛和夫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一位(1932---)。
[2] 稻盛和夫:《人为什么活着》,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2009。
[3] 含岩禅师:日本曹洞宗创始人道源禅师的弟子,曾在宋朝留学10年。
[4] 加藤胜美著:《一个少年的梦》(稻盛和夫的传记),刘荣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5] 陈兵:《佛陀的智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66页。
[6] 稻盛和夫:《活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112页。
[7] 取自稻盛和夫的“偶像”西乡隆盛的座右铭。西乡隆盛:阳明心学的信徒,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因无力保护朋友月照而相约投海自尽的高尚节操,被很多慷慨赴死志士引为楷模。谭嗣同赴死前曾语梁启超:“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可谓中日思想交流史上极生动的一幕。
[8] 王雷泉:《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刊于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专辑》,1993年。
[9] 稻盛和夫:《人为什么活着》,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2009,第144页。
[10] 钟放:《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164页。
[11] “利他之心”正是人类的智慧,修行即是开发人的智慧最终成就佛陀的大悲大智。“人类的智慧”或是翻译有误,笔者无力查到稻盛的日文原文,此处暂且存疑。
[12] 稻盛和夫:《在萧条中飞跃的大智慧》,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2009。
[13] 如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的钟放先生和无锡市盛和企业经营哲学研究会,前者对“稻盛研究”作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
[14] 稻盛和夫的“经营十二条”:明确事业的目的与意义;设定具体的目标;胸怀强烈的愿望;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追求销售额最大化和经费最小化;定价决定经营;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燃起斗志;拿出勇气做事;不断从事创造性工作;以关爱和诚实之心待人;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15] 他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大富豪的宝马车和乞丐的打狗棒是否应当予以平等保护。这在正常的法治国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这里,企业家“原罪”的幽灵的作祟使之成了一个“问题”。
[16] 太虚大师:《太虚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771页。
[17] 汪丁丁:《企业家的精神》,http://isoshu.cqvip.com/qk/93757A/200107/1000521767.html。
[1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第17页。
刊于《佛教观察》总第七期,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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