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老思想与我国古代的意境论（三）

　　关于“立言”和“立象”表意传情谁更具有优势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在常人的人智层面，当然是立言更具有优势，并且来得更为准确实在可靠，而“立象”则显得模糊、朦胧，但当人进入了一定高度的“玄览”、“禅观”、“妙觉”、“灵悟”境地时，“立言”就显得十分蹩脚，此时则可以追求、实现“见滴水而观沧海”、“辩一叶以知秋”、“从粒沙而知大千世界”、“知一而知万物”、“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一地具足一切地。”（《永嘉证道歌》）的境地……，尽可能少地凭借语言符号来表意传情，这时“立象”就显得更为优越，“立象”的界定和限制性少，因而就留下更为广阔的通过高妙的想象、隐喻、象征、寄托、移情、领悟象外之象、境外之象、言外之意、弦外之响……的表意传情的时空余地。此时的“立象”可以通过高妙的“玄览”、“禅观”、“妙觉”、“灵悟”凭借天地万物的全息自相似、同构对应的深层次内在联系抓住事物的最本质的联系。比如《易经》中的卦象正是用这种方法来传情表意、识物断事的，而不是凭借语言，特别是平常的叙述语言。此时的“立言”不是长篇大论的言论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而是言简意赅的，点到为止、提示性的语言符号，因而这里的立言实际上也就具有了立象的本质，等同于立象。

　　形象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一度是西方美学和艺术创作的一个核心内涵。西方的这种对“象”的关注一度是建立在对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模仿、再现与写实的基础上的。而这种模仿、再现与写实的形象又深层次地受到了西方注重语言逻辑、理性思维的羁绊。到了近现代，一些西方思想家和美学大师才能充分认识到：在语言逻辑概念和理性思维所能包容的世界之外还有更美妙的、更无垠的天地。因而产生了反传统、反理性的一系列新的审美认识和追求。直觉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艺术等许多近现代哲学美学和艺术思潮开始在西方兴起。但即便是这样，西方人到目前为止在对关于“言”、“象”、“意”、“美”、“道”的关系认识上仍然是不透彻的。其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论述过的是不能在思维模式及其方法上进行彻底的转换。至今为止，虽然近现代以来整个西方在思维与认识领域产生了许多重大的革命的转变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对理性思维，对语言、逻辑，对工具理性（即佛家所称的“分辩心”）以及过分强调效用与经验实证等方面的极限、弊端的深刻认识和批判方面。但这种提高和认识以及所能引入的新的转换，仅只是停留在一种哲学认识和新的理性思维的层次，依然没有跳出理性思维的层面，自然仍要受到其羁绊和阻碍。西方的非理性思潮是一种浅层次的反理性思潮，是一种浅层的直观、直觉的层次，而远远没有进入到一种如像是道家和佛家所倡导的至高妙的在“致虚极，守静笃”“斋心”“坐忘”、禅定的修炼中才会显现的高妙的玄览、禅观、妙觉、明心见性的大圆镜智。只有达到如此高度的直觉观照的层次，才能呈现出比理性更高妙的认识。一般性的澄怀、虚静、清净无为、息心净念，甚至“无欲的观照”（叔本华语）、“凝神迷狂的观想”（柏拉图语）产生的直觉观照所达到的高度都远远不能达到高妙的玄览、禅观、妙觉、明心见性的大圆镜智的层次。只有在高妙的宗教修炼中才能达到那种高妙的“玄览”、“禅观”的直觉观照和领悟的层次。要想超越语言、透过“象”去把握心物（即主体与对象）的全息对应的美，则更为需要的是通过“玄通”、“玄览”、“体味”、“味象”，进入禅宗境界以“禅观妙觉”的直悟观照的方式。这正是中国传统诗学历史以来一贯极为重视的方式。事实上这是一种较之西方诗学更为高妙的方式，但由于西方人难以用理性思辨分析、语言逻辑概念体系来把握、琢磨和理解这种机制，就把它仅仅归结为是一种感性认识，并认为是不可靠、不严密的、低层次的感性认识，还往往加以排斥，甚至诋毁。而中国古代的智者则认定这种注重妙觉、玄通、体味、禅观的心物感应模式是至为高妙的方式，是一种能够直悟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精髓妙义的，能够与事物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至为高妙的方式。而注重理性思辨分析、语言逻辑概念的认识模式是不能悟“道”的，是难以体悟和把握至高妙的“言外之意”“言外之境”、“言外之妙”、“象外之境”、“境外之境”的，这种认识方法不能导致神思妙想的发生机制，不能成为艺术创作之根本。

　　中国诗学立象的终极目的和理想是得道、明道，而立言明道不足则立象。但也深知“象”也是难能尽意的，“立象以尽意”不过是明道的中间过渡。中国先贤、智者所倡导的求道、明道乃是一种终极的至高妙完备的认识与审美追求。相比之下西方人的立象所具有的认识和审美的目的和意义是寻常人、世俗人意义上的认识和审美的目的和内涵。
境界说及其意境美学是东方所独具的高妙学说

　　比“象”更为高妙的是“境”，在“境界”中包含了宇宙天地的全息、全美，在至高的“境界”中人们可以与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高妙的意境中有玄妙的全息同构的心灵场境，在那里，神寄境中，意寓场中，犹如引力场、电磁场般对人的心灵具有玄妙的吸引力、感染力，特别是对具备高层次认识与审美感悟者更是具有无尽的感染力和交融力，以及具有全息相应、圆融妙合、即景直悟、全息、全象的传心传神的功能和法力。这种高妙的意境一旦营造成功，便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并产生玄妙的心灵和物象交融的信息“场效应”作用。这种作用之所以具有玄妙和神秘性是由于其作用的机制至今难以为人所明了。至少是难以用语言逻辑理性加以诠释和理解的。但却是可以被妙觉、玄览、禅观、灵悟到的。为什么一些意境高妙幽深的散文、诗歌、音乐、绘画能给人意味无穷、神韵无限之感并引发极大的共鸣，这正是由于心灵信息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叠加而产生了谐振般的心灵感应。

　　意境不同于形象、意象，后者是能够凭借六根、六识便可感知的、较为单一有限的具体的某种具象，意境是较为深邃、内蕴无穷、微妙细致、综合圆融的心灵全息场，是只能凭借“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才能全息同构地于把握和领悟的。这就是为何“诗家创造‘境’要比用情景描绘一个具体的形象要难得多。”

　　老庄学说告诉我们要想获得高妙的“神遇”、“意致”、“玄览”、“玄通”能力，必须在“致虚极，守静笃”和高度的“清静无为”、“心斋”、“坐忘”中才能显现与佛家所倡导的“无漏”的“妙觉”、“禅观”、“灵悟”一切的大圆镜智必须在至高的“六根清净”、“五蕴皆空”、“澄怀无住”中显现之说是高度一致的。

　　得道即能够得全息、全美的“无待”之境。就无需再凭借任何言、象、意、境而能直悟事物之真髓。寻常人所能悟和能造之境都不过是有限和部分之境。所以中国思想家和诗学家认为：为了充分地更好地尽意、求道，应当通过“澄怀”、“虚静”、“清静无为”、“息心净念”、“无执无住”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禅定的修炼获得至高妙的玄览、禅观、妙觉、明心见性的大圆镜智的能力去寻求至高、至美、至妙的得道境地。基于这种至高妙的主导思想，中国先贤和智者们不断深化发展和丰富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远取诸身，近取诸物”（《易传·系辞传》）的以象兴意表情、立象以知天地自然社会之运化的借象悟道、借象求境以悟诗道的认识、审美与艺术创作的思想传统，并创立了的中国传统诗学的集大成学说“意境”说，以此将认识与审美、传情表意推进和提升到了比“意象”说和“立象以尽意”说来得更为高妙、更为精细、微妙、深邃、更具有全息、无偏、无漏的境地。“意境”说充分的包容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诸多重要范畴。比如神韵、气韵、兴象、心物、虚静、动静、虚实、含蓄、兴趣、妙悟、中和、品味、物化、形神……等内涵。

　　直抒胸意和叙述性的审美与创作是东西方所共有的，而“境界”说及其“意境”美学则是东方所独具的。前者的审美与创作可达到精彩绝伦、惟妙惟肖的程度和具象、真切、实在的效果；后者则堪称意蕴幽深、意味无穷、妙不可言。在意境中不但可以有真切实在的气象，而且更有借象取境所营造、烘托、创建的意味无穷、深邃幽远、精妙细微的象外之境、象外之致，……。

　　在笔者看来，后者无论在认识论和美学上都比前者更为高妙。因为无论人的语言技能和取象、营造意象的技能有多高，语言本身是有局限的，模仿、写实、再现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挂一漏万的，甚至不可避免地产生“兔子嘴效应”。比如要想用语言表述佛家所说的“中道”这一内涵，按照下面这种说法：既不能执着于其空相的“无”，也不能执着于其实相的“有”，即，既不能执着于是某种物质实体的实相，也不能执着于“既不能执着于其空相的‘无’，也不能执着于其实相的‘有’”，……。这已经是最好说法，可是，语言的表述在这里已到了极限，陷入了不能表义的无谓循环，即产生了用语言越说得多，越说不清楚，越会走偏、分岔的“兔子嘴效应”。只有充分懂得巧妙地尽可能少的借助语言符号，采用高妙的点到为止、借象取境的方式营造、烘托、创建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象有限而境意全”的意味无穷、深邃微妙的境界，而领悟者也达到了在境界中玄通、妙觉、禅观到全息之象、全息之意的化境时，才能在传情表意、交流沟通以及认识与审美活动中达到高度的“辨一叶而知秋”、“凭滴水而观沧海”、“取粒沙而知三千大千世界”的知一而知万物、表一即表一切的高妙境地。《老子》一书仅仅五千言，就堪称用最少最精炼高妙的语言，营造、创建了最高深的认识与审美的境界的典范之作。《庄子》一书、佛家的《心经》、《金刚经》、《维摩诘经》、《楞严经》以及《华严经》中的许多章节片断，皆是营造、创建高妙的意境以传心传神、尽意达理的典范之作。

　　虽然老子在运用语言营造境界方面已经达到了至高妙的程度，但老子却深知，凭借语言是难以传道的，因此老子在《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正是在警示并告知人们：千万不要企图仅仅凭借语言传道、悟道，以免误读和出偏。佛陀更是深知凭借语言是不能传道、悟道的，因此佛陀生前没有留下任何一部传世之作，而是极力的主张传道、悟道应当采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以神传神、境中悟道的方式。

　　“拈花微笑”的传法典故即是这种范例之一。这是一种最高妙的，没有凭借任何语言和媒介，几乎近于“无待”境界的全息相应的直接领悟和心领神会、心心相映。任何语言、立象在这里都是多余的。进入了这种氛围，达到了这种境地，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是以不增不减的全息相应、直悟玄通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境界说、意境说的最高层次，也是佛家和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地。
老庄学说和佛学关于营造和领悟高妙之境的思想

　　高妙意境的营造、烘托、创建和领悟需要自身进行一定程度的“虚静”、“澄怀”、“心斋”、“坐忘”、正静定、“六根清净”、“心无所住”的修炼。方能在超越凡俗的“六根、六识”所造成的意识、思维障，即语言、逻辑、思维与理性之障而获得空灵自在，并显现出一定层次的对意境的“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能力。这种修炼所达到的空灵和超越、自在的程度越高，其所能创建、营造和所能领悟的心灵全息场——意境就越是高妙。

　　人本身原来是具备着通透万物、与宇宙天地万物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大圆镜智的生灵，好比是一具备大圆镜智的灵性水晶球，只是由于前世今生之业力、肉身之欲、六根之妄才使得自身灵性的水晶球受到了阻蔽。有一句格言说得极好：“越是宁静的水面，越能映照出四围的景致和满天的繁星”。这是一句能够深刻揭示静能生智的机制和开发人类无限潜能的重要契机的妙言。老庄学说所倡导的少思寡欲的清心或“心斋”，“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返朴归真”正像是佛学所倡导的六根清净、息心净念、五蕴皆空、无挂无住的境界，“息心净念”、“致虚极，守静笃”就好比让人类的心性这一类似球形的灵性水面尽可能好的平静下来，变成一个灵性球形的明镜，也就是大圆镜智，从而能够全方位地映照出四围的景致和满天繁星，六根清净则意味着去除肉身对人的障碍和不好的欲望和杂念，使人的心性重新获得空灵和明静。老庄和佛陀认为：人不需要经过，也不能凭借竭力开发六识之智去寻求大圆镜智，正是这种六识之智阻蔽了人自身的大圆镜智的显现，人应当回过来消解自己前世今生之恶业，摈弃有漏之智，“致虚极，守静笃”，寻求真如自性之显现，就能重获大圆镜智，也就是第八识智能的全面显现。而不是执迷不悟地、执着地、极尽拙力地寻求和开发人为的六识之智，大圆镜智不是凭借冥思苦索、执着刻苦的开发六识之智而来，而是在达到极至的真如自性的境地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老庄和佛陀是想让世人明了：由于人们放弃了追求清净无为、澄怀无住、虚静定慧的合乎宇宙大道的本性，只注重了技能法术的开发，并将技能和法术用于追求无止境的物欲和虚荣的这种末性的满足。这样由于“嗜欲深者天机浅”（《庄子·大宗师》），因而人们将不断丧失自身本性中原有的“玄览”、“觉妙”、“灵悟”、“禅观”能力而离宇宙大道越来越遥远。西方也有一句古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中蕴含着人们不要过分自以为自己是能思考的智慧生灵而得意。岂不知就是由于人类太偏爱思考（主要指借助语言符号系统进行逻辑、理性思辨而玩弄思维游戏和概念游戏），以至于自误入思维障碍而不能自拔。这句话十分深刻的点明了人类智慧的有偏、有漏和残缺不全。因为人性本静，就此庄子与佛陀一样，有过许多精湛之言，如“虚静恬淡寂寞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人只有在虚静、空灵中才能出大智慧，大妙觉。对此，《易经》也道出了极为深刻的至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后来的诸葛亮也深知：“非淡泊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些思想都已经深刻地阐明了造境、创境以传道悟道、审美创作的根本方法就是“虚静”，就是“心斋”、“坐忘”。“虚静无欲”即得空灵妙境，“澄怀无住”、“无念无心”即是“禅境”。但是世人很难清静、空灵起来，因为世人深受肉身的欲望、前世今生之业力、精神意识之我执，以及自以为是所形成的阻扰和障碍，这正是导致人类智慧的弊端和障碍的根源所在，它使得人类的心性已经板结和模式化，而灵性和至完备的妙觉之潜力却大大的丧失了。所以只能看到听到和感觉到自己知道的东西，也就是板结的模式中所具有的东西。即便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和超级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也莫不过如此。

　　结语

　　总之，老子的“恍惚”、“窈冥”，其中有“象”、有“信”、有“精”之说，庄子的“唯道集虚”、“虚室生白”（《庄子·人世间》）、“象罔”（《庄子·天地》）之说，正道出了“境界”说之本；佛家的“六根”、“十八境界”和境界缘诸根而起之说、境界的“三次地”之说，以及空灵妙觉的“禅境”之说，则深化、丰富和完备了“境界”说。老子的“清静无为”、“致虚极，守静笃”方能显“玄通”、“玄览”之智而得道、悟道之说，庄子的“心斋”、“坐忘”方能借“象罔”显“神遇”、凭“意致”之妙而得“玄珠”（道）、“游无穷”、处“逍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之论，佛家的去六根、空五蕴、“澄怀无住”、“禅定止观”而真如自性妙明显、大圆镜智出之说正是如何营造、创建高妙之境，借境传道、悟道之三昧。

　　借境审美、悟道是中国诗学至为高妙的独创，是中国诗学之核心内涵和历史贯穿发展的主线。其间蕴含着老庄、佛学之精髓，集大成的包容涵盖了中国诗学的最精华的审美范畴与方法。借境以审美、悟道包含着：一种整体、模糊的全息、全象、同构、圆融、洞通的妙合；境界中有“象外象”、“味外旨”、“韵外致”……，“境”能达“言有尽而意无穷，象有限而旨意全，曲有终而余韵绵。”之妙。

　　“象”是单一、有限、具体的，是凭感官和心识可感、可知、可察觉的，而“境”则是整体的，蕴含着全息全象和无穷意味的。“境”，特别是高妙之“境”，是难以凭借六根可感、可知的，而必须凭借超越六根、六识的“神遇”、“意致”、“妙觉”、“玄览”、“禅观”、“灵悟”方式才能够领悟和把握。得意可忘言、忘象，但得道却仍在至高妙的无境之境中，因最高妙的至境是“无形无象”、“无待”的无境之境。

　　有人用诗勾画了禅宗诗意的三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觅踪迹。”这是一种初觉、初悟之境。虽然有所看空世俗的价值观和意义，想追求某种超凡脱俗的自在，但由于智能有限，因而不能超越，也不知道怎样寻求，还有所迷惘；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在此境界，既有所悟空，心性已基本脱离了世俗红尘，与自然大道已十分贴近、妙合，并且具有了一定的超越能力，空灵妙觉已经获得初步显现；第三境是“长空万里，清风明月。”在此境界，已达得道见佛的至地。此时已“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此时的平淡犹如心性已进入极至的虚静、空灵、无住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真如自性”显、“大圆镜智”出的，极至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与天地自然、宇宙大道全息相应、圆融为一的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