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志成塔——虎丘塔砖及其文化意义

　　众志成塔——虎丘塔砖及其文化意义

　　钱玉成 马哓茵

　　云岩寺塔矗立于苏州古城西北约七里的虎丘山上，因地命名，俗称虎丘塔，虎丘塔是一座七级八面，双筒结构的楼阁式佛塔。因其历史悠久，造型独特，形制恢宏，结构精巧，装饰华丽等特点而成为古城苏州的标志性建筑。又因其在历史、科技和艺术上的价值和意义，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虎丘塔砖概况

　　尽管虎丘塔的建造年代至今还有争议，但其历史在千年以上却是没有疑义的。一座超越千年历史的古塔至今挺立在虎丘山上（其实只是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小丘，）是靠什么支撑的呢？或者说塔的结构元素，即建筑材料是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虎丘塔是由砖和黄泥砌筑而成的。它的主要建筑材料就是砖和黄泥。当然，虎丘塔也不是有的人所说的寸木不用，除了曾有的木栏杆以外，还在各层内外斗栱的华栱出挑处和壶门的上方，都用了支持上部砖层的木材，这是建筑结构上的需要。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这类木材浅露在外，如果走近塔身，细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另外在塔的各层平座转角处，还有相当数量的石制栏杆插板。当然，这些木、石材料与砖材相比，在数量比例和塔的总体构成上说是次要的，其主流的构筑元素仍然是砖，因此，从总体上说，虎丘塔是一座砖塔，或说是砖结构的一座古塔。

　　虎丘塔所用的砖材，大致有三种，即唐代条砖、唐代方砖和明代条砖。其中唐代条砖最为主要，数量最多，其文化内容也最丰富。由于中国古代制砖系手工制作，而虎丘塔用砖数量极大，其砖材也并非一地一窑一时所能供给的。故唐代条砖其尺寸也只大致相近，并不完全一致。其平均尺寸为长32.0厘米，宽16.0厘米，厚4.5厘米。单砖体积约为2304.0立方厘米。唐代方砖只分布在各层层面之上，作铺地之用，经1957年加固维修工程改筑层面后，其除底层保持方砖地坪和少量遭施工破坏外，多数已隐入新筑混凝土层面之下了。唐代方砖尺寸为边长34.0厘米，厚4.0厘米，单砖体积约为4624.0立方厘米。明代条砖是由明代崇祯年间补修残损的七层及塔顶部分所添加上去的。其分布主要当然是在这个位置，但在底层砌体及其它部位也偶有发现，可能是1957年维修施工时混入的。明代条砖体量稍大，其平均规格为长39厘米，宽19.5厘米，厚9.0厘米，单砖体积为6844.5立方厘米，大致是唐代条砖体积的三倍，其反映了明代制砖技术的成熟和高超。1957年和上世纪80年代的二次维修加固工程中，各层砌体的裂缝修补部位和底层数个补砖的塔墩中也换以现代条砖，其中有青砖也有红砖，但数量很少。

　　虎丘塔上至今尚有多少砖块呢？现存虎丘塔高47.70米，其底层对边南北为13.81米，东西为13.64米，据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计算，体积为4657.6立方米（见傅高杰先生所绘虎丘塔图纸及相关数据），二者计算可得现有砖块数量当为1.3715×106块，若扣除砖砌体中的木材、方砖，则知今存虎丘塔上大致有条砖一百三十万块左右（1.3×106）。（以上计标是以黄泥为粘结剂，条砖的上下、左右和前后都附有黄泥粘结剂，今以干结的黄泥平均厚度为1.5厘米来计算的。）

　　对于数量众多的条砖称其为唐代条砖，是因为在建国后的以加固地基、基础为中心的第二次加固维修工程中，苏州市修塔办公室曾委托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对虎丘塔砖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当时由王维达、夏君定二位专业研究人员亲临虎丘塔现场选取底层塔墩砖样标本和测定参数，然后经科学仪器测定出来条砖的烧制年代。当时在不同部位选取的三块条砖标本测定的烧制年代为：

　　SB82号为1062±70年，SB83号为1115±50年，SB84号为1334±66年。报告所示测定时间为1985年3月，折算后当为：SB82号为公元923±70年，SB83号为公元870±50年，SB84号为公元651±66年。据此，则这些测定的条砖烧制年代分别为唐高宗的永徽年间（650-655）。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和五代后梁龙德年（921-923）至后唐庄宗同光年（923-926）之间，而五代时苏州早已归入吴越国的版图。也即在开创吴越国的钱镠在位（902-931）年间，从总体说，这些条砖的烧制时间是从初唐、经晚唐延续到五代前期，大致是在唐代和临近唐代的这段时间里，故从总体上称其为唐代条砖是适宜的。而下面的砖文分析也将证明这一点。

　　砖是由泥经特殊方式烧制而成的，砖比较泥是其性能的重大变革和提升。在砖发明之前，人类的居住建筑除天然洞穴外，主要也是由木和土二种材料构成，在中国早期文明以来，除特殊地区或特殊情况外，人居建筑主要是由木材这种材料构成的。并与土一起构成木结构的体系，中国的古代建筑主要也是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称为土木工程。但从砖瓦这种用于建筑方面的陶制材料发明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砖瓦作为一种重要建筑材料取代土而加入到建筑物中来了。从考古材料看，瓦发明在前，大致中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期就制造出瓦，故与砖瓦一类相关的文字原先都是用瓦字作偏旁的。到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的战国墓室中出现了砖，砖和瓦有比土优越的力学性能，可以就地取材，而又易于加工制作，砖和瓦的出现，使民众能广泛而大量地用于房屋修建等方面。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大致在南北朝开始，砖瓦就开始运用在佛塔的建造方面，至今保存的最早的佛塔就是砖构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其建造年代为北魏正光四年（523），至今已有近1500年的时间了，塔高有40米。而虎丘塔虽迟于嵩岳寺塔数百年，但仍属化腐朽为神奇的砖构佛塔，主要是砖材有着足够的耐压性，虎丘塔的条砖的压力测定数为170kg/cm2，即17mpa。以当今建筑规范标准衡量，这也是相当优良的建筑材料，按今砖材使用要求，大于15mpa的砖材必须特制才能达到耐压指标。虎丘塔历经千年之久还能挺立于山巅，这正是砖材的这种优越抗压性能所支持着的。

　　更何况，聪明、智慧的中国古代匠师，在由砖材构筑的建筑物中，采用迭涩，拱券等优良的砌筑方式和双筒体的优良结构，使得虽主要由砖、泥构建的高层佛塔也一样能历久不倒，千年挺立。包括虎丘塔在内的中国众多的砖构佛塔（如大雁塔、小雁塔、料敌塔等），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砖砌体结构的伟大成就，在大型砖构佛塔中，虎丘塔首创八边形的平面图形和内外两层筒体的结构，内外层间的楼板，由内外壁间逐层挑出的砖块（即迭涩），渐渐收拢承托，并将内外筒体层层连接成一个整体，加强结构的整体性和刚度，使其至今挺立不倒，从这点说，虎丘塔是中国古代土木工程的杰作之一，它是充分体现唐五代时的科学技术水准的。

　　二．至今发现的条砖题字

　　在虎丘塔所使用的众多砖材中，经建国后二次维修加固工程后，据文物考古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仔细辩认，在条砖的侧面和正面，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题记文字，现简述如下：唐代条砖侧面发现有凸起的阳文题字：“塔”、“塔记”、“大”、“上”、“天王”、“武丘山”、“弥陀塔”、“已未建造”等。

　　明代条砖侧面发现有带边框的阳文“福禄寿”字，阴文“福”字中绘一寿星图象；以上两项，数量还不少，错落砌在砖层之中。另外在施工中发现二块特别的题字砖，一块是唐代条砖侧面有阳文凸字：“从择愿生安乐国”；另一块是唐代条砖正面用硬物刻划后烧制的阴文题记：“庚申岁七月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这二块条砖都是孤例，惟此一块，而后者从字义可知这是一块表示正式开始建塔的奠基砖。

　　以上条砖中发现的题记文字多已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和《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介绍并刊发部分照片，后面介绍的二块条砖是在施工中发现，至今没有见诸报道。砖虽平凡，如民众一般，但若没有它们，则这虎丘塔是难以支持并挺立至今的；有题文的砖更是凤毛麟角，更有其文化上的深远意义。

　　三．虎丘塔砖的文化意义

　　虎丘塔砖上的题字虽只片言只语，甚至有的砖上只写上一个字的，如“塔”、“大”、“上”等，但这些题文都是表达了佛教供养人对虎丘山上寺塔的布施意愿，也即对佛教的崇信程度，相关内容下面分别对此加以解读，以与关注者加以沟通和探讨。

　　“塔”、“塔记”等这类唐代条砖侧面的题字，虽只一字或二字，但其明白直接道出这批条砖的用途是用于建造虎丘山上佛塔的；“大”和“上”这两个单字好像不直指佛塔，但其字义可释为“大事”、“上等的事”，在佛教信徒的理念中，建造佛塔无疑是一件头等“大事”，即“上等的事”，它还是点出了佛教信徒经过制砖匠师的着意加工，以供养条砖建造虎丘山寺佛塔的布施行为和心愿。

　　“天王”也是唐代条砖侧面题文的一种阳文，“天王”是指四天王，古印度神话称须弥山腹有四天王天（为欲界六天之第一天），佛教也采取用其说，宣称四天王各护一天下：东方持国天王，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执宝剑；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执绢索；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执宝幢，因称“护世四天王”，俗称“四大金刚”。一般佛寺中均有天王殿，殿两侧置四天王塑像，形象高大威武，魔力震慑，令人震惊，苏州瑞光塔内发现的内木函面上即绘有四天王像，形象生动，镇邪护法，为佛塔的守护神，题字“天王”即是佛教信徒对护法四天王的专题供养，也是对佛祖的间接供养。

　　“武丘山”是唐代条砖侧面的又一种题字，阳文，字面突出，字之位置与笔划并不规整，有一定数量，“武丘山”实指虎丘山，古人讲究避讳，唐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为李虎，李虎为北朝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唐朝的唐实源于李虎，李渊登基后尊李虎为太祖景皇帝，为避李虎讳，有唐一代将“虎”字易为“武”字，唐陆广微《吴地记》中说：“虎丘山，避唐讳改为武丘”，明确指出这一事实，这样，自唐代开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武丘山”就代指“虎丘山”，当然五代至北宋初还时而沿用，这就明确显示带有“武丘山”题字的条砖是唐代条砖，这一题文也显示唐代这一时期的这一特定习俗。

　　“弥陀塔”也是唐代条砖侧面的一种题字，阳文，也有一定数量，其中“陀”字写作“陁”字，是一种唐宋时存在过的异体字，“弥陀”实是“阿弥陀佛”的简称，是梵文Amitayus音译的略称，意译为“无量光”，“无量寿”，故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是大乘佛教的佛名，佛经说无量寿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尊（教主），与其左右胁侍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无量寿佛是佛教净土宗的主要信仰对象，“弥陀塔”题字砖的出现说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当时的虎丘塔也称弥陀塔。虎丘塔供奉的佛是无量寿佛，而且宗派则是净土宗，其也称莲宗。这一宗专以念阿弥陀佛名号，往生极乐世界为宗旨，这一派僧徒专劝人信报应，修功德，造庙塔，中国佛教的发展因净土宗的发达而真正深入传播到民间，凡是已经消失和至今还存在的巨大佛教遗迹大致都与净土宗有关，因简单易行，诱惑力强，为唐时佛教发展最快、最大的一派。至今苏州的灵岩山寺仍是净土宗的道场。

　　“已末建造”也是唐代条砖题字的一种，阳文竖写，字体也不严格规范，有一定数量。“已末”是一个干支纪年，在干支六十个纪年排列顺序中列第56位。其前是戊午，其后是庚申。塔砖上“己末”年序与“建造”两字连在一起，人们都以为这就是今存虎丘塔建造的干支年号，所以著名建筑学家刘敦祯教授在发现“已末建造”题字条砖后说：

　　“去年（指1956年）秋天苏南文管会拟修理此塔。发现塔上的砖有‘武丘山’、‘弥陀塔’、‘已末建造’数种文字。于是过去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却有了一线曙光。不过五代时苏州是钱镠的版图，钱氏仍避唐讳，故武丘山三字到五代末年还在使用。因此启示我们，此塔因毁佛与迁寺种种原因，不可能建于会昌五年以前，也不可能建于钱弘俶降服北宋以后，在此期间，只有唐李杰（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和钱弘俶十三年即周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两个己末，我们可以从当时社会环境和塔的式样、结构来研究哪个己末比较适当。”

　　接着刘敦桢教授分析了吴越国和苏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唐会昌五年后至北宋初年这一时期出现的佛塔样式、结构，最后非常谨慎地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以上各种推测假使没有错误，则云岩寺塔应建于钱弘俶十三年己末，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

　　刘敦祯教授当然是大家，他的推断也是相当权威的，这五代最末一年、即吴越国钱弘俶十三年的己末（公元959年）也就成为至今最权威的虎丘塔建塔年代。但二十余年后发现的“庚申岁”题记奠基砖证明“己末”年只是虎丘山佛寺与供养人原定的建塔之年，事实上的施行与原定的计划会有一定误差，因设计、技艺、材料准备、经费及天气等原因，造成一年的时间差别也是极正常的，这无碍刘敦祯教授的结论，正是其从“己末”纪年出发，开创了虎丘塔建造的研究之路，推测出比较接近于真实的年代，这正是刘敦祯教授的丰功伟绩。

　　后来苏州市文管会在发现虎丘塔文物时，根据铜镜和经箱上“陆七娘题记”，“孙仁朗题记”，“言细招题记”中的“建隆二年”供养时间，匆忙间得出“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己末（公元959年），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公元961年）”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是有违于当时土木工程的常识水准的，也是对当时由佛僧筹办，民众供养钱物建造佛塔的习俗缺乏认识的，因为在虎丘塔之后陆续建造的佛塔都有较明晰的建造年代，如双塔体量虽小，就建造了五年；后于虎丘塔数十年的瑞光塔，用了近30年的时间才告竣工，而无论在体量、地基、结构、经济来源等方面都较更艰难的虎丘塔，反倒只用了不足二年的时间，这能令人信服吗？

　　“庚申岁”题记条砖一块，1984年12月13日，在塔的地基基础加固维修工程施工中，于塔之东南角基础底层发现，全文为：

　　“庚申岁七月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以上共十五字，分二行竖写，似以硬物，如竹、木片或金属片一类物件在土坯上刻划书写，然后入窑烧制而成。在塔砖题字中，惟此砖写于砖之大面，即正面且阴文凹下，字体大小不一，似随手写成，唯首行最末一“督”字在砖之下方，似入窑前后为物压制，致下半字目字不见，其余诸字皆完整，清晰可辩。此砖特制，烧制质量特佳，至今坚硬如石，不似附近有的底砖已酥软如泥。此题记字义明确说出真实的今存虎丘塔始建年月日时间，且由法号为皓谦的僧人总管建塔事务，此皓谦当是寺院中一个执事的监院或住持，其具体职责为专门负责建塔事务，相当于今之建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庚申”为干支纪年中的第57位，在“己末”年的后面一年，这可明确说明“己末”年只是一个由供养人出钱，由皓谦等寺僧向烧砖窑户预订制砖的年份，当然寺僧或许承诺是于“己末”年建造今存虎丘塔的，但因种种原因，如材料、人力、设计、场地清理、天气、风水等，致使始建日期不得不推迟至“庚申岁七月羊日”这样一个日期了。其中“羊”，字可作吉祥的“祥”字解，也就是在“庚申”岁的七月中选一个较合风水的吉祥日子，作为奠基开工的日子。据推测，当时很可能会有一个仪式，邀请当地的一些头面人物和供养人代表等人参加，并将这块奠基砖庄严隆重地放置于今之塔东南面之基土之中。今存虎丘塔从此开始建造，故这块奠基砖意义重大。

　　这块“庚申岁”题记砖的发现，使得原先由苏州市文管会宣告的始建日期不攻自破。因为中国古代干支纪年排列中。“己末”、“庚申”、“辛酉”三者紧接相连，分别排列在第56位、第57位和第58位上。“庚申岁”题记砖的出现，使得“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已末（公元959年），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公元961年）”的结论将变更为“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七年庚申或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公元961年）”。这样，今存虎丘塔的全部施工时间只有不足一年半的时间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当代古建筑专家并对古塔修建特有研究的罗哲文先生在向关于虎丘塔建造年代的求教者回答说：“关于你所发现的虎丘塔的始建年代问题，我很感兴趣，的确两三年的时间是很难完成如此巨大而精细的工程的，全国也有不少修建五六十年的古塔，如料敌塔修了55年。北京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也修了几十年，……”罗哲文先生自1940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至今涉及古建筑和古塔领域已六十余年，并写出多种版本的《中国古塔》一书，在古塔领域是有极高造诣的，他的话是深有意义的。

　　第二次塔基加固维修工程中，发现虎丘塔底层塔砖间的泥浆中，由工匠随意放置的钱币只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两种，并无五代至宋初的钱币，而这两种钱币是由唐代铸作并流通至五代的，其中乾元重宝铸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故今存之虎丘塔其建造上限是不会早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的，而在虎丘塔第三层发现的文物中，有“古钱十公斤，其中种类与第二层发现者相同，但多宋元通宝一种”，“宋元通宝”钱是宋太祖赵匡胤执政后铸作的钱币，铸作时间为公元961年，至其弟宋太宗赵光义执政时又铸作新币太平通宝，但虎丘塔上并未发现有“太平通宝”的钱币，此段事实可以推测，今存虎丘塔的竣工时间即下限当在宋太宗赵光义执政的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即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一段时间里，这上下二限中，又杂有唐武宗的会昌法难事件，这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是佛教遭受沉重打击的时期，是不可能于此期间建塔的。由此推测，只有唐昭宗李晔光化三年庚申岁（公元900年）是最合适的始建年代，此年号虽属晚唐的战乱岁月，但此时苏州已为当时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占有近三年，战乱后的民众百姓极待安定康乐的社会环境，而会昌以后的佛寺也在唐代后期帝王的倡导下有所复苏，此时筹集民资建造是最有可能的，而今存虎丘塔包括大量彩绘在内的全部工程完成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即其下限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而此时苏州尚在吴越国钱氏政权的管辖之下，并没有完全统一至北宋的赵宋王朝中去，这样可大致推测今存虎丘塔的构建年代为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至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00至976年的数十年间。

　　“从择愿生安乐国”题字砖，阳文横列，字较规整，是建国后的第二次加固维修工程临近尾声时发现的，发现的位置是在底层面北内塔墩的距地1.6米处，以塔高47.70米计算，其发现位置的高度仅是整体塔高的三十分之一（1/30），或说是3.3%的高度，这说明是距始建时间不太久的事。“从择愿生安乐国”这是一句心灵的直白，是一个（或一群）人在历经生死磨难后的心理表态。唐末五代是乱世，具体对苏州地区来说，自晚唐至宋初一段时间中，最为战乱不断，使民众百姓遭受生死苦难的莫过于自唐僖宗干符年（874—879）至唐昭宗干宁年（894—898）的这段时期，其中先是干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作乱，攻占苏州，使民众惨遭荼毒；再是光启二年（886）武宁军偏将张雄率军叛乱，入居苏州，自号刺史，苏州百姓又遭劫难，以后杨行密与钱镠双方对峙，在苏州进退得失，多有反复，百姓难以安宁。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杨行密部将李友夺取苏州，当年11月淮南节度使孙儒攻破苏州，杀死李友，最特别的是孙儒率领的是一支到处流窜的乱兵，每打下一地，总是大抢大掠，杀人充食，吃不掉的腌起来，充作储备粮，临走时还要放一吧火，焚烧一通，孙儒攻占苏州只一个多月，纵兵杀掠，把苏州变成了人间活地狱，离苏开拔时又纵火焚城，使苏州城成为一片焦土，这是苏州城最为悲惨的一次浩劫，城北报恩寺全部焚毁，城中规模最大的真庆道观（今玄妙观前身）也烧得只剩下侧殿和山门了，直到光化元年（898）苏州城再次为钱镠军攻占后，此后一直在十国之一的吴越国版图之中，再也没有变易。其后在吴越国主钱镠及其传人“善事中原、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大政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逐步改善，以至在宋代建国（960）前后，苏州地区经过六十年左右的恢复发展已经相当的小康了，这从虎丘塔的成功建造和发现文物及供养题记可以证实这一点。相对而言，只有刚从劫难中余生的人们才会发出“从择愿生安乐国”的呼唤来皈依佛门，寻求安定康乐的生活，而对于过了约六十年安定小康生活的人们来说，已无这种迫切与强烈的欲望了。因此，从这一“从择愿生安乐国”的抉择愿望来说，今存虎丘塔的奠基和始建倒是定在唐昭宗光化三年的庚申岁（公元900年）更为合适，因为从整个建塔工程的规模、财力、人力、材料等技术因素及建塔的人文性质（佛教的魅力和民间筹资供养等）来说也更为合理。

　　明代题字“福禄寿”条砖，据刘墩桢教授考证为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事，此时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最后一个高潮时期，当时苏州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市民意识觉醒，更多的追求个性的张扬和生活的提升，出现了文学、昆曲、绘画、园林的创作发展高潮，“福、禄、寿”正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追求，这一图文恰是具体的反应了这种追求。

　　近年在杭州雷峰塔遗址考古清理中，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题字砖，题字有一字、二字、三字和四字的不等，通过解读，提供了关于雷峰塔以及吴越国丰富的信息，“区区塔砖，竟负载着雷峰塔如此众众的未见任何其它文献记载的秘密”。异曲同工，与雷峰塔砖一样，虎丘塔砖及其题字，虽只片言只语，但却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及至明代后期这一历史时期苏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习俗、艺术及科技等方面的真实状态及达到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