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珠昂奔的藏族文学研究

　　丹珠昂奔的藏族文学研究

　　李鸿然(回族)

　　丹珠昂奔有多种身份,文学活动也有多重性:他是写小说和散文的著名藏族作家,又是从事当代藏族文学评论和古代藏族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他的《藏族文化发展史》、《藏族文化志》、《藏族文化散论》、《藏族神灵论》、《佛教与藏族文学》等专著,他主编的《藏族传统文化辞典》、《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以及他逾百篇藏族文化和藏族文学的论文,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其中有的是奠基性、开拓性专著,不仅是他个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藏学的标志性著作。这一系列著作中,关于藏族文学的内容相当丰富。他不用纯文学视角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看待藏族文学,而是站在先进文化的制高点上,进入历史深处,整体地、理性地、动态地看待藏族文学,因此他的论断常带历史哲学和文化诗学的光彩。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丹珠昂奔的藏族文学研究,简谈丹珠昂奔的三个论断。

　　一

　　丹珠昂奔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思想缜密,治学严谨。他在2001年出版的《藏族文化发展史》导言中,谈过自己研究藏族文化的思路:“一、藏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二、藏族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三、藏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可以从世界——东方——中国——藏族,从一个宏大的背景逐一缩小到研究对象自身……同样,这一方法可以反向运作,从藏族文化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世界文化逐一放射开去。”这的确是研究藏族文化的好思路。它包含着先进的文化理念,与西方的东方学家、东方的西方迷、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有不同的思想路线和文化立场,值得注意。因为藏族文学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丹珠昂奔研究藏族文学,也运用了这一思路。世界文学东方文学中国文学藏族文学,是他研究藏族文学的思想路线图。他运用这一路线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和复杂的文学语境中,分析论证了藏族文学在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及世界文学坐标上的地位和贡献,提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其中给人深刻印象的一个重要论断是:“藏族文学是面向世界的文学。”

　　丹珠昂奔1993年出版的《藏族文化散论》中有篇文章,题为《不灭的雪山——面向世界的藏族文学》。他指的不仅是现在,还包括过去,有理有据地论证:藏族文学的主流,藏族文学的精华,以及藏族文学的历史趋向和精神指向,历来“面向世界”。应当说,这是一种崭新的论断,它对藏族文学作了崭新的定位,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所谓“面向世界的藏族文学”,大体上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藏族文学历来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它不断吸收国内外文学和文化的滋养,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有着密切联系。人们知道,世界古代文化可以归纳为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体系,后者属于西方文化体系。按这种划分考察藏族文化,很容易发现它同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关联: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不言而喻;而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前三、四世纪,以及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古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先后都对它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八世纪开始,它逐步接受了印度佛教,许多印度古典文学作品被译成藏文。多种文化交流和互渗,使藏族文学的内涵不断丰富,色彩特别斑斓。第二,藏族善于吸收世界文化,也善于把自身的文化因素和世界文化因素相结合,进行卓越的文学创造。几千年来,藏族人民和藏族作家创作了不计其数的优秀作品,其中《格萨尔王传》、《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仓央嘉措情歌》,文史名著《巴协》、《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诗镜〉释难》等等,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已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各国人民的喜爱。丹珠昂奔按照“世界文学东方文学中国文学藏族文学”的路线图,对藏族文学发展史上的文化交流、文学对话、艺术创造、文本传播等作了认真探求,对不同时代的藏族文学经验作了深刻总结,对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上述被誉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进行了深入分析,证实并彰显了“面向世界的藏族文学”这一论断,对人们正确认识藏族文学的价值,推动藏族文学进一步融入中国和世界文学主流,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藏族文学能够成为“面向世界的文学”,不断为世界文学做出贡献?丹珠昂奔认为,主要因为藏族文学反映了藏族文化精神,而藏族文化精神具有世界性内涵,与人类精神有一致性。在为藏族当代散文集《雪域佛光》作序时,丹珠昂奔指出:藏族文化精神“可以用和平主义、人性主义、利他主义、出世主义来概括”,“这些精神带有人类的共同性、未来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其中一些思想将会永远闪烁光芒”。丹珠昂奔对此曾做过反复深入的论证,见解十分精辟,充满学理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丹珠昂奔对藏族当代文学非常关注。在《藏族文化发展史》等著作中,他对藏族诗人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端智嘉、班果,小说家益希单增、降边嘉措、班觉、扎西达娃、益希卓玛、意西泽仁、尕藏才旦、多杰才旦,散文家赤列曲札和剧作家索朗次仁等等,均有评述。当代藏族文学经过六十年的发展,作家队伍空前壮大,除上述作家诗人外,阿来、梅卓、央珍、加央西热、吉米平阶、色波、格央、白玛娜珍、列美平措、才旺瑙乳、秀旺才丹、万玛才旦等一大批作家诗人,都引人瞩目。今日藏族文坛,更加“面向世界”。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主流文坛对藏族文学知之不多,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史里,包括藏族文学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总被轻描淡写,有时甚至是整体性缺位。近年有人极力推崇德国汉学家顾彬2008年在中国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称赞此书“最大特点之一是把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格局内进行考察”,“织就了一张包容性极强的体系之网”(《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15日《新书面对面》)。然而这张“包容性极强的体系之网”,并没有真正包容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它对当代藏族文学的评述,在一个不足300字的注释里,其中绝口不谈当代藏族文学的划时代成就,说的却是阿来、扎西达娃等“西藏作家身上成问题的地方”,而他说的“三点问题”似是而非,在史实上和学理上反而大成“问题”。由此看来,改变对藏族文学缺知少识时见错评误读的状况,尚需时日。

　　二

　　“藏族文学是高海拔地区的独特文学”,这是丹珠昂奔关于藏族文学的又一个重要论断。他运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文学地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细致深入地分析藏族文学,使其藏族文学研究别开生面,也使人们从新的侧面加深了对藏族文学根本特征的认识,进一步领悟到藏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

　　丹珠昂奔在《藏族文化发展史》导论中说:“博大的青藏高原养育了博大的藏民族,博大的藏民族创造了博大的藏文化。”如果我们加以延伸,当然还可以说:“博大的藏文化成就了博大的藏文学。”请注意:这些说法的逻辑起点,都是“博大的青藏高原”。也就是说,不论是藏族和藏族文化,还是作为藏族文化组成部分的藏族文学,都是以“博大的青藏高原”为自然依托和地理基础,发生发展并繁荣兴旺的。事实上,青藏高原不仅“博大”,占中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而且“崇高”,平均海拔4000多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

　　据地理学家解释,青藏高原之所以海拔高,是因为高原上矗立着大量的高山和极高山。所谓“极高山”,是指海拔5000米以上,有雪峰、冰川的大山。海拔高度世界第一的喜马拉雅山,山名的藏语含义就是“冰雪之乡”。它有50座7000米以上的高峰,其中8000米以上的高峰10座,占世界8000米以上山峰的71.4%。青藏高原还有数不清的高海拔河流、湖泊和湿地,高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总之,青藏高原海拔极高,寒冷,缺氧,被称为“不毛之地”、“生命禁区”,可是藏族人民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而且生生不息。丹珠昂奔在《藏族文化散论》中曾引一首藏族民歌:“前面是雪山,/后面是冰川,/藏人的孩子,/就成长于冰雪之间。”这是诗,也是史。正如丹珠昂奔说的,“这不仅仅是对一些人、一群人的描述,而是对一个民族成长历程的概括。”在漫长的历史上,在极为艰苦的生存环境中,藏族人民创造了伟大的藏族文化,奉献了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保存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经典,弘扬发展了佛教文化。他们的历史业绩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高海拔”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人文地理环境,对藏族文学有什么影响,给它带来什么样的独特性呢?在通常意义上,作家的思想倾向、性格气质、审美趣味、艺术思维方式,作品的主题题材、形象意象、艺术形式、表现手法、文学风格等,都或深或浅地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丹珠昂奔在阐述“藏族文学是高海拔地区的独特文学”这一论断时指出:“文学是人学,人离不开环境,离不开他赖以成长的民族传统。因此,历史地宏观地看待藏族文学,它给世界的人们提供的正是这些独特的环境,和这个环境造就的人们的形象、性格和审美。”丹珠昂奔还以“神秘的雪山三角”为例,论证了高海拔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藏族文学的神奇作用,以及藏族文学因此而显现的独特性:“作为环境在人们心灵深处不自觉的文化沉淀,雪山具有特别的意义……雪山的直觉形象是一个‘△’。这个三角,给人以稳重而沉厚的信息,由于这个信息长期作用,在个人的秉赋才学等之外,以民族整体而言,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而让人时刻能感受到的特点,几乎渗透到了每个民族个体身上。这才是藏人身上真正神奇的东西。”诸如此类的论证很多,而且都与藏族文学有直接关系。如对藏族生产方式、饮食习惯、生活禁忌、色彩崇尚、歌舞、服饰、居室、建筑、壁画、雕塑、堆绣的论证,都涉及藏族生存的高海拔环境、藏人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这些在藏族文学中也都有独特的表现。丹珠昂奔的论证内容丰富,很有启迪性。顺着相关思路,可补充三点:

　　第一,作为地球最高海拔地区的文学,藏族文学所描写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世界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著名藏族诗人伊丹才让说:“我是雪山的歌者。”的确如此,他歌颂“世界屋脊”上特有的雪山、冰川、江河、湖泊、蓝天,赞美雪莲、雪山、雪狮、雄鹰、牦牛、青稞和冬虫夏草,其高海拔意象系列,世界诗坛无人可与比肩。另一位藏族诗人格桑多杰也营构了这样的意象系列。他的诗《太阳的婴儿》写青藏高原的一座“极高山”,从4000米的歌一直写到8000米的歌,让4000米上丰美的草原和赛马的轻尘,5000米上茂密的森林和醉人的松香,6000米上壮丽的雪线和绽放的雪莲,7000米上每天代表地球第一个迎接太阳万道金光的石羊,8000米上撕开夜幕探望飞天姑娘的山鹰,都呈现在世人面前。当今世界上描写生态的诗人不知凡几,可是格桑多杰独树一帜,他以不同寻常的笔墨,展现了青藏高原不同生态位上的生态图景,刻画了地球最高生态位上东方山鹰的雄姿。青藏高原在“地球生态位”的最高层次上,藏族文学呈现的地球最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画面,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学可以企及!

　　第二,作为地球最高海拔地区的文学,藏族文学所表现的文化精神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丹珠昂奔在《藏族文化与审美》中说:“藏人生活在世界屋脊上,伴着高原最为壮丽的自然美景,无论有人称他们为‘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也好,‘世界上最质朴的民族’也好,还是‘最为落后的处于原始形态的民族’也好,藏民族以其博大精深、神奇独特的文化面向世界,也走向了世界。”以《格萨尔王传》等一系列艺术珍品为代表的藏族文学,既表现了藏族文化精神,也表现了人类先进的文化精神。当下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的学者已有共识:《格萨尔》是世界史诗的一个高峰。这一高峰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藏族文学“面向世界,也走向了世界”的态势与时俱增。即使是几十年前的作品,其潜在价值也正在显现。藏族当代老作家,如降边嘉措、益希单增等,曾经真实生动地描写过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历史。他们作品中细腻深刻地表现了新的人性、人道、人权、自由、平等理念,体现了藏族先进的文化精神。历史已经证实,这种精神是20世纪人类先进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期中国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与当年美国黑奴的解放同等重要。有关作品,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和恒久的历史意义。

　　第三,作为地球最高海拔地区的文学,藏族文学所拥有的审美价值,在世界文学中同样是独一无二的。几千年来,藏族文学中表现高海拔生存和高海拔审美的作品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30多年来,这类作品数量更多,质量更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有这么多描写高海拔地区生存与审美的文学作品。它拥有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特有的意象系列、人物画廊及文学形式,拥有世界最高海拔地区特有的文化精神、艺术追求和审美趣味。藏族人民不但很早就写了雪山、冰川生存,开始了雪山、冰川审美,而且写了冰天雪地中的人物与故事,记录了大量的个人记忆和族群记忆,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经验。由于他们生活于雪山冰川之中,不是观光旅游者和远距离写作者,所以他们关于雪山冰川的作品没有“文化他者”的误读和外来观光者浅层次的“审美愉悦”,字里行间蕴含着“文化持有者”的真知灼见和世代居住者的审美沉思,其审美话语产生于自然深处、社会深处、历史深处和生命深处。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不少作品才成为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珍品。

　　三

　　“作为全民信教的藏族,她的文学也渗透着佛教。”这是丹珠昂奔关于藏族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论断。丹珠昂奔的专著《佛教与藏族文学》,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藏传佛教对藏族历代诗歌、小说、传记文学、民间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渗透,并且强调:“我们只有对佛教对藏族文学诸方面的影响加以足够的分析研究,才能对千百年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藏族文学这一璀璨的艺术瑰宝做出科学的评价,也才不至于由于佛教的原因而否定这个民族的文学。”他的论断和阐述简明扼要,对我们认识藏族文学和藏传佛教的关系,具有提示性。

　　《佛教与藏族文学》一书,除“代前言”、“附录”外,共分七章:(一)佛教浸入前的藏族文学:论及远古藏人的神话传说,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藏族文学。(二)佛教诸教派的形成是佛教浸入藏族文学的必然原因:论及佛教的传入和立足,佛教诸教派的形成与整顿,以及佛教深入人心深入文学的原因和过程。(三)佛国印度文学对藏族文学的历史性影响:论及藏区蓬勃发展的翻译事业与藏文《大藏经》,印度文学对藏族文学影响的诸多方面。(四)藏族文学中的神佛及宗教者形象:论及藏族文学中“死去的佛”、“活着的佛”和其他类型的佛,以及宗教职业者,对《米拉日巴传》中的米拉日巴形象的分析颇多。(五)藏族文学与寺院:论及寺院组织及其经济和教育,寺院与藏族文学作者,寺院对藏族文学的贡献及阻碍。(六)应当科学评价藏族文学中的佛教思想:论及四圣谛、缘起论与辩证思维,藏族文学中对因果报应的描写与事物的因果性,“善”与藏民族善良、正直的美学道德观念,以及“三界九地”与艺术想象。(七)佛教与藏族当代文学:论及佛教与粉碎“四人帮”之前、之后的藏族文学,以及以佛教为主导的藏族文化的个性弊症与藏族作者的历史责任。

　　我们之所以对《佛教与藏族文学》的目录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是因为目录本身显示了本书的丰富性、深邃性和鲜明的价值判断,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论题。这本书1988年出版,只有15万字,但是厚重而大气,至今未失其学术光芒。第一,海涅当年曾说:“法国人最近读了我们一些作品,就以为能够理解德国了。然而他们借此只不过从完全无知的状态,刚刚上升到问题的表面,因为只要他们不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仍是一些默默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哑谜。”(《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海涅说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问题,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也存在。藏族之外的读者难以进入藏族文学的堂奥,甚至读不懂相关的汉译作品,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藏族的宗教和哲学缺乏必要的了解,而丹珠昂奔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道。第二,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对解读其文学这么重要,研究一个民族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如此不可或缺,可是国人常把宗教和迷信等同,把研究者和信仰者合一,或者把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看成无法破解的难题。对少数民族宗教和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因为涉及特别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所以学术界避之唯恐不及。这样一来,基督教、道教、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虽然都有人研究,所说的“中国文学”却都是汉族文学,所谓“佛教”也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长期是空白。丹珠昂奔的《佛教与藏族文学》在这种情况下问世,表现了可贵的历史担当精神、难得的学术胆识,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第三,所有的宗教在价值判断上都存在二律背反现象:它给人精神慰藉,也给人迷思,其积极面和消极面同时存在。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也如此,它对作家、作品、读者的作用,有正有反,并不单一。丹珠昂奔的《佛教与藏族文学》阐明了藏传佛教对藏族文学的积极意义,同时不讳言藏传佛教对藏族文学的消极意义。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藏民族作为一个文字统一、境域连接的民族,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藏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们,在这以苯教为基础,佛教为指导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创造着雪域民族的精神产品,发展着藏文学。”又指出,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藏族传统文化也存在“个性弊症”,对藏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阻障作用”。在他看来,“不懂得佛教就无法理解藏族人民,不懂得佛教也无法塑造好藏人形象”,同时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佛教已与藏文化融合,许多人将自己对民族的热忱赤忠之心,寄托在对寺院和佛教的情感中”,正因为如此,他不赞成对相关问题进行轻率的批判或否定。应当说,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同时不应忘记的是,作为杰出作家,丹珠昂奔自己的创作也时常写到藏族的神和藏族的人。由于对神与人有深刻的理解,对文又有圆熟的把握,不少篇什组成了人性、神性和诗性的美妙变奏,有很强的启迪性和可读性。

　　责任编辑 哈闻

　　出自: 《民族文学 》 201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