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与亚洲早期太阳崇拜的关系

　　佛光与亚洲早期太阳崇拜的关系

　　刘丽娜

　　太阳崇拜具有普遍意义，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过日神信仰的历史。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过，凡是太阳照耀的地方，均有太阳崇拜的存在；宗教学研究权威麦克斯·缪勒认为：“一切神话均源于太阳”；“引日约全书》中认为上帝耶和华于火中诞生，更多民族的原始信仰无不与太阳或者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那么，创建自公元前6世纪的佛教呢?它是否也与太阳崇拜有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佛光作为佛陀智慧的象征，与亚洲早期太阳崇拜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太阳崇拜和佛光作为不同阶段的相同文化现象，表明了人类宗教文明的不断进步。

　　一、佛光的概念和表现

　　佛光又称灵光，是佛陀眉宇间的白毫所辐射的光辉，是佛陀智慧和法力之源，是佛陀“三十二相”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佛教艺术中，白毫多以或凸或凹的圆点表示，是备受偏爱的艺术传统。“三十二相”最初并不限于佛，为古印度的传说，认为这种相都是大人相(梵语，指佛的伟大标记)。凡是具备这种相的人在家为轮王，出家就会成为无上觉。发展到了现在则主要用于佛，它是佛超凡人圣的象征标志。由于“三十二相”内容繁多，所以在佛教艺术中，往往只能看到最重要的妙相，而佛光就是佛陀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它是佛像的灵魂，象征佛陀的庄严神圣和不可侵犯。

　　佛光以佛像产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表现阶段。原始佛教主张无神论，反对偶像崇拜，认为佛陀伟大神圣，任何以人形出现的佛像都是对佛的不敬，所以往往以“法轮”、“莲花”等佛相喻示法象征佛陀的存在。此时由于佛像尚未产生，佛光的表现仅局限于佛经中相关的文字性描述，如：眉间白毫相，常光一丈相等。对于佛光的理解，信众也只能通过自身的参透和想象。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和广大信徒对释迦舍利的尊崇，1世纪后期犍陀罗佛像首先出现在佛传故事浮雕中，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用于膜拜的佛像。佛像的大量需求和生产自然刺激了佛光艺术的产生，佛像的头光、背光和身光(以下统称为背光)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用来表现佛陀身上不同部位佛光的。它们是佛像产生后，佛光在绘画、雕刻、建筑等物质艺术载体上视觉化的平面或立体的形象，是佛光的实体化和具体化。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但一般情况下佛陀的眼帘都内敛地垂下，然而背光的出现，似乎又为我们一览无余地敞开了佛陀的心扉。实际上背光是佛像的第二双眼睛，是佛陀精神世界的缩影。这也就决定了背光独特而重大的意义。“光轮或光晕所传递的艺术效果表现了发光的氛围或发亮的云彩，这是圣化之人的身份标志。”[2]其含义有二：第一，“那是一种驱散黑暗与无知的精神之光，同时也象征着智慧和心灵的纯净”；第二，它充分反映佛陀已经升到五蕴皆空、辉煌灿烂、圆觉无碍的精神境界。

　　二、佛光的“太阳化”特征

　　佛家认为，只有与佛有缘的人，才能看见佛光，因为佛光是佛眉宇间放射的智慧之光、吉祥之光。然而自佛教创立以来，真正“有缘”目睹佛光的人寥寥无几，而描叙和表现佛光的佛经和艺术作品却数不胜数，其大多都以“太阳化”的特征来表现佛光，即佛光(头光、背光和身光)都是以太阳为母版，表现为佛光的型圆、放射状以及火焰纹三大特征。

　　佛光中圆的应用。圆的概念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最初阶段，那个时期对圆的认识也是从日月而来的。“天空中最引人注意和经常影响人们生活的是太阳，太阳每天在天空中东出西人，光芒万丈，耀眼眩目，寒冷时给人送来温暖，又能使万物生长。”[3]正是因为它对人类的影响很大，因而成为先民们最早认识和关注的对象；圆象征太阳与光明，人类很早就知道用圆来装饰，在旧石器晚期及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对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之后出现的佛教艺术更是把圆型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佛的背光多呈圆形、椭圆形，是衬托佛像的主要表现手法，这样横的圆和竖起圆相互套叠，形成一定的立体空间，寓意了佛五蕴皆空、圆觉无碍、澄思静虑、静穆安详的精神境界。“当人仰望时则给人以旋转、空灵、深邃之感，体现了宗教圣地的神圣和庄严。”[4]敦煌壁画几乎所有画面之中，都出现有象征佛法无边圆觉无碍的背光，而不管是头光、背光还是身光，都是以圆或椭圆为主。圆有浑圆一体周而复始之意，它包容一切大而无边，集美与大于一身，这些圆既把画面点缀的光辉灿烂，又把佛陀衬托的神圣智慧，因而在佛教艺术中自然成为象征佛陀圆觉安详的艺术物质载体。在敦煌第245窟南壁，就有一副体现“圆”威力的画面：一群妖魔鬼怪正要向沉思中的佛陀攻击，眼看即将得逞，佛陀身体突然出现一圈圈金色的光环，由于被层层无限循环的光环所笼罩，佛陀仍然沉思静虑安坐慈祥，而那些妖魔鬼怪则在象征法海无边的圆圈中痛苦呻吟伏地投降了。这样的背光大量存在于各种佛教艺术作品中，象征着佛陀神秘莫测和光辉灿烂的精神境界。

　　放射状的佛光。“身金色相”、“常光一丈相”(“三十二相”内容之一)就是对佛陀佛光最早的描述之一，其意是说佛陀全身光辉如金，身体常常放出一丈高的光芒。东汉《理惑论》第十二章载：“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毗卢遮那佛(梵语音译)意为光明遍照一切，即能使三千世界永放光明。在佛教艺术中，放射状的佛光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犍陀罗艺术中的迦毕试样式以及我国早期佛像都是很好的例证，如《舍卫诚神变》中的佛陀“腾升虚空，放射霞光，……头光周围的锯齿表示光芒”[5]。西域佛像中克孜尔石窟的123窟壁画中的立佛像，佛头后就绘有放射着光芒的圆形背光，在圆形背光之外，又绘有同样放射着光芒的椭圆形举身背光。这样的佛像在迦毕试样式及中国敦煌佛教作品中都大量存在。

　　佛光中的火焰纹。主要表现在犍陀罗艺术后期的迦毕试样式的佛像中。火来自太阳，是太阳的特征之一。火崇拜是太阳崇拜的表现形式。太阳本身就是一个大火球，是火之源。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就曾认为：一切火崇拜都起源于太阳崇拜。[6]影响印度犍陀罗艺术中佛光火焰纹的波斯拜火教，也是原始太阳崇拜的遗存和延续。由于火焰纹能充分体现佛、菩萨的佛光和法力，其图纹抽象简约又寓意深刻，所以在背光图案中，火焰纹是一种重要装饰题材。在迦毕试样式中，焰肩佛形象丰富，佛像双肩喷出火焰，背光四周也饰有火焰。在敦煌早期背光图案中，火焰纹成为装饰背光的主要题材。建于北魏时期的文殊石窟中的中心柱窟的佛像身后，以及十六国后秦时期开凿的第六龛中结跏跌坐于莲花座上，身后都有火焰背光[7]；雷峰塔出土的吴越国鎏金铜像中的身光也有熊熊的火焰。这些象征佛陀精神力量和神圣威力的火焰纹恰似天空中燃烧的太阳。

　　综上三点可以看出，佛光具备太阳的型圆、放射、火焰三个特征，是以太阳为母版的一种演化体，可以看做是原始太阳崇拜在佛教艺术中的体现和延续。史苇湘先生认为佛教艺术的魅力在于神的形象的人格化[8]，而以太阳为母版的佛光及其艺术的产生，也是佛教能够深入人心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宗教必须依赖艺术，然而宗教艺术最终为宗教服务。佛教又称为像教，就是说佛教的主要宣传方式是“以像设教”，而“要使雕塑更好地起到宣传的作用，就必须使艺术形式尽可能地做到既有外在形式美又有内在的精神性。艺术性越强，其感召力越大，感化效果就更好，使观者在接受宗教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了宗教的教义。”[9]以太阳为母版的佛光的出现，正好同时满足“形式美”与“内在的精神”这两个要求。“当我们来到这些佛像面前，一种至高无上的威严和神秘总是笼罩在这上空，庄严而莫测的目光似乎透视着我们全部的心灵。”[10]——这就是佛光的力量!佛像是佛教的象征，佛光是佛像的灵魂，佛像如果没有了佛光，佛的神圣便黯然失色，而佛光是原始太阳崇拜的一种演化体，除了佛光的三个“太阳化”特征之外，佛教发源地以及佛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的原始自然崇拜内容也能说明这一点，可以说亚洲悠久的原始太阳崇拜传统是佛光产生的温床和成长的摇篮。

　　三、亚洲原始太阳崇拜概况

　　人们为了讨好神，总是把当时最好的东西奉献给神；同时，宗教为了迎奉人们的心理，扩大其影响，自然会借助当时对人们影响最重要的东西来吸引和蛊惑信徒。“佛的形象改变着信众的心灵，信众的目光也改变着佛的形象。”[11]佛教是半个亚洲的信仰，这与佛光的出现迎合了有崇日传统的亚洲也有很大的关系。太阳从古至今都是人们关注和崇敬的天体，世界各国都有过崇日的传统和信仰，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崇日传统，为之后的佛光普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远古中国，崇日信仰普遍存在且源远流长。

　　第一，大量考古资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中，发现与太阳相关的图像有两种：一种是日鸟相结合的图像，一种是圆圈(圈内加点)形太阳纹样[12]；与太阳崇拜相关的遗址遗迹众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新疆罗布涿尔新石器时代墓地、荣成成山头遗址、烟台芝罘岛阳主庙等；另外，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的装饰图案中，常常能看到“十”字纹或其变体的符号，它们大体都是太阳图案的各种简化和变形形式，反映了一种共同的主题——太阳或光明的象征。[13]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马厂时期(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彩陶上就有“卍”(音同“万”字)出现。著名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早期人类在各种器物和岩石上留下的符号、图画可充分反映当时的信仰。纹章学家认为，“十”字、“卍”字均象征太阳神。现在，“在中国，‘卍’字符作为一个特定的吉祥符号，它出现在佛祖的胸前，象征着佛祖的思想，是一种瑞相，一种吉祥万德的标志，可以说是转世之轮永不变更的中心”[14]。

　　第二，中国古代岩画存在大量有关太阳崇拜的图案，尤为重要的是在云南沧源古代岩画中，有两个太阳图案竟与佛的头光和身光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个人，头部为一个大圆点，圆点的四周是放射的光芒，一手执棒，一手执盾状物；第二个人展臂叉腿，在人的膝盖上部，画了一个大圆圈，人的大部分在圆圈之中，圆圈四围放射着光芒，光圈中的人一手执弓，一手执棒状物(图1、图2)[15]。

　　第三，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太阳崇拜的记载，并且太阳神与远古华夏民族的起源有着很大的关系。最早记载日月神话的文献是《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说：“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氏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16]；《大荒东经》亦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与乌。”《尚书·尧典》曰：“(舜)肆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17]可见日月在史前时期就被先民奉若神明。《仪礼·觐礼》：“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月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18]意为天子打着绘有日月图像的旆旗，率众出城拜祭太阳，如果正值春季就到南门拜祭，如果正值冬季就往北门拜祭；《礼记·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19]《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中国古代用于神明人君的尊贵称呼，上至伏羲下至皇、帝、昊等，也都与崇日信仰有关。

　　第四，中国古代国都王城的建筑也深受崇日信仰的影响。“历代帝王法地象天，规划建设帝都宫阙，先是将人间社会倒影天土，创造了以天帝太一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天上诸神体系和星宿世界，又以之为模本塑造国都和宫室……无论布局、命名还是意象上，都是一曲曲太阳崇拜的颂歌。”[20]

　　第五，中国人的尚红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崇日观念。“‘炎黄子孙，火土相乘’，中国红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底色，是中华民族对日的膜拜和对火的皈依后燃烧起的精神嬗变。”[21]“炎帝者，太阳也。”[22]“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23]可见炎黄二帝都是太阳神或其化身，我们是炎黄子孙，说明中华民族尊崇太阳与祖先的统一。

　　印度的原始太阳崇拜，从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300一前1750，又称为哈拉帕文化)古城遗址出土的印度河印章中就有所体现。印度河印章正面上除了印刻的象形文字外，还刻有“卍”字、“十”字图案，它们生动简洁地反映了太阳的万丈光芒光照四方之意。‘卍’字符在古梵语中意为幸福和吉祥，它最早出现在公元2--3世纪耆那教领袖的雕塑中，象征该教先师之一的苏帕显婆，它蕴藏着太阳光辉和转世再生的意义。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之一《梨俱吠陀》(约公元前1300一前1000)中，就收集了近千余首颂扬和赞美吠陀诸神的梵语诗，吠陀诸神多半是天空、太阳、雷电等自然崇拜的对象，而后来印度的多神教也源于各种自然现象，如太阳、雷电、火等的人格化。“在《梨俱吠陀》中太阳的称号叫‘阿耆尼阎摩’，意思是众生之主。”[24]不仅如此，在古印度创世神话里，世界缔造者梵天与太阳的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诸多神灵具有太阳神性，如毗湿奴、毗婆首陀等。由此可见崇日观念是印度宗教思想和自然崇拜中最流行和重要的一个，不仅如此，崇日观念的生命力也很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吠陀诸神逐渐黯淡，只有吠陀主神因陀罗和太阳神苏利耶还在婆罗门教万神殿中保留着很高的地位，而且苏利耶这一日神形象现在仍存于印度民间。佛教里的日天就是印度神话中的太阳神苏利耶，日天就是日宫天子，又叫做宝光天子或者宝意天子，佛教把他当作自己的护法神。[25]摩奴是太阳神苏利耶的儿子，在印度经典神话中，就有一则生动讲述摩奴挽救和创造生灵并因此成为人类始祖的故事。这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佛光能够成为佛陀“三十二”相中最主要妙相之一的原因。

　　在东亚其他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等地，日神的地位也备受崇拜，地位显著。古代朝鲜、蒙古的国旗上有太阳，朝鲜的国名就是“朝日鲜红”之意；日本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是始祖神，日本皇室就认为他们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古事记》中就有对此的有关叙述，至今日本的国旗上也体现了崇日信仰；同日本皇室一样，过去的印度尼西亚王室也认为太阳是他们的天神，而他们都是太阳神的后代；西亚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的日神也是重要的神只，苏美尔英雄史诗《吉尔迦美什》对他们的日神乌图就有所描述，而日神夏马是闪族中最古老的神；古伊朗最早的生殖崇拜和火祭仪式均和太阳有关；阿拉伯地区在国家正式产生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崇日信仰曾广泛地存在着。

　　从亚洲原始太阳崇拜的总体而言，日神在亚洲总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即便在有些地区处于从属地位，但至少也在中间偏上。可以说，佛教是在亚洲崇日传统和信仰浓厚的氛围环境中孕育、诞生和成长的，佛光是佛教在崇日信仰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文化现象。

　　四、结 语

　　总之，太阳崇拜表达了人类对光明的向往，佛光作为佛陀智慧与慈悲的象征，正是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明灯。所以，与亚洲原始的“太阳”崇拜相连贯，佛光以太阳的特征呈现出来。由于亚洲具有浓厚悠久的崇日传统，佛教产生后逐渐借助太阳的神圣光辉美饰于佛陀的眉宇之间。所以，佛光不仅是佛陀的灵魂，也是佛陀至高无上，并最终成为半个亚洲的信仰。然而，在佛教信仰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原始太阳崇拜却衰落了，这个上升与衰落的过程，却正好表明了宗教的不断进步。

　　(刘丽娜：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注释

　　[1] 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2] [英]迈克尔·乔丹著，何可人译：《佛迹画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3]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4] 李辉、罗铭：《法轮圆转美奂三危——谈圆的装饰造型在敦煌壁画中的应用》，《天水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5] 王镛：《印度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6] [德]L·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329页。

　　[7] 李裕群：《山野佛光——中国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8] 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9] 杨学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与中国魏晋南北朝宗教雕塑之发展基础比较》，《重庆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0] 谢成水：《唐代佛教造像理想美的形成》，《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

　　[11] 郑岩：《中国表情：文物所表现中国人的风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2] 王守功：《古所见中国古代的太阳崇拜》，《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

　　[13] 何新：《诸神的起源》，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4] 鲍小龙：《亦字亦纹的“卍”字符与太阳崇拜的关系》，《东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5] 汪宁生：《云南沧源岩画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5页。

　　[16] 杨帆、邱效瑾注译：《山海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

　　[17] 周秉均注译：《尚书》，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8页。

　　[18] 彭林注译：《仪礼》，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76页。

　　[19] 陈戍国撰：《礼记》，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64页。

　　[20] 吴庆洲：《太阳崇拜与中国古代建筑》，《新建筑》1997年第2期。

　　[21] 李尔山：《中国人为何偏爱红色》，《中华遗产》2007年第2期。

　　[22] 《白虎通德论》卷十，四部丛刊本。

　　[23] 《尚书大传》，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24] [英]查尔斯·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商务印务馆1982年版，第164页。

　　[25] 王慧编：《印度神话》，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