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三吴”佛寺考

　　东晋时期“三吴”佛寺考

　　杨维中

　　此文所说的“三吴”，包括吴郡、吴兴、会稽三郡统治区域。“三吴”地区为六朝最重要的经济区，为帝畿所在，又为江南鱼米富足之区。从佛教的传播来说，“三吴，，地区是仅次于庐山、建康的佛教中心。

　　一、吴郡

　　吴郡处太湖之岸，包括现今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一部分，郡治为吴县，即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从佛教来讲，是以苏州为中心的佛教传播中心。由于此地背靠东晋首都建康，又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此地的数座山丘是当时江南隐居者的宝地，因此，东晋时期，吴郡寺院众多，高僧辈出，佛教于此地很是兴盛。

　　根据《高僧传·释慧达传》的记载，至迟于西晋末年，吴县已有东灵寺和通玄寺两座寺院。根据记载，通玄寺有佛像，来源神秘，“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癸酉之岁，浮在吴松江沪渎口。渔人疑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于是风涛俱盛，骇惧而还。……后有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闻而叹曰：‘将非大觉之垂应乎?’乃洁斋，共东灵寺帛尼及信者数人到沪渎口，稽首尽虔，歌呗至德。……即接还安置通玄寺。吴中士庶，嗟其灵异，归心者众矣”。[1]此文中涉及到吴县东云寺、通玄寺两座寺院。东灵寺的僧徒获得石像后，接还安置于吴县的通玄寺。对此，《法苑珠林》卷十二说，“事源委曲，已详旧碑”，当时有旧碑流传，具载其事。[2]根据《高僧传》卷十三《慧达传》记载，有僧慧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昼夜虔礼，未尝暂废”[3]。可见，至东晋，安奉此像的通玄寺香火仍然兴盛。

　　吴郡的中心寺域是虎丘寺，位于“吴县西北九里二百步”[4]。唐陆广微撰《吴地记》说：“其山本晋司徒王殉与弟司空王珉之别墅。咸和二年，舍山为东西二寺，立祠于山。”根据此说，虎丘寺乃东晋时司徒王殉与其弟于咸和二年(327)舍别墅而建造，分为东、西两寺，号东虎丘寺和西虎丘寺。其地古有“剑池”，“池旁有石，可坐千人，号千人石”。

　　东晋时期，吴县新修一寺，寺额为支山寺。此寺位于支硎山，在吴县西十五里，是东晋最著名的高僧之一——支道林初创。《广弘明集》卷三十收载有支遁《八关斋会诗》三首，诗前有《序》说：“间与何骠骑期，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畅，至四日朝，众贤各去。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遂便独住。”[5]对于此事，有学者将此系于咸康八年(342)[6]，当时支道林已经出家五年。大概在此年之后，支道林在吴县支硎山创修佛寺。

　　《高僧传》卷四《支道林传》记载：支道林“后还吴，立支山寺”[7]。关于此，宋代范成大《吴郡记》卷九《古绩》记载：“支遁庵在南峰，古号支硎山，晋高僧支遁尝居此，剜山为龛，甚宽敞，道林又尝放鹤于此，今有亭墓。道林喜养骏马，今有白马口，云饮马处也。庵旁石上有马足四，云是道林飞步马蹄也。”

　　东晋时期，吴县有闲居寺。根据《高僧传·释僧业传》记载：释僧业(367-441)，“姓王，河内人。幼而聪悟，博涉众典。后游长安，从什公受业。见新出《十诵》，遂专功此部，俊发天然，洞尽深奥。什叹曰：‘后世之优波离也。’值关中多难，避地京师，吴国张邵挹其贞素，乃请还姑苏，为造闲居寺。地势清旷，环带长川，业居宗秉化，训诱无辍。三吴学士，辐辏肩联，又以讲导余隙，属意禅门。每一端坐，辄有异香，充塞房内，近业坐者，咸所共闻，莫不嗟其神异。”[8]从传文所记看，僧业在鸠摩罗什圆寂之后，从关中南下至建康，后来受张邵的邀请至吴郡弘法。文中的“吴国”是吴郡曾经用过的郡名。根据文献记载，东晋咸和元年(326)，司马岳封为吴王，吴郡被改为吴国，吴县隶吴国。南朝宋永初二年(421)，罢吴国，其地复为吴郡，吴县仍为吴郡首县。《十诵律》是鸠摩罗什与厨宾国沙门弗若多罗、西域沙门昙摩流支等于姚秦弘始六年(404)至弘始七年，在长安译出的。一般以为鸠摩罗什圆寂于弘始十五年。如果以罗什圆寂后僧业始至建康计，僧业到姑苏时已经至东晋末年。张邵，《宋书》卷四—卜六有其本传。而依据《宋书》记载，吴县张氏一族乃高门士族。《宋书》卷53《张茂度传》说：“张茂度，吴郡吴人，张良后也。名与高祖讳同，故称字。良七世孙为长沙太守，始迁于吴。高祖嘉，曾祖澄，晋光禄大夫。祖彭祖，广州刺史。父敞，侍中、尚书、吴国内史。”[9]张茂度，名裕，乃张邵之兄。张邵之父张敞曾经为吴国内史、吴郡太守。张邵之子张敷，在晋宋之际，也历任高官。从这些材料可知，闲居寺乃是张绍为僧业所修造，时间大致在东晋末年。

　　由于僧业的坐镇，闲居寺东晋末年至宋齐时期，成为弘扬《十诵律》的中心。《高僧传·释僧业传》记载：“昔什公在关，未出《十诵》，乃先译《戒本》，及流支人秦，方传大部，故《戒心》之与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异。业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传诵，二本并行。业以元嘉十八年，卒于吴中，春秋七十有五。业弟子慧光，袭业风轨，亦数当讲说。”[10]僧业圆寂于441年，在吴地二十余年，培养了不少弟子。除慧光之外，还有僧璩。

　　《高僧传》卷十一《释僧璩传》记载：“释僧璩，姓来，吴国人。出家为僧业弟子，总锐众经，尤明《十诵》，兼善史籍，颇制文藻。始住吴虎丘山，宋孝武钦其风闻，勅出京，师为僧正悦众，止于中兴寺。”[11]僧璩后移止建康庄严寺，卒于所住，春秋五十八。撰有《述胜鬓文旨》，并撰《僧尼要事》两卷，至梁代仍然流行。

　　另外，《高僧传》卷七《释昙斌传》记载，昙斌也曾经师从僧业学习《十诵律》。《高僧传·释昙斌传》记载：“释昙斌，姓苏，南阳人。十岁出家，事道讳为师。始住江陵新寺，听经论，学禅道，覃思深至，而情未尽达。夜梦神人谓斌曰：‘汝所疑义，游方自决。，于是振锡挟衣，殊邦问道。初下京师，仍往吴郡，值僧业讲《十诵》，冶听少时，悟解深入。”[12]昙斌于宋元徽中(473--477)卒于建康庄严寺，春秋六十七。从《高僧传》的记述看，昙斌于僧业坐席下学习应该是刘宋初期。

　　东晋时期，有僧僧诠活动于闲居寺和虎丘寺之间。《高僧传》卷七《释僧诠传》记载：“释僧诠，姓张，辽西海阳人。少游燕齐，遍学外典，弱冠方出家，复精炼三藏，为北土学者之宗。后过江，止京师，铺筵大讲，化洽江南。吴郡张恭请还吴讲说，姑苏之士，并慕德归心。初止闲居寺，晚憩虎丘山。诠先于黄龙国造丈六金像，人吴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东寺。诠性好檀施，周赡贫乏，清确自守，居无兼币。”[13]僧诠在吴郡影响很大，后来至吴兴郡之余杭。

　　总体上说，东晋时期吴郡最重要的佛教中心是虎丘山，此山的虎丘西寺、东寺代有高僧，影响很大。

　　现今可知的虎丘寺最早的僧人是支昙钥，《高僧传》卷十三记载：“支昙钥，本月支人，寓居建业。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吴虎丘山。晋孝武初，勅请出都，止建初寺。孝武从受五戒，敬以师礼。”[14]从这一记载可知，昙钥属于月氏移民后裔，年少出家后本住于今苏州虎丘山。孝武帝登基未久，敕请其到建康住锡于建初寺。孝武帝登基的时间是咸安二年(372)七月，而一般以为，虎丘寺初建于此年。从这个角度推测，支昙钥是最早住持此寺的高僧。

　　竺道壹，俗姓陆，东晋吴郡人。自幼出家，“晋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从汰公受学。数年之中，思彻渊深，讲倾都邑”[15]。太元十二年(387)，竺法汰圆寂之后，道壹“乃还东，止虎丘山。学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阳尹移壹还都。壹答移曰：‘盖闻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夺其性。弘方由于有外，致远待而不践。大晋光熙，德被无外，崇礼佛法，弘长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远万里，被褐振锡，洋溢天邑，皆割爱弃欲，洗心清玄，遐期旷世。故道深常隐，志存慈救。故游不滞方，自东徂西，唯道是务。虽万物惑其日计，而识者悟其岁功，今若责其属籍，同役编户，恐游方之士，望崖于圣世，轻举之徒长，往而不反。亏盛明之风，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宾，无关天台，幽薮之人，不书王府。幸以时审，翔而后集也。’壹于是闲居幽阜，晦影穷谷”[16]，在虎丘山隐修数年，后来应邀至会稽。不久，道壹又回到虎丘山，以晋隆安年(397---401)间中，遇疾而卒，即葬虎丘山南，春秋七十一。竺道壹到虎丘寺的时间是387年之后，他又圆寂于此寺，可见，道壹在虎丘寺住锡的时间相当长，对吴郡佛教的发展贡献卓著。道壹有弟子道宝，“姓张，亦吴人。聪慧夙成，尤善席上。张彭祖、王秀琰，皆见推重，并著莫逆之交焉”[17]。可以推知，竺法汰一系通过道壹在虎丘山传承了下来。这也许就是竺道生被摒出建康后来到虎丘的原因之一。——此事发生于刘宋元嘉年间，此不赘述。

　　根据《高僧传》的记载，东晋时期，吴郡还有一所寺额为台寺的寺院。《高僧传》卷六《释道祖传》记载：释道祖(347--419)，吴国(即江苏苏州市)人也。“少出家，为台寺支法齐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务学。后与同志僧迁、道流等共人庐山七年，并山中受戒，各随所习，日有其新。……祖后还京师，瓦官寺讲说。桓玄每往观听，乃谓人曰：‘道祖后发，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辅正，欲使沙门敬王，祖乃辞，还吴之台寺。有顷，玄篡位，勅郡送祖出京。祖称疾不行，于是绝迹人事，讲道终日。”[18]从这一叙述可推知，台寺建寺至少不晚于东晋中期。道祖后来到建康瓦官寺，在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403)提出令沙门礼敬王者之事后，离开建康，重回吴郡台寺。道祖以晋元熙元年(419)卒，春秋七十三。由此可推知，道祖晚年在台寺弘法十六、七年。

　　关于“台寺”的寺额的寺院，还有史料似乎表明应该为“绍灵寺”。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记载：“东晋太元二年，沙门慧护，于吴郡绍灵寺建释迦文一丈六尺金像，于寺南傍高凿穴，以启铬铸。”[19]此中的重要线索是慧护。经过查阅文献可知，《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著录的《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有“吴郡台寺释慧护造丈六金像记”[20]，此文原来收载于《法苑杂缘原始集》卷八中，此书已散失。此外，《名僧传抄》目录表明，“《名僧传》第二十七《造经像苦节六》”本来有“晋吴绍灵寺惠护传”。《名僧传抄》和《出三藏记集》都是南朝梁代的著作，应该说编写时所以依据的资料来源一致的可能性很大。一本书说惠护的寺籍是绍灵寺，另外一本说是吴郡台寺释慧护，对照可知，不能排除二者之一时传抄错误所致。然而，关于竺道祖，慧皎所撰《高僧传》称之为“晋吴台寺释道祖”，而宝唱所撰《名僧传》称之为“晋吴郡台寺释道祖”。值得注意的是，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三所记文字大致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一致，但却说“慧护”为“支慧护”。这一细节颇为重要，似乎应该不是一时失误。如前所叙述，《高僧传·释道祖》说，道祖为“台寺支法齐弟子”，而在东晋时期，僧人大多数是以“师姓”(其实是老师的国籍)为姓氏的，“支慧护”称呼说明其师或者师祖是龟兹僧人。这似乎多少与“台寺支法齐”多了一层关系。上述几种文献，僧佑是梁初僧人，略早于慧皎和宝唱，而从唐道宣的记载来看，其对绍灵寺建释迦金像的叙述，最终来源可能是“吴郡台寺释慧护造丈六金像记”一文。总而言之，考虑到上述文献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也考虑到“绍灵”二字的繁体与“郡台”二字的相似性，笔者以为所谓的吴郡“台寺”很大可能就是吴郡绍灵寺。

　　《高僧传》卷六《释道祖传》说，僧迁、道流等年二十八而卒，且有庐山慧远的喟叹语。有关鸠摩罗什传记中提及，鸠摩罗什也有弟子叫僧迁、道流。另外，《高僧传》卷七《释僧镜》提及“台寺沙门道流”，如文中说：“释僧镜，姓焦，本陇西人，迁居吴地，至孝过人，轻财好施，家贫母亡，太守赐钱五千，苦辞不受，乃身自负土，种植松栢，庐于墓所。泣血三年，服毕出家。住吴县华山，后人关陇，寻师受法，累载方还。停止京师，大阐经论。司空东海徐湛之重其风素，请为一门之师。后东反姑苏，复专当法匠。台寺沙门道流请停岁许，又东适上虞徐山，学徒随往，百有余人。化洽三吴，声驰上国。”[21]释僧镜宋元徽中(473-477)卒，春秋六十七。从这一叙述，释僧镜出家学道是在东晋末年或者刘宋初年，主要活动于刘宋时期。然而，“台寺沙门道流”应该是东晋末期至刘宋初期，吴郡很有影响的僧人。

　　根据唐陆广微撰《吴地记》记载，东晋时期吴县新建灵岩寺。其文说：“花山，在吴县西三十里。其山蓊郁幽邃。晋太康二年生千叶石莲花，因名。山东二里有胥葬亭，吴王阖闾置。亭东二里有馆娃宫，吴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灵岩山是也。晋太尉陆玩舍宅置寺，宫旁有石鼓，大三十围。”此寺现在苏州城木渎镇。因为《高僧传》等文献中未曾有此寺建于东晋时期的记载，此处不赘述。

　　此外，两晋时期属于吴郡的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也有佛寺建于此时。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记载：

　　晋咸和中，北僧安法开，至余杭欲建立寺。无地欠财，手索钱贯货之积年，得

　　钱三万，市地作屋，常以索贯为资。欲立刹，无舍利。有罗幼者，先自有之，开求不

　　许。及开至寺礼佛，见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随来，见之喜悦。与开共立

　　寺宇于余杭云。[22]

　　依照此文记载，此寺建造于东晋咸和年(326--334)，且供奉又舍利。修造者为从北方来的僧人安法开和罗幼。遗憾的是，文未记载寺额。

　　二、吴兴郡

　　三国时期，东吴宝鼎元年(266)，吴国以乌程(今属浙江省湖州市)为郡治置吴兴郡，“吴兴”之名始于此，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至江苏省宜兴一带。晋朝义熙初年，移至吴兴(今浙江吴兴)，其时辖地在今浙江省临安市、湖州市、余姚市、杭州市、德清县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一带。东晋在吴兴乌程(浙江湖州)筑荻塘，溉田千顷。刘宋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经过大规模开垦，吴兴成为江南最发达富庶的地区之一。从佛教而言，此地是连接建康佛教和会稽佛教的中介，尽管不如此二地兴盛，但与西晋时期相比，显然有所进展。

　　关于东晋时期的吴兴佛教，现存资料不多，最重要的是《高僧传》卷五《竺法旷传》的相关记载。

　　竺法旷(327---402)，姓睾，下邳人，寓居吴兴。《高僧传》卷五《竺法旷传》记载：他“早失二亲，事后母，以孝闻。家贫无蓄，常躬耕垄畔，以供色养。及母亡，行丧尽礼，服阕出家，事沙门竺昙印为师”[23]。这一段叙述，暗示法旷出家应该是在成年之后，而其师竺昙印如果不是印度僧人，至少昙印之师(或祖师)应该是印度僧人。此外，从下文叙述看，昙印应该是常住于吴兴某寺的。如后文所说：“印明钗有道行，旷师事竭诚。迄受具戒，栖风立操，卓尔殊群。履素安业，志行渊深。印尝疾病危笃，旷乃七日七夜祈诚礼忏。至第七日，忽见五色光明，照印房户，印如觉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后辞师远游，广寻经要。还，止于潜青山石室。”此中的“于潜”即吴兴郡的于潜县(今属浙江省临安市)，文中说昙旷离开其师参学，“还归”吴兴，住于于潜县青山“石室”。所谓“石室”也就是现代考古界所说的石窟寺。对于昙旷来说，吴兴既是其全家寓居之所，也应该是其皈依竺昙印出家受具足戒的地方。

　　法旷是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以往生弥陀净土为修行法门的高僧。《高僧传·竺法旷传》记载：竺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24]。从《高僧传》的叙述看，竺法旷确立弥陀净土信仰的时间在谢安任吴兴太守之前，而慧远上庐山的时间是太元六年(381)。传文说：“谢安为吴兴，故往展敬。而山栖幽阻，车不通辙。于是解驾山椒，陵峯步往。”根据《晋书》等文献记载，谢安任吴兴太守是在升平五年(361)之后。咸安元年(371)，升为侍中。这一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司马昱为皇帝，此即为简文帝。如果考虑到僧传说，法旷于兴宁年间到了会稽之事，则可推知，谢安至山中拜访法旷一定是在法旷去会稽之前。

　　紧接上引文字，《高僧传·竺法旷传》说：“晋简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远，诏问起居，并谘以妖星，请旷为力。旷答诏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辅以来，政刑允辑，天下任重，万机事殷，失之毫牦，差以千里。唯当勤修德政，以赛天谴。贫道必当尽诚上答，正恐有心无力耳。’乃与弟子斋忏，有顷，灾灭。”[25]从这一段文字本身的内容来看，似乎应该发生于司马昱登上帝位之后，然而其后接续的文字却是“晋兴宁中，东游禹穴，观瞩山水”等等，兴宁年(363--365)为晋哀帝的年号。司马昱在哀帝驾崩之后废帝登基之后的太和元年(366)进位丞相、录尚书事，直至咸安元年(371)冬十一月桓温废掉当任皇帝，立司马昱为帝。昙旷所说的“陛下光辅以来”正是此意。文中所说的“堂邑太守曲安远”，在《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中曾经提到：宰相司马昱命以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太守，王彪之坚决不同意，他说：“秣陵令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几，三品佳邑，敢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充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26]从文中看，曲安远、奚朗擅长卜术，正与《竺法旷传》的叙述相同。堂邑县在今江苏六合北，西晋的堂邑郡即以堂邑县为治所，东晋安帝时改名秦郡。曲安远由县令升为太守，可见，此事一定发生在司马昱为帝的咸安年(371--372)。

　　《高僧传·竺法旷传》记载：竺法旷于晋兴宁年(363--365)间，“东游禹穴，观瞩山水”，到会稽弘扬佛教。晋孝武帝“钦承风闻，要请出京，事以师礼，止于长干寺”[27]。法旷圆寂于元兴元年(402)，春秋七十六。

　　总而言之，竺法旷在其母去世之后被当地的高僧昙印为师出家，受具足戒一段时间之后，外出参学。后来，回到吴兴郡于潜县青山石室修行净土法门。晋哀帝兴宁年(363--365)间，他又至会稽郡数年。可见，竺法旷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吴兴、会稽和建康，至于具体的时间区间，《高僧传·竺法旷传》的地叙述顺序或者有误。此文将简文帝派人拜访法旷之事置于兴年间法旷至会稽之前，似乎不妥。或者此事发生于法旷在会稽郡时期。

　　竺昙印、竺法旷师徒在吴兴郡的活动，是现今可知的此地在东晋时期最确定的佛教传播史实。而在《高僧传》等唐初之前的佛教史籍中还有不少难于准确厘清到底属于东晋还是刘宋初年的建寺活动以及高僧住锡弘法的资料，此处暂不赘述。

　　三、会稽

　　江南的会稽郡，是秦始皇统一后所建立的三十六郡中的一个。会稽郡名历代多曾沿用，然前后辖区变化却很大。按《宋书·州郡志》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领山阴、永兴、上虞、余姚、剡、诸暨、始宁、句章、郧、鄞十县，大致是钱塘湾以南今浙江绍兴、宁波所辖的地区。东晋时北方氏族在此重新建庄园，犹如昔日关中，会稽严然与建康东西对峙，成为江南一大经济都会。在东晋统治区域，这一地区成为仅次于建康的佛教传播中心。会稽佛教的兴盛的首要表现是现今可知的佛寺的数量最多，而会稽当地高僧云集，高僧与名士呼应唱和，蔚为大观。 、

　　会稽最富传奇的佛寺是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阿育王寺，此寺与一位传奇僧人慧达有关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直接称呼此塔为“初西晋会稽鄙塔”，并且叙述说：

　　晋太康二年，有并州离石人刘萨何者，生在畋家，弋猎为业。得病死，苏见一梵僧语何曰：‘汝罪重，应入地狱。吾闵汝无识，且放。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礼忏，得免此苦。’既醒之后，改革前习，出家学道，更名慧达。如言南行，至会稽海畔，山泽处处求觅，莫识基绪。达悲塞烦惋，投告无地。忽于中夜，闻土下钟声，即迂记其处，剡木为刹。三日间，忽有宝塔及舍利从地踊出。灵塔相状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层露盘，似西域于阗所造。面开写子，四周天铃，中悬铜磬，每有钟声，疑此磬也。绕塔身上，并是诸佛菩萨、金刚圣僧、杂类等像，状极微细，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现，面目手足，咸具备焉。斯可谓神功圣迹，非人智所及也。[28]

　　这一叙述直接将阿育王塔的修造标示为西晋太康二年(281)，而《高僧传·慧达传》叙述则有所不同。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慧达传》记载：慧达“适会稽，礼拜邓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跖。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后郡守孟顗，复加开拓”[29]。慧达是西晋末年至东晋初期的僧人，他礼拜会稽塔基，并进而修造阿育王塔，时间应该是在东晋。[30]不过，关于会稽郡阿育王寺的初建时间，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并未明确说是西晋，只是说刘萨何出家时间为西晋太康二年(281)。文后又说：“《地志》云：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也。宋会稽内史孟颠修理之。”如此等等，此寺很大可能是东晋中后期所修建，宋、梁扩建。

　　作为会稽郡的郡治，山阴的佛寺是最多的。

　　南宋文献《佛祖统纪》卷三十六记载：西晋永康元年(300)，“会稽诸葛氏钱自井出，乃舍宅为灵宝寺”[31]。这一说法不见于早期佛教史籍，不能肯定此寺是否真的建造于西晋。但此寺在东晋时期，声名显赫，特别是因供奉戴逵所制作佛像而受社会关注。《法苑珠林》卷十六记载：“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风清概远，肥游旧吴，宅性居理，游心释教，且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于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彩，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腧也。委心积虑，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凡在瞻仰，有若至真。俄而迎像人山阴之灵宝寺，道俗观者，皆发菩提心。高平郗超闻而礼觐，遂撮香而誓曰：‘若使有常，复睹圣颜。如其无常，愿会弥勒。’既而手中之香，勃焉自然，芳烟直上，其气联云。”[32]戴逵所制作的阿弥陀佛和挟侍菩萨像，在当时影响很大，后世也一直津津乐道。

　　梁慧皎《高僧传》中涉及支道林住锡过的佛寺有四所，其中有两所在山阴，即“西寺”、灵嘉寺。

　　支道林曾经在会稽西寺宣讲佛教义理。《世说新语·文学》叙述说：“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挫折，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33]此中的许掾即许询，王苟子即王修，字敬仁。许询生卒年不详。王修以升平元年(357)卒，年二十四。因此，此事至迟发生于永和初年。

　　关于会稽西寺，除《世说新语》外，史籍无载。“西寺”不是寺院的正式寺额，当代学者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说“西寺即光相寺”，而《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山阴》说：“光相寺在府西北三里三百七步，后汉太守沈勋公宅，东晋义熙二年宅有瑞光，遂舍为寺，安帝赐光相额。”[34]

　　大致在永和七年之后，支道林离开建康南下会稽山阴，与王羲之谈《逍遥游》，住会稽灵嘉寺。此事，《高僧传·支道林传》记载说：“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往之气，何足可言?’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故往诣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35]此事发生于王羲之任会稽内史之时。根据后来的资料，灵嘉寺是何充所捐修。尽管《高僧传》等南北朝佛教史籍未曾提及此事，但从《支道林传》的叙述可知，此寺建于东晋中期之前，是没有问题的。从现存不多的文献显示，此寺在会稽很受重视。如《高僧传》卷七《释超进传》记载：超进于东晋末年，勃勃赫连寇陷长安之时，“避地东下，止于京师。更精寻文旨，开畅讲说。顷之，进适姑苏，复弘佛法。时平昌孟颤守在会稽，藉甚风猷，乃遣使迎接，安置山阴灵嘉寺，于是停止浙东，讲论相续。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并结菩萨因缘，伏膺戒范”[36]。孟顗成为会稽太守的时间无考，大致在刘宋初期。东晋之后，灵嘉寺于南朝时期仍然有所拓展。

　　山阴南有若耶山，是东晋乃至南朝僧人隐居修行的宝地。《高僧传》记载的最早住锡于若耶山的高僧是帛道猷。帛道猷，本姓冯，山阴人。“少以篇牍著称，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与道壹，经有讲筵之遇。后与壹书云：‘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峯采药，服饵蠲痫，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因有诗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既得书，有契心抱，乃东适耶溪，与道猷相会定于林下。于是纵情尘外，以经书自娱。”[37]从文中记述看，二位高僧所住为山寺，较为简陋，僧众不会太多。因此，“顷之，郡守琅琊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遗于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谘禀，时人号曰九州岛都维那”[38]。

　　嘉祥寺位于山阴城中，《高僧传》卷五所载释慧虔东晋末期基住锡于此寺。释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确然，憩庐山中，十有余年。道俗有业，志胜途者，莫不属慕风采。罗什新出诸经，虔志存敷显，宣扬德教。以远公在山足，纽振玄风，虔乃东游吴越，嘱地弘通。以晋义熙之初，投山阴嘉祥寺，克己导物，苦身率众。凡诸新经，皆书写讲说，涉将五载，忽然得病寝疾。少时，自知必尽，乃属想赡养，祈诚观世音。山阴北寺，有净严尼，宿德有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人，清晖妙状，光映日月，幢幡华，盖皆以七宝庄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尔无常。当时疾虽绵笃，而神色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闻异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审必终，又睹瑞相，道俗闻见，咸生叹羡焉。”[39]慧虔是庐山慧远的高足，后至长安跟从鸠摩罗什为师，圆寂时因念诵观音而显示出瑞相。此外，此传文中所说的“山阴北寺”可能不是寺院的正式寺额，只是说，此寺位于山阴的北边。而此寺中有比丘尼，说明会稽郡已经有比丘尼僧团了。

　　东晋时期，隐居若耶山的高僧络绎不绝，竺法旷就是其中之一。《高僧传·竺法旷传》记载，兴宁年(363--365)间，竺法旷“东游禹穴，观瞩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岩傍岭，栖闲养志。郄超、谢庆绪并结居尘外，时东土多遇疫疾。旷既少习慈悲兼善神呪，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见鬼者，言旷之行住，常有鬼神数十卫其前后。时沙门竺道邻造无量寿像，旷乃率其有缘，起立大殿”[40]。这里说，竺法旷先隐居于若耶山，后来出山至住锡于城中的昌原寺，并且协助竺道邻造无量寿像，造立大殿，安奉无量寿佛像。

　　根据《高僧传》记载，晋宋之际，“有释道敬者，本琅琊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情爱丘壑，栖于若耶山，立悬溜精舍，敬后为供养众僧，乃舍具足，专精十戒云”[41]。这位道敬，乃名门之后。出家后于若耶山悬溜精舍，后来则舍弃具足戒，专奉十戒，实际上成了居士。

　　东晋时期的山阴城南秦望山麓新建有法华精舍和乐林精舍，是释僧翼(371--450)所建。以晋义熙十三年(418)，“与同志昙学沙门，俱游会稽，履访山水。至秦望西北，见五岫骈峯，有耆阁之状，乃结草成庵，称曰法华精舍。太守孟颤、富人陈载，并倾心挹德，赞助成功”[42]。僧翼乃庐山，慧远的高足，后至长安跟从鸠摩罗什为师，尤其精通专诵《法华经》。大概因此而命名其住锡的精舍为法华精舍。

　　此法华精舍，大概很快就有所扩展而成为法华寺。《高僧传》卷八《释慧基传》记载，释慧基(412--496)就于刘宋时期，“进适会稽，仍止山阴法华寺，尚学之徒，追踪问道”[43]。唐代的法华寺，因存有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括州刺史李邕撰并书《大唐秦望山法华寺碑并序》而被后世所乐道。唐会昌法难中佛毁寺废，大中年间复兴，改寺额曰天衣寺。

　　另外，“翼同游昙学沙门，后移卜秦望之北，号曰乐林精舍。有韶相灌蓓，并东岳望僧，咸共憩焉”[44]。从文中推测，乐林精舍所在的“秦望之北”也应该在秦望山。

　　山阴有显义寺。《高僧传》卷十二《竺法纯传》记载：“竺法纯，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山阴显义寺，苦行有德，善诵古《维摩经》，晋元兴中，为寺上兰渚买故屋，暮还于湖中，遇风而船小，纯唯一心凭观世音，口诵不辍。俄见一大流船，乘之获免。至岸访船无主，须臾不见，道俗咸叹神感，后不知所终。”[45]元兴年间(402-~04)为晋安帝年号。从文中叙述看，此寺建寺至少应在东晋中期。

　　被有些现代史著列入刘宋时期初建的云门寺，仔细解读《高僧传》卷十二《释弘明》的记载可知，此寺初建于东晋末年。释弘明(403--486)，本姓蠃，会稽山阴人。《高僧传·释弘明传》记载：释弘明，“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46]。释弘明于齐永明四年(486)卒于栢林寺，春秋八十四。而传文说他少年出家且住山阴云门寺，如果这一段文字所叙述的事实中间没有五年以上的间断的话，云门寺初建应该要早于420年。

　　另外，《高僧传·释法相传》提及法相止越城寺，其文说：“释法相，姓梁，不测何人。常山居精苦，诵经十余万言，鸟兽集其左右，皆驯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贮财宝，相时山行，宿于庙侧。忽见一人玄衣武冠，令相开函，言绝不见。其函石盖，重过千钧。相试提之，飘然而起，于是取其财，以施贫民。后度江南，止越城寺。忽游纵放荡，优俳滑稽。或时裸袒干，冒朝贵。晋镇北将军司马恬恶其不节，招而鸩之，频倾三锺，神气清夷，淡然无扰，恬大异之。至晋元兴末卒，春秋八十。”[47]此中所说“越城”一般指今日绍兴，而文中的叙述似乎暗示此僧住于“越城”中的某寺而已。

　　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市)也有佛寺。《高僧传》卷十有《晋上虞龙山史宗传》，其文说：“史宗者，不知何许人，常著麻衣，或重之为纳，故世号麻衣道士”[48]。史宗先在广陵，“后憩上虞龙山大寺，善谈庄老，究明论孝，而韬光隐迹，世莫之知。会稽谢邵、魏迈之、放之[49]等，并笃论渊博，皆师受焉”[50]。从文中叙述看，此寺位于龙山。

　　在会稽郡，除郡治山阴之外，数剡县(即浙江省嵊州市)佛寺多。

　　支道林在灵嘉寺住锡一段时间后，离开山阴南下剡县，人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百余常随禀学”[51]。关于此事，《高僧传·竺法深传》也有记载：法深住锡剡县仰山，“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遁?”[52]支道林前往此山的目的是隐遁，因而此寺大概属于小寺或者可称之为精舍。在东晋成帝之后，竺法深从建康至此山隐遁修行，仰山成为会稽郡传播佛教的中心之一。

　　竺法深，名潜(286--374)，或称道潜，字法深。俗姓王，琅邪(郡治在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十八岁出家，师从富有才解久负盛名的名僧刘元真，慢慢克服了一般士族子弟习见的浮华性格，深刻钻研了般若学的佛学理论，加上相貌堂堂，谈吐风雅，在京城长安已小有名声。二十四岁时，法深独自登坛讲学，所讲《正法华经》、《大晶般若经》，义理深奥，剖析明白，前来听讲受业者常济济一堂，多达五六百人。

　　竺法深于“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萧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大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53]。殆至明帝驾崩，王导去世，朝廷崇佛风气逆转，法深“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追踪问道者，已复结旅山门。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从这些记述看，竺法深于晋成帝世(325--342年在位)至此山，住锡仰山弘扬佛教近三十年，学徒问道者众多，法深遂以弘法为己任，优游讲席三十余年，牵引老、庄思想阐释大乘般若学说，创立了两晋般若学说六家七宗中的本无异宗，大意谓“诸法无本”是佛家第一义谛，但“无”能生万物，即“无”在“有”先，从“无”出“有”。在他的培养教导下，学生们都养成了“内(佛学)外(世俗学问，主要指老、庄玄学)兼洽”的治学特点：晋哀帝登基，朝廷对待佛教的态度有好转。哀帝“频遣两使，殷慰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于时简文作相，朝野以为至德。以潜是道俗标领，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顶戴兼常，迄乎龙飞，虔礼弥笃”[54]。竺法深在建康数年之后，坚决要求重回山林，“乃启还剡之仰山，遂其先志，于是逍遥林阜以毕余年”[55]。竺法深以东晋宁康二年(374)卒于仰山寺院，春秋八十九。

　　关于竺法深在仰山创建佛寺的寺额，《高僧传》没有明确记载。而《名僧传抄》残存的目录中有：“晋剡东仰山寺竺法深”、“晋剡东仰山寺竺法菹十二、晋剡东仰山寺康法式十三”等文字。而《高僧传》目录则为“晋剡东仰山竺法潜(竺法友、竺法蕴、竺法济、康法谶)”。二者对照，似乎暗示，仰山寺并非正式的寺额。

　　竺法深弟子众多，《高僧传·竺法深传》附传中提及四位：第一，竺法友，“时仰山复有竺法友，志业强正，博通众典。尝从深受《阿昆昙》，一宿便诵。深曰：‘经目则讽，见称昔人。若能仁更兴大晋者，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讲说。后立剡县城南法台寺焉”[56]。这位弟子后来在剡县城南修造了法台寺。[57]第二，竺法蕴，“悟解人玄，尤善《放光波若》”[58]。第三，康法识，“亦有义学之功，而以草隶知名。尝遇康昕，昕自谓笔道过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又写众经，甚见重之”。第四，竺法济，“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门传》”。《高僧传·竺道深传》说：“凡此诸人，皆潜之神足。”可见，竺法深在会稽仰山弘扬佛教，很有成效。由兹，此地成为当时僧侣向往的地方，因此才有支道林写信“买山”住锡之说。

　　《高僧传·支道林传》记载说：支道林晚年居剡县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食涧饮，浪志无生。乃注《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等”[59]。根据现存《名僧传抄》残卷所附“名僧传说处”的标题“支道琳石城山立栖光精舍事”[60]，道林所建的栖光寺，规模不大。

　　石城山在剡县南部(今新昌县县城南郊)，石城山是当时会稽佛寺较为集中的地方，在道林去之前，该山已有两寺：一是于法兰创建的元华寺，二是僧帛光(昙光)创建的隐岳寺。

　　元华寺是于法兰创立，在东晋时期一脉相承，在佛教义学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法兰，高阳(河北蠡县)人。《高僧传·于法兰传》说，他“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61]。根据这一记载，法兰住在石城山，此山位于今新昌县境。

　　根据报道，2007年3月在上虞东山发现了晋永平二年(292)东山寺僧法兰所立“棋墅”石碑一方。石碑宽52厘米，高106厘米，厚12厘米，背毛面，正面中部阴刻有楷书字体“棋墅”两字，左侧下部刻“永平二年僧法兰立”。一般而言，上虞东山，因谢安隐居东山而闻名，如果这一记载属实，则可知远至西晋初期有僧法兰就住于东山。关于此碑的真伪及其历史价值，学术界正在讨论。此中的最大疑点是年号问题。“永平”是西晋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二个年号，但该年号只持续了三个月，永平元年三月改元康元年(291)。此碑书永平二年，显然是错的。对于这一失误，有学者举出现存文献中也有类似错误，证明在非常情况下，错书年号也可以理解。另外，关于此石碑，明代陈仁锡的《剡溪记》有说：“……惟殿后高岗，晋永平元年僧法兰书‘棋墅’二字，可珍。若‘东眺”西眺’二碑隶字，不知何人所书，笔亦奇古。余拜太傅公墓，上西眺崇岗，见戚家山，王家渭山，坐于江面。”从这一叙述看，明代此碑仍然树立在东山。《剡溪记》的年号是对的。一些学者相信，立此碑的僧法兰就是于法兰。笔者经过仔细考辨，认定如果此石碑为真的话，此“法兰”绝不会是《高僧传》中所说的“于法兰”。依照此碑所记载，法兰于永平元年(291)已经到了东山。而法兰弟子于道邃十六岁皈依于法兰出家，三十一岁圆寂，而《于道邃传》又说：“后与兰公俱过江。”[62]可见，于法兰、于道邃在会稽停留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年，应该在十三年之内。如果上述“法兰”是一人的话，则于法兰离开会稽南下的时间不应晚于305年。《高僧传》说，于法兰有弟子于法开，年六十时，卒于白山灵鹫寺。而法开至哀帝(362--365年在位)时仍多次被诏征至建康讲经。如果于法兰确实是立此碑的“法兰”的话，他就不会是于法开之师。

　　慧皎又记述说，“又有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与兰同时比德。兴以洽见知名，渊以才华著称，道以义解驰声矣”[62]。可见，于石城山形成了一个以于法兰、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等四人互相唱和、互相支持，弘扬佛教的中心。于法兰后来“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63]。于法兰有弟子于道邃，于道邃始终跟随其师。于道邃跟随于法兰至石城，后又一起南下交州，因病圆寂于其地。

　　于法兰另一高足是于法开。于法开跟随于法兰的时间、地点不详，但他未跟随其师南下交州，而是继续留在石城弘法，并且于石城修葺元华寺，另创灵鹫寺。

　　《高僧传》卷四《于法开传》记载：“于法开，不知何许人，事兰公为弟子。深思孤，发独见言表，善《放光》及《法华》。又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升平五年(361)，孝武帝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人。康献后令日：‘帝小不佳，咋呼于公视脉，亘到门不前，种种辞惮，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获免，还剡石城，续修元华寺”[64]。传文将此事写于此处，可能是暗示于法兰此前已经离开元华寺南下了[65]，而于法开从建康回到此寺，又重修扩大元华寺域。大概在此后不久，他又“后移白山灵鹫寺”。关于此事，现存《名僧传抄》残卷目录中说“于法开白山造灵鹫寺事”，可见，此寺是于法开自己所造。

　　支道林至石城的时候，于法兰早已不在此地，石城最著名的法师是于法兰的弟子于法开。于法开与支道林多次就般若思想发生争论。《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口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子何足复受人寄载?”’[66]《高僧传·于法开传》也有记载：“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郄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67]——这一段大致与《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相同，但未明确说辩难的地点。《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名德沙门题目》说：“于法开，才辩纵横，以数术弘教。”又引《高逸沙门传》曰：“法开初以义学著名，后与支遁有竞，故遁居剡县，更学医术。”从刘孝标的批注看，于法开是在与支道林辩难失败的情况下，隐遁剡县的。因此，辩难的地点也许不在会稽郡。

　　于法开住锡于元华寺之后，此时支道林住锡于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法开特派弟子法威前去辩难。这一次准备充分，法威胜利在望，而支道林只能采取讽刺手法收场。至哀帝时，于法开“累被诏征，乃出京讲《放光经》，凡旧学抱疑，莫不因之披释，讲竟辞还东山。帝恋德殷慜，嚫钱绢及步舆，并冬夏之服。谢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问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68]僧传说，于法开年六十时，卒于白山灵鹫寺。

　　石城隐岳寺是僧光于东晋永和(345--356)年初创建的。

　　帛僧光(297--396)，或云昙光，《高僧传》卷十一《帛僧光传》记载

　　帛僧光，或云昙光，未详何许人。少习禅业，晋永和初，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旧有猛兽之灾，及山神纵暴，人踪久绝。”光了无惧色，雇人开剪，负杖而前。行入数里，忽大风雨，群虎号呜。光于山南见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禅合掌，以为栖神之处。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复还中。经三日，乃梦见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竞来怖光。光一皆不恐。经三日，又梦见山神，自言：“移往章安县寒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尔后，薪采通流，道俗宗事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69]

　　由此可见，此寺起先是从禅窟逐渐扩展而成的。僧光“处山五十三载，春秋一百一十岁。晋太元之末，以衣蒙头安坐而卒”[70]。僧光在斯山斯寺五十三年，太元末年为396年，逆推可知，帛光大致从永和元年(345)人住此山，后来逐渐修成隐岳寺。

　　南朝时期，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在隐岳寺旁修成高数丈的弥勒佛像，此寺因此而被称之为大佛寺。《高僧传》卷十三《释僧护传》记载：“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常苦节，戒行严净。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丛树，曲干垂阴。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遘疾而亡。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其愿克果。，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功。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71]至梁天监十五年春，此像方才完成。

　　根据方志记载，至梁朝时期，元华寺、栖光寺和隐岳寺合并为宝相寺，后来称为大佛寺。可见，此三寺相距不远。

　　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也有高僧的踪迹。《高僧传》卷十一记载：“时又有慧开、慧真等，亦善禅业，人余姚灵秘山，各造方丈禅龛。于今尚在。”[72]这是说，至慧皎写《高僧传》时，此二僧所造的禅窟尚存在。而支道林晚年住于余姚。《高僧传》卷四记载：“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明辰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云：‘谢安在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后病甚，移还坞中。以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坞中，厥冢存焉。”[73]尽管关于支道林病重之地早在梁代时已有不同说法，但道林晚年在余姚住过较长的时间，是肯定的。

　　今日浙江省内，除上述会稽郡具南方佛教中心地位之外，其他地区也有僧人于其地修行、弘教。在此，应该特别指出，作为天台宗发源地的台州，也是从东晋时期开始有高僧隐居赤城山修道。

　　《高僧传》记载：竺昙猷，或云法猷，炖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后来，竺昙猷到赤城山。“山有孤岩独立，秀出千云，猷抟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传水以供常用，禅学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岩与天台瀑布、灵溪四明，并相连属。而天台悬崖峻峙，峯岭切天。古老相传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虽有石桥跨涧，而横石断人，且莓苔青滑，自终古以来无得至者。猷行至桥所，闻空中声曰：‘知君诚笃，今未得度。却后十年，自当来也。’猷心怅然，夕留中宿。闻行道唱萨之声。旦复欲前，见一人须眉皓白，问猷所至。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还。道经一石室，过中憩息。俄而云雾晦合，室中尽鸣，猷神色无扰。明旦见人著单衣袷来日：‘此乃仆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骚动，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请以相还。’神曰：‘仆家室已移，请留令住。’猷停少时。猷每恨不得度石桥，后洁斋累日，复欲更往。见横石洞开，度桥少许，睹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说。因共烧香中食。食毕，神僧谓猷曰：‘却后十年，自当来此。今未得住。’于是而返。顾看横石，还合如初。”[74]昙猷以太元末年(396)卒于山室。赤城山在今浙江天台县西北，为天台山南门。因山上赤石屏列如城，望之如霞，故有此名。昙猷是最早隐居此山的高僧，上述记载尽管颇为神秘，但也说明昙猷住锡之前，此山未曾有人常住。后来，天台诸位祖师在此活动，最终创立了天台宗。

　　(杨维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注释：

　　[1]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册，第409页下。

　　[2] 唐陆广微撰《吴地记》说：“梁简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叶佛、维卫佛，梵字，刻于像背。唐东宫长史陆东之书碑。”

　　[3]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卷，第410页上。

　　[4] 唐陆广微撰《吴地汜》。

　　[5] 《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中。

　　[6] 王晓毅在《支道林生平事迹考》中考证说：“据《资治通鉴》卷97，何充于咸康八年出任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州刺史，镇京口。’第二年，即建元元年(343)十月，便调京师建康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主持朝政，直至永和二年(346)正月逝世。《世说新语》及支遁《八关斋会诗序》，称何充为骠骑将军，上述两事必发生于342年之后，343年以后何充便回朝主政，再去吴县的可能性不大。而其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年内，需督晋陵(今江苏常州)军事，两地与吴县(今江苏苏州)甚近，并有发达运河水路相通，故支遁、王蒙、刘看望何充可能是其于京口任职时，并约定去吴县举行八关斋会遍查各类史籍，苏州地区关于‘土山’的记载，仅见于《越绝书》卷2《外传记·吴地传》：‘土山者，春申君时治以为贵人冢，次去县十六里’。对此土山，唐宋明清其他历史地理著作均不见记载。疑‘土山’即支道林出家前隐居的余杭山，理由有二：第一，余杭山产白垩，是石灰岩的一种，白色，质地软，可用来作粉刷材料，俗称‘白土子，，所谓‘土山’，可能因‘白土子’而得名。陆广微《吴地记》称余杭山‘有白土如玉，甚光润。吴中每年取以充贡，亦曰石垩、白口。第二，吴王夫差墓在余杭山，在当时属于名胜古迹，支道林笔下的‘土山墓下，之‘墓，，很可能是指夫差墓。《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墓》：‘吴王夫差墓在吴县西北十里余杭山，……今名阳山者是也，近太湖。…(《中华佛学学报》1995年第8期)

　　[7] 《大正藏》第52册，第；350页上。

　　[8]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401页上。

　　[9] 《宋书》卷五十三。

　　[10]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401页上。

　　[11]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401页上。

　　[12]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册，第373页上。

　　[13]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册，第369页下。

　　[14]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册，第413页下。

　　[15]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357页上。

　　[16] 《大正藏》第50册，第357页上。

　　[17] 《大正藏》第50册，第357页中。

　　[18] [梁]慧皎：《高僧传》卷六，《大正藏》第50册，第363页上。

　　[19] 《大正藏》第52册，第416页下。

　　[20] 《大正藏》第55册，第92页中。

　　[21]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册，第373页中。

　　[22]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大正藏》第52册，第410页下--411页上。

　　[23]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356页下。

　　[24]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卷，第356页下。

　　[25]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卷，第356页下。

　　[26] 《晋书》卷七十六。

　　[27]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卷，第357页上。

　　[28]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大正藏》第52册，第404页中。

　　[29] 《大正藏》第53册，第409页下--410页上。

　　[30] 《高僧传》卷十三《释慧达传》记载：慧达于“晋宁康中至京师，……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昼夜虔礼，未尝暂废。……顷之，进适会稽，礼拜郧塔”(《大正藏》第50册，第409页中……410页上)。宁康 (373--375)为东晋孝武帝的年号。从慧皎的叙述可推知，慧达至会稽的时间不会早于太元年(376—396)。慧达在佛教史上影响很大，后来的传说很多，关于阿育王寺的修造年代也就一直上推。

　　[31] 《大正藏》第49册，第338页下。

　　[32] 《大正藏》第53册，第406页上。

　　[33] 《世说新语》卷上《文学篇》。

　　[34] 参见王晓毅《支道林生平事迹考》一文的考证，《中华佛学学报》第8期。

　　[35]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下。

　　[36] 《大正藏》第50册，第374页中。

　　[37]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357页中。

　　[38]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357页中。

　　[39]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357页中一页下

　　[40] [梁]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357页上。

　　[41]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册，第410页中。

　　[42]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册，第410页中。

　　[43] [梁]慧皎：《高僧传》卷八，《大正藏》第50册，第379页上。

　　[44]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册，第410页下。

　　[45] 《大正藏》第50册，第406页下。

　　[46] [梁]慧皎：《高僧传》卷二十，《大正藏》第50册，第408页上。

　　[47]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二，《大正藏》第50册，第4m页下。

　　[48]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大正藏》第50册，第390页上。

　　[49] 似为温峤之子温放之。

　　[50]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大正藏》第50册，第390页中。

　　[51]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下。

　　[52]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上。

　　[53]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7页下。

　　[54]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7页下--348页上。

　　[55]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上。

　　[56]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上一页中。关于“县城南法台寺”，《大正藏》作“剡县城南台寺”，而注释则说宋、元、明本作“法台寺”。参照其他史料，法台寺正确。

　　[57] 唐代诗人记有《剡县法台寺灌顶坛》，地方志则记载此寺后来改名惠安寺，“在剡山之阳，旧曰般若台寺，又曰法华台寺”。而《高僧传》卷八《释昙斐传》记载：“释昙斐，本姓王，会稽剡人。少出家，受业于慧基法师。性聪敏素，著领牒之称。其方等深经，皆所综达；老庄儒墨，颇亦披览。后东西禀访，备穷经论之旨。居于乡邑法华台寺，讲说相仍，学徒成列。”(《大正藏》第50册，第382页下)于天监十七年(618)卒于寺，春秋七十六。可见，此寺在梁代仍然称之为法华台寺。

　　[58]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中。

　　[59]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48页下。

　　[60] 《续藏经》第77册，第360页上。

　　[61]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上。

　　[62]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中。

　　[62] 《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上。

　　[63] 《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上。

　　[64] 《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上。

　　[65] 于法兰的生卒年失载，如果假定他于西晋武帝、惠帝代替之际(290)出家(当时十五岁)，至升平五年(361)也已经七十余岁了。于道邃十六岁皈依于法兰出家，三十一岁圆寂，而《于道邃传》又说：“后与兰公俱过江”，可见，于法兰在会稽停留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年，应该在十三年之内。于法兰又发心至西域求取佛典，因此，其出发时的年龄应该不会太大。如此而可推知，于法兰离开会稽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永和末年(356)，此年应是下限。另外，《高僧传·于道邃传》记载说：于道邃圆寂之后，郗超图写其形，支遁为著《铭赞》。而根据学者考证，“自永和七年之后，郗超任桓温幕僚，长住武昌，难与支道林交往”(王晓毅：《支道林生平事迹考》，《中华佛学学报》第8期)。因此，支、郗与于道邃画像铭赞之事系于此年。综上所述推测，至少在永和七年(351)之前，于法兰、于道邃已经离开会稽并且已经于交州圆寂了。

　　[66] 《世说新语》卷上《文学》。

　　[67] [梁1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上。

　　[68] [梁]慧皎：《高僧传》卷四，《大正藏》第50册，第350页中。

　　[69]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395页下。

　　[70] [梁1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395页下。

　　[71]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395页下。

　　[72]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册，第396页中。

　　[73]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大正藏》第50卷，第412页上。

　　[74]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395页下-396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