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雕刻艺术的又一座宝库———从《安岳大足佛雕》谈起

　　古代雕刻艺术的又一座宝库———从《安岳大足佛雕》谈起

　　万本根

　　《安岳大足佛雕》专著已由台北艺术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被列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系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研宗教艺术的学者胡文和独立撰著并摄影，是公开出版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从宗教艺术、历史角度对两大石窟进行比较研究，注释引用的中、西、日文语种文献达三百种以上，不仅论证严密，并且将西域、敦煌、云冈、龙门石窟诸材料均列于前，这种研究方法目前在国内尚属首次，堪称是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老四川石窟遗址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安岳、大足石窟则是众多璀璨明珠中两颗最耀眼的！

　　大足石窟成名较早，约有唐宋石刻造像五万余尊，分布点七十余处。安岳石窟较大足石窟闻名略晚，分布点有一百零五处，唐宋石刻造像十万尊左右，仅高三米以上的佛像就有百余尊，可称得上是“大佛之乡”。

　　安岳和大足地缘紧邻，两地石窟分别创始于初唐、晚唐，经历五代而兴盛于宋代。两地的石窟都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道教造像、佛道合龛及儒佛道合一的造像。虽然两地佛像、经变相、故事图等构图内容基本相似，但在雕刻艺术形式上却各显特色，难分轩轾。

　　安岳龛窟中所雕刻的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飞天、供养人等形象，除反映佛国世界外，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现实和世俗生活。这些人物形象生动而富有人情味，刻工精细，刀法娴熟，是我国古代石窟雕刻艺术的宝贵遗产之一，也是研究古代宗教艺术和雕刻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此外，大量的唐宋（包括部分明代）造像碑刻题记，为考古断代以及石窟寺艺术和宗教发展史、地方史等，提供了相当可靠的实物凭据。值得注意的是集中在卧佛院经窟内的“摩崖佛经”，总计四十余万字。清晰可辨的主要佛经经目，除《大正藏》所收录的篇目外，还有由那时中国高僧撰写的佛经。经文字迹工整，笔法清劲流畅极富魏碑、唐楷的风韵。

　　初盛唐时期，安岳石窟多集中在今县境内靠近四川遂宁和乐至县的西北部，盛唐以降，石窟造像逐渐向该县的东部和东南部发展，历中晚唐、五代至宋，又延伸到该县与今天大足县接壤的东南部地区，并对现已遐迩驰名的大足宋代石窟造像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窟造像，多认为是建造宝顶时“首创”，其实，相当部分是集中了安岳石窟“华严洞”、“毗卢洞”、“茗山寺”、“高升大佛岩”等处和大足其他地方石窟的精华。换言之，大足北山、宝顶等处的石窟造像，都可以在安岳石窟中寻觅到原型。当然，大足宝顶石窟也并不是简单摹仿或原样复制安岳石窟造像，而是在继承后者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成。

　　安岳、大足两地的佛像，都是当地世俗信徒出资捐造的，雕刻匠师为了满足他们的信仰和审美需要，以现实中各阶层优美女性的形象为模特儿，创作了成批“神性”和“人性”兼备的佛雕，所以有“东方维纳斯”、“媚态观音”之誉，这在国内石窟寺中是绝无仅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安岳、大足有两支世代以凿造佛像（兼及道像、儒像）为职业的工匠队伍，系文氏、伏氏家族。他们世代相袭，活跃在大足、安岳、资中地区，留下了为数可观的造像，如此众多以单独姓氏题名的造像，在全国石窟寺中甚为罕见，为考证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尽管大足石窟因行政区划的变更而另有所属，但其与安岳石窟的纽带却难以割断。大足石窟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安岳石窟也不会继续“长在深山人未识”，这座“中国古代雕刻又一伟大宝库”的价值，迟早会被世人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