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居士林在青海的活动
心道法师来青海前的佛教
青海是我国佛教发展较早地区之一,但由于长期以来,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汉族原来泛神崇拜的影响,近百年中尚未发现在汉族中有纯佛教的社团或寺观。著名的一些山寺,都是释道混杂。西宁的土楼山,《水经注》已记载,曾有“神墙雕壁”,至今山洞中还保存有北魏时代遗留下来的佛像藻井,但它仍是一个释道混杂的典型。解放前该山西端有个“三教主殿”,里面泥塑的释迦居中,孔子、太上老君居两侧,便是这个地区宗教观念的具体写照。大多数汉族群众见了菩萨、城隍、财神,“文武圣人”都会顶礼膜拜。一些挂着佛教招牌的社团,也涂有一层多神论色彩。
一、嘛呢会:遍及西宁市、民和、乐都、湟中、湟源等县农村。顾名思义,是以念“六字真言”作为修持的。但传教者为了普及宗教,并不向教徒讲解佛经,除劝人“行善干好”之外,以自编的通俗偈语让教徒诵唱。如:“三菩萨坐云端慧眼观看,阳世上闹嚷嚷绿水青山……”之类。
二、同善社、清茶会:西宁、大通、贵德等县都有会址,是典型的佛道混淆社团。以西宁地区为例,抗日战争期间,该社有两个传道者,一为河南省人石道人,一为同善社的杨界清。大约在抗日战争以前,合并同善社。清茶会以及由河南省传入的普化救世佛教会,联合更名为“西宁普化救世佛教会”,又名“一心堂”,供奉着一个不伦不类的“至大至尊生天产地无生老父母”神,但指的却是佛教中的三个至尊。所尊的经典为《无生老母十指书》。传教者不断内讧,也放高利贷。教众多属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
三、慈善堂:也是一个佛道混杂的迷信社团。抗战初期,当时旧警察局认为同善社、清茶会被日本人收买了,于是多数社团更名为“慈善堂”,往往拥有较多的信徒。以湟中通海镇为例,1936年前,竟拥有教众千余人,有一“故儿颠”(巫神)主持。
四、湟中西山堡的“大乘会”,因有不少政界人士及知识分子参加,稍具规模。其他还有一些高灯会、清斋门、故儿颠会一类的半佛半道迷信社团,影响不大。
心道法师来青的宗教活动
心道法师俗姓李,湖北松滋人。1922年披剃于松滋县的岱辅庙,同年从名僧净月受具足戒。1930年后,先后在福建、湖南等省的佛学院中任讲师、教授,颇有名气。1934年来湟中塔尔寺学习“密宗”时,进行了一些宗教活动,对青海汉族群众有一定影响。
综观心道在青海的宗教活动,可分下列三点:一、和他所谓的“外道”明争暗斗。二、按他的意图改造宗教社团;大力组建俗人的佛教社团——居士林”。三、围绕创立“法幢宗”展开活动。
心道从组建佛教社团之初,就遇到了被他认为“外道”的一个劲敌杨香海。杨香海早年曾是马麒的管家,商业方面的经办人。后来入清茶会。当时一些小宗派合为一心堂,杨香海与石道人在争夺传教权中,将石道人逼回河南去找一心堂的根源,杨扬言:石道人所传为白莲教,引起道众的恐惧,派人请心道主持公允。1934年,心道来西宁勤学巷一心堂(即普化救世佛教会)受到会众的跪接。心道向菩萨塑像顶礼之后,将塑像上所贴的“至大至尊生天产地老父母莲位”字条撕去,没收了教众所诵《无生老母十指书》,慰教众要皈依三宝,以求佛光普照,对原有的一套宗教名目、仪式,加以抨击。会后杨香海向心道辩白:“我们不是旁门外道,因为我们也诵佛号‘天元太保南无阿弥陀佛’。”心道当即驳斥说:“这就错了。至尊无上的佛号上加上天元太保,这就等于在父亲的名号上加上哥哥一词,成了‘哥哥父亲’,岂非笑话?”最后杨香海虽然同意率教众成立公安街佛教居士林,而这一僧一俗间的嫌隙却愈演愈烈,竟至不惜玩弄权术。嗣后西宁县政府虽然批准成立公安街居士林,而心道恰值此时被旧省会警察局扣押,后经甘肃郑哲侯致函马步芳始获释,并批准成立“青海省佛教会”。
1934年冬,佛教会在西宁城隍庙先哲祠开成立大会,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派苗应伟参加,并作了《信教不可违背三民主义》的演讲。当场入会的教徒100多人,均系原清茶会、一心堂、高灯会的教众。心道原打算收罗这批大杂烩信徒,与杨香海抗衡,再逐步把教徒引向纯佛教的轨道。但在选举会首之际,杨香海获胜,心道失望之下写信给佛教会的辛辰阳,以选举不合法为理由,声明退出该会。仍返塔尔寺修持“密宗”。
此后,心道在青海东部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宗教社团活动。对杨香海则时加抨击,并曾当着马步芳的面,攻击杨香海是旁门外道。不能不引起杨香海的报复。早在1924年已经有一种谣言在佛教会内流行,说心道来青不及半载,聚徒已数千人,散居各县,众徒中有保皇会、白莲教云云。所以,不久又以佛教会名义,在旧《青海民国日报》上登出了启事,要求各地佛教会、居士林,来青海佛教会登记。启事中还有如下的恐吓语:“将来如有陇东共产发生,本会不负责”云云。心道对此置之不理。不久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根据告密信,电国民党中央民运指导委员会,以“该心道借戴(按指戴传贤——作者)院长之名义招谣惑众”请示处置。电饬驱逐出境。1935年正月,西宁县政府奉命饬离青海。同月,心道亲见了马步芳,并达成谅解。使他与杨香海之间的一场斗争从明转暗,由激烈趋于缓和,但二人之间始终貌合神离。
1934年3月,心道到塔尔寺修持“密宗”。四、五月间,湟中西山堡“大乘会”会首李鹏通过鲁沙尔缙绅、鲁沙尔小学校长咸子元、王华堂等,邀心道至西山堡普济寺,将“大乘会”改名“西山堡居士林”,他并为会众讲三皈依及《佛说阿弥陀经》的《普门品》。开汉族和尚登坛讲经之先例。
经过多方奔走、筹备。一年之内,在郭家堡吸收原“嘛呢会”教众80多人,先后改名“西方念佛会”,成立西宁佛学会,由柳呈翠、肖鉴三、肖广安、肖斌、吴成荫等主事。同年11月,在多巴南的韦家庄把原来的同善社、清茶会、清斋门、故儿颠会等改组为韦家庄居士林。同时又在胡锦云,胡元禄的发起下,成立了左署佛教居士林。
这年9月,心道应邀赴湟源向当地一些佛教信徒讲《金刚经》。10月,在湟源城隍庙成立湟源佛教会,会众200多人,以王维岱为会长,卢兆枢、张世瑞为副会长,宁涵智为秘书,蔡蕃、刘启库为总务。青海佛教会选举失败之后,于12月又在湟源海峰书院旧址成立湟源女居士林。入会者有280多人。
1935年春杨香海驱逐心道失败,心道的宗教活动更加频繁。5月,又去西山堡居士林讲《弥陀经》,10月又去该处讲《普门品》。又赴郭家堡小鳌山的西宁佛教会讲《金刚经》与《弥陀经》。11月在湟中左署红山嘴南海殿讲《普门品》。特别是5月在西山堡居士林成立一周年之际,心道前往讲经时,马步芳的传令长张得胜、副官王鸿轩、西宁县会计主任朱子芬、收发主任杨子才、永登县连城土司鲁承基等陪同,前呼后拥,声势颇壮,促成了他以后传教和组织社团的顺利。
11月中,西宁的一部份佛教徒在杨希尧先生等人倡导下,在西宁传经寺召开西北佛教居士林成立大会,并借用大通广惠寺先灵佛的轿车,把心道从塔尔寺接来主持大会。这次会后,心道还披剃湟源张姓和另一个安姓的两个十一、二岁孩子为僧。
1936年正月,心道去湟中通海镇,把当地“慈善堂”改为“通海佛教居士林”。4月,又受到大通后子河绅耆李永华的奉迎,在胡锦云、李光汉、谭发祥、张生厚等的陪同下,在关帝庙成立后子河居士林,依“天台宗”家法讲《弥陀经》。事毕,由西宁去兰州转西安,后任西南大兴善寺方丈。
1943年,心道再次来青海。可这一次,他是抱着创立“法幢宗”的雄心而来的。这年秋返兰州,便公开打出了“法幢宗”的旗号。
心道创立“法幢宗”的想法,据他自己在一些著述及给笔者先父的信中所谈,有一段偶然的机遇:1937年间张掖僧人为心道建寺,净月法师名寺为法幢寺;1938年心道从西藏恩久活佛受戒,当坛赐名为“岖玑简缠”,据云其汉译义也是“法幢”,启迪了心道创宗的思想。以后多年时间,他围绕创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如1935年班禅在塔尔寺传时轮金刚大灌顶,心道执弟子礼。大通广惠寺先灵佛第七世多吉嘉,在沪常出入舞场,嗜鸦片。他仍交往甚密。在青海曾两次拜会马步芳。1942年,在甘肃临泽结交预七师二十团团长蔡沂,为全团讲演。1943年,西藏恩久活佛商同塔尔寺阿嘉活佛,给他赐名丹巴增具堪布佛。说明他取得了宗教上层及政界部份人士的支持。
其次,他又四处广收门徒,除了一般汉族居士外,在佛教界也培植了很多力量。如宁夏北塔尔寺僧人融园、融化;正觉台僧人融博、融增、融学;普济寺僧融僧;民勤县圣容寺僧融达;张掖县普门寺僧融虚,大法幢寺僧融光、融照等,都从他为徒。西宁的尘空、渺空也出他门下,并曾在西宁尕庄为之建法幢寺。1942年,青海的达曼活佛赴甘肃河西的临泽,执弟子礼,心道还安排本人为法幢宗一世,达曼三十八为二世,僧融沧、觉明为第三世。同时还结交敦煌吕钟、邓德舆、僧官易昌恕、杨仁修等,委托他们在敦煌建法幢寺。
此外,他对自己也做了一系列宣传,自认他是“临济宗”第五十代,“天台宗”第四十代正传。平时他也常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佛教为救世之仁,可以补科学之偏也。”主张抗日。并宣传法幢宗教的教义,他认为佛教分大乘、中乘、小乘。小乘修持声闻四谛法,中乘修持缘觉十二因缘法。大乘即菩萨六度法。法幢宗综合诸乘,各宗并宏,为接引初机学人而建。说穿了,他想在佛教中来一个多宗归一,并揉合藏传佛教,用法幢宗统帅佛教各宗派,因此法幢宗终未成为佛教史上有影响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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