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喜饶嘉措大师
屈焕(作者系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曾任省人民政府翻译室翻译)
喜饶喜措大师一生为佛教的振兴,祖国的统一,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团结,汉藏文化的交流,民族教育的发展,以讲、辩、著方式,贤、良、德发心,不懈不怠,做出的崇高建树如海洋之浩瀚、深博而无涯。大师色身融于法界,已历26年矣。作为大师的门徒,我从9岁起,就一直在大师身边待奉他老人家并学习经文,到后来为大师办理日常的文秘事宜。回忆在大师身边的时候,深受教诲,并经常聆听到大师对往事的一些回顾,使我终生难忘。兹就我所知道的大师一生的重要经历,简要地记述如下,以抒对恩德之缅怀,对慈悲之纪念。
出家及幼年时学习生活
青海省循化县东南部,达力加雪山和东日岩山之下,噶拉山螺门以上的地区,是藏史上称为天似八幅圣轮笼罩四野,地如八瓣莲花互相辉映,山如玉龙相对呤啸,人文蔚起,云蒸霞郁的道帏紫金川(俗称道帏沟)。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藏历木猴岁)农历四月初八日,喜饶喜措诞生于此地的贺卓庄(俗又称贺庄)村藏族达民家中,父名拉龙杰,母名拉龙吉。5岁时,送至古雷寺道帏扎仓(建于公元1585年,即明万十三年)老僧洛赛处学习藏文和经文。7岁时,于本寺西藏哲蚌寺拉仁巴格西诺尔布座前出离,并受沙弥戒,起法名为喜饶嘉措(慧海)。大师9岁时,聪慧颖悟已是异于常人,任何经典只要念诵二三遍,虽不能全部理解深奥意义,但能牢记在心,不再遗忘。寺中日常念诵的经文,一一娴熟,所有仪轨,都能按规格要求,应用不误。师傅洛赛见其与普通沙弥有异,遂送至拉仁巴格西托麦及张沙活佛处进一步学习写、读、诵。自此时起,大师的智慧之门大启,学习精进勤奋,一切举止严格遵守僧伽清规威仪要求的规范,赢得道帏地区老幼僧俗的交口赞许和羡慕崇拜。可是,入寺之第二年,大师的父亲不幸谢世,母亲孤身一人,以致家庭生活此后困苦异常。大师11岁时,于学习之余不得不按当地习俗,从事乡村经忏师活动,以求得些许布施,维持艰难生计。有一次,到某村念诵《陀罗尼经集》的《吉祥积》及《清净金刚滴》时,仅念诵五六遍,即熟记全文。同时,将7行版的《甘珠尔大藏经》某部的一页(含正反两面)静心默念一次,即能朗朗背诵。众皆惊奇不已,有几位识多见广的老人齐声说:“你不是等闲之辈呵!”大师后来每每谈起幼时念诵情况时,曾说他当时每天清晨起床后至喝早茶的约一个时辰内,能熟练背诵7页长短的经文,令师傅也惊叹不已。
道帏扎仓有一名叫龙树的绘塑师,在其僧舍修建了一座花园,地址虽不大,因布置有方,颇有花草树木之胜,常请寺内僧人游览观赏,聚会赋诗。大师15岁时,被邀参加这一游乐盛会,曾为其赋诗一组,其中有“博大妙智贯经文,洞彻精义无遗留,顶礼格勒图丹嘉措尊,请赐无碍之辩才!药树葱笼园林中,稀奇庄严无量宫,画师龙氏之寮舍,福泽眼中甘露融”等句。立意新颖,格律贴切,才华焕发。众人争相传阅,无不称奇。
进入拉卜楞寺闻思院学习
1898年秋季大法会时,大师赴甘肃夏河,进入拉卜塄寺闻思院学习。一方面潜心学经,一方面为学院作小工挣取微薄报酬,以维持生计。生活条件虽极艰苦,但以其精进勤奋的精神,出人头地的才华,赢得人们的赞赏,同乡老僧阿卡翁泽(领诵师)、善知识阿卡先巴、贡卡仓管家甘加·更登嘉措等不时予以接济,鼓励大师克服困难,积极钻研。大师先后在贡塘·罗哲仓、铁吾·贡乔仓等10余位哲土座下系统地研习赛仓·阿旺扎西《摄类学》、《悟慧论辩析》、《因理论辨析》、慈氏《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明义疏释》、《入中论》等。对诸大论,不仅仅追求文字词义之理解,更着重孜孜于经论本身义理精要的圆满贯通,对所有教授,从文字到内容,一丝不苟地贯通于胸中。大师谦恭自抑,多问旁证,通过在辩场讲辩及学院的一系列考试,熟练地掌握各大论的精要奥义和辩思理路。当讲辩时,思想敏捷,论点明确,引经据典,逻辑性强。寺内诸大德、大善知识们常为大师的才华欣喜不已。就连当时该寺学术泰斗贡塘·罗哲洛桑楚丞和第四世嘉木样·格桑图登旺秀等诸三藏论师也备极赞许。
在拉卜楞寺学习期间,大师曾回故里道帏省亲。适张沙活佛在其张沙寺内修建佛塔,他欣赏大师才华,请大师题写了塔心中轴上的经文,并为之撰写一篇吉祥祷文,使宝塔开光典礼圆满完成。张沙活佛欣喜之余,深情地授记道:“不久的将来,您将成为贫瘠的道帏土地上长出的降香树,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第四世嘉木样鉴于大师才华横溢,拟召聘至府中任秘书职务。而上师贡唐·罗哲洛桑楚丞认为当一位秘书,将埋没其进修前途,若让大师去卫藏深造,必定会有更大成就。于是在这位大善知识座下请求具足戒,由他资助了一些路费,并得到阿卡先巴的帮助,在21岁这一年,大师背上背夹,结伴徒步远征卫藏。
在拉萨取得超擢授予的第一名拉仁巴学位
1904年,大师跨越高山草原,涉渡黄河长江,经过4个月的艰苦行程,到达拉萨,进入三大寺之一哲蚌寺的廓莽学院之门,列于龙本康村之中。由于长途跋涉,初抵拉萨之时,身体赢弱,与前判若两人,加之生活窘迫,所遇困难,超越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但大师追求学识的弘愿,精进学习的毅力,则坚如磐山!他看到拉萨这所普陀名刹土,犹如春季千瓣莲花结成之花蔓,各方诸大贤哲游戏的道场——具德哲蚌寺大法海中,充满着幸运,充满着贤妙的正义摩尼,若能捞它到手,必须有牵引的大船主。
大师在哲蚌寺虔心师承洞晓显密诸明处之王乔珠噶布(蒙族)和大善知识布德仁波且·洛桑耶喜丹必坚赞等数十位大学者,勤勤恳恳,钻研经论。每当学院学期之时,除白天参加学院的辩场进行讲辩外,夜晚又参加学院或各康村组织的夜间辩场,立宗讲辩,从未缺过一次席。犀利精确的思路,纯净而美妙的语言,和善亲切的讲辩风度,使众多学者无不心折口服。众口交誉说:“年纪轻轻的,竟有这样的成就呵!”学期间隙期间,则夜以继日苦读各大经论,举凡《慈氏五论》、《中观理聚六论》、《律典》本文及疏释、《具舍论》本文及疏释、《入菩萨行论》等等,无不一一娴熟于胸中,洞晓融会其艰深词句,掌握其奥义。在年年举行的绛普寺冬季法会辩场和桑浦寺夏季法会辩场上从未缺过一次席。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以其超人的聪慧,坚韧的毅力,对于所学的一切明处和显密经论融会贯通,彻底钻研,从而掌握了讲、辩、著三事。当时在各大辩场中,“安多喜饶嘉措辩才无碍”的声誉,如上弦之月,传遍于各地,终以跻登于经教和证悟二者妙高峰之阶梯。上师布德仁波且赐以“妙吉祥喜悦智慧”的美称。
大师在学业上的成就,是由于勤奋精进,以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克服生活上的窘迫困境而后取得的。大师回顾当年学习经历时,常常动情地说:“初到拉萨的那一不短的时间里,无日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沿门行乞化缘,做乡村经忏师,几成为相依的伙伴,然而刻苦精进钻研经论的成就,终于找到了为之服务的机遇。有一次,在一名叫巴拉西尕的人家化缘,被请念诵《甘珠尔大藏经》,我发现在《律部》一函中,有一页经文正反两面印错了,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主人。他根本不相信,说这经文经过许多位格西唪诵过,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有此种事!言外之意,区区一位安多来的小僧人,你还能分辨清经文的印错?后来,这位主人从尼昂寺借来《甘珠尔大藏经》的《律部》加以对照时,证明确系印错了。他惊喜之余,到处传扬,为我化缘行乞打开了方便之门。
“又有一次,到一处庄园主家化缘,我被请做祈禳法事,念诵《贤劫经》。主人对我的诵经韵调和准确发音,神往不已,请求为之再唪诵一次,并询问我的原籍何处?当告以安多时,主人叹赞说:‘见到您有如此非凡风采和才华,不由想起当年宗喀巴大师初到卫藏的情景。’便请求给写一组教诫诗,我写完,主人见文情并茂,不由大惊,连连声称‘失礼’,延请上楼设座款待,并与我结为供施关系。由于这种种因缘,我的生活条件才逐步得到解决。依此顺缘,使学习得以安心。”
1951年冬,大师经廓莽学院推举,取得了超擢的拉仁巴格西学位。为此的命名,举行了庆贺的喜筵及讲辩,卓越的才华取得的殊荣接踵而来,按布达拉宫传统,每岁藏历正月初二日这一天,在布达拉宫的小寝宫由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第一、二名拉仁巴格西举行“措朗”对辩,哲蚌寺则由廓莽、洛赛林二学院的位列第一、二名的拉仁巴格西轮流出席立宗。1916年这一年,循例应由洛赛林学院派拉仁巴格西出席,但初一日中午,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下令,本年的“措朗”对辩,洛赛林学院不必派格西出席,由廓莽学院派拉仁巴格西喜饶嘉措在“措朗”对辩会上立宗,对辩的对手是色拉寺派出的麦扎仓学院的格西。大师在没有思想准备之下,仓卒受命,但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在“措朗”对辩会上取得了令人信服钦佩的成绩。
1916年,大师年33岁。是年藏历正月13日,在拉萨传召大祈愿法会上,于罗布林卡宫立宗,应拉仁巴格西学位的考试,上午应《释量论》考试,中午为般若和中观学,夜晚则考《俱舍论》与《律典》。达赖喇嘛特别关心,特派侍讲前来详细了解立宗情况。大师在三大寺众多格西起立问难中,将五大论的精微深奥教义以及词义的铨释,一一予以正确回答,大众衷心欣喜,赞颂不已。
这月的24日,罗布林卡宫里僧俗达官齐集,会上由布达拉宫秘书长却达宣布达赖喇嘛的教令:“授予哲蚌寺廓莽学院龙本格西喜饶嘉措为特殊超擢的‘精通五大明处’第一名拉仁巴”。并赐予护身结一条,阿喜哈达一条及盖着朱红大印的锦缎拉仁巴证书。自此起,大师的声誉如鲜花自空撒布,遍及于四方各处,人们的敬仰与日俱增。
在西藏的学术活动
大师在取得拉仁巴格西学位后,立即投入讲、辩、著工作。191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劝说大师放弃返回故里的打算,并劝说不必进入拉萨上下密宗学院深究密宗;请他去罗布林卡宫校勘雪域大学者布敦·仁钦珠的所有著述,编辑《布敦全集》新版工作。大师遵照谕示,前往罗布林卡宫,辛勤工作了6年,圆满完成《布敦全集》新版29函的校勘刊刻工作,达赖喇嘛赞赏之余指示说:“色拉、哲蚌等寺及其他各寺中,哲士学者虽多,但知识渊博、圆满贯通各种明处学科者却不多见。圣教饶益众生,利乐有情的根本教典——《甘珠尔大藏经》,是藏中前贤和天竺许多学者在这雪域地区从梵、汉文中翻译的殊胜贡献。藏区各地虽有各种版本,但校、刊各方面还有不致的地方。尤其经过的时间久长,有的刻板老化,字迹模糊,有的刻板则有残损,出现了一些缺遗!甚至布达拉宫中已没有完整的《甘珠尔大藏经》印本。我考虑,有些格西精通经典,但对于著述,不甚精妙;有的对于著述虽具有才华,但对于经典,则不精通。现在由我作施主,由你任校勘审定工作,这将对我佛圣教及众生是一件有益的事,你认为怎么样?”
大师考虑到这对于藏族文化衰损者恢复之,未衰损者光大之,对于佛圣教和众生之兴盛,乃一重大贡献,于是敬谨称“是”,欣然接受了下来。《甘珠尔大藏经》校勘工作,不仅是一件繁重的工作,而且是一件责任极大的校缺补遗、订正错讹的工作。藏区对于佛教经籍的编辑,与汉文大藏经分为经、律、论即三藏的编排法有异,藏文大藏经分为两个部分,经与律部辑为甘珠尔部,意为佛说部,分为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密乘经典)及总目录7部分。把佛以后的印、藏诸圣哲们对经教所作的疏释及对佛教教义创新、发挥、论说,辑为丹珠尔部,意为论述部,分为赞颂、续部、经释和目录4大类。经释又分为般若、中观、经疏、唯识、俱舍、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修身、杂部等以及藏区(包括阿底峡大师小部集)学者和一部分汉族人士的撰述等。藏文甘珠尔大藏经的目录虽经多人编辑,后经元时蔡巴·贡噶多吉编纂,又经布顿·仁钦珠审订始成定本。这部藏文大藏经首先在内地刊刻,经永乐及万历两代,甘珠尔与丹珠尔刊本分别完成,作为国家颁发于整个藏区各寺院唪诵、供奉的钦赐佛典,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其后藏区还陆续有纳塘、德格、理塘、卓尼、拉加寺等版。各地版本的编排略有不同,校对也有不严谨之处。大师的工作就是要把不同版本精心校勘,补漏正误,厘定为一种制式版本。经过八年如一日的昼夜辛勤劳动,缜密细致的校勘,拉萨版《甘珠尔大藏经》终于刊刻蒇事,大师对于古典藏籍的整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大师的渊博学识甚为倚重,凡对于藏传佛教经籍中一些疑难问题,常征求其意见,委托其解答,如关于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中一些奥义的解释;关于萨迦、格吾、宁玛三派的见、修、行方面的观点异同的解答;从象雄文译《天女密咒七品》为藏文;为罗布林卡宫题写藏梵文字门楣;为坚赛林卡题写兰扎、乌尔都、藏文三种文字的宫名;校勘布达拉宫诸明处学院原藏的第悉桑吉嘉措所辑的《声律学》,重新审定刊刻出版;将《白罗伞盖长咒》译为藏文;解答丹吉林寺护法祖玛尔像内藏中护轮(Snung Vknon)与生命轮(Srog Vknon)互见,应以何者为是?按文义乃对补特伽罗而言,应是“生命轮”……,等等,为数甚多,难以枚举。同时,还受达赖喇嘛委托,代表达赖与达赖侍讲德洋仓作为三大寺、上下密宗学院等应届堪布升迁时的主考官,将他们显密学术造诣如实以讲辩方式考核后,报告达赖喇嘛分别任命。大师以十三世达赖本人没有像五世达赖喇嘛那样完整的自传,极不合适,曾启请达赖喇嘛注意这一问题。达赖答以“本人与其他转世活佛相同,没有任何殊胜的表现,总的来说,只不过留意于恪遵别解脱戒而已。日后希望以普通佛教徒籍如椽之笔列于持白莲者转世之列即可,叙述传奇之份就在于你了……。”大师常叹搜集达赖喇嘛的实录资料撰一比较完备的传记甚为需要,也有这个愿望,可惜他去世过早,没有这可能了!
大师在罗布林卡宫期间,还从事于下列各项工作:
一、积极从事著述。首先为维护格鲁派教派教义的纯洁性,对青、康、藏地区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猛烈的抨击。论战的著述有《不朽金刚霹雳矢》、《阐明疑义宝鉴》、《粉碎谬论十万犀利匕首》、《驳斥〈正理狂啸〉之劫火》等,先后发表后,在藏传佛教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其次,阐扬格鲁派教义的著述,有《功德本体论释》、《龙树奥义略探·无畏狮子吼》、《政教各种宗印记·闻者有益》等。其次关于传记和著述则有《第十一世济咙呼图克图阿旺土丹格桑丹必卓美传》等。至于为各教派学者请教的有关教义问题的回答,为一些寺院写定的寺规等,也是大师著述中量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惜于1937年在南京时,寓所遭日机轰炸,手稿被毁。今收在文集中的只是劫后搜集到手的一小部份。
二、培育人才。大师以其渊博学识,自1916年取得拉仁巴格西学位后,成为藏区学术界泰斗,高山仰止,顶礼座前执经问难者为数不可胜计,其中仅为哲蚌寺廓莽、洛赛林两学院的活佛、学僧等授《正义心要》、《宗印大全》者达80余人;为噶丹寺江孜、夏孜两学院学僧授《般若》、《中观》两学科者达100余人,为哲蚌寺学僧授《菩提道次第论》和五大论者,则前后相继接踵。著名学者如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师赤江活佛、廓莽学院堪布曲丕嘉波、格西洋巴次成、更登群培、贡巴萨·土登吉扎、更浪·洛桑坚赞,皆出入于大师门下。西藏各世家亦多送其俗家子弟在座前求学《声明》、《诗鉴论》、《三十颂》、《音势论》等文字之学,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江洛坚索南亚布、德格赛·索南旺堆、擦戎等多于幼时即顶礼于大师座前。有教无类,桃李遍藏区,大师当之无愧。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由热振呼图克图强白益喜坚赞代理摄政。当时西藏上层内部爱国力量和亲英势力之间斗争激烈,同时又有青藏、康藏战争。由于大师一贯倾向内地,态度坚决,一些亲英分子遂以种种手段,散布“喜饶嘉措是亲汉分子”,“《甘珠尔大藏经》校勘版中有伪加词句”等等伪造口实和谬论,企图从政治及学术两方面诬蔑攻击,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由于大师学术地位崇高,诬蔑伎俩无从得逞,加之,当时热振摄政从内部清除了亲英分子,政治中伤也自行收场。
赴京讲学与为抗日救国而奔走
1934年,以黎丹为首的西藏巡礼团经青海西宁赴拉萨。黎丹是一位立志沟通汉藏文化的官员,也是精通汉藏文的学者,他曾担任过甘肃西宁道尹、青海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务,在西宁多年,兴办蒙藏教育卓有成效,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兼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青海藏文研究社原称西宁藏文研究社,青海建省后,改称青海藏文研究社。是黎丹私人出资创办的以“学习西藏文字,沟通藏汉文化”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曾培养了精通汉藏两文的汉、藏、蒙族社员多人,在青海各地从事民族教育工作。这次他们组团去西藏,主要是为了研究藏传佛教,但由于黎丹官方身份及南京有关方面为其拨发了经费,因而也具有半官方性质。这个巡礼团的成员有杨质夫、欧阳鸷(又名欧阳无畏,著名藏学者)等,都是青海省藏文研究社社员。他们到达拉萨后,通过西藏噶厦政府,拜大师为师,黎丹与大师神交多年,与杨质夫居于哲蚌寺,由大师亲自辅导、讲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其他团员则分别加入学院班级进修藏文,学习讲辩。大师除讲授宗喀巴大师教义的精义外,还允黎丹请求以大部分时间审核黎丹主编青海藏文研究社编纂的《藏汉大辞典》。1936年冬,经黎丹和蒙藏委员会派驻拉萨办事处的代表蒋致余(通称蒋参议)的介绍,国民政府决定聘大师赴京讲学,由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会同聘任大师为国立五大学(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西藏文化讲座、汉藏文化讲师,并汇寄路费银币1000元。1936年底,在黎丹、杨质夫、拉仁巴格西格桑嘉措和贡巴萨·土登吉扎活佛等陪同下,取道印度,经锡兰、香港,到达上海。到南京后,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等接见,旋即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作了一系列关于宗喀巴大师传略、圣道三要、菩提道次第、格鲁派发展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等报告(由杨质夫翻译),对加深汉藏文化交流,加强汉藏民族关系,推动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同时,在南京大辉复巷甘青宁会馆研读汉藏典籍(汉文由杨质夫翻译),撰写《宗喀巴大师赞》等一批论文。曾在蒋介石莅临的一次报告会上指出:“不能作出任何危害宗教、寺院和佛法的事,否则将会引起纷争,国家也将不会稳定。”
1937年夏,大师到北平讲学,值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兴起,仍转赴西安回青海赴循化道帏。令人遗憾的是,大师数十年搜集的大批藏文资料及个人的许多手稿,这时都寄放在南京甘青宁会馆寓所,日机狂轰乱炸,会馆被毁,所存什物全部被毁无余,大师每每提起,痛心不已。
1939年5月,大师在重庆,鉴于日军深入,国难日重,有必要对过疆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以坚定其抗战救国的信心。乃自动呈请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拟赴甘青一带蒙藏地区进行视察和宣传,当即得到批准,拨发了经费。乃即组织抗战宣传团,编印藏汉全文的《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及传单多种,连同向军委会政治部等部门索领所编各种宣传书刊等,于1939年7月起,赴青海海南、黄南、海东、海北等地区、甘肃甘南大夏河、洮河流域及河西华热一带,在塔尔寺、夏琼寺、德扎寺、佑宁寺、隆务寺、拉卜楞寺、卓尼寺、合作寺、天堂寺等等大小数十座寺院视察、宣传,号召蒙藏同胞同心同德,抗日救国;散发各种宣传品及《告蒙藏同胞书》,告诫群众同心协力支援前线,并擦亮眼睛,防止敌伪谣言传入;在各寺院发动僧侣发“救国十大弘愿”,息灾诵戒。尤其在青海湖畔村果加拉,乘当时八战区及青海省政府举行祭海大典之时机,一连三天,对到会的蒙藏群众及各地区头目七、八千人以及部分汉回人士等讲述日军的凶残,祖国的可爱,宣传抗战建国人人有责。在西宁有西藏人员参加的欢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东主(即此后之达赖丹增嘉措)赴藏的会上,大师也讲述抗战救国乃国民的神圣义务。在各个大小会上,大师再三强调:“我们中国的疆域,广阔有如太空,自远古黄帝时代起至国民二十八年,上下五千年,内外政教昌隆兴盛,有如长江大河,浩荡奔流,国家的荣华卓越超殊无与伦比,各种史书都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拥有2000多座城池,10万多处市镇。我们的国家有如手掌,区区日本还不到我们的一个小小指头!”
“日本说什么要将中国连中国的名字从地球上抹掉!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的权利象毛毡一样的践踏!象衣服一样穿着!象水一样喝掉!象食物一样的吃掉!这些恶毒的想法,残暴的行为,迫使我们热血象海水翻腾,象烈火燃烧!”
大师号召大家“不必害怕日本的武力”。告诫大家,对日本的愚弄和谣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上当受骗:“俗话说,徇情看面子,过不了长久的日子。正如大伙所清楚的,绝不能让日本把我们国家吞掉,我们有许多亿人口,为什么要可怜兮兮地忍让日本侵略我们!或许有的人这样想,但我这个老头子绝不疑虑,就是一根毫毛,也不怕它!”大师发誓说:“要保卫国家,抗击日本!”
由于牧区辽阔,居住分散,大师还把各种宣传书刊等分别派人送到不能亲自前去的各部落和各帐房圈子去。自7月份至11月份,5个月的深入宣传使边疆少数民族增强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对同仇敌忾,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了解和支持。
这一年底,大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授大小银印2颗。
1941年,国民政府以日军封锁沿海港口,拟通过西藏东部修筑一条中印公路。9月间,西藏当局一面反对筑路勘测人员入藏,一面却允许美国情报人员入藏作军事勘测。1942年7月6日,西藏地主当局肆无忌惮地突然宣布成立所谓的“外交局”,要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以后应向该局联系事宜,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接受既成事实。西藏当局在美英帝国主义煽惑下,相互勾结进行的这一无耻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当局,如不撒销此举,则将派军入藏。并于1943年在康藏、青藏边界布署了威摄的军队,下令修筑青藏、康青公路,扩建玉树巴塘飞机场,新修称多加塘、玛多黄河沿、兴海大河坝飞机场。同时,寻求从其他途径稳定西藏局势的策略。1943年春,大师受国民政府的指示,由他以个人名义赴藏朝圣,率领一部分人员进行宣慰工作。国民党中央内定大师为国民党西藏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杨质夫为书记长,冯云仙为委员。为了国家的统一安定,民族的团结,大师毅然接受这一艰巨任务,于这一年冬起程,经青海玉树,到达西藏北部重镇黑河,结果为藏军所拒,不让南下,虽然当时的西藏黑河总管帕拉·图旦旺丹是大师的学生。经与西藏地方当局多方交涉,最后的答复是,只邀请大师一人赴拉萨朝圣,所有随员一律拒绝,甚至还发生藏军一连长拳击杨质夫的事件。处于藏军冥顽不灵,无理刁难之下,大师忍辱负重,拒绝藏方伪善地只请他一人朝圣的邀靖,于1944年夏初,毅然回玉树结古,取道西康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大师返回南京。1947年,国民党进行反人民内战,为了拉拢蒙藏同胞,任命大师和白云梯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大师曾就国民党的边疆政策提了许多批评意见。指出:“西藏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情况,却装出十分了解的样子,以致造成现在的这种局势。”于此可以窥见大师对西藏问题念念在兹,爱国家爱民族之心,溢于言表。这一年,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去世,大师代表国民政府前往致祭,并慰问甘南地区藏族僧俗群众。
大师回内地以后,除为国立五大学及各地佛学会讲学,并为抗战建国,祖国的统一安定积极奔走外,每回故乡,一有机缘,还分别在当年宗喀巴大师出家的大伽蓝——夏琼寺等外讲学,弘扬宗喀巴大师的教义。藏传佛教许多学者、活佛多群趋座前,执经问难,即便是名冠于世的拉卜楞寺贡塘仓、智革贝宗寺阿柔仓等亦皆以师礼师之,执礼有加。1946年,大师曾被请至智革贝宗寺,为阿柔仓等讲授宗喀巴大师的《金论》,阿底峡大师的《菩提道炬论》以及《圣道三要》等,并撰著《第三世阿柔仓·隆多丹必坚赞传》等。
躬身从政为人民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大师返回故乡,在道帏扎仓暂住。8月下旬,甘肃临夏地区解放,马步芳溃兵昼夜沿循临公路西奔,道帏扎仓位于公路之侧,为东西行必经之地。大师的弟子和道帏的一部分群众认为大师曾担任国民政府高职,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他,纷纷劝说暂避一时。但大师认为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仁慈的政党,决不会伤害民众,请他们不要有顾虑,我决不他去。但终于拗不过群众的恳求催逼,乃暂移于僻静的悟玛尔禅院。8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逾达力加山到达道帏,在众弟子和群众的再三请求下,大师遂带拉仁巴格西格桑嘉措等数名随从,取道文都至黄南隆务寺,转往海南兴海县。1949年9月中旬,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派员赴古雷寺邀情大师参加政府工作,因已去兴海县色宗寺,未得会见。10月,甘肃和青海军政委员会同派遣大师的汉文秘书陈木天等赴兴海邀请,大师欣然回到西宁,廖汉生、张仲良等领导同志接见大师,并动员他与共产党合作,为党和人民办事。不久,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大师出任第一届省政府副主席、文教委员会主任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此后又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
大师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以后,以其敏锐洞彻的目光,观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以佛学家的人生观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对自己周围的弟子信徒们说:“国民党根本无法与共产党相提并论,国民党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些只考虑自身的权利富贵,贪图安逸享受的人!共产党人则不同,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国为民,不怕牺牲性命,是真正具有菩萨心肠的人,因此,我衷心拥护他们。以前,国民党和蒋介石曾经给我高官位,给高薪,多次请我吃饭,但不能只看对我一人的好而就说好,主要还得看他们对人民是好是坏。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佛的教导是普济众生,我真诚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众生脱离苦海,得到幸福。”通过对比,大师真正懂得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党,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宗教徒必须要走的金光大道。他胸中念念在兹的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他诚恳地向青海省党政领导廖汉生、张仲良、赵寿山等交心说:“我曾追随过国民党,任过国民党的高职,拿过高薪,说过国民党的话。但共产党十分宽大,不仅原谅我的过错,还持派人员前来慰问,让我担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对此我非常感激,十分有愧。以前我听国民党的宣传,说共产党不爱护少数民族,不尊重宗教和寺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适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因为谁都知道我是藏族三大区域的老一代宗教人士,他们都睁大眼睛在张望着我。”他还诚挚地建议说:“首先应当广泛、深入地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团结,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方针政策,这样才能消除宗教徒、少数民族的恐惧和疑虑心理。”
1950年初,大师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召开的会议,在会上又说:“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无法和内地相比。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执行党的政策的
过程中,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是一切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要使宗教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衷心信赖共产党。首先必须很好地了解各少数民族的特点、风俗习惯和历史等,作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宣传,作好宗教信仰自由,不改变风俗习惯,财产自主等教育。如果这些工作做不好,由于边僻落后地区的人们思想还很保守顽固,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在他们头脑中还很深,因此,虽然外表上解放了,但内心深处对共产党还是很难信仰!”这些发言,得到彭德怀主席、习仲勋副主席以及汪锋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说:“喜饶嘉措格西的讲话,是真正热爱共产党的话呵!”
1950年前后,大师接到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亲笔信:“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您的来信收悉,谢谢。”(原信已失,其他的话,记忆不起)1951年上半年,大师赴北京开会期间,
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赠送大师小轿车一辆,收音机数台。大师感激之余,赋诗颂扬毛主席道:
千光之主太空显笑容,
扭转乾坤创造新世界,
为瞻山王金色妙高峰,
日日奔波何辞辛劳哉!
凶恶罗刹毒唇张而裂;
蹂躏众生安乐吮鲜血,
您以威猛巨风之浪涛,
一转瞬间送至阎王界!
嗟嗟而今赡部环球上,
解放神旗飘扬呈神威,
荡尽制造分裂彼鸥枭,
全民放喉同声歌朝晖!
大师还赋诗赞扬朱总司令说:
不朽金刚激发之火花,
神勇绝伦威武摧敌方,
声华奕奕犹如苍龙呤,而今响彻赡部大地上!
大师参加新政权建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竭尽所能,积极为祖国和人民不懈地努力工作:
——青海刚解放后,积极拥护我党和平解放西藏,多次在西宁等地用广播讲话和书信等方式,向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西藏地方噶厦政府高级人员、色拉、哲蚌、噶丹三大寺的高级喇嘛执事,以及原先的僧俗学生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号召走国家统一的道路。后来在协商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时,又以师生之谊给西藏索康·旺钦格勒写信,宣传党的政策,对促成和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竭尽了心力;
——青海解放后,在民族地区,反动派对共产党的新建的人民政权排谤诬蔑,以各种各样的谣言恶行破坏捣乱,致使一些地方人心惶惶不安,社会秩序混乱。这时,大师虽年近七旬,但不辞辛劳,前往各农牧地区,对各族人民群众特别对藏族群众再三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率领西北访问团一支团前往青海黄南等处慰问,调查研究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为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生产得到恢复,巩固政权建设,作了一系列工作;
——青海尖扎县昂拉千户项谦在马步芳部流窜人员及坏人煽动下,负隅顽抗,大师先后4次亲赴该地,再三劝导告诫,昭示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解除其疑虑,争取他归向人民,向政府投诚,为最终达到团结目的,解决项谦事件,稳定藏区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
——青海湖北部岗察与达如玉两部落、循化夕厂与岗察两部等多年来为争夺草场牧养权,相互械斗不休。1951、1952年,大师亲赴两地开诚布公地宣传政策,进行调解,终于使多年的械斗终止,让牧民们过上和平放牧的生活;
——抗美援朝期间,大师积极拥护献机救国,除自己捐献巨款作为购买佛教号飞机之用外,并亲赴塔尔寺等寺院以及农牧区,积极宣传、推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献工作的高潮。
七、无情地揭露抨击反革命分子造谣破坏活动
1952、1953年之际,少数坏人在反革命分子怂恿下,利用蒙藏族群众的迷信心理,印刷、散布所谓的“预言”、“神书”,制造谣言,蛊惑群众。一时流传散布什么五台山蒙族僧人索南仁钦得到观音菩萨的“预言”呀,西藏白玛冈圣地传出的《白玛冈道场神书摄义》等。那篇《白玛冈道场神书摄义》公然煽惑说:“雪域西南汉藏交界地,人们谁去形体不分好与丑,只向该处行走七大步,死后即能迁转到那里!”那篇所谓的“预言”则说:“现在世界要毁灭了,有饭没人吃,有衣无人穿,有路无人走!”一时群众对坏人所造的这些谣言分辩不清,是非不明,整天昏昏然想对白玛冈去“迁转”,想听从“预言”指出的办法去避灾,对生产不关心,对政府不信任,身心惶惶不安,陷于大白天不想吃,夜晚间不睡觉的境地。大师对此极为愤怒,即命题写了《驳斥白玛冈道场神书·扫除伪造谎言的明灯》一文,对这篇所谓的《白玛冈场道场神》给予严肃地抨击驳斥:
拉萨中心大昭寺东方,
波密地区白玛冈道场,
该地蠢语破纸之鬼幛,
竟被增益颂扬我心伤!
“最近一卷从文字结构到内容任何一方都经不起分析批判、荒谬绝伦的所谓《白玛冈神书摄义》的破书——愚味无知的说法就象狗熊模仿人样——来到我的眼前!
“心意愚味不可救药者,
我佛也难将他去救渡,
代表此辈那一伙蠢徒,
是否祖先梵天幻化者(意谓畜牲)!
‘一切恶语皆从欲念起,
说法真假希望听我言’,
上述这些荒谬绝伦话,
难以排除敌人所投毒!
大师以煌煌万余言,对这卷伪造的“神书”层层剥去其伪装,揭露其反动造谣实质和煽动坡坏的企图,就其所玩弄的时间概念、地域方位、恫赫言词等等,一件件地揭露无遗,使其丑恶嘴脸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更进一步阐述当前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希望广大信教群众擦亮眼睛,清醒头脑,分清是非,奔赴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大师庄严地宣告:
伟大祖国权势如金山,
人民幸福生活在乳海,
教证兴盛犹如白莲图
愿彼此竞放发展昌隆来!
同时针对那所谓来自五台山的“预言”,散布的“雪域藏区众生们,佛陀、菩萨和空行护法、守护神、龙等俱发怒,……戒律衰败背誓者满山谷,国法衰败监狱满山谷……”等等煽惑人心的谣言,写了一篇《驳斥伪造预言·廓清愚昧黑暗·智慧太阳之光》的文章,揭露“预言”的种种阴谋,严正地指出:
愚蠢的家伙,亵渎观世音菩萨而伪造的这荒谬‘预言’,不过是喝醉酒后的狂言,头脑简单的小孩子的梦呓而已。并以古喻今,指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所谓预言,不过是扰乱人心的鬼把戏,早为人们所唾弃!
因此,大师告诫说:对于这类所谓的‘预言’,绝不可能作出眼看、手抄、散布甚至收藏之事!若不知为知,胡说八道,胡思乱想,见神见鬼,则只能是扰乱佛意,摧毁宗教生命,破坏国家法令。奉劝懂得寡欲知足的人们,不管怎样,注意为妙!
人民政府对于宗教信仰自由、风俗习惯自由,保护寺院僧侣顺缘等方面给予的恩惠,象太空一样。这是一分钟也不可忘记的大事。肯定地说,我佛圣教和自己的幸福,若自己不去毁坏,共产党是绝不会毁坏的!她对少数民族特别痛爱的种种措施,是过去任何朝代里都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事。无论如何,要在心灵深处牢牢记住!对于毛主席应以无限热爱的眼光去看待!
与此同时,大师还写了一篇《先行书·甘露滴》文章,先于报纸上发表,针对这个所谓的“预言”对全体僧人告诫说:毫无疑问,这篇伪造的‘预言’,实际上就是混迹于世间的狡诈无耻的世俗喇嘛们的彻头彻尾愚昧无知的作品,是那批对于政教双方连仅仅归顺的知识都极其浅薄的家伙们的自吹自擂,贪婪供养茶敬而又不了悟任何事理,愚昧莽撞的一类人装做劝善的姿态而进行欺骗愚弄群众的东西。应该慎重,政府对此正在研究,它违犯政府的意图极为严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各个地区敌人造谣欺骗,煽风点火的事件太多呵!
我认为,这不仅糟踏大悲观世音圣谕的威望,而且是对圣教不能容忍的诬蔑。对于这种虚妄邪恶行为,如何是好呢?我实在抑止不住失望之情,又愧又羞呵!因此写了一篇驳斥的文章,政府将很快印发,现在将本文及驳斥文章先在报纸上披露。希望将文章内容,予以公正的详尽的审核,向各方妥予安排,如这样则是给自己和群众、宗教和国家做出了维护和支持,将是巨大的贡献。愿团结和好的乳汁海洋向太空涌腾吧!
大师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国内外大好形势,指出:在当前,宗教徒对各自的教义,虽有“一般与特殊,共与不共法,承诺有大小之不同”,但“因果照彰,不存在明暗之分”,特别提醒僧众:当前毛主席领导的人民中国,在世界上声华奕奕,如太阳一样,全体四、五亿人们和好无间。平等幸福的太阳永远高照,不会西落。希望对此应该创造顺缘,千万不可疏忽,要紧要紧!
这一系列以教义和正理辨驳、揭露以宗教手法进行反革命煽动破坏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并印成汉藏合文册子在各地散发宣传后,对安定人心,搞好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不懈地努力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师任第一副会长,继任会长,经常驻锡北京。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西藏代表团到达北京,参加会议。大师亦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间,大师在西藏的学生如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索康·旺钦格勒、阿沛·阿旺晋美等来大师寓所看望他。大师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与佛门的因果说法相一致,和我们教法所说相一致,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你们对于共产党和毛主席切不可有不相信和相反的看法,特别要详细认真地考虑卫藏情况。从前的卫藏地区,内部实行农奴制,外有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悲惨境况难道不是人人皆知的吗?共产党的恩德就以这次开代表大会为例来说,和达赖仁波且一同前来的有400多人,和班禅仁波且一同前来的有200多人,这么多人的吃喝行住各项费用,完全由国家支付,光这一项恩德,哪能忘记啊!”
大师不但对来京的卫藏人员再三这样讲,还多次给自己的许多学生和西藏三大寺上层执事和充任西藏地方政府要职的人们,以及四川、甘肃、青海等地的弟子们和相识的友人们写信,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4年9月15日,大师从北京给拉萨的江洛坚公索南嘉波写信道:〖HT5K〗不用害怕共产党,她全心全意为利他,胸襟广阔如太空,依靠民众得天下;慈爱犹如三春雨,威严恰似霹雳雷,平和如龙嬉戏海,法规正直如梵线;护佑光辉如摩尼,信教广妙似莲园,共产党不信无因果,如狮腹有寄虫般;内心没有智慧光,外又不对正道看,信邪混乱无主见,最终跟他惹祸端;坏人就如乌头毒,受他影响命会完,阿卡敦巴之教诫,愿索南嘉波心喜欢!
1954年9月20日,大师在给拉萨的格西图道的信中告诫说:共产党统治的须弥顶,释迦旗帜高飘扬;藏民疑虑如腹虫,它会导致狮子亡,狡诈诡谲慎勿施,昵它宗教众生伤!教义核心因果论,全由自己去衡量,称人‘教敌’若木瘿,若以三门纠正它,教法自性顷刻彰!
同一天,大师给拉萨宁玛派多吉扎大寺去信说:共产党对佛教和众生予以保护和扶持外,不会有任何危害之处,希望心情舒畅地管理寺院,恪守法规戒律,和好增威,使本派法行如上弦之月光辉灿烂。
1955年5月8日,大师致拉卜楞寺所在地夏河县县长加羊信中说:宗教寺院早有法规戒律,应由活佛、执事人员等维持寺院秩序,政府不会干预。如果出现杀人等违法事件,必须首先逐出佛门,然后由司法部门惩办。政府保护宗教,保护人民信教自由,这是极其崇高的贤妙办法。……共产党决不会对宗教有任何危害。完全是为了扶持帮助。……毛主席顺应各民族的民意,对于教门给予保护和帮助的事实和恩德,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1955年5月2日,大师在参加青海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恩情,如十万个月亮普照大地,值此西藏和平解放4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以万分欢欣的心情表示祝贺。西藏是我国边疆重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同时又是藏传佛教圣地,从前是国内有名的落后地区,长期遭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国家今后将会不断地从文化、政治、经济和建设等各方面进行支援。从藏族方面来说,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不做任何——那怕一丁点儿违背《协议》的事情。在政教两方面,都要自尊自爱,团结一致,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使之像上弦之月日日增威,象大河奔流不息!让藏族不再分贵贱,不论强弱,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的清正廉明,从而从内心深处树立起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于各自的工作,不可愉懒,应努力去完成,使一切工作有利于整个世界,有利于汉藏民族,有利于各自的事业。
1955年5月10日,大师在给拉卜楞寺拉摩慈成格西信中说:新建红色人民政府,对我藏族比汉族仁慈,处事待人有如天秤,对此切莫心存疑惑。自将佛法从根摧毁,却将他人视为教敌,诬蔑‘迫僧还俗’人们,是否站在佛法一边?共产党口言不信宗教,事实却与信徒为友,请看我以内外诸事,一一如实陈列宝鉴。
1955年5月10日,大师在给道帏吉合洛的信中说:空旷大地本粮仓,净土尘埋应衡量,他方有福风雨顺,我方山头何赤荒?牧场如少牲畜苦,草料是畜父母样,无草无水成荒漠,草原造田费周章!道帏合作化已建,四村未办为那般?对此勿需再踌虑,政府政策尊自愿,流水之源是雪山,中途喧哗乃自然,孰是孰非难知时,或有或无应分辨,对事明决贤者心,明亮如同彩虹显!
类似的信件,为数很多。大师通过这些信函,使安多、康、藏等地人士进一步认识和相信了共产党,从而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西藏有许多代表参加会议。其中宁玛派敏珠林寺的大堪布迥仁波且·阿旺扎巴向大师请求教诫。大师为之撰写了《供养普贤的彩云》一文,文中说:现在新政权建立大地上,和平乳海正汇潴,一心向善释沙门,何不抛弃妒与恨?同时应拉萨的孜本、及原先的弟子克墨·泽旺敦主请求,写一长篇教诫《大圣妙吉祥喜悦微笑》,文中指出:现在毛主席领导的政治神威战胜一切敌人,普照大地各个地方,邪魔遍入天侏儒的幻步神话,已成为往昔故事,一去不复返了!正是:这是此地帝释天现实,并非虚构伪造不实词,极白螺色幼嫩之新腾,却被黄色胆病来侵凌,愚昧尘埃山崖貌峻险,白昼竟被昏暗笼罩起,当那赤耀笑容显现时,作为凶兆镇压口牛声至!受尽苦难的农奴们从痛苦的束缚中真正得到解脱,享受着幸福的长河之滋润,善妙之门绝对长开。对于阐扬教证的教门,不仅由各民族自己去崇信发扬,而且政府还予以随喜,给予固定的帮助。这种承诺犹如狮子吼啸,言出之后立即有事实可加证实,各个地区的寺院得到维护,僧人生活条件各个方面无穷无尽的供养犹如万丈光芒,从而使圣教和众生的本支、正人哲士发生信仰的经教,抉择事物性质的正理,举凡能用以表达的事例,处在一个比一个显明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之中,请安下心来吧!正是:释氏圣教乳海正腾涌,共产党皓月笑容情更长,仁慈楼台层垒之彩云,遮彼炎炎骄阳赐清凉。
毁彼滋润鲜花细雨者,将是魔鬼芝麻之荚果。视自己教门如草之想法,乃视自己如敌九头魔,请将自治用智去细嚼,会将自已与共产党结成伴!毛泽东心意有如太空界,社会主义利他甘露海,净饭王子教证日月光,造福大地之上我保证!
当时甘丹扎索活佛士旦坚赞也请教诫,大师给他写了一篇《柯子尊胜乐园》文章,告诫他说:一代伟人毛泽东,堪与释迦相伯仲,无数稀奇之功绩,文殊喜慧我亲睹。无论信仰任何教,都如所信予扶持。任何时候不危害,真实赞扬人皆知,口中虽说不信教,宗教工作热诚做,正直光辉之照耀,公正识者会论说!‘共’乃文字之形体,今已成为世间宝,对于宗教无伤害,谨防楼梯下陷阱!
应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噶丹寺江孜学院藏巴格西洛桑群众之请求,大师撰写《自然神鼓》一文,告诉他说:人民所受无限苦,仁慈共产党难容,率领无畏英雄众,首先消灭敌武力。自己虽不信宗教,他人信教不阻止,政治必须党领导,共产党根本之宗旨;毛泽东同志哲士们,熟虑制定之宪章,三面红旗党领导,全体公民应信仰,共产党根本之宗旨;对帝国主义嗔目对,对社会主义笑声扬,态度明确不背谬,共产党根本之宗旨;对那纸虎空架子,装腔作势之幻术,实事求是无所缘,共产党根本之宗旨;对如贫穷诸小国,则以财助归我方,对于敌人似猛虎,共产党根本之宗旨;当今世界我武扬,压彼美帝头顶上,应知它已心胆颤,共产党现今之宗旨!接着,大师针对性地指出:
在教应是释迦徒,在政服从党领导,不必惊慌与害怕,此乃毛泽东主义;宗教应遵经教说,专修闻思修善行,不以政治去干涉,此又毛泽东主义;身披袈裟口诵经,却干敌人行为者,必须镇压解决之,此又毛泽东主义;是非分清如梵线,上流君子应颂扬,下流鬼魅头必斩,此又毛泽东主义;虽说百遍不入耳,怎样告诫不转变,顽梗如煤坏人们,应用列火去批判,此又毛泽东主义;向上一转变神容,向下一转呈鬼脸,非人变人欺骗者,神变套索不放它,此乃毛泽东主义;不行正道拽狐尾,不向上流如沟水,以此劝说指正道,此乃毛泽东主义;无论民族和宗教,应走正途只一条,要入和平团结道,此乃毛泽东主义;因此各个宗教之习俗,我想自己若不改变它,政府不会去改变,此乃毛泽东主义;仁慈笑脸迎群众,霹雳金刚对顽敌,息、增、怀、伏威势者,对毛泽东应正看!僧人主持教法应如是,官员护持政策应如是,民众当好公民应如是,具有晶莹宝镜弟兄们,对此心中牢记好汉子!大师最后祝愿说:往昔世尊释迦佛,现今伟大毛泽东,所作事业虽各异,慈爱众生心则一。愿世界永息病、兵和荒灾,我国崇高犹如须弥峰,圣教教证讲修纯洁盛,奇妙光明遍布十方中!
从上列的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到,大师一心一意真诚地颂扬、讴歌拥护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赤热之心。此外,在已出版的大师文集——《喜饶嘉措文集》中没有收集进去的有关政策方面的阐述文章还很多,其中主要者如《读宪法草案后的心得》,1958年在青海省第二次牧区各自治州主席、副主席、县长、副县长会议上作的题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为完成过渡时期国家和民族工作总任务而努力》的讲话,1956年在青海期间所写的《正确认识,消除顾虑,为普及牧业合作化而努力》一文,1959年在青海第一届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致的《闭幕词》等等,不再一一细述。
国际友好往来的和平使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喜饶喜措大师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身份,通过宗教途径,为发展国际友好往来作出了贡献。1955年,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73岁高龄的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开建国后我国宗教团体与外国友好往来之先河。赵朴初居士任副团长,卓加同志任翻译。访问团一行一下飞机,受到总理吴努等许多缅甸官员热烈欢迎,在下榻处,吴努总理以僧王礼仪敬礼大师,献上花蔓,并亲自为大师洗脚,极其崇敬盛情款待。访问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到缅甸仰光大金塔、各寺院等著名道场瞻礼随喜,对僧侣们供奉饭食和大批布施,大众十分满意。当大师论法时,遇翻译不能十分圆满地译出佛学奥义时,大师即用古梵语予以解说,听众无不惊讶莫名,信服不已。在祝愿利乐众生时,大师再三强调中缅两国无论是政治或宗教关系,必须积极发展并不断提高。这次访问,历时1月,圆满完成任务。回国时,缅甸政府向我国佛教代表团赠送伞盖、法衣及金钟1座、玉佛数尊、玉石佛塔,世尊十二大行图像等。
1957年,大师率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之后转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佛圆寂2500周年纪念大会,还出席由职工委员联合会、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机构共同组织举办的“佛教文艺和佛教哲学会成果纪念会”。这一期间,大师一方面参与频繁的佛事活动,加强与宗教界的友好往来,另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
在印度期间,早年便离开祖国侨居印度等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兄长当彩和嘉乐敦珠二人前来拜谒大师。大师劝导他们说:“您二位不宜长期留住外国,应该返回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达赖、班禅二位仁波且为首的藏族人民一道,为建设强盛统一的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当彩和嘉乐敦珠说:“昨天周总理曾说,选择在哪里安乐,就居住在哪儿,这是我们的自由。总理让我们自己决定。大师却为何让我们回去呢?”大师回答说:“周总理是昨天由8架飞机迎接的伟大人物,我与他相比,简直是一条小虫子,由于我爱护你们二位,看做自家人,才说这些话!”后来,大师不时回忆这些话,常常告诉周围的人们。
在印度逗留期间,大师对印度政府及达赖喇嘛二位兄长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曾向班禅大师说:“现在,您不宜在印度久留,也不要去朝拜各圣地,应尽快返回祖国。”大师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已从印度政府和达赖二位兄长的态度看到他们已经在加紧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之后,大师经常给人们谈论这件往事,愤慨不已。在印度20多天后,大师动身回国,印度方面给大师赠送赤金铸造的释迦佛像一尊,彩绘世尊本生故事多幅。
1958年,应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柬埔寨王国参加第六届世界佛教大会。在柬埔寨期间,大师多次发表演说,以加强两国佛教徒之间友好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历时15天后返国。柬埔寨王国政府向中国佛教代表团赠送伞盖、宝塔、玉佛以及铸有释迦佛头像的纪念金币。
1958年秋末,应苏联和瑞典两国政府的邀请,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大师赴苏联参加为期8天的世界佛教协调理事会,接着前赴瑞典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大会。
1961年,应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以大师为团长、赵朴初为副团长的中国护送佛牙代表团到达斯里兰卡。当中国专机由昆明经缅甸飞抵斯里兰卡领空时,该国政府派4架飞机护航迎接。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前来机场迎接,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大师在机场发表了演说。从机场到市区,100辆小汽车迎接,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欢迎。大师一行抵达宾馆时,斯里兰卡的飞机从空中撒下如雨的花朵,表示庆贺。在斯里兰卡逗留的20多天里,前来谒见、膜拜的信士达10余万人之多,大师多次发表讲演,散布了无上菩提的种子,不仅增添了未来的佛教众生之利乐,加强了中斯两国之间友好合作,而且更圆满地宣传了我国政府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批外国记者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宣传的谎言信以为真,有一天,他们问大师:“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僧侣和寺院都被一扫而光,是否真的这样?”大师哈哈大笑着告诉他们:“根本不是那回事。但是我们边疆地区的一些僧众和寺院相信了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煽动造谣,竟干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活动,镇压那些极少数的坏人和坏事的情况,则是有的。这就象骏马在花园中奔驰时,个别花草受到践踏那样。”这些记者人听了大师的回答,一时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违背《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挑起武装叛乱,少数国家和某些国际反华组织,乘机干涉我国内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大师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坚决反对所谓“西藏独立”的说法。是最高国务会议上,大师表示坚决拥护政府平息叛乱的政策。在同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大师作了题为《所谓“西藏独立”是白日说梦》的发言(发表于4月24日《人民日报》上)以及对新华社记者几次谈话中,都明确地指出: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组成祖国大家庭民族成员之一。“西藏上层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掀起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是一种最野蛮的行为!达赖之流,大谈其独立,荒谬达于极点。所谓‘西藏独立’之说,是毫无理由的白日说梦。他们违背西藏人民的意志,背叛祖国,违背佛教戒律,为国法和佛法所不容!
大师进而追溯历史,指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才使西藏由分而合,成为元朝辖区中的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并任命帕思巴为中央政府总制院(宣政院)院使,在元朝的统一领导下,主管西藏。……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最初也是清朝政府授与的,到了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才正式批准成立噶厦政府,根据皇帝旨意由驻藏办事大臣直接领导。遇有皇帝的谕旨,达赖喇嘛应行跪接,原噶厦政府中的噶伦、扎萨、台吉等等十三级官员,都必须经清廷批准任命。由此可见,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导地位,是由当时中国的统一政府册封而获得的,而噶厦地方政权更是当时统一政府所属的一级行政机构。现在的西藏则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域。大师还列举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许多事例,批驳所谓共产党破坏佛教的谬论。对达赖喇嘛逃离祖国,大师深表痛心,希望他珍惜自己的声誉,幡然悔悟,返回国内,和全国人民一道建设西藏,大师指出:西藏人民是善良的,祖国的大门永远向那些悔过自新、迷途知返的人们敞开,希望那些受蒙蔽的人尽快回到光明大道上来!从上述的这一系列言论中,我们看到大师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是多么难能可贵呵!
同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之夜,我们陪大师一起前往北海公园参加联欢,并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刘主席握着大师的手,亲切地说:“您老人家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从中可以看出您热爱党和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刘主席的赞扬,使大师十分感动。
1958年,青海和甘肃的一些地区发生坏人煽动群众叛乱事件,在这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习仲勋、李维汉、汪锋等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大师说:“最近,青海发生叛乱,您的故乡循化也参与这次叛乱。但是您真正的家乡道帏,并没有参加叛乱,这表明您对共产党是一片赤诚。”大师立即致函家乡道帏的父老们说:“你们没有被那些没头没脑、没有心肝的坏人煽动而上当受骗,享受着党给予的和平幸福的生活,表明道帏是我的故乡,我衷心感谢道帏的僧俗老幼!”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赞扬大师对平息西藏叛乱的拥护和关注。毛主席对大师说:“您所信仰的,从前我也信仰过,我幼小的时候,曾同母亲一起到家乡的一座山上敬过神灵,现在我信仰马列主义,不再信你的教门了。但是,我们是朋友,将来就是到了共产 主义社会,你仍是我们党的朋友。”毛主席的一席话,使大师感动非常。后来,无论走到哪里,或在大小会议上,大师总是十分动情地谈起这件事。
观光大江南北,积极宣扬佛教与祖国的密切关系
1959年,大师先后到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圣地、山西五台山文珠菩萨圣地、四川峨眉山 普贤菩萨圣地、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圣地等佛教四大道场,以及崂山、黄山、南京、扬州、宁波、天台等处观光。通过这些活动,亲眼看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实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由衷感到欣慰。他向各地宗教徒演讲时,常常用以古喻今的方式,教育广大信教群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听从党的话,相信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同时,还通过自己解放前后的亲身体验和在大江南北全国各处观光后的感受,撰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佛教》一文,文中强调指出:“佛教的发展前途与祖国繁荣昌盛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五台山巡礼时,曾为我及其它5位近侍弟子撰写了《歌颂五台山圣迹培育三种信甘露》一文(全文载《喜饶嘉措文集》第三册444—448页)。大师行经各地,常以诗歌鼓舞人们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在去五台山途中参观山西太原晋北纺织厂等处,大师还为他们题赠了诗词。
教导僧徒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大师在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期间,亲为藏语班学员教授因明等学科,经常教诲僧徒:“将来你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要尽一切力量,认真宣传和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做一名优秀的佛教徒,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北京期间,经常去法源寺 、雍和宫、北海等处,满足汉族比丘、比丘尼以及男女居士们的要求,讲授《皈依经》、《圣道精要》、《宗印》等。每次讲演结束时,都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团结进步。大师还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教师讲授藏语文法《三十颂》、《音势论》等。
1960年,周总理将北京龙华寺的重达4000余斤的明代大铜钟送给大师(此钟原系明代四川峨眉山一大德在北京募化铸造的,铸成后因体大沉重无法运输,遂寄放于龙华寺)。这一年,国务院派专人将大钟送至青海。青海省人民政府拨款11万元,在道帏扎仓为这口被誉为“震撼瞻部之音”的铜钟修建了一座钟楼。1962年,大师从北京返回故里,主持钟楼落成庆典,恰值大师80华诞,以此因缘,为道帏僧俗供养斋饭,宣扬党对宗教保护的恩德。
1961年6月,遵照党中央有关指示,大师前往甘肃合作寺、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道帏扎仓等处,主持寺院开放事宜,并讲经说法,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从而使信教群众一心向着共产党。在拉卜楞寺期间,应雪珠嘉措和嘉洋丹巴两位格西的请求,为六世嘉木样洛桑晋美图旦曲吉尼玛平安长寿,撰写《右旋海螺之声启白》一文;在拉卜楞寺应扎喜嘉措的请求,撰写《具慧乐园教诫》一文,鼓舞其作一个名实相符的释氏徒众。
大师于青年之时离开家乡前往拉萨,故思乡之念时萦于怀。当在拉萨讲学时,即委派格西隆珠(青海贵德籍僧人)在道帏扎仓修建了“尊胜宫”。回到家乡之后,即奔走于各方,呈准国民政府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在道帏成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选年幼僧童学习汉藏文(解放后归并于道帏乡小学),造就了一批汉藏语文兼通的人才,在各个工作岗位为人民服务。对于道帏扎仓的维修,大师亦做出了重大贡献,先后修建了不动金刚殿、《甘珠尔大藏经》殿,内藏大师校勘刊刻的拉萨版大藏经,十四世达赖喇嘛赠的配有石座镀金的释迦佛像,十世班禅大师赠镀金时轮金刚像,8尺高的善逝塔,德格赛·索南旺堆献的《丹珠尔大藏经》,西安广仁寺僧众献的镀金等身高菩提铜塔,土观活佛献的镀金度母像、镀金观世音像等,经常开放,供人们膜拜参观,以其做为党对宗教信仰自由扶持的典型场所。
由于大师学识渊博,胸襟广阔,所以,参加工作以后能虚心学习,高瞻远瞩,深刻认识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成就,无时无刻不以满腔热忱衷心赞颂。他表里一致,对于个别缺点和错误亦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曾在各次大小会议上向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时,一定要重视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坦率地提出:“1958年,甘肃、青海等地藏区平息叛乱时,有些人不研究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视宗教活动为封建迷信,拆寺院,毁佛像,驱逐僧侣,禁止念经活动。更有甚者,将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一概加以禁止,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同时他毫不隐瞒地说:“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和干部,长期和平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稍有成绩,便骄傲自满,自以为是。”他认为应该贯彻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让人民信任党,拥护党,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建议坚决贯彻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另外还就“大跃进”期间工作中的错误——在牧业区盲目开荒对畜牧业造成的影响以及在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等,也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和诚恳的意见。
由于大师性格耿直,当他对宗教界封建剥削制度的改革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上提出一些片面的看法,而一经被指出时,便立即表示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表扬他为“藏族学者”、“爱国老人”。大师每当谈起他所从事的工作和取得的进步时,总是再三地说:“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给我的恩情一样大,正是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才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不断提高。党和人民政府信任并器重我。为了报答党的恩德,我要将一切献于众生的事业。”
平反昭雪总有时
六十年代初,党的正确路线包括统战政策、民族政策 和宗教政策错误地被少数人指责为“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以及动乱的十年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推行消灭宗教的政策,从事宗教工作的同志和宗教界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大师也未能逃脱那场灾难。1964年10月4日,首先在北京教育学院召开批判大会,给他强加以“串通叛乱”的等莫须有的罪名,接着在伊斯兰教协会礼堂开了2天的批判大会。此后,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身边的随员、学生陆续被隔离,最后只留下格桑嘉措和索南二人照顾他的起居。年底,大师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遣回青海,又多次受到批判,并带到循化道帏进行批斗。还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内,举办“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罪行展览”,将他多年供奉的佛像,诵读的经卷,穿过的袈裟,以及用过的念修用具,都被做为“罪证”,陈列展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师又首当其冲,衰老的身体难以支持惨酷的摧残,尤其是精神上的折磨,终于1968年11月1日在西宁含冤逝世,享年85岁。
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得到恢复,强加于大师身上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全部予以纠正平反。1979年10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政府在西宁宾馆为大师隆重举行平反追悼大会。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江苏、甘肃等省送来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李维汉、汪锋以及张仲良、包尔汉、周仁山、赵朴初、黄正清等同志也送来了花圈进行悼念。
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领导同志习仲勋、刘澜涛、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汪锋、扎喜旺徐等合写的长篇文章《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指出“他是人民值得尊敬的一位爱国老人,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忠诚朋友,是全体宗教徒学习的楷模。”这一评语,对大师一生为振兴佛教,为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民族团结和好、人民幸福安乐、社会安定发展和民族教育发展而积极精进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和总结。
纪念馆的修建和遗著的搜集与出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贯彻执行的恩德之下,归还了在北京被没收的一部分大师财物,当即提出2万元作为修建大师纪念馆的基金,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等也先后拨发了9万元,青海省政协拨发了5万元,青海省委统战部拨发了3万元,中共循化县委拨发了1万元,予以支持,在道帏扎仓修建了纪念大师的纪念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大师为纪念馆题写了“遍知大格西喜饶嘉措纪念馆”馆名,并题词说:
至尊喜饶嘉措大师,一生为沟通和交流汉藏文化,著书立说,功垂汉藏,爱国爱教,为广大僧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祖国统一,为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友爱做出了卓越贡献。现在当我们在缅怀喜饶大师的同时,要学习他刻苦博学的意志,爱国爱教的宏愿和为各族人民的幸福而贡献终身的佛家精神。
班禅大师还亲赴循化道帏,主持纪念馆落成典礼和开光仪式,并赠送人民币10,000元,同时还为参加典礼的万余群众讲经摩顶。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等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志韩应选、唐正人、夏茸尕布、嘉雅活佛、马文鼎、松布等及省政协常委、塔尔寺大法台却西活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拉卜楞寺贡塘仓活佛参加了纪念馆落成典礼。贡塘仓并题诗颂赞说:
具足圆通大智慧,用讲、辩、著之神翼,
在彼显、密海空界,成就世界一庄严。
此诗系按藏文诗律嵌字格成组。慧海,即喜饶嘉措大师名之汉译)
国家民委、青海省人大常委、青海省政协、青海省民委等单位赠送了锦旗,中顾委常委刘澜涛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发来贺电。赵会长贺电说:
青海省循化县古雷寺管委会,欣悉本会故会长喜饶喜措大师纪念堂举行落成典礼,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及中国佛学院表示热烈祝贺。大师生前爱国爱教,为弘法利生和民族团结,尽心竭力,作出很多贡献,是值得长久怀念的。特此电贺。
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贡巴萨·土登吉扎活佛、副主席霍尔康·索南班贝、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黄正清等亦发来贺电;全国政协常委孙作宾和青海政协主席沈山令发来了贺信。
大师的弟子、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娘吾甲同志参加了典礼,用藏文诗律嵌字格献诗颂道:
洞彻一切知识库,
智慧海涛涌经卷,
雪域哲士班智达,
妙行宏图世庄严。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柔巴、甘肃省夏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班智达等同志,西宁市佛教协会源法师等和大师弟子、西北民族学院教授喜饶果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吴均、沈桐清、洛桑坚赞等也参加了典礼。参加纪念馆落成典礼的弟子信徒等达万余人。
最后,谨将关于大师遗著出版印行的情况,略述于本文之末,以表高山仰止之情。大师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讲、辩、著工作,所有论述若按藏传佛教经文编辑方式,将有十五、六函之谱。然而遗憾的是,原在西藏时的大部分著述手稿,1936年底带回南京存放于甘青宁会馆,1937年日机狂轰乱炸,竟被全部炸毁。1954年,大师搜集原在西藏时已刻板印行的部分论述,辑为《喜饶嘉措文集》印行。但自1936年回内地后至文革前数十年间所有手稿,则又于十年动乱中遭到焚毁!1984年,经多方搜找仅得到《第十一世济咙呼图克图传》、《不朽金刚霹雳矢》、《驳斥〈正理狂啸〉之劫火》、《阐明疑义宝鉴》、《功德本体论释》、《龙树奥义略探·无畏狮子吼》等81种及函牍一组,分别辑成3册,末附拉仁巴格西格桑嘉措编写的大师略传,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青海新华书店发行于全国。1984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大师参加工作以后,所有关于学术报告和政论文章多由藏文手稿译为汉文后发表,这一部分论述,俟有机会当分别收集,另以汉文编辑出版。
愿大师为弘扬佛教,为促进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增进民族团结,为沟通汉藏文化交流,为发展民族教育的弘愿早日圆满,利乐众生的精神永存!(吴均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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