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寻踪——昌黎古塔之谜

　　昌黎古塔坐落于昌黎县城西北隅，经风轮雨矢，历地动山摇，凭浮图十一丈金刚之身，仰昌邑僧俗官民悉心关护，如今仍岿然立世。
　　1987年，昌黎文教局主持重修古塔告竣，与嘉靖、万历、顺治、乾隆有石刻记录之大型修葺，凡五度。国家考古学、古塔学家罗哲文所撰《中国名塔》盛赞其塔“第一层塔身的雕刻装饰与一般密檐塔迥然不同……是一个十分珍贵的实例”。2000年，国务院公布昌黎古塔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昌黎古塔在地方志、佛教史、古代建筑、塔文化及旅游事业诸方面卓有文化价值，而古往今来，人们对其塔名、塔型、创建时代、建筑动因及主建人氏知之甚少，实为遗憾。笔者不才，斗胆发愿，试商古塔之谜如下。
　　一、塔名之谜
　　据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邑人赵瑞《重修昌黎塔记》载，其时除了镌刻“载修建始终，俾将来者有所考”和“皆记名施主”两通碑石之外，“僧又建碑楼二座，以庇风雨，固永久焉。塔前作一小殿，供佛塔；东为屋楼数楹，以及门垣，悉具皆其力也”，足证明时昌黎塔院已成规格。又，寺、塔、殿、碑、碑楼共建，亦是中华古刹的通常规制。如杨衒（xuàn）之《洛阳伽（qié）蓝记·永宁寺》载：“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装饰毕功，明帝（元诩）与太后共登之。”而昌黎古塔，窃以为系辽、金帝家所建筑，寺与塔、碑及院共建，当有“寺碑文”乃至碑楼之置。寺、塔之题名，皆当记之于碑文。建塔之后，500年间，原始寺碑凌迟埋没，寺、塔之名，迹匿声销。为今之计，欲解塔名之谜，唯求之存世之塔身与没世之寺碑则可。
　　塔名佚逸，无奈之下，采取了如下的权宜之计。
　　一是以普名代专名的办法。
　　1、称为“宝塔”。宝塔，乃是佛塔的普名，每一佛塔，均可称为“宝塔”。因为佛家筑塔，本为收藏佛舍利。舍利，又称舍利子，梵语单词。意译为“身骨”，专指释迦牟尼遗体火化之后结成击之不坏、焚之不焦的珠状晶体，传言具有光明神验，弟子供为至宝于塔内，称舍利塔。后亦泛指高僧“灵骨”火化之骨烬，以塔葬之，皆称“宝塔”。以普通名词代替个体专用名词，实属无奈。
　　2、称为“古塔”。古塔、今塔，以时间的相对早晚区别，更非专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邑拔贡生马元恺撰修塔碑文称昌黎塔为“古塔”亦属无奈。
　　3、称“昌黎塔”。昌邑之塔，均可称之，亦非专名。明嘉靖二十九年，邑举人大挑河南伊阳知县赵瑞撰修塔碑文即称昌黎古塔为“昌黎塔”。
　　二是后代人于所佚逸原塔名之外另题新名。如明四川剑州举人昌黎知县杨于陛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撰重修昌黎塔碑记中苦心孤诣为寺塔题名“源影”，且诠释其以寺井水源与寺塔砖石之影借代世之水与山，而象征儒家“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崇尚中华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深旨。29年之后，昌黎“赐进士及第”李云起撰修塔记事碑文，堂皇以《重修源影寺塔记》为题，便是昌民对于“源影”之认可，且由此声名暂定，称呼至今。
　　三是以寺名塔。1620年，昌黎知县杨于陛在《重修源影寺记》中说是“寺不知创于何代，被以何名……蚩蚩之众相沿称之曰‘塔寺’，……题其名曰‘源影’，自不佞于陛始也。”从其记修塔记文之标题中亦可知，“源影”之名，是为寺院所题。而昌民由此称寺曰“源影寺”矣。如马恂同治年所撰《昌黎县志·卷之三》即称“源影寺，一名古塔寺，县西北二百步……”史梦兰光绪五年（1879年）所撰《永平府志·卷四十》称“源影寺：县西二百步，即古塔寺。”安新梁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所撰《昌黎县志·卷三》既称其寺为“源影寺”，复称其塔为“古塔”,犹且未及以寺名塔曰“源影寺塔”。此后，“昌黎源影寺古塔”、“昌黎源影寺塔”之称风行。
　　二、塔龄之谜
　　昌黎古塔肇建何年，自明弘治迄今500年，有“贞观说”、“五代说”、“辽统和说”、“辽金说”与“金代说”等。
　　昌黎嘉靖壬午科（1522年）举人赵瑞撰《重修昌黎塔记》直言“究厥创始，无可稽”。不违圣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懿训，实事求是，诚君子儒。
　　昌黎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选拔贡士（俗称秀才）马元恺撰《重修古塔记》坦言：“之寺何以有塔与塔之所以得名，今故不暇详也。古塔寺者创始何年，吾不得而知矣。”继而，又称：“若夫或以为五代时所建，或以为唐贞观所设，载籍既无明文，臆说宁足传信！”元恺于流言臆说既不随声附和，更以史家的良知予其“一票否决”，从而净化了史料，澄清了史学环境与“打造”伪史的恶浊风气，避免了良史们辨伪存真的虚耗气力。
　　昌黎顺治一甲进士李云起在所撰《重修源影寺塔记》中则首言“吾邑之塔，不知创自何代”之后，且对传言与史料对照，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置疑：“间考唐野乘载，贞观十八年（太宗）亲征高丽，十九年诏班师，遗骸集柳城焚其骼髊，设塔以镇（安抚）之，乃司马公复遗其文之半。即或然也，则亦可以营州作柳州耶？”今考宋司马光公撰《资治通鉴·唐纪十四》所载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师，“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一段，确如李云起引述之“野乘”所言，遗漏了对于传言所谓的“设塔以镇之”那一半情节的记叙。直言之，就是说：《资治通鉴》作为“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的国家正史并无“设塔”之记载，今昌黎古塔为唐太宗所建之说又何以为凭？假设为太宗所建，难道也可以把唐太宗祭奠阵亡将士的、位于辽西的唐代营州都督府与治所柳城混淆为辽置金废、位当今日河北昌黎县的辽营州与好事者虚哄的“昌黎古柳城”吗？这就是李云起对于“贞观说”的否定。
　　㈠驳“贞观说”
　　近来有人断定昌黎古塔创建之因与年代：“所谓的源影寺塔，可能叫‘忠灵塔’，可能是唐代为纪念阵亡将士而建。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任教于赤崖村的阎振祥回忆原***************************部执行委员、县教育长周香甫，于昌黎解放初期城关从教之余，在古塔底座旁见过一通碑，碑高一米左右，所镌字虽已大部分模糊，但能解读出唐王李世民凯旋路过此地，为纪念阵亡将士立碑，建忠灵塔云云。当时碑露出地面部位不多，周香甫抠出镌刻碑文一面，用手拂拭，用水冲洗，‘忠灵塔’、‘唐王李世民’等字尤为明显。”所持‘忠灵塔’说可视为李云起所否定的“贞观说”的新版，故我等于二说一并辩析如下。
　　1、称李世民为唐王，与史不合。据《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所载，李世民于隋时尝受封“敦煌郡公”、“秦国公”、“赵国公”。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年）被高祖李渊封为“秦王”。直至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即皇帝之位，从未被封为唐王。“唐王”乃是李渊在义宁元年（617年）受隋新天子杨侑所封之爵号。《旧唐书·高祖纪》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癸亥，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元为义宁。甲子，陏帝诏加高祖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为令”，“二年，隋帝进唐王位相国，总百官揆，备九锡。唐国置丞相等官”，“五月，隋帝命唐王冕”，“戊午，奉皇帝玺绂于唐王，三让乃受”。北方皮影戏之“影卷”（皮影戏脚本）浑称李渊、世民俱为唐王者，或有之；民间俗妄称者或有。若镌之于石，庄严碑铭，动涉国事，且学士撰文，岂可妄语？是知“唐王李世民等字样”，言无实据。
　　2、“唐野史乘”所称“设塔以镇之”，或“为纪念阵亡将士建忠灵塔”，与史不合。
　　考，塔之为物，与佛教伴生，初创于古印度，梵语音stupa，汉语，音译为“窣（sū）堵坡”、“窣睹婆”、“浮头”、“浮图”、“浮屠”、“佛陀”。意为“佛”、“智者”、“觉悟者”。“佛”梵音为“布达”，故音译兼意译为“塔”、“塔庙”、“寺塔”。但汉字本无其字，故而以“土”为形旁，以示“坟、塚”之义；另造一“荅”（音答）字为声旁，兼表梵语“布达”即佛之义。则“塔”字由此问世。“塔”其物，又称“佛塔”，盖因其专用为收藏舍利。后塔亦泛用以藏经卷、佛像、法器，或以庄严佛寺。要之，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之中古阶段，佛塔之用，无出佛事之藩篱者。殆及顺治六年（1649年），昌黎李云起于其《重修源影寺塔记》中以为起塔当于“佛生处、转法轮处、佛泥洹处，暨三像一迹处”，即遵建塔只为佛事，它事不可越雷池的释教传统。而塔文化的泛化，只从元、明以下的近古发轫，诸如以塔致孝亲，还心愿，庆寿年，贺重联（兄弟同榜中试）等事。至于塔文化之滥觞，则迟自近、现代始有发生，如纪念烈士（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塔、狼牙山烈士塔等）、纪念抗灾（如哈尔滨抗洪纪念塔）及友谊纪念塔（如中苏友谊纪念塔）等。近年来，塔学专家罗哲文先生所作《中国名塔》自域内所建之塔的用途上分类为供舍利、观敌情、赏景、导航与美化风景五类，既反映了中华塔文化在近、现代的发展状况，也说明了某些佛塔当时在建塔之旨上的主观初心（动机）与建塔之后其塔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上的差异。譬如河北定县城内开元寺塔，本因寺僧会能由天竺取经得舍利子归，故而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下诏建塔，至和二年（1055年）始成，以藏舍利。而由于其塔位处防御外敌契丹之前沿，且塔高84米，塔内又有砖阶直达塔顶，殊便于瞭望敌情，此则其塔之客观后效。故而，其塔又名瞭（料）敌塔焉。
　　特别重要的是，中古时代，佛塔只用于藏舍利与藏经卷等佛事，而绝不它用，尤其不可妄用佛塔“镇之”。因为佛教之义，主张“有生皆苦”、“众生平等”，佛说以“利人为急”，佛心为“大慈大悲”。故而佛家所立“五戒（诫）”将“戒杀生”为首戒。佛塔唯佛家布达教义之专用；大唐天子以佛教为国教，其又何得异化佛塔而为安抚（“镇”之义）沙场亡灵激励士卒奋勇多杀之器物？兹详查魏、晋、唐、宋之中古时代，从无以佛陀（浮屠）“纪念阵亡将士”之一例。
　　3、李云起所引“唐野乘载（唐太宗）‘设塔以镇之’”之语，史无记载。兹抄录太宗班师、祭灵部分史料如下：
　　①《新唐书·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九月癸未，班师。十月丙午，次营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
　　②《资治通鉴·唐纪十四》：“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勅班师……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唐书》、《资治通鉴》，向称史籍权威，所载“刻石以纪功”，当副其实；而复“设塔以镇之”，其迭床架屋之举，太宗必不为之，故而史籍当然无载。
　　近世蔡东藩君曾经对于新旧《唐书》结撰之殚精竭力有所赞誉，称：“昔晋刘昫（xǔ）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指《旧唐书》）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宋仁宗庆历间，欧阳修、宋祁“又经十七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征，应得精详”，复出新编之《新唐书》。如是搜寻爬罗，口碑资料，余遍查之而并无李云起所言“唐野乘”之所谓“设塔以镇之”之事件与文句。
　　至于野史稗说，蔡东藩结撰《唐史演义》之际，除却新、旧《唐书》全乎于心之外，如他自叙“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亦自详览。后“乃转而采诸坊间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軼（yì）闻为纬，不尚虚诬。”余谓此则李云起所概言之“唐野乘”也。然而蔡公据以精撰的《唐史演义·第二十一回·东略无功》部分，亦无“设塔以镇之”之言与事。如下：
　　“及（太宗）抵营州，诏命将辽东战亡士卒，悉数舁（yí）至柳城东南，祭以太牢，由太宗亲制祭文，临奠尽哀，从臣亦多泣下。”
　　至于所谓的“唐野乘”中所置疑的“司马公复遗其文之半”，亦当属无稽之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若果有其设塔之事，则叙述太宗哭祭战亡士卒已毕，可以叙述烈士父母之感言而竟然“遗其”旷日持久、市材鸠工“设塔以镇之”，偌大工程之载录，如此重大失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史演义》异代史家不约而同悉蹈其辙，其谁可信？
　　4、唐太宗无条件“设塔以镇之”。
　　①李世民东征班师，不是“凯旋”，而是无功而返。史载，隋唐之际，朝鲜半岛自北而南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居之。其三国皆为唐之附属国。国王俱为唐廷所封：高丽王高建武，封辽东郡王；新罗王真平，封乐浪郡王；百济王扶余璋，封带方郡王。时有高丽东部大人泉（姓）盖苏文（名）弑高建武而自立莫离支（官名，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而专擅国事，勾结百济谋灭新罗而分其土。新罗女王善德遣使求救于唐。太宗致盖苏文令其罢兵之特诏屡为所拒。故而，太宗亲征高丽，旨在反侵略、维和平。
　　然而战场在辽河以东，唐之营州与高丽地面约当今之辽宁省与吉林西半及平壤以北。太宗亲征，发兵五路：幽、营二州一线首发；兼发契丹、奚国及靺鞨部众；李世勣(jì)率内地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自陆路趋辽东；张亮率江、淮、岭，硖（qià）兵四万及洛阳壮士三千乘战舰五百艘，载粮秣自山东莱州渡海，于平壤登岸，取卑沙城（今辽宁海城）；太宗统六军号称十万诣幽州，趋辽东。据蔡东藩《唐史演义》称，至太宗攻安市时，唐军已渐增至“约数十万”之多。此战“劳师以袭远”，自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迄十九年十二月，旷日持久，征战一载，牵制全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虽则破十城，斩敌四万，迁民七万，耗尽财力无算，死亡将士二千。然而，安市终未攻下，首凶泉盖苏文依然在逃。战犯未获严惩，东征之旨未达，无功而返，何“凯旋”之可言！
　　②太宗班师，求生不及，谈何“设塔”！
　　太宗之班师，实属无奈。盖以天寒无衣，人多粮断，疾病无医药，敌城久攻不下，停战遥遥无期，海侵沼泽，跋涉艰难。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载：“上（太宗）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桥），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燃火于道以待之。……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是辗转21日后，“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
　　笔者以为，当此弹尽粮绝，冰天雪地，尴尬狼狈之刻，太宗世民犹尚集葬烈士，亲制祭文，临奠尽哀，且继以“刻石纪功德”，其为人君者，天理人情至矣。况其时，挣脱泥沼，弃死求生，犹恐不及，又何暇何心复令士卒空腹鹑衣，开山凿石，穿林伐木，朔风飞雪，脚手云天，泥灰以砌塔乎？“野乘”与《新探》“设塔以镇之”、“建忠灵塔”之言，若非梦臆，即属荒唐之语无疑。
　　且所谓“建忠灵塔”，谈何容易！建塔一座，物料人工耗资巨万，稽费时间，旷日持久。天津天成寺古佛舍利塔耗时十载；湖南桂阳鹿峰塔所费42年；河北定县开元寺塔55载始成。一般建塔，动辄三五年。昌黎县源影寺塔维修一次，时当现代科技进步之二十世纪，尚且耗时四载（1983年3月至1987年6月）。是足知作兴妄称“唐王李世民路过此地，为纪念阵亡将士立碑建忠灵塔”确是“满纸荒唐言”耳。
　　5、太宗世民气急败坏，无心“刻石纪功”之上再“建忠灵塔”。
　　出征之时，耀武扬威，孰料数十万大军穷兵一载，损兵折将，草草收兵，不了了之。天子以至兵士一个个鹑衣百结，形同乞丐，状如泥猴，凄惨惨，瑟兮兮无功而返，羞见关中之父老，无颜入太庙而“还矢”。当此之时，太宗染疾、“病痈”，身心俱疲，一腔无名，没发泄处。赶上个倒霉蛋易州司马陈元璹(shòu)拿了暖棚种植的新鲜蔬菜来进奉，“上恶其谄”而撤了其职。到定州，听了褚遂良的几句“谮言”，便气乎乎地杀了辅佐太子留守定州的侍中刘洎（jì）。直至贞观二十年的二月，依旧是“上疾未全平”，“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紧接，又稀里糊涂地杀了前年率领四万大军渡海赴平壤征高丽的刑部尚书张亮。年底，却提拔了刚刚说“斩首张亮，证据不足”的将作少监李道裕补了刑部侍郎之缺。此刻的太宗，百肠郁结，杂绪万端，愤恚（huì）焦灼，怨虱烧被，哪来的心绪又搞什么“设塔以镇之”？
　　6、今昌黎县地面从来没有“古柳城”。称“唐王李世民凯旋路过此地（指今昌黎）……建忠灵塔”，复摘引李云起《重修源影寺塔》中反驳“贞观说”所引述“唐野乘”中“十九年，诏班师，遗骸集柳城焚其骼髊，设塔以镇之”之句，用以附会“昌黎靖安有古柳城”、“昌黎古柳城即是三国魏时和东晋时慕容皝前燕、隋朝营州、唐朝营州的辽西渝水流域之柳城”的伪史假说，证明“李世民路过昌黎建忠灵塔”的伪命题为真。
　　史籍皆称唐太宗东征高丽，其贞观十九年班师之归途为：自安市（在今辽宁 海城、营口之间），渡辽水，经营州柳城（在今朝阳市）、临渝、幽州、檀州、定州、并州，达长安。是知其“焚骼髊”之柳城在今朝阳地，而不在今昌黎地也。而史籍于此柳城之坐标，记录历历。如：
　　①《新唐书·地理志·河北道·营州·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西、北接奚，北接契丹。”
　　②《通典·营州·柳城郡》：“东至辽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北、西南至北平郡七百里。”
　　清顺治四年进士宋琬康熙二年所撰《永平府志》中以“柳城县”为题，列举大量史事说明柳城之方位、坐落。如：
　　《三国志·田畴传》：“（曹操）用田畴之言上徐无山（在今河北省玉田县），堑山堙（yīn）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在今密云），历平冈，涉鲜卑庭，直指柳城。”
　　《隋书·高祖纪》：“汉王谅伐高丽，军出渝关至柳城。“说明柳城在临渝关（今山海关）以东。
　　今河北昌黎地面本来并无“古柳城”建置。“河北昌黎靖安古柳城“之假说，虽然已为宋琬、史梦兰诸学者在康熙二年、十八年、五十年及乾隆三十九年、光绪五年诸版《永平府志》之中予所驳诘，而迄今，尚不知其假说自何代产生。俗话说：“得病容易治病难。”随便一个什么异端邪说，一旦形诸口传，甚至于传诸出版物等媒体，都可以弄假成真，淆乱历史，久久难得澄清。就连李云起的《重修源影寺塔记》，明明是摆出来“唐野乘”所载的“唐太宗……设塔以镇之”的伪史予以澄清，却反被人拿来掐头去尾，再搅已被搅乱了的历史浑水。一个假昌黎古柳城的谬种，又生出了一个“唐王李世民路过此地建忠灵塔”的麹（qū）蘖。假柳城之谬种的另一分蘖，便是见之大清咸丰五年（1855年）昌黎“邑庠生李效武”撰写的《重修镇龙寺碑记》所附和《资治通鉴·晋纪十九》所载永和元年（345年）“燕有黑龙白龙见于龙山，交首游戏，解角而去”的传说。并以此反证今昌黎靖安便是古柳城地。昌黎古柳城谬种的第三个分蘖便是见之光绪五年《永平府志·二十二卷》的“驻跸山”。卷中注曰：“驻跸山：（昌黎）县西七十里，相传唐太宗驻跸于此。”兹据《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载唐太宗征高丽“登北山（又名首山，俗名手山），……斩首二万余级，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大悦之，“更名所幸山曰驻跸山。”驻跸者，帝王出行，途中停留暂住也。好事者讹传昌黎有古柳城，是太宗在此“设塔以镇之”，必是驻跸于此，从而又出“驻跸山”之一蘖。不知其真“驻跸山”乃在辽东耳。
　　今日看来，此种现象，或不知就里，无意之间，以讹传讹，终致三人成虎；或明知其非，别有居心，有意为之，以假乱真。
　　（二）立“金代说”
　　昌黎古塔的建塔之因由、时代与命塔之名，其塔身之上并无标识与文字记载；而其塔寺之碑记，又不见其原始碑及国史、邑乘上的任何说明。所见者，诸如明嘉靖二十九年赵瑞《重修昌黎塔记》、明万历四十八年杨于陛《重修源影寺记》、顺治李云起《重修源影寺塔记》及乾隆四十一年马恺《重修古塔记》四篇，除却给予史上讹传之建塔时代“贞观”、“五代”二说以置疑与否定之外，于昌黎古塔之建塔因由、时代、原始命名更无一言而发明、发现及探讨求索之。
　　笔者不揣冒昧，愿意于昌黎古塔之谜试置一商。
　　中国古塔之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东汉迄唐初。此段，印度窣（sù）堵坡与中国墓、寺、庙、楼、阁、亭、台等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磨合，产生了朴素而具初级形制的墓塔、石窟寺等类古塔。
　　第二阶段：自唐，经两宋，迄辽、金时期。此为中国古塔发展之高峰期。此间，古塔的式样呈现了亭阁式、密檐式、金刚宝塔式、过街塔式，以及花塔之多种样式，较之古印度的覆钵式之单一，可以“百花齐放”而喻之。而其形制，在平面上亦由唐以前及唐初的四方形渐变而为六角、八角、十二角诸形；在层数上亦由三、五层发展为七、九、十三等层。建塔之质料更臻于多样化，由初时的土、石、木、砖、砖木、砖石，渐渐扩展为使用金、银、铜、铁、象牙、琉璃、瓷、陶，以及金银珠宝多用。
　　第三阶段：自元代，经明以至于清代。此阶段，塔之数量渐趋减少，塔之建造不断衰落。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后期之至，儒、释、道的日趋合流，风水迷信的大行其道，原本佛事专用的古塔，浸滋竟然成其勘山理水，选宅基、择墓地、补地势、镇水患、引瑞气之不可或缺的建筑手段，风水塔由是形成。至此，塔之客观功能，已由佛陀的主观佛用，扩展而为藏舍利、藏经卷、法器、记佛事、料敌情、赏风光、引导航行、美化风景、兴地脉、焕人文、纪念盛事的“全能”建筑了。
　　下面，我们借用上述有关古塔发展概况的知识，来辨别昌黎古塔的建筑因由与时代。昌黎古塔具有辽金塔典型的特征，故而断定昌黎古塔为辽金塔。
　　1、隋、唐及以前的砖石塔，虽然间或亦有少量六角、八角之作，甚至竟有嵩岳寺十二边形的特例，然而，就现存唐塔观之，其绝大多数为方形平面，文献载记亦然。而入宋以后，六角与八角之形，很快取代了方形之塔。冀东及辽宁广大地区之辽、金塔，多系八角形者，昌黎古塔亦然。
　　2、密檐式砖塔为辽、金塔的主要特点。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曾言：“建筑，同时还是世界年鉴。”因为，形制是一切文化遗物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的集中体现。就古塔而言，其平面形状，其外部式样（如密檐式、覆钵式、亭阁式），其塔基斗拱等等结构形式，无不具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当然，古塔并非机制产品，因而即是同时代、同类型的古塔，也不可能如“一个模子磕（kē）出来的”一样整齐画一。然而，同时代，同类型者，必有其共同之处。何况古代建塔，特别是官方督造，政府行为，或是官民共建者，多由官府下发图样于州、县，其下官民“等因奉此”便了。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普遍性，寓之于特殊性之中。昌黎古塔尽管有其独出的自身特性，却是依然存在与表现着辽、金时期众多古塔的共同性：即密檐式砖塔。
　　距离昌黎古塔最近，保存最完整的丰润县城西南隅的天宫寺塔，建于辽道宗耶律洪基清宁八年（1062年），为一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全高29米。其具体形制，与昌黎古塔浑如姊妹篇。
　　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收录京津及辽宁西部24座古塔中，北京7座（宣武天宁寺塔、房山良乡多宝佛塔、丰台镇岗塔、西城万松老人塔、妙应寺塔、海淀慈寿寺塔、北海白塔）；天津3座（蓟县定光佛舍利塔、古舍利塔、白塔）；辽宁14座（绥中双塔岭双塔、兴城白塔峪塔、葫芦岛石塔、义县嘉福寺塔、朝阳北塔、八棱观塔、云接寺塔、喀剌左翼大城子塔、海城金塔、北镇崇兴寺双塔、辽阳白塔、开原崇寿寺塔）。其中唐塔3座，辽金塔18座，元、明、清塔4座。18座辽金塔中，方形、六角形各一座；八角形16座。16座辽金八角塔中，5层1座，9层3座，怪异形2座，13层10座。10座八角十三层辽金砖塔均为密檐实心砖塔。
　　以上统计说明：
　　① 辽、金时期，是我国古塔的辉煌期；
　　② 辽、金时期，也是京、津、冀东、辽西（内蒙、山西）广大地区八角十三层密檐实心砖塔最为流行的时期。
　　昌黎地处冀东，其古塔俱合辽、金时期古塔之典型形制。
　　故而，可以据以判断，昌黎古塔建于辽、金时期。
　　3、观察塔基，判定昌黎古塔为辽、金塔。
　　古塔之基本结构自下而上依次为地宫、塔基、塔身与塔刹四部分。
　　地宫是保藏佛舍利的印度塔与中国土葬之风俗结合的产物。故而被塔基所覆盖的地宫之初始功用，乃是埋葬舍利与佛骨、僧魄。如1987年5月于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中发现了4枚佛指舍利及大量珍贵文物。2000年发掘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内藏鎏金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铜观音像、弥勒像、罗汉像、佛像、玉观音、铜镜、玉币、鎏金币、铜币、铁菩萨头像、经卷、石经、吴越王真迹等稀世珍品。
　　塔基是整塔的下部基础，覆盖地宫之上，其密封方式及程度等等不一。早期塔基，仅仅几十厘米之高。唐代后期以降，塔基急剧发展，分为基台与基座两部分。其基台约当原始之低矮塔基。基台之上，复增其专门承托塔身之底座，称为基座。基座部分除去承托塔身的原始作用之外，渐次增加高度、日趋华丽，装饰考究，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一贯重视台基作用的思想传统。特别是辽、金时期流行的密檐式塔所大多采取的“须弥座”。“须弥”，本为“须弥山”之简称。其山原是古印度神话中之一仙山，传为周有七山八海，四大部洲，顶居帝释天，腰居四天王。后为佛教采用，指称一个极乐小世界之中心。须弥座是我国传统建筑台基之一种，其座周之凹凸线脚、纹饰，盖以佛家物事、典故而为体。质言之，宣扬释教道义之一大“橱窗”也。
　　昌黎古塔之须弥基座，具备辽、金古塔之典型规制，从而显示其为辽金时期之塔型，其须弥座上又不同于凡常的动以佛像、菩萨、天王、力士、飞天与华盖为题材，而是匠心独运，专以重楼城阙、飞廊阁道共同组成好似天宫楼阁的图案。当代古塔学家罗哲文于其所撰《中国名塔》中故盛赞之曰：“这种形式尚不他见，是一个十分珍贵的实例。”
　　4、斗栱的施用，表明了其塔的辽金生辰。
　　斗栱，亦称“斗科”、“铺作”，或称“木斗栱”，是我国传统结构建筑中的一种支承构件。其结构零件包括“栱”（是从柱顶探出的弓形短肘木），“斗”（栱与栱之间的方形或梯形短木垫块）。斗栱的作用是置于柱顶与额枋（fānɡ，檐椽。枋，或称梁枋，在两根立柱之间起联系作用的长方形木材，俗称“方椽”、“楞木”）屋顶之间，既将屋面上层构架的载荷下传于立柱与柱下之石础，又同时将外层桁（hénɡ，桁条，架在屋梁或山墙上，用以支承椽子或屋面板的横木）、檩，挑出一定距离，上大下小，出檐深远，形象优美壮观。斗栱本来以木为之；自盛唐伊始，出现了以砖仿木者，且逐步用于砖塔。
　　昌黎古塔既取密檐塔式，则外檐斗栱与平座斗栱当仁不让，大显身手，可谓“用尽了浑身的解数”。诸如：
　　①平座及各层檐下均施以砖雕仿木斗栱；
　　②平座及第一层的斗栱为双抄五铺作斜华栱；其余均为单抄四铺作；
　　③平座补间斗栱为单抄铺作；第一层补间铺作为双抄五铺作，且为45度斜华栱；
　　④其余各层补间斗栱为单抄四铺作；
　　⑤双层只用华栱；
　　⑥第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层除华栱外，还出45度斜华栱。
　　特别要指出的，建筑史明确告诉我们，此种“斜出栱”斗栱结构形式，是从辽代方始出现的；而其大量流行之时期，乃是金朝。据此确认：昌黎古塔，建之金朝。
　　5、昌黎古塔，具有辽金塔之艺术风格。
　　唐代古塔，在艺术审美方面从大处着眼，不尚装饰，追求简练而明快的线条、稳重而端庄的轮廓与亲切而和谐的节奏。如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所建之大雁塔，通高64米，砖砌7级，自下而上，逐渐缩小，每层四门，结构简练旷放，气度雄浑端庄。
　　宋代，在建筑艺术上则刻意追求精雕细刻，纤秀清丽。其所建塔式，力拓新境，专务外在装饰渲染，甚至使其轮廓变态，眩人眼目。形式之美，洵具俗艳之嫌。
　　辽金时期，则是在于唐风宋韵的交汇之中，谱写了我国古塔黄金时代里的又一辉煌篇章。如昌黎古塔之须弥座、第一级塔身、十三层檐与塔顶宝珠，相互之间组织成轻重、长短、疏密相间亦相连的艺术形象，颇富建筑艺术上的良好效果。当云薄天青之日，离照当空之时，凝神送目，观源影古塔之雄姿丽影，自然顿觉其形影之粗犷敦直，端庄稳重，而无憨戆笨窳之态；又见其颜色之秀美清丽，细腻柔和，而无妖艳轻佻之容。果然唐风与宋韵，形神兼备；豪放与婉约，相得益彰。此时代特色，非辽、金而何。
　　6、古塔自有生身物证。
　　昌黎源影寺塔，身无文字题名，旁无碑辞言事，遂成千古之谜。笔者于古塔物证孜孜以求，“寤寐思服”。兹就昌黎古塔“生身之物”陈述如下。
　　① 金代沟纹砖证明塔是金塔。
　　古代建筑用砖，有一种砖面带有实用性与装饰性之饰纹、沟道者，名曰“沟纹砖”。其沟道之条数、宽度与走势不断变化之总趋势大致是：由多而少；由密而疏；由细而粗。京津、唐秦地区考古成果表明：唐代砖沟纹21道左右；辽砖沟纹12—14道；金砖沟纹6—7道。昌黎地区一些金代建筑遗址中，金代沟纹砌砖均有发现。
　　昌黎源影寺古塔，属实心砖塔，其主要建材乃是砌砖以及一些特制奇形与施工时雕刻打磨的斗栱砖件。正如明嘉靖二十九年邑人赵瑞在其所撰《重修昌黎塔记》之中所云：“朽者以易，缺者以全”，除去真正意义上的重建而外，历次修塔之时，虽多有构件的更换与补配，但毕竟总会或多或少地遗存着一些始建所用之原料原件。比如，著名的北京大宁寺塔，自辽代建成伊始，历代皆有修缮。而其结构形状以及大部雕饰，依然辽代原物。正是为了避免因建塔之后历代重修之时更换原来砖瓦配件所导致的古塔“脱像”失真、面貌全非现象的发生，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年（1412年）开工建筑南京大报恩寺塔之前，烧制塔用琉璃构件时，便同时烧制一式三份：一份建塔；二份编号埋入地下，以便损坏时对号查找，立即补缺。1958年，南京市文管会在中华门外的芙蓉山、眼香庙、能仁里，均发现了烧制这些琉璃塔构件的窑址及大批琉璃构件。构件上均以墨笔标出其在塔上方位的编号，此即当初埋入地下的二套宝塔构件。
　　近年在源影寺塔的重修过程中，所见砌砖，多为无任何纹饰的素面明代青灰砌砖，同时亦杂有少量金代沟纹砖，只是不见辽砖，更无唐砖。究其金代沟纹砖之来源，不外金代初建与金代重修古塔时所用。若依后者一说，则此塔可判辽代所建。怎奈塔上既无辽砖可以为证，又始终未见支持这一说法的任何一点文字与实物证据。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塔中的金代沟纹砌砖，当系金代初建此塔的原始材料。质而言之，源影寺塔乃是金塔。
　　②宋年号钱，证明塔是金塔。
　　1982年，昌黎县文教局干部张鹏起先生主持重修昌黎源影寺塔，从该塔第二层檐下一砖洞中发现一锡质函匣，匣长18.5厘米，宽7.5厘米，高7.2厘米。推拉式匣盖，前端置一小了吊。匣内珍藏铜质刷金”张仓卧佛“一尊,其底盘阴刻涂红铭文为：“大明嘉靖二十六年春季月昌黎城之北水渰（音yǎn）寺住持长老净释发心造张仓卧佛一尊铜匠高聪”。另有一些马牙、琥珀、水晶珠及铜质古钱币。
　　函底刻铭告诉我们，此函匣乃是明朝嘉靖二十六年由水渰寺（即水岩寺）住持长老净释藏入塔中的。据明万历间《昌黎县志》载，明嘉靖辛丑至庚戌（1541～1550年）以九年之长的时间大修古塔一次。卧佛函匣便于其时放入塔内。
　　据民国二十二年版《昌黎县志》载：“光绪戊子（十四年，公元1887年）五月地震，塔尖已坏，铜顶落地，重十余斤，金光照人，经西街地保田德胜等交县署知县原恩瀛。四周铃铛亦多堕失，又落下崇祯、顺治钱多枚。该塔尖乃风磨铜所制，竟被原知县携去视为奇货矣”。顺治六年修塔事，见之于现存昌黎文保所藏清顺治六年李云起所撰碑刻《重修源影寺塔记》及1982年所收集该塔坠落的塔檐铁铸风铎之上所铸“顺治六年四月昌黎县知县万应泰”字样。
　　由此可知：光绪戊子五月地震所坠落之明、清钱，并非明嘉靖二十年修塔之时所放，而是顺治六年修塔之时所放无疑。又知：嘉靖函匣之上设有了吊，而无关锁，足见其已于顺治六年被修塔者所发现，Kai锁，锁坏之后，仍将函匣放还二层檐下砖洞原地。同时，又放入明崇祯钱及清本朝顺治钱。
　　至此，最令人不解的是：嘉靖函匣之中何以只有宋代庆历、熙宁、元丰、元祐、建炎包括89年时段的五种年号铜钱，既无庆历以前各代铜钱，又无宋建炎至明嘉靖之间的南宋、辽、金及元、明钱？嘉靖函匣不置大明本朝铜钱留为纪念而专以北宋、南宋之交的五种年号钱币，所“留”之“念”究属何意？当此之时，左思右想，唯一可以解释通的答案只能是：这批宋钱原本系由建塔者于当时做为一份纪念品置放塔内，以求永存。不意至明嘉靖大修时被发现，经过主修知县李桐与参与其事者僧俗明贵、高谦、王大兴等人商定，遂遵照建塔、修塔放置纪念物“置而不取”等等传统“潜规则”，将其所发现的宋钱原物，连同“张仓卧佛”等物，共置特造函匣，砌置二层塔檐砖洞中，以成全建塔人拳拳留念之意，昭告百代后人。
　　如前所述，修建源影寺塔者既然放置宋代庆历、熙宁、元丰、元祐、建炎五种年号钱以记建塔之年时，而其中建炎钱又为五种钱中铸行时间之最晚者，则建塔之年便当在其建炎总计四年中的某年，即是金天会五年至天会八年，或曰公元1127至1130年间的某年。
　　至于金朝建塔，何以不放金钱而反放北南两宋之钱，其原因见之《金史·食货志·钱币》：“钱币，金初用辽、宋旧钱。”其所谓旧钱，当包括辽钱与宋钱。于改朝换代之际，新政权未及铸出新钱投入市场之时，在一相当长的时间内暂且流通前一朝、甚至前几朝之旧币，乃是货币流通的一种常见现象。金朝灭辽29年之后的金贞元三年（1155年），才自铸了“正隆通宝”上市，仍须“与旧钱（指宋辽钱）通用”。6年后，依然要“参用宋旧铁钱”。24年后的大定十八年，虽则铸出“大定通宝”，仍“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以铜矿拮据，乃“发交钞（纸币）”及“令金银及诸物酤榷（ɡū、què、交换）之。”又“禁铸镜”、“禁铜运外”，“以钱与外方人使，徒五年（判五年徒刑），三斤以上死”。“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以至“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后至交钞自一百（铜钱）之小钞，至十贯（相当十千大钱），百贯、千贯之大钞，“钞每贯仅值一钱。”义宗、正大间，“但以银市易，不数月国亡。”纸钞贬值，通货膨胀，“会钱货不用”，又惮其“徒”、“死”之刑，故而“富家内困藏镪（jiǎnɡ,贯就之钱），谓之‘坐化’。”盖“坐化”者，谓佛教徒端坐，安然而死。此以喻窖藏之钱，死钱也。金朝民之富者，以“钱”之稀为贵，又惧以钱交易获罪，遂委之窖藏。冀东、雁北，古平、滦、营州及燕云十六州地域考古发掘之“窖藏”，故以金窖藏居多也。
　　金初建塔，置放宋钱除其当时尚无金钱之外，建塔之汉民是否借其宋钱以讬其“遗民忍死望恢复”（陆游：《关山月》）之志与宗宋之心，或备一说。
　　（孙乃斌，昌黎县退行中学高级教师，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王恩霖，昌黎县文管所研究员，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