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刻资料看辽代世家大族与佛教的关系

　　从石刻资料看辽代世家大族与佛教的关系
　　王善军
　　内容提要：辽代世家大族的宗教信仰十分庞杂，但普遍信仰佛教则是一个突出的事实。世家大族的佛教信仰表现在许多方面，其成员起名与佛教相关者甚多，出家为僧尼者亦所在多有，还有修建寺院、佛塔及经幢之类，施田产、浮财於寺院以及传播和发展佛学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表现。辽代世家大族对佛教的崇奉，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主要原因则在於满足自己精神需求和调节社会关系两个方面。
　　关键词：辽代 世家大族 佛教
　　Stone Inscription Data Give a Clue to the Relation of Liao Dynasty Aristocratic Families with Buddhism
　　Wang Shanjun
　　Abstract:Although the religious belief of Liao aristocratic families is fairly complicated, popular believing in Buddhism among them is a clear fact. This can be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their family members’ names, more or less, relate to Buddhism. There were many more cases that some members became monks or nuns or whatsoever.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are that most of them were out of devout faith while some regarded it as an easy and quick access to official careers, or as an escape from the vagaries of political struggle.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with a strong economic backgrou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building of monasteries, pagoda, scripture pillars and other constructions. Often they granted their own land, personal wealth to temples, serving as the largest donors at that time. The Liao aristocratic familie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flourishing of Buddhism. The reason for such worship appears very complicated, nevertheless the determinant is to meet those family members’ spiritual needs and to regulat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就逐渐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扎根、生长并发展壮大。若以朝代而论其发展历史，辽朝当为佛教发展最为迅猛的王朝之一。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呈现出“海内塔庙相望”[1]的壮阔景象。辽朝曾创下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2]的惊人记录，也出现了“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3]的政治奇观，以至后人甚至评说“辽以释废”[4]。佛教的发展与昌盛，原因复杂，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它对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亦是极为深刻的。论者对辽代佛教问题已多有探讨，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辽代石刻文献出发，专论世家大族与佛教的关系。
　　一、世家大族佛教信仰的普遍性
　　辽代世家大族的宗教信仰十分庞杂，各民族也有一定的差别。以契丹族世家大族而论，既有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又有受其他北方民族影响的摩尼教信仰[5]；既有产生於中原地区的儒、道信仰，又有产生於印度地区的佛教信仰。各种宗教信仰虽然可以并行不悖，但就信仰或崇奉的程度而言，也并非平行发展。总体来说，佛教在世家大族的宗教信仰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早在建国前后，耶律阿保机既曾“城龙化州於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又曾“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6]。这说明佛教已得到契丹上层人物的信仰。在此后有关确立国家宗教统治地位的有趣故事中，也颇能说明世家大族对佛教的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据《辽史》卷七二《宗室·义宗倍传》记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侍臣“皆以佛对”，正说明佛教影响的扩大。尽管在汉化程度极深的耶律倍力争下，孔子庙得以建立，但却是与佛寺、道观同时被诏令兴建的。[7]
　　辽初三教并列正统地位的确立，对此后世家大族的信仰，无疑是有一定影响的。三教并信尤其是对儒、佛的笃信在世家大族成员中相当普遍。据墓志记载，皇族成员耶律宗政“乐慕儒宗，谛信佛果。戚里推其孝悌，部下仰其宽仁”[8]；其弟宗允，“谛慕佛乘，钦崇儒教。以至仁而抚下，以直道而事君”。[9]似此类的记载，说明世家大族对各种正统宗教的确是兼收并蓄的。
　　如果说世家大族热衷於儒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更为浓重的话，其崇佛则更侧重於宗教信仰的色彩。曾经“处三公之首，为帝王之师”的耶律琮，“奉身而退，喜归私地逸乐自娱。然公长以释教为事，……改玉馔而为香馔，不辍参禅。……欲寤无为之理，大崇有相之因。”[10]兴州刺史刘承嗣，“因缘私门，崇重释教。剏绀园之殊胜，独灵府之规谋”[11]。武定军节度使梁援，“素事佛”，在任因久旱不雨而“焚咒祷之”[12]。渤海高氏高泽，“自幼及长，无妄言笑，不诱利权，意崇佛老，身乐丘园，自以高尚，不事王侯”[13]。似此类记载，石刻资料中尚可胪列甚多。可以看出，在各民族世家大族的男性成员中，无论是仕宦者还是非仕宦者，崇信佛教并以之立身处世者大有人在。这说明，世家大族男性成员信仰佛教是辽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世家大族女性成员的信仰世界中，佛教占有的地位更为重要。皇族耶律弘世妻萧氏，“敏慧博知，尤通内学。口不嗜荤茹，色不尚铅华。奁饰服御，珍玩之资，皆非己有。惟奉佛延僧，为施以荐冥福，九载之余，一节而已”[14]。耶律弘益妻萧氏，“筵僧营佛，莫尽其称量；育老赈贫，孰测其涯漈。造次而往想佛国，斯须而留心圣经。是皆天生之异相，证圣之大端者也”[15]。耶律昌允妻萧氏，“以焚香礼佛为事，以济僧施贫为念，读诵经典，日不暇给”[16]。右班殿直董匡信的妻子王氏，“恒以清净心日课上生法花观音品。十数年间，持六斋戒”[17]，和乃夫一样，王氏也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与男性成员相比，世家大族的女性成员对佛教的信奉，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世家大族对佛教的信仰表现在方方面面。作为颇能折射人们社会意识的起名，就反映出辽代世家大族佛教信仰的普遍性。在现存世家大族成员的名字中，与佛教相关者甚多。以佛教信仰在起名中反映的方式而言，计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以佛号为名。佛、观音、菩萨、文殊、药师等之类不断被后人神化的佛号名称，首先受到世家大族成员的崇拜，以之命名者甚多。其中与佛相关的名字最为常见，《辽史》中即可见蔚州节度使耶律佛留、遥辇太尉谢佛留、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佛顶等等。与观音相关的名字，也比较常见。辽道宗宣懿皇后幼年“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18]。奚六部大王亦名萧观音。北院枢密使耶律贤适之子则名耶律观音[19]。菩萨等相关名字，在资料中也多有发现。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20]。知大定府少尹尚暐“孙女一人，文殊”[21]。太和宫副使耶律弘益“夫人萧氏，名弥勒女”[22]。静江军节度使萧孝忠一女名天王女，一女名观音女[23]。
　　二是以佛徒为名。和尚、罗汉、僧等佛徒名称在世家大族成员命名中出现相对较多，而比丘、师姑、尼之类则比较罕见。在《辽史》一书中，系出皇族季父房的耶律和尚，系出国舅大父房的萧和尚，渤海宰相罗汉，中书令萧僧隐，都点检耶律僧隐等等，均属於这类起名。石刻资料中所见萧袍鲁之孙亦名萧和尚[24]，与前一萧和尚并非一人。
　　三是以佛号奴、佛徒奴为名。这类起名最为常见。《辽史》中所见即有甚多，佛奴如谛居部节度使佛奴，左夷离毕萧佛奴，四捷军详稳张佛奴，出使宋朝的使臣耶律释身奴等等；观音奴如奚王萧观音奴、编辑萧柳《岁寒集》的耶律观音奴等等；其他如同知南院枢密使事萧药师奴，驸马萧鉏不里同党弥勒奴，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左皮室详稳皇族耶律罗汉奴，北院副枢密使萧僧孝奴等等，不一而足。辽圣宗小字文殊奴，其子有名药师奴者，有名佛宝奴者。在石刻资料中，这类起名同样所见甚多。镇国军节度使耶律琮“季男阿难奴，孙男和尚奴”[25]。静江军节度使萧孝忠“一男名药师奴”[26]。左谏议大夫史洵直次子名观音奴[27]。内客省使韩瑜“夫人生九男三女，……次宝神奴，……次高神奴……长女杨佛喜，早亡。次女罗汉女”[28]。后族萧氏有名僧奴者[29]。另外，《辽史》中所见尚有大悲奴、大师奴之类，当亦与此类起名相关。
　　世家大族对佛教的崇奉，带动了辽代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辽人王鼎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噫！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赀，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30]尽管随著佛教的发展，其信徒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辽朝后期，几乎是举国信奉，但不管怎麼说，“国王大臣”、“富商强贾”有力有赀，他们显然是崇佛的主体势力。
　　二、世家大族成员的出家情况
　　佛教信仰者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般思想上的信仰者，行为上基本可以不受戒律约束；二是受过“三明”、“五戒”但在家修行者，即所谓居士[31]；三是出家修行者，即所谓僧尼。辽代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有赖於前两者的急剧扩大，但入教成为僧尼毕竟是最彻底的修炼方式，同时也是宗教发展壮大所必需的。
　　辽代世家大族成员出家为僧，大多出於虔诚的信仰。出自于“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的妙行大师，“甫三岁，未解语言，见邻舍家严设佛像”，“就地俯伏，合掌虔敬，哀啼忘返”，“及蒙训教，深厌尘俗，恳祈出家”[32]。出自於“代有簪绂”之刘氏家族的非觉大师，则是青年时代“受具戒，乃师归义寺义从上人”[33]的。彰德军节度使秦德昌夫妻崇佛，他们的子女中竟有二子为僧，一女为尼。二子同在镇国寺，均获“大德”之称号。[34]左谏议大夫史洵直之孙史禄孙“出家，法名行敷，礼西京石佛院诠正大师”[35]。这些都是男性成员由於信教而出家的事例。
　　世家大族女性成员出於虔诚信仰而出家者亦相当普遍，这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女性成员终身不婚，大多在成年后即出家为尼。墓志中所见此类情况甚多。后族出身的北府宰相萧义，“女三人，长为尼，赐紫，号慈敬大德”[36]。知上京盐铁副使、白霫人郑恪“女三人，一人出家学浮屠法，所谓代君养亲者也”[37]。汉人官僚刘宇杰有女6人、邓中举有女4人、梁援有女3人，他们均是有1女出家为尼。其中梁援之女梁引璋，“自小不留髻发，行解双美，性相兼修，年十五赐紫加慈惠大德”。王泽有女3人，其中2人出家。王泽曾孙王安裔有女6人，亦有2人出家。更有甚者，董庠有孙女5人，除2人至墓志撰写时仍“在幼”外，其他3人全已“落发为尼”。[38]另一种情况是妇女在寡居后出家为尼。王泽“继亲（继母）仇氏，慕崇觉行，落发为尼”[39]。名臣刘六符的三女儿刘五拂，嫁司勋郎中高□齐，36岁时“嫠居，誓志不再嫁”，56岁时“乃落发为精行尼”，“寻授十戒，为沙弥尼”，半年内“赐紫方袍，赐号悟空大德”。受其影响，当时“士大夫妻有嫠居者，感而募道□□□者数人。”[40]
　　世家大族成员出家为僧除了出於信仰外，也有将其视为仕途捷径的。辽代帝王的崇佛，对世家大族具有很大影响。圣宗以后的历代帝王甚至在政治上大量启用佛徒僧侣，从而促使某些世家大族成员通过出家获得政治上的好处。据宋人记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41]这种把出家当做为官捷径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还不多见。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为逃避诡谲多变的政治斗争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而出家。辽末拥立耶律淳称帝的析津李氏家族成员李处能，在政治形势发生转向后就“惧及祸，落发为僧”[42]。
　　世家大族成员的出家，不但直接壮大了佛教徒队伍，而且由於他们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世俗势力，因而大多能成为上层僧侣，获得大师、大德等称号。他们与世俗政治权力之间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於在“事君”与“出家”之间来回选择。他们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为佛教理论做出了贡献（后面详谈），另一方面壮大了佛教的政治势力。出家的世家大族成员，与其本家族成员间的关系毕竟难以割断。以他们之间的相互结合，适可促进相互政治势力的发展。因此，许多僧人均有机会与官僚甚至皇帝接触，并得到各种礼遇和宠幸。他们常常“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43]。正由於佛教的广泛发展和僧侣身份的特殊政治因素，因而形成“俗礼多依佛，居人亦贵僧”[44]的社会风气。由此所带来的政治势力和政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世家大族与寺院、佛塔及经幢的修建
　　世家大族以其雄厚的经济势力，施财佛教，积极参与寺院、佛塔及经幢等的修建，成为辽代佛教建筑最大的施主群体。
　　自辽太宗迎白衣观音为“家神”[45]、建庙木叶山之后，世家大族主要以一家之力兴建寺院的风气十分流行。一些著名的世家大族，施财建造的寺院多成为名刹，其规模之宏大，工艺之巧妙，令后人叹为观止。时至今日，仍有某些相关建筑留存于世，成为宝贵的宗教文化遗产。
　　举世闻名的现存古代高层木结构建筑——山西省应县木塔，即为后族拔里氏萧孝穆家族所建宝宫寺之释迦塔。萧孝穆家族在辽代中后期甚为显赫，史称“一门多后妃之贵，四荒秉王侯之权”。出自於这一家族的兴宗仁懿皇后，“崇大雄之妙教，通先哲之灵章。精穷法要，雅识朝纲。建宝塔而创精蓝百千处，即中宫而居永乐迨五十霜”[46]。木塔就是由她所倡建的。现存木塔一层的照壁板上，有6幅供养人画像，据推测，“南面三女像为圣宗钦爱皇后萧耨斤，兴宗仁懿皇后萧挞裏，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北面三男像为晋国王萧孝穆及其长子陈王萧知足，次子齐王萧无曲”[47]。也有学者甚至称“应州宝宫寺即[萧]孝穆一系之家庙”[48]。
　　另一现存於世的著名佛教建筑——天津市蓟县观音阁，在辽代则为韩氏家族所建。独乐寺始建于唐代，但辽代则在旧寺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重修。据碑文记载：“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49] 这裏的“故尚父秦王”，即韩匡嗣。韩氏出自蓟州玉田，“韩家重修后之独乐寺，疑亦具有韩氏家寺之性质”[50]。
　　现址位於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的义州静安寺，为曾任知涿州军州事的耶律昌允家族所建。据称耶律昌允“毓庆戚閈，许心囗佛……遂卜此地，肇开胜蓝。虽经始之谋有先，而考终之期奄速”。与许多世家大族建寺情况一样，耶律昌允之家也是前赴后继：“夫人抱未亡之永恨，缉已坠之遗功”。为防“苟非坚固，必贻后悔”，可谓不惜血本：“凡巨细之费，余於二万缗；囗囗之绩，就於十二载。”此寺建成之后，果然是“轮奂之盛，可胜道哉”[51]！据称“佛塔至今犹立於塔山之顶”[52]。
　　当然，由世家大族所建的寺院，更多的则为历史所淘汰。不过，它们在当时却也是美轮美奂的。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53]。
　　在兴建寺院的过程中，世家大族往往不遗余力。有些世家大族成员，甚至将自己华丽的府第，改建为寺院。燕京城内的大昊天寺、竹林寺等名寺，就是道宗朝的几位大长公主舍府第所建。秦越国大长公主耶律槊古在燕京的馆第，“雕华宏冠，甲於都会”。清宁五年（1059年），她“以所居第宅为施”，请妙行大师建寺。“既成，诏以大昊天寺为额，额与碑皆道宗御书。”[54]清宁八年（1062年），楚国大长公主耶律岩母堇也“舍诸私第，剏厥精庐，奉勅以竹林为额”[55]。
　　世家大族施财建寺院之外，也有专门施财建造佛塔、经幢、佛像等情况。北京西山灵光寺内之古塔，据其造塔刻石记载：“大尞（应为‘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耶律仁先之母）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56]佛塔多建在寺院内外，而经幢除建于寺院周围，亦盛行建於祖坟之地。据《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记载，云州刺史李翊“今於坟所建斯幢者，奉为荐亡考妣之亡灵也”。其“亡考长官世袭簪裾，性惟清慎。……亡妣夫人，浮阳茂族，邹鲁名家”[57]。可以看出，於坟所建经幢的李氏，应为名门大族。
　　在辽代，世家大族对寺院、佛塔等的建造，还有量力而行、只施部分经费的情况。王鸣凤《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记载了寺院建造中的这种情况：“郡公王希道、张仲钊、萧名远、杨从实等同发诚心，各舍己资，於大辽应历二年戊辰岁三月内兴工，至应历八年甲戌岁八月中秋，营理大殿三间。”[58]佛塔、经幢的建造中，也有不少这种情况。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的修建，据载：“今此塔自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之所建也。……复求化官长暨贵戚，并豪族之家。各助以金帛车服，或诸珍玩。计获数百万钱，共为成办之。”[59]懽州的“佛身感应舍利塔”，参与建造者不但有大横帐五郎君耶律必孝、六郎君耶律必庆、故相公耶律元白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而且还有王文一为邑长的千人邑。[60]出土於朝阳东塔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法舍利经”经幢，亦载“楚国长公主施财。建、霸、宜、白川、锦等州制置使……知彰武军节度使事韩绍基施财”[61]。可见，在各种佛教建筑中，世家大族参与裒集施财的情况也是相当常见的。
　　四、世家大族对佛教的其他财产施舍
　　在施财建造寺院、佛塔等的同时，世家大族还往往捐赠巨额的其他财产以供寺院日常之用。这些施舍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概括来看，世家大族施与的其他财产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土地
　　秦越国大长公主耶律槊古舍第建大昊天寺的同时，“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囗器用等物，皆有施状”[62]。这裏的“稻畦百顷”、“枣栗蔬园”，作为可种水稻、水果、蔬菜的良田，无疑是富有经济价值的土地。耶律昌允家族建静安寺，“寺既成，必假众以居之。遂延僧四十人。有讲则复益，二囗囗囗囗。僧既居，必资食以给之。遂施地三千顷，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63]。耶律昌允家族于建静安寺之初即“施地三千顷”虽不可信（我颇怀疑文中“千”为“十”之误），但辽代寺院广占田地却是事实。蓟州的上方感化寺“剏始以来，占籍斯广，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64]。感化寺所占有的广阔良田，自然包含有世家大族施与的部分。不难想像，如果不是施主具有很强的经济势力，不可能在寺院创始之时即施与大片的良田。《缙阳寺庄帐记》残文，记载了该寺田产的详细位置，可看出其田产的分布之广。其中有云“传有道侧坟主高大王，合家施根后庄田” [65]。“高大王”一家，应为世家大族。
　　（二）奴隶
　　前引文中耶律槊古施舍给大昊天寺的“户口百家”，耶律昌允家族施舍给静安寺的“人五十户”，是契丹世家大族广泛占有奴隶的表现。显然，他们将奴隶施舍给寺院，是作为财产看待的。就总的情况看，与辽代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契丹世家大族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关系相一致，寺院中奴隶制经济形态是存在的。锦州龙宫寺，甚至将皇帝拨赐的输税户民，“岁久皆以为奴”[66] 。
　　（三）牲畜
　　对於“其富以马”[67]的游牧民族来说，世家大族将牲畜作为财产施与寺院，是极其自然的。前引文中耶律昌允家族施舍给静安寺的“牛五十头，马四十匹”，就说明了这一情况。
　　（四）器用
　　耶律槊古舍第建寺，“大率宅司诸物罄竭，永为常住”，而又“井囗器用等物，皆有施状”[68]。这说明世家大族将器用诸物施舍给寺院，为寺院僧徒的生活考虑可谓周详。
　　（五）粮食
　　粮食作为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消费品，世家大族施与僧徒应是常见的现象。耶律昌允家族施舍给静安寺的“粟一万石”，可谓是一笔巨额财产。
　　（六）货币
　　虽然按佛教戒律，出家人不应喜爱“黄白之物”，但对世家大族施与的货币，寺院却是来者不拒的。耶律昌允家族施舍给静安寺的钱也达“二千贯”之多。
　　通过世家大族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财富施舍，再加上寺院本身的经济运营和对广大社会下层民众的强取豪夺，辽代寺院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在朝廷财政困难时，曾出现“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69]的事情，这同样是中国历史上所不多见的现象。
　　五、世家大族与佛学的传播和发展
　　宗教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传播，而传播的方式可包括典籍的刻印和流传、宗教教义的口耳相传、宗教仪式活动的炫示和影响等等。世家大族对辽代佛学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世家大族积极参与佛经的刊刻。在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中，有《大方广佛花严经》题记云：“大契丹国燕国长公主奉为先皇御灵，冥资景福；太后圣寿，永保遐令。……特施净财，敬心雕造小字《大华严经》一部，所异流通，悉同利乐。”这说明该经书是辽景宗长女耶律观音女施财刊刻。[70]在主要由世家大族施财兴建的佛塔中（如应县木塔等），也多由藏经的发现。虽然不知这些流传后世的藏经是否即由世家大族施财刊刻，但当时世家大族积极施财刻印藏经则是明显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记载了南京涞水县佛教信徒董生捐舍家资刊印佛经之事：“时有县之豪士董生，数诣参访。仰师德之孤高，嗟山坊之阗寂。遂罄其家产，构大藏一座，印内典五百余帙，在中龛置。”[71]《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记邓从贵在舍钱三十万建僧舍的基础上，“乃罄舍所资，又五十万，及募同志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72]。
　　著名的云居寺石经虽是前代开始的藏经雕刻的浩大工程，但主体却是在辽代完成的。在这一工程中，世家大族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除圣宗、兴宗、道宗三代帝王赐钱造经外，大安年间通理大师“开放戒坛”，“仕庶道俗，入山受戒”，“所获施钱，乃万余镪”[73]。这些“施钱”显然包括了世家大族的捐赠，云居寺和尚也全部将之用於制作石经。在现存造经题记中，施主为世家大族成员者也所在多有。如所见“施主窦景庸相公女赐紫比丘尼”[74]之类。
　　世家大族进行了众多的经幢制作。这些经幢，分布广泛，经幢上的石刻文字，包括经文和序记类文字，宣传佛法并鼓吹佛法的作用，其影响不可小觑。和尚善存为吴德迁作造经幢序文就是这样说的：“既富贵而侈泰，宣碑幢以刊铭。故得庆贻宗祖，千年而不坠门风；名播人寰，万古而长标孝迹。”[75]由张楚楚家族“采名石，召良工，累岁琢磨”而建成的“尊胜陀罗尼幢”，其序文云：“讽咏者，无善而不臻；瞻仰者，无殃累而不剪。”[76]如此神乎其神地鼓吹佛法，显然会对人们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其次是世家大族及其出家成员对佛教理论做出贡献。辽代世家大族喜欢探讨佛法，帝王亦多有爱说佛法者。宋使苏辙曾说：“北朝皇帝（辽道宗）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77]世家大族成员与僧侣交往密切，研讨佛法、说法也是蔚蔚成风。辽初名臣耶律羽之即“於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箫寺则荡涤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78]。怀州刺史王泽“惟与僧侣，定为善交。研达性相之宗，薰练戒慧之体。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全藏教部，读览未竟”[79]。他们的说法活动，对佛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其世俗化的发展，无疑是具有较大促进作用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於在出家前已受到较好的教育，世家大族出身的僧侣有能力、有兴趣对佛经和佛学理论进行研习。“世籍燕为名家”、俗姓高氏的沙门洙公，“生而被诗书礼乐之教”，“嗜浮图所谓禅者之说”[80]。“家传十善，世禀五常”、俗姓杜氏的沙门道 ，“始从龆龀之年，习於儒释之典”[81]。显然，他们为辽代佛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佛教与政治的结合过程中，儒佛融合的思想也得以产生。辽穆宗朝的盐铁判官王正，曾说他与云居寺谦讽和尚“论难数宵，以道相得。和尚与仆（王正）约曰：‘夫人入仕，则竭忠以事君，均赋以利国，平徵以肃民；出家，则庄严以奉佛，博施以待众，斋戒以律身。尽此六者，可谓神矣！可谓神矣！’”[82]此二人论难所得出的共识，可说基本反应了当时世家大族出家的某种理念。宋代“熔冶了儒释道三家学说於一炉”[83]的晁迥，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夫事君者，不可以二心，唯一至忠而已矣！至忠则名光而众仰。学道者，亦不可以二心，唯一至诚而已矣！至诚则神会而自知。”[84]晁迥提出的“事君”和“学道”都不可二心，以忠事君，以诚学道，是宋学形成阶段儒释思想相互渗透的重要内容。[85]生活在儒学不甚发达的辽代社会，王正和谦讽和尚早于晁迥所提出的“事君”和“出家”思想，值得重视。
　　再次是世家大族所进行的各种佛事活动。世家大族的佛事活动，一般来说场面宏大，参与人员众多，由此而极容易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耶律仁先家族曾“请龙象高德办集胜事”，举办的盛大佛事活动竟然“起建道场六十二昼夜，斋僧四千四百人”[86]，延僧诵读的各类经文达千遍万遍，令人惊讶。仅因“进粟二千五百斛”而被天祚帝“特授右班殿直”的张世卿，“每年四月二十九日天祚皇帝天兴节，虔请内外诸僧尼，男女邑众，於园内建道场一昼夜，具香花美馔，供养斋设，以报上方覆露之恩”[87]。一般世家大族在重要活动中的佛事场面，由此可想而知。
　　在世家大族的墓室壁画中，也有不少绘有与佛事相关的绘画。“宝山2号墓石房北壁诵经图画面正中绘一贵妇坐条案前，画前有展开的经卷，图右上角还有题诗一首：‘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88]该绘画说明一些世家大族成员的日常佛事功课是念经。
　　世家大族与佛事相关的活动，各式各样，种类繁多。尽管它们规模不一，影响不尽相同，在功能上也各有侧重，但却均是有利於佛学的传播和发展的。
　　六、世家大族崇佛的主要原因
　　人们信仰宗教，一般是以之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这一点世家大族与其他社会群体并无不同。但是，不同阶层的人们，其精神需求的具体内容却是很不相同的，世家大族的精神需求有其自己的特点。另外，某一社会群体对某种宗教的崇奉，往往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还有出於政治经济目的的调节社会关系的原因。辽代世家大族对佛教的崇奉，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主要的却是满足自己精神需求和调节社会关系两个方面。
　　世家大族的精神需求，首先是用佛教抚慰他们的罪恶感。辽王朝“用武立国”[89]，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世家大族的主要成员多曾南征北战，杀人如麻。这当然不仅仅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两军厮杀，还包括辽军残杀百姓，俘掠“生口”，劫夺财物。这些活动，自然易於使他们产生罪恶感，尤其是随着契丹、奚等游牧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这种感觉就会愈加强烈。圣宗统和四年（986年），曾“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90]，就是这种感觉的表现。即使是和平时期，世家大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对奴仆颐指气使，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奴隶、农奴，可以说他们在对待奴隶、农奴等被奴役者的身上，同样是罪恶累累的。佛教恰恰是解除各种罪恶的精神良方。只要信佛，不但所有罪恶尽皆消灭，而且还可以“增无量福德”，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出土的经幢记文中，经常出现如下一段文字：“佛言有十三大罪，无忏悔者，有无动如来陀罗尼，一切极重大罪，并能消灭。若不灭者，我等自代。彼有情爱诸苦恼，若有人发大菩提心，囗（依）梵囗（字本）书於辟（石塔幢子）上，又於版上。忽有覩此陀罗尼[字]，生信敬心，所有如五十恶等罪，悉皆消灭。何况一日诵一遍，其人增无量福德。临命终时，十方圣众，各持华盖来迎，生於净土，佛舒金色臂，摩顶授记，速成无上菩提。”[91] 辽代世家大族之所以大多崇信佛教密宗（陀罗尼），主要是由於他们“盖闻佛顶尊胜陀罗尼，能与众生除一切恶道罪障等”[92]。因为按佛教教理，由於众生因缘的业力的作用，众生皆在六道轮回，要想摆脱轮回或往生天界，就必须减少自身所造的恶业。密宗宣传，诵持真言则可达此目的。
　　世家大族的精神需求，其次是用佛教来满足他们长享富贵的愿望。由於世家大族处於等级社会的中上层，所以他们总是希望能够长享富贵。他们不但希望自己长享富贵，而且希望子孙后代世世长享富贵；他们不但希望今生长享富贵，而且希望来世亦能长享富贵。从经幢、佛塔的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这种愿望。如《刘庆为出家男智广特建幢塔记》云：“伏闻佛顶尊胜陀罗尼者，无边菩萨誓愿弘持。归依者，福智备生。讽诵者，祸患不作。”[93]《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记载：“奉为神赞天辅皇帝（辽圣宗）、齐天彰德皇后万岁，亲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禄位。”[94]《懽州西会龙山碑铭》记载：“特建佛身感应舍利塔一所。伏愿天佑皇帝（辽道宗）、燕国大王（耶律延禧），二仪同坚於社稷；亲王公主、皇侄皇孙，百世永茂于宗枝；然后上至文武官寮，恒居禄位；下及庶类州司，长添福德，见闻随喜，同获梵天之果；施主邑人，早证涅槃之乐。”[95]耶律昌允家族创建静安寺，碑铭作者说其“所祈者，圣祚垂鸿，固萝图於浩劫；群灵护佑，趣花藏於他生。又何止延九族之修龄，荐三代之冥福而已哉”[96]！其核心又何尝不是使家族长享富贵的愿望呢？！
　　在长享富贵的愿望中，自然包含有长寿之意，即所谓“延康宁之寿，享崇达之位”[97]。所以，在世家大族成员病且将死之时，乞灵佛教祛病延寿的现象很多。秦晋国大长公主病危，“诸孙在旁，恻恻恳祷。焚香祝无边佛，设供饭无遮僧”[98]。萧和之妻耶律氏病危时尽管已达89岁高龄，其女钦哀皇太后仍“奉香花以供佛，严蓍蔡以告神”[99]，为其乞寿。燕京留守萧孝穆在“病染沉疴”之时，其二子也是“虔愿焚香，敬亲启誓；舍财画像，发愿筵僧”，竟凑巧达到了他们期望的“其疾顿痊，复安如旧”[100]的效果。
　　除满足精神需求外，用佛教来调节现实社会关系亦是世家大族崇佛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在稳定现实社会关系方面功效显著。辽代世家大族崇佛，无疑是看重这一功能的。正如辽人所说：“生不可常，必至於灭。灭不可已，复转於生。於此流转中，能解生死之缚，而得不生不灭者，唯释迦而已。……皇朝定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太平既久，而人心向善，故此教所以盛宏。”[101]只要“人心向善”，把希望寄托於来世，社会各阶层均安於现状，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才最为巩固。为此，他们从宗教哲理的高度宣传人们身份地位的神圣性。“伏闻混沌判则天地别，天地别则人民生，人民生则君后出，君后出则佛法兴矣！自汉明帝创见白马寺已还，迄至於今，法宇不绝也。我国家尊居万乘，道贯百王，恒崇三宝之心，大究二宗之理，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蓝，盖圆於来果也。”[102]“我钜辽启运，奄有中土。始武功以勘世乱，力拯乾纲；中文德以茸王猷，囗恢帝业。尚虑前缘未晓，宁分贵贱之殊；后报或迷，安息战伐之役。繇是诚坚信力，诞布宗乘。”[103] 似此类宣传，在各种佛教碑刻中所见多有。其蒙蔽广大百姓的作用，亦是相当明显的。辽宁省沈阳市的无垢净光舍利塔，其地宫出土的石函，记此塔为邑人李弘遂等千余人捐款所建，发愿词同样有“文武百僚，恒居禄位”之类的内容。[104]
　　在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汉人群体中，还将崇佛与儒家伦理相结合。在一篇僧人撰写的经幢记中，既说明等级贵贱之分，又强调了佛教密言与儒家孝道的相通：“古者不封不树，后世易之以棺椁，踵其事者，墓而且坟，遂有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也。而后我教东流，灋被幽显，则建幢树刹兴焉。其有孝子顺孙，信而乐福者，虽贫贱殚财，募工市石，刻厥密言，表之於祖考之坟壠。冀其尘影之霑庇者，然后追悼之情塞矣。”[105]由儒士所撰写的造幢记中，甚至将二者强调得更为过分：“苟未能为幢於坟，则是为不孝也。”[106]马氏家族《为先内翰侍郎太夫人特建经幢记》则记载了马氏后人以佛法施孝的具体情况，这在汉人世家大族中是颇具代表性的：“长男静江军节度使、知顺州军州事、开国侯（马）直温，次男洛苑副使、前随驾锦透背皮毛库副使内温，小男安州防御使、知中京诸军都虞候、开国子处温，长孙乡贡进士、内供奉班祗候梅书。伏以欲报昊天鞠育之鸿恩，惟仗诸佛宣传之密教。刻之贞琰，树于先茔。期覆影以霑尘，愿觉佛而闻法。”[107]显然，佛教教义与儒家伦理相结合观念在社会上的推开，也是有利於稳定社会、有利於巩固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
　　世家大族的崇佛，除上述两方面的主要原因外，直接的政治原因也在一定情况下起着作用。一种情况是某些世家大族成员投合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嗜好，在仕途上走终南捷径。另一种情况则是某些世家大族成员遁入佛门以躲避政治斗争的打击。不过，主要因这类原因而崇佛的世家大族，在数量上毕竟较少，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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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358页。
　　[2]《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中华书局点校本。
　　[3]《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4]《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5] 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6]《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7]《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8]《耶律宗政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08页。
　　[9]《耶律宗允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21页。
　　[10]《耶律琮神道碑》，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附，《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1]《刘承嗣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8页。
　　[12]《梁援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521页。
　　[13]《高泽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611页。
　　[14]《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67页。
　　[15]《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591页。
　　[16]《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85页。
　　[17]《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38页。
　　[18] 王鼎：《焚椒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9]《辽史》卷七九《耶律贤适传》。
　　[20]《辽史》卷七一《后妃·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21]《尚暐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99页。
　　[22]《耶律弘益妻萧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590页。
　　[23]《萧孝忠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16页。
　　[24]《萧袍鲁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25页。
　　[25]《耶律琮神道碑》，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附，《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26]《萧孝忠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16页。
　　[27]《史洵直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652页。
　　[28]《韩瑜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95页。
　　[29]《萧氏夫人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118页。
　　[30]《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辽代石刻文编》第358页。
　　[31] 韩橁长子齐家奴“废疾居家，受浮屠之法”（《韩橁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207页），当属於特殊类型的居士。
　　[32]《妙行大师行状碑》，《辽代石刻文编》第584~585页。
　　[33]《非觉大师塔记》，《辽代石刻文编》第398页。
　　[34]《秦德昌墓志》，转引自都兴智《辽金史研究》第28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35]《史洵直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652页。
　　[36]《萧义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624页。
　　[37]《郑恪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429页。
　　[38]《刘宇杰墓志》、《邓中举墓志》、《梁援妻张氏墓志》、《王泽妻李氏墓志》、《王安裔墓志》、《董庠妻张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107页、489页、567页、241页、688页、410页。
　　[39]《王泽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261~262页。
　　[40]《悟空大德发塔铭》，《辽代石刻文编》第511~512页。
　　[41]《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
　　[42]《辽史》卷一○二《李处温传》。
　　[43] 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本。
　　[44]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三《前使辽诗·和游中京镇国寺》，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6页。
　　[4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46]《兴宗仁懿皇后哀册》，《辽代石刻文编》第375~376页。
　　[47] 张畅耕、甯立新、支配勇：《契丹仁懿皇后与应州宝宫寺释迦塔》，《辽金史论集》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
　　[48] 宿白：《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文物》1985年第7期。
　　[49]《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辽代石刻文编》第88页。
　　[50] 宿白：《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文物》1985年第7期。
　　[51]《创建静安寺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361~362页。
　　[52] 刘凤翥：《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第197页，华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
　　[53] 贾敬颜：《王曾〈上契丹事〉疏证》，《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8月版，第86~87页。
　　[54]《燕京大昊天寺碑》、《妙行大师行状碑》、《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330、586、509页。文编编者在注释中将秦越国大长公主误为耶律岩母堇。
　　[55]《奉福寺陀罗尼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312页。文编编者在注释中将楚国大长公主误为耶律槊古。
　　[56]《千佛塔露盘题记》，《辽代石刻文编》第346页。
　　[57]《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105页。
　　[58]《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辽代石刻文编》第30页。
　　[59]《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662页。
　　[60]《懽州西会龙山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443页。
　　[61]《朝阳东塔经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149页。
　　[62]《妙行大师行状碑》，《辽代石刻文编》第586页。
　　[63]《创建静安寺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362页。
　　[64]《上方感化寺碑》，《辽代石刻文编》第563~564页。
　　[65]《全辽文》卷一二《缙阳寺庄帐记》，中华书局本，第344页。
　　[66]《金史》卷九六《李晏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67]《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68]《妙行大师行状碑》，《辽代石刻文编》第586页。
　　[69]《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
　　[70] 郑绍宗：《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1997年7月版。
　　[71]《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辽代石刻文编》第533页。
　　[72]《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辽代石刻文编》第332页。
　　[73]《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辽代石刻文编》第671页。
　　[74]《造经题记》，《辽代石刻文编》第742页。
　　[75]《沙门善存为吴德迁造幢序》，《辽代石刻文编》第430~431页。
　　[76]《全辽文》卷一二《尊胜陀罗尼幢记并序》，第343页。
　　[77] 苏辙：《栾城集》卷四二《论北朝政事大略》，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辙集》第749页。
　　[78]《耶律羽之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3页。
　　[79]《王泽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261页。
　　[80]《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辽代石刻文编》第539页。
　　[81]《全辽文》卷九《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并供佛利生仪后序》，第267页。
　　[82]《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辽代石刻文编》第33页。
　　[83] 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4] 晁迥：《法藏碎金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5]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73页。
　　[86]《办集胜事碑》，《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434页。
　　[87]《张世卿墓志》，《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37页。
　　[88] 霍杰娜：《辽墓中所见佛教因素》，《文物世界》2002年第3期。
　　[89]《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90]《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91]《松寿等为亡父特建法幢记》、《沙门即空造陀罗尼经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681页、557页。
　　[92]《张景运为亡祖造陀罗尼经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390页。
　　[93]《刘庆为出家男智广特建幢塔记》，《辽代石刻文编》第596页。
　　[94]《白川州陀罗尼经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146页。
　　[95]《懽州西会龙山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443页。
　　[96]《创建静安寺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362页。
　　[97]《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37页。
　　[98]《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249页。
　　[99] 万雄飞：《辽秦国太妃晋国王妃墓志考》，《文物》2005年第1期。
　　[100]《秦王发愿纪事碑》，《辽代石刻文编》第198页。
　　[101]《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661~662页。
　　[102]《安次县祠垡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碑记》，《辽代石刻文编》第418页。
　　[103]《景州陈宫山观鸡寺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第452页。
　　[104] 王菊耳：《辽代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四天王壁画初探》，《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
　　[105]《白怀友为亡考妣造陀罗尼经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549页。
　　[106]《张世俊造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699页。
　　[107]《为先内翰侍郎太夫人特建经幢记》，《辽代石刻文编》第617页。
　　出处：《东亚文史论丛》2007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