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情怀

　　科学上最深奥、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往往都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实用价值——正因为其远离日常事物，正因为它和世界表层现象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才是最微妙，最能触及自然界本质的极少数根本原理。

　　被访者陈方正教授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做了《西方科学的宗教与哲学渊源》的演讲。他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1958年赴美后，在哈佛大学和布兰戴斯大学获物理学学术及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后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等。

　　问：您此次来到北京除主持自然科学史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外，还有一系列的科学与文化交流活动，您对您所接触的学生或听众，有什么印象？对国内同行的研究有什么印象？

　　答：我觉得大家对我演讲的题目都还很有兴趣，因为听众中很多不是做科学史研究的，因此他们所提的没有科学史方面比较深入的学术问题，都是听众关心的一般性问题，这也表示他们对演讲题目很有兴趣。科学史的研究在国内还只是一个起步的阶段，中国的科学史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几乎完全是限于中国传统科学的研究。对西方的科学史，我感觉好像完全没有人做。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有人做近代的科学史，也就是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史；对西方科学史的关注和研究我想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我也是很晚才对西方科学史发生兴趣的。在研究水平上，因为是开始不久，只能是慢慢提高。毕竟是人家的东西，我们中国人去研究人家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现在中国人那么看重科学，并且讲到“科教兴国”，那么科学的历史还是应该要去研究。

　　问：您讲到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宗教对科学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可以说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古代也有宗教，为什么中国的宗教没有成为近代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动力？

　　答：中国的宗教从来不是思想上的主流，没有在思想上占主导的地位。我们的佛教、道教实际上是当时的大传统，可是这个大传统不是独立的，而是给皇帝压制的，所以我说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一个主导地位。譬如，唐朝的皇帝信奉道教，隋朝的皇帝信奉佛教，可是他们自己信归信，道教和佛教还是在他们的管制之下，它们是不能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朝廷把它牢牢的管住，不让它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在传统中国，宗教始终是受政治压制的，佛道乃至其它林林总总的教派都不例外。所以那些民间的道观、寺庙、书院都不可能获得稳固经济基础和相对独立地位，更无法变得悠久、强大，因而也就无法如古欧洲大教堂、修道院、大学那样的，可以长期包容、培育学术发展的体制。

　　问：那么您认为在科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宗教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答：现在科学家跟宗教有什么关系呢，还有没有意义呢？那么我说还是有的。比如说爱因斯坦还是讲他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那么现在科学家的宗教情怀对他们还是重要的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科学发展我说有宗教这个向导，那么现在没有这个向导了。现在学习科学研究科学是因为它有用，所以说现在推动科学的动力基本上是它的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那么爱因斯坦的宗教情怀可能只是个人的事情，到底科学与宗教情怀之间还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现在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答案是：凡是真正直接有用的东西，你直接可以看见的有用的科学都不是最基本的科学。科学上最深奥、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往往都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实用价值──正因为其远离日常事物，正因为它和世界表层现象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才是最微妙，最能触及自然界本质的极少数根本原理。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洛伦兹的混沌、孟德布洛的分形等等，在其发现之初都是如此，都纯属“无用之用”，至于其后来成为举世科学家、工程师所不可或缺的理论，则非始料所及。而对最根本的科学的原理的钻研是很苦的事情，而且是很孤独，很容易失败的事情。如果要有人愿意去做的话，那他就必须要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怀，一种对世界上一般的实用、现实的事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的执着追求的理念。

　　问：你认为在西方科学历史上，科学中心是随着社会环境而不断转移的，那么科学的发展跟社会文化环境有怎样的关系？今天的社会文化环境适合科学的发展吗？

　　答：历史上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跟今天是不一样的，当时的科学只是极少数学者、知识分子的个人追求。对社会大众来讲，对当时的君主来讲，它是好玩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没有必要支持，有时候还要来压迫和阻挠，所以那些科学家的科学中心要转移。那么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现在谁都知道科学非常重要，没有必要去转移了。从前科学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很多时候科学的发明和发现是偶然的。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没有偶然的事情。你吸引科学家，支持科学发展还来不及呢。

　　问：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李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科技史界和自然辩证法界讨论的老问题，你能谈谈你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吗？

　　答：我的看法，第一，应该问“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不是问“为什么不在东方出现”，以中国为中心来讨论其科学落后的原因是不足够的。第二，“李约瑟难题”的讲法是不合适的，叫“李约瑟问题”更适合一点。“难题”容易给人一种误导，认为一定是有唯一确定答案的。“问题”是不一定有答案的，但是没有答案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去研究它，研究以后你自己也会有若干的答案，可是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答案，你可以提出几个可能性来，你不知道哪一个可能性是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哪一个可能性是不重要的。你只能去研究它，然后说出几个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而没出现在中国的可能性。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