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风仪的河陇吐蕃佛教文化

　　独具风仪的河陇吐蕃佛教文化

　　任树民

　　北宋时期，今甘肃的河西走廊、洮河流域和青海的涅水流域，曾经是吐蕃部族的聚居地区。这里的吐蕃佛教文化，历史底蕴深厚，自唐末五代以来，融西域佛教、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于一体，故而独具风仪，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大师名徒的荟萃之地。由于河陇地区汉、蕃（亦作番）地方政权的崇佛重僧和宋王朝的大力支持，寺庙林立，规模宏大，浮屠（宝塔）突兀，僧侣接踵，呈现出一派昌盛气象。然而，就在这昌盛背后，却悄然膨胀着僧侣的特权，流淌着隶农（农奴前身）的血泪，酝酿着政教合一之发端。

　　寺院林立，巍然壮观。河陇地区（指河西及陇右地区，相当于今甘肃陇山、六盘山以西，包括河西走廊与涅水流域）的寺庙禅院，鳞次栉比，交相辉映。啰厮唃 吐蕃地方政权所辖的今青海省的西宁、乐都、尖、扎、涅中等市县，是河陇地区吐蕃佛教活动的中心。这里的寺院多而大，佛事活动甚为奇秘。（宋）李远《青唐录》说：青塘城（吐蕃政权的首府，今西宁市）外西郊，建有大寺院，“广五六里，绕以周垣，屋至千余楹。为大像以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城中之屋，佛舍居半，唯国主殿及佛舍以瓦，余虽主之宫室，亦土覆之。”这座大寺院，围墙周长四五里，寺内殿堂屋宇多至千余排，每排少则三屋计，竟有三万余间。处佛殿顶，以青瓦覆盖，殿柱均加彩绘。殿内大佛，高数丈，或镀以黄金，或纯金铸塑，饰以珍珠，覆以羽盖。辅臣高僧于佛像两侧议决军政大事。护佛浮屠，饰以金箔铜铃，高耸云霄，仰望之，不寒而栗。寺院规模之大，装饰之华丽，着实令人咋舌。至于都邑青唐城内，一半为瓦屋佛舍，只有国主朝见群臣的大殿，方可与佛舍等贵贱，以瓦覆之，余皆为土屋，其中包括国主和公主的寝宫，亦为土室。孔仲平《谈苑》也说：“惟以瓦屋处佛”。吐蕃（藏族）人敬佛如此虔诚！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宋将王瞻攻取青　　 唐，将青唐寺内三尊带珠子、缨路的金佛，用骆驼载出蕃境。熙河地区（甘肃洮水流域），蕃部族帐繁多。《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卷381，元祐记事条载：苏辙对宋哲宗说：“臣闻熙河属国强族甚多”。依吐蕃人的请求，宋王朝拨专款在蕃区修建寺院。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收复熙（甘肃临挑）、河（甘肃临夏）、山民（甘肃崛县）、洮（甘肃临潭）、宕（甘肃宕昌）等五州后，宋神宗诏令在收复区由政府拨专款众建寺院。《长编》卷239，熙宁条载：“乃救数州皆建佛寺”，并“赐秦风路缘边安抚司钱一万络与镇挑军建僧寺。”一络为一千文，镇挑军（治所在今甘肃临挑），置于熙宁五年，政府拨专款在此大兴佛寺。熙宁五年，熙州建“大威德禅院”。熙宁六年，河州建“广德禅院”。同年又建　　 起“东山禅院”和“东湖禅院”。禅院，即佛寺。“禅”，佛教用语，梵文禅那之略，意谓将散乱的心念集定于一处，禅心即是。熙宁七年，山民州修建“广仁禅院”。大凡蕃区著名的新建寺庙，多由宋王朝赐名而某某禅院，汉蕃僧俗把由皇帝赐名的禅院又呼之为“御书院”，以示莫大的荣宠。宋神宗赐东山禅院曰“慈云”，东湖禅院曰“慧日”赐镇挑军新建佛寺以“大威德禅院为额”， “赐崛州新置寺名曰广仁禅院，仍给官田五顷，岁度僧一人”。大致蕃区寺院都拥有由政府划拨的官田，以供其僧人生活和佛事活动方面的消费。佛寺建筑规模仍然巍然壮观。《宋会要辑稿·蕃夷》载：元丰七年（1084年），立广仁禅院碑，碑曰：“荆棒雍而宫殿巍然，门扉辟而奈人焕然。次则范钟以鼓其时，藏经以尊其道。徒有常居，客有攸舍，储峙有凛，涓洁有庖，最其凡四百六十区……。”从碑文看，广仁禅院巍然风光，耸立于郁郁丛林中，灵气洋溢于清空，钟声回荡于旷野。大殿内金身大佛像，光彩照人，肃敬之意，油然而生。寺内四百六十区的屋宇楼阁，排列有序，有专供僧徒的常住居屋，有供善男信女憩息的旅舍，亦有储藏的米仓和洗手间以及藏经书的楼阁，俨然自给自足，别无他求。大约广仁禅院的设施风格，当是蕃区寺院的一般模式《长编》卷481载：接踵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宝刹，都饰以从内地赐予的金箔、珠子、缨路、绢彩、金银。青唐吐蕃国主阿里骨，为修饰佛寺，经常派使臣赴宋，求赐赠金箔彩绢。寺院主事高僧，皆衣紫色袈裟，气度轩昂，亦有师号和法名。他们的紫袍袈裟、师号、法名，都是宋王朝所赐予的。《长编》卷138，庆历记事条：宋仁宗赐予渭州（甘肃平凉）岭峒山慧明禅院院主法淳紫袍，号志护。《长编》卷76，大中祥符记事载：宋真宗赐予西凉府（甘肃武威）僧官刺卜萨木丹紫方袍;赐秦州（甘肃天水市）永宁寨蕃僧策凌班珠尔紫方袍。司马光《涑水纪闻》：宋仁宗赐给青唐国主唃厮啰前妻紫衣、师号及法名。凡着紫色袈裟的蕃僧，谓之“紫僧”，地位相当尊贵。紫僧还可世袭。《宋会要辑稿·蕃夷》：蕃僧马通厮鸡死，其侄“蕃僧结巴承袭紫衣”。赠紫衣、师号，对蕃僧来说，是地位的象征，对宋王朝来说，是羁縻怀柔的政治手段。因此，边疆守臣辄为蕃僧乞赐紫衣师号。《长编》卷516元符记事：“熙河奏，乞降空名宣札各一百五十，紫衣师号牒一百，以待新羌。” “牒”，即度碟，一种凭证。“宣札”由朝廷印发的委任状。此外，凉州（甘肃武威）六谷吐蕃，也曾建立过地方政权，地处河西走廊的咽喉地段，丝绸之路上的冲要城镇。这里东西佛教文化渗透交融，多有寺院。《魏书·释老志》：“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唐代吐蕃王朝占领河陇地区时，敦煌、酒泉、武威这些河西走廊上的重镇，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北宋初中期，西凉府六谷吐蕃，对当地佛教文化进行了妥善的保护与及时的抢救。西凉府有洪元寺和大云寺，其中大云寺建立于晋朝，入晋已历经五百年沧桑，都需要修缮装饰，一现夕日风彩。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六谷吐蕃大首领潘罗支对大云进行寺精心的维修。《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九：“乞给工匠及购金碧绢彩修缮之（大云寺）”。宋王朝以远为由，拒绝派遣工匠，而仅赐予物品。景德二年，潘罗支弟厮铎督，“又贡马求金彩修洪元寺”，并吁请宋朝出资修缮大云寺。大云寺东北隅有宝塔，城内亦有七级木浮屠，吐蕃人惜之如命。《宋史·吐蕃　　 传》：“（西凉府）郊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其帅急失民情，则众啸聚。城内有七级木浮屠，其帅及登之，给其众曰：‘尔若迫我，我即自焚于此。’众惜浮屠，乃盟而舍之。”由此可见，蕃民爱护浮屠，胜过一切。为了防止佛塔被烧，遂宽恕了州官的过失。佛塔还是吐蕃人起事联络的信号。当他们聚众反抗压迫时，在各处佛塔上涂以白灰，作为呼应的信号。

　　奇秘的诵经与坐禅。《青唐录》说：吐蕃人“好诵经”，其诵经与坐禅方式也很奇秘。《陇右金石录》卷3载：“其（吐蕃僧）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驮舌之不可辨，其音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侏离”，亦作“兜离”。古代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的音乐，形容语音难辨，故称之侏离之语，这已成为汉地士大夫的惯呼。《浮溪集》卷19《靖州营造记》：北宋王安石在诚、徽二州（今湖南一带）兴办学校教育，“声教所覃，去椎结之俗而饰冠巾，转侏离之音而通字画，奉官吏约束，一如中州。“觖舌”，觖鸟的叫声，亦形容语言难懂。吐蕃僧用自己的民族语音，清朗响亮地诵藏文经书，其悦耳的声音如高山流水淌入千丈沟壑，而回荡不绝。此种诵经遗风，至今在藏地犹存。孔仲平《谈苑》：冬秋之时，蕃僧则“聚粮不出，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西部地区，秋风凛冽，冬之朔风刺骨，吐蕃僧倡囤粮不出，静坐于小屋或毡帐之中，潜心默祷，谓之坐禅。

　　“蕃俗重僧”，“信重喇嘛”。《陇右金石录》卷3：“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西羌”、“羌人”，这是宋人对河陇吐蕃之惯呼。“自知佛教”，说明佛教在蕃区流传甚久，童雯皆知，尊奉佛教已成习俗，反映了吐蕃文化的基本特色。《西藏记》下卷：“一家之中子女多者，必有一二为僧，女为尼者”。《松潘县志》卷四《土司》：“番俗，兄弟三人必有一人为僧，四人则以二人为僧”。这一约定俗成的宗教现象，在北宋时期已经形成。僧尼的大批涌出，约占其人口的三分之一。僧倡的社会地位相当荣崇，他们享有死罪不杀的特权。《长编》卷514，元符二年条：为僧尼者例不杀”。青唐国主瞎征，在宋军攻取遂川（青海乐都）后，瞎征见大势已去，遂偕妻“削发为僧尼，入城西佛舍”，以实现“但欲逃死”的生存愿望。寺院已成政治流亡者和作奸犯科者的避难所，玷污了佛教净土。僧侣出入部落，不持证件，食宿皆由当地蕃民供给。蕃僧拥有参决部落大计，调解纠纷，决断诉讼，起草文法，衔命出使，统兵打仗，甚至拥有废立国主之大权。蕃僧还得到宋王朝的荣宠，大批委任蕃僧官。从三班奉职到指挥使、都指挥使、本族军主、副军主者，不乏其人。皇帝接见蕃族国主、首领、蕃官、贡使时，只有蕃僧尼、公主才特赐“蕃服蕃拜”的优礼。蕃僧地位尊贵，干政专权，使政教合一的体制格局，正在酝酿之中，由奴隶制向农奴制过渡的桥梁，亦在筹建着。

　　漠视佛门戒律。宋代吐蕃佛教，正处于吐蕃佛教后弘期，适逢密宗戒行废弘之时，僧倡的生活腐败摩烂，严重玷污了佛门净土。《陇右金石录》：“虽然其人（蕃僧）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浑酣不厌”。蕃僧公开娶妻生子，酗酒啖荤，淫荡自姿，杀人越货，已成为社会公害。《长编》卷87，大中祥符记事：青唐唃厮啰地方政权的伦辅（相当于汉宰相）李立遵，娶蕃部十八个女为妻室。蕃僧率众暴掠汉境边民的记录，见于宋文献者，屡见不鲜。宋代蕃僧漠视佛门戒律的丑习，对元代佛教、道教的影响极大。（元）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子《时政书》：“方今释、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衣饱食之计；今日诵藏经，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构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臣尝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可见当时的僧、道徒鱼龙杂混，良荞不齐，竟有来自逃犯和游惰者。他们不是化导为善的清教徒，而是沉溺酒色，酗酒吃荤，借作“好事”（指祈求福佑的祷告活动）。国库收入，三分之二用来修建寺庙宫观及其佛事。号称有“道术”者，出入皇宫，向皇帝、诸王传授“房中术”。直至宗喀巴时，为了整治流弊，进行宗教改革，提倡戒律，少欲知足，崇尚苦行，清净自恬，并广释《事师五十颂论》和《密宗戒》，遂创立了格鲁教派（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