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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上师(1886-1967)：半生戎马半生僧

能海上师简介

　　能海上师是近代显密圆通的著名爱国高僧，三十九岁于四川新都宝光寺出家为僧，嗣后接法于佛源和尚，为禅门临济宗第四十四世法脉。出家后不畏艰辛，两度入藏求法，礼西藏大德高僧康萨老喇嘛为师，尽得喇嘛显密法要、衣钵真传，获密宗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二十八代嫡传。一生创建了成都近慈寺、绵竹云雾山、重庆、上海金刚道场、五台山清凉桥等多处密宗道场。讲经弘法、注译密宗经典，尤其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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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海上师生平

　　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1886年腊月22日生于绵竹汉旺场。父亲名常一，母亲张氏。他十多岁时，父亲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父母在他十四岁时去世，能海法师靠姐姐为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日益腐败，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能海法师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于是弃学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学堂中法师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毕业后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不到一年，就升任营长。1909年，能海法师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当时朱德在该堂求学，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的政局非常动荡，政府也不断更迭。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任第四镇管带（营长 ），在成都驻防，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

　　19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能海法师在成都的提督街之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大为醉心，于是就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开始对佛法感兴趣，热心地研习，此事就成为他日后皈依佛门的因缘。

　　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全川战火纷飞，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可是军阀只想扩大自己的地盘，扩充实力，互相残杀、吞并。刘湘在混战中一升再升，由营长升为军长，以至川军的前敌总司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基础，把原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尽量招纳进来委以重任，能海法师也属于招纳之列。

　　此时的能海法师已开始相信佛法，不愿当官带兵，只担任幕僚的职务。刘湘经常派他到各地周旋，所以，他得常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1915年他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实业，同时有感于日本的佛教非常盛行。于是在回国后，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名师，研习佛法。他还曾经求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佛学家张克诚先生，他不顾路途遥远，每天往返40里，不辞劳苦。

　　1921年以后，他辞去外务，在成都山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1924年，他终于抛弃红尘中的一切，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当时39岁。

　　能海法师由军官而佛门弟子，其人生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做此选择，是他在阅尽了人事沧桑以后，感到“五蕴皆空”。他早年加入过同盟会，对国民党比较同情，积极投身革命。后川军中拥护袁世凯的将领对各地国民党人及参加和响应讨袁的起义人士，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同学中除刘湘一人立功升官之外，同情起义军的被杀了许多。

　　能海法师看到昔日同学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内心非常悲痛。此外，他还遭到了家庭的不幸，厄运连连。他的元配夫人庄氏早逝，留下一女。后娶张氏，又娶张氏的妹妹，生下一子，和他的感情很好。没想到后来妻妹也一病不起，这使法师极度伤感，顿感人生幻化无常，想到了以前修习的佛家妙旨，便萌发了剃度出家之念，“度一切苦厄”发心向佛，解脱内心苦恼的羁绊，在佛门中寻个永久的清净之地。

　　法师在受具足戒后，在金光寺住了几个月，一面学习戒律及禅教诸宗，一面又准备到西藏学法。后来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大约三年，潜心学习藏文藏语，1928年5月，带着准备好的礼物十几驮，进藏学法，历时四个月，旅途备尝艰辛，于9月抵达拉萨。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约十年之久，学习成绩优异。

　　康萨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尤为赞赏，把自己用的衣、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康萨已认定能海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1936年，能海法师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回到祖国，他先在上海讲经，后来又到五台山广济寺闭关修习佛法。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为弘法做准备，并在上海、太原多次讲经。

　　“七七”事变以后，能海法师率领弟子20余人返回四川，成都文殊院的法光和尚请他住在南郊的近慈寺。该寺为文殊院的下院，年久失修。法师在这里住下以后，不但恢复了旧观，还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楼、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建筑。

　　就是在这里，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的僧人闻风前来学习的有许多，当时的许多军政要员、在家居士，都前来听讲经说法。能海法师讲经，教理圆融，辩才无碍，且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故能摄引上中下之根各得趣味。所以，听众非常踊跃。

　　能海法师难得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毅力，不放逸、严守戒律，过午不食。他还坚持素食，早在西藏求学之时，其行为就曾感动过西藏的僧众。当时西藏出家为僧的人，无论地位如何，对于肉食都很随便，而能海法师却坚持不吃肉，当地僧众对此非常惊叹，说：“能海对肉一点都不吃，简直是个活佛了。”

　　他每天的饮食起居非常有规律，每天早晨3点钟便到大殿上座，开始讲经，或在讲经前先讲一些寺内事务，约两小时讲完，下座后进早餐。上午9时至11时又上座讲经，12时前进午餐，午餐后是会客时间，下午有时也讲两个钟头经，不讲经则译经或静坐。傍晚有时同居士们在寺内园林中散步谈天，前半夜又静坐。

　　一昼夜间在榻上时除静坐修正观以外，如微有倦意，也只是盘腿靠靠，绝不倒头大睡，多年坚持如一日，法力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他每年夏天都去绵竹的云雾寺静坐，他静坐的地方是另修的茅蓬，是功夫高的人才能去的地方。因为静坐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是按功夫深浅分为几个等级。

　　能海法师在住持近慈寺时，继承丛林制，吸黄教的寺庙家风，上殿念诵，用汉译藏文仪轨，中间加进诵汉文《大般若》、《华严》等大乘经典。沙弥堂培养青年，既学佛学，也学文化及藏语，并迎来五台山扎萨喇嘛教辩论。

　　法师对于弟子的教育，是戒、定、慧三学并进，特严于戒学。近慈寺虽为密宗，但它的教规非常严格，所以称之为律宗亦不为过。他为寺里的僧众定下了严格的纪律。寺僧不赴经忏，但每日须诵经四座，寒暑无间，而且还严格限定女众进寺离寺的时间，上午必在8时以后，下午离寺必在4时以前。

　　如逢法会，女众随众念诵听经，不得串寮。缝纫洗濯之事，比丘自己为之，不能让女众代替。女众住的地方，必须离寺5里以外，而且寺僧没有事情不去俗人家，有事必须去也得两人以上同行；没有必要的话不得进入门内，只能在门外站着说话，不是有公务在身，不得随便进入街市。

　　能海法师曾经说过：“人不会做事，必不会修行，如何能成佛？”以此可以看出，他从最简单的做人道理入手深入到佛法的真谛。平常僧衣法服，供品糕饼，都是寺里的僧人自制。耕种园艺，植树造林，都是僧众在诵经之余，人各专其事而完成的。近慈寺特设学事堂，入寺必先学事。

　　能海法师曾经说过：“行般若道，行下士行，”即谓见地要高，行履要实，不能徒尚玄谈，无补实践。想法师当初在军旅中供职，若无意于佛门，前途定也无量。但法师有意于诸行无常之苦，故发心托迹空门，断绝一切尘念，这实为寻常人所难下的决心。而一旦成为佛子，又带佛门戒规严于律己，精进不懈，所以，观法师其人之言行，确存有正知、正见，因此，见地颇高，能发起正行。

　　他自己，不但能依循这种见解行事，而且还谆谆教导皈依在他座下的弟子们。身教重于言教，正因为能海法师对于佛教的研习深得其中机趣，对于时局政务亦能有很正确的见解，绝不流于媚俗，随波逐流，以图谋虚荣，故对名利也能淡然处之。法师为法亦为人，不愧为一代高僧。他之所以成为人们宗仰的楷模，绝不仅仅在于对佛教的贡献，在做人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法师严守佛制。1949年夏，峨山砖殿修复，法师率弟子到新修的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法师先回成都，两位上座僧人后来随某军人夫人的车回到成都。为此，他们受到法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其中一人，还被遣送到绵竹县西山云雾寺静坐，不准出山。

　　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从上海来到近慈寺，对大伙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法师知道后，立刻叫当事人把他赶走了。还有一次，法师在彭县修舍利模型塔，当时彭县一带住着起义军，以及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县城里显得十分平静，人们很高兴。法师和一些僧人也在议论解放的事。

　　就在此时，监工修塔的僧人跑来对法师说：“赶快把塔顶安上吧，不然共产党来了……”没等他把话说完，法师就生气地说：“来了怎么样，中国人嘛，不是外国人！”法师虽为出家人，但其身为并不拘泥于不问人情事理，崇尚玄谈，而是救人于危难之中，充分体现佛的大悲大勇。

　　能海法师说法40年，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请往弘法，法师婉辞未赴。林森亲题护国金刚道场匾额，法师对此漠然视之。蒋介石政府请法师出任参政员及“陪都宗教联谊会”顾问，法师一一予以谢绝。他自己说：“我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但爱戒之心，可质之诸佛而无愧。”这些行为对于弟子的教育及影响无疑都是很大的。

　　法师显密双弘，不存门户之见，所以自己称为“大般若宗”。法师为力挽盲修瞎炼的流弊，极力提倡讲学，为力挽徒尚玄谈之流弊，法师主张僧众之学，必依丛林，才能付之于实践。修必依学，不可盲人瞎马；学必有修，不能说食数宝。

　　法师对于密学，认为是与显教相表里，相辅翼，亦是独辟蹊径，于佛教由显教大乘而入密，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法师在教弟子学法之时，也是由浅入深，执简驭繁，且循序渐进，条理井然。这与他所主张的不流于玄谈有关。说法必须使听者明于精奥的佛理，得正知见，倘若只是为谈而谈，那是于事无补的。

　　法师对于拯救名山大寺文物，终生奔走，不遗余力。彭县龙兴塔，建于梁代，后遭毁坏，法师发起修复，在彭县开窑烧砖，仿印度菩提道场塔形，先建模型塔，高一丈余。峨山砖殿在火中焚毁，法师命令弟子普超筹划修复。

　　1949年夏天，法师又率领弟子到峨山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又于慈圣庵足卢佛脱沙像，拟建为专修毗卢仪轨道场。法师先后在成都近慈寺、重庆真武山、绵竹云雾寺、峨眉慈圣庵、五台山清凉桥及上海金刚道扬，共开建道场六处，译述及讲稿共70余种。

　　1966年“文革”开始，法师也未能幸免，移居到广济茅蓬，参加集体劳动。法师由于平时对于佛法的修习，相信善恶有报，故横逆到来之时，能不失常度。

　　这年的12月31日，法师象平时一样和众人一起学习。半夜起来登厕，遇到僧人成宗，法师让他第二日代为请假。次日早晨，邻单原宝光寺方丈妙轮喊师傅起来进早餐，不见应声。看到法师面向西躺着，已圆寂了。

　　法师世寿81，僧龄43，遗骨塔于善财洞旁边宝塔山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塔铭：文曰：

　　承文殊教，振锡清凉。

　　显密双弘，遥遵法王。

　　律履冰洁，智刃金刚。

　　作和平使，为释宗光，

　　五顶巍巍，三峨苍苍。

　　閟塔崇岳，德音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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