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群法师：坐看云起 发心求正觉 忘己济群生

济群法师：坐看云起 发心求正觉 忘己济群生

　　——访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自号山人的济群法师，居于五老峰阿兰若处。阿兰若为梵语音译，意为寂静处。此处曾是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住锡南普陀期间的掩关静修之地，如今，弘公手书的甘露井依然泉涌汩汩，清冽如昔。

　　泉边品茗，岩下步月，如此闲适的山居时光，并不在人迹罕至的深山，事实上，它距闹市不过几步之遥。但能得门而入，无须跋涉，便是别样洞天。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穿过甘露井所在的几重岩洞，是掩映在竹影中石砌禅房。屋中素朴的白墙上，挂着“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的木刻楹联。这副集自《华严经》的对联，不仅彰显了大乘自利利他的核心精神，也是兰若主人始终不变的愿力所在。

　　正是在这份愿力的推动下，十多年来，法师往返于兰若与尘世之间，法音广宣，度众无量，足迹遍布海内外各地。由他参与创办并担任所长的戒幢佛学研究所，也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教育体系。弘法教学之余，法师还以文字般若与大众广结法缘，目前，已出版人生佛教、修学引导、戒幢论丛、以戒为师四大系列丛书三十余册。其中，既有接引初学的启蒙读物，也有深入经藏的研究论丛，既有面向信众的开示，也有对僧团建设的指导。他对经教义理所作的现代诠释，使无缘亲聆法音的读者得以品尝法味，啜饮甘露。

　　日益繁忙的法务，使法师独享山色的闲暇相应减少。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法师先是作为“西园戒幢律寺第三届菩提静修营”导师，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佛子作了为期三天的《心经》讲座，并为营员传授三皈五戒、菩提心戒，主持西园夜话、传灯法会。紧接着，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们讲授一周的《沙弥律仪》。然后又前往厦门，参加“第三届厦门佛事用品展”的开幕式。展会上，组委会特别提供了近百平米的展位，用于济群法师佛学系列丛书的展示与结缘。月末，由法师发起并主持的“佛教与心理治疗”研讨会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拉开了序幕，这是国内教界和心理学界的首次正式对话，来自各地的法师及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舟车劳顿中的法师，依然有着山居时的淡定和从容。或许，这正是一个修行人“以出世心行入世事”的境界吧。因为慈悲，所以入世度众；因为智慧，所以不著世间。

　　带着对方外之人的好奇和仰慕，记者采访了济群法师。

　　问：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

　　答：其实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当时年纪还小，对佛法和社会都没什么认识。之所以能够选择出家，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影响。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么印象的话，那只是好感而已，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来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或许是缘分吧，他们都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问：按佛教的说法，法师可谓“童真入道”，这对于您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童真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生活，而佛法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说，童真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教育，从而对成长和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问：古德时常赞叹童真入道，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早期教育不谋而合。那么，法师是否认为童真入道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

　　答：教界童真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他们像我一样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样的年龄，也谈不上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多半只是受到家庭影响。如果剃度后不曾从学佛中获得法益，对外界诱惑就不具备抵抗能力。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和社会有所接触，往往会因各种原因回到尘世。这几年，佛学院毕业生中还俗者不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小就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对童真入道的问题产生了反思。我认为童真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年龄上，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在僧格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但这两点优势，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少年出家，文化基础多半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和童真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样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经历，既然发心出家，也能自觉将这些放下，不易产生动摇；另外，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验，为今后深入经藏、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不足之处在于：经历了长期的世俗生活，习气往往比较重，而人到中年后，性格多半已经定型，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困难。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在寺院生活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原形毕露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问：曾在法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当时非常感动，我想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善根深厚”吧！

　　答：无论是学佛还是出家，善根当然非常重要。就像一棵树，如果根扎得深、扎得稳，就有能力抵御外来冲击。尤其在现代，仅靠寺院的一道围墙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绝。所以一定要对出家身份有足够的认同，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三宝的信心。

　　就我自己来说，出家过程虽然比较简单，也比较感性，但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使我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因为弘法的原因，对社会有了更多接触之后，越发认识到，追求真理、智慧和解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此外，出家生活清净自在、无牵无挂，也非常适合我的性情。

　　问：您出家时，应该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在那个年代，您是如何开始出家后的修学生活？

　　答：的确，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佛教仍被社会视为封建迷信。在那样的大气候下，整个教界的修学环境并不理想。我最初是在福建宁德支提寺，当时出家人白天种田，早晚上殿，生活条件极其简朴。在现在的人看来，应该说是相当艰苦。但出家人都真心向道，信心道念非常坚固，没有谁是为衣食而出家。老和尚们生死之心很切，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虽然还不懂得“了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其后又到福建闽侯雪峰寺，基本还是继续这种农禅并重的生活。这一方面使我养成了山野之人的气质，并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方面也为僧格养成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段时间的生活，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亲近过的三位老人家，一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普雨老和尚，一是莆田广化寺的圆拙老法师，一是厦门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他们成就我出家，成就我上学，成就我静修，给我修学上的指导，给我创造弘法的条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做人做事的美德，终身受用不尽。这也使我想到，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

　　问：在今天，无论社会还是教界都有了巨大改变，修学环境更为宽松。法师是否认为，您当年所经历的生活，对其他初出家者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对于刚剃度的人，什么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答：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刚出家的人来说，最关键的，是接受成为一个僧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关于出家后的教育，在佛教戒律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沙弥必须依止自己的亲教师，不可独立生活；即使受过比丘戒之后，还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此外，刚出家也是僧格养成的开始，必须有善知识指导，有如法的修学环境。刚出家的人，大多有良好的初心，但不易持久。有句话叫做“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这份初心为什么会变质呢？关键还是因为出家后未能继续长养这一发心，结果半途夭折。

　　问：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又在教学之余从事弘法活动，面向社会及高校开办佛学讲座。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充分展开，整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了误解，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那么，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

　　答：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还不知弘法是怎么回事。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偏僻的地方继续学习。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我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这清净自然的环境，对我的学习、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由此，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来自海外的法师，并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这才使我萌生了弘法的愿心。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正信佛教”和“人生佛教”系列讲座。当时我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一因缘又使我们得以在厦大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面向高校的弘法。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我就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问：能否请法师具体介绍一下您目前的弘法事业？

　　答：从1992年开始，我一直在国内外举办各类佛学讲座。在弘法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社会对佛法的需求，而教界能够从事弘法的人才实在寥寥无几。所以，培养人才是目前教界的当务之急，因为“道在人弘”。我出家二十多年，从求学到教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学院。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也基于对佛教未来前景的关心，希望能在现有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教学模式。目前，我在闽南佛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同时也在苏州西园寺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工作，和教内外有志于佛教教育的法师学者一起，共同实践我们对佛教教育的一些想法。

　　问：多数人都认为，佛学院和研究所应该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宗旨。但法师在《我理想中的僧教育》一文中，却特别强调多种人才的培养。希望学员们在强化佛法修学的同时，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在自利利他的实践中成长。这些观点的形成，是否与您长期从事弘法事业有关？

　　答：对于佛教教育来说，研究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还是以闽南佛学院和戒幢佛学研究所为例，两地都招研究生，旨在为致力佛学研究的僧众创造条件。同时，还发行了各自的学术期刊，即《闽南佛学》和《戒幢佛学》，既是为了展示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也是为了推动国内的佛学研究。

　　但是，研究佛学并不是学佛的唯一目的。学佛的关键是在于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是要能学以致用，能以佛法智慧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因此，戒幢佛学研究所还推出了面向社会的弘法刊物《人世间》。每期关注一个主题，如环保、财富、信仰、道德、护生等，希望从佛法角度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从而纠正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误区。

　　问：近年来，法师著述颇丰，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举办讲座的影响范围比较有限，整理成文后，就能利益更多的人。自1999年出版“人生佛教系列丛书(包括《心经的人生智慧》、《幸福人生的原理》、《学佛者的信念》)”以来，近十年中，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目前已出版的书籍有四大系列，其中，以“人生佛教系列”的适应面最为广泛，即使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从理性层面来接受，共有十多小册。而“佛法修学系列”主要是针对信众的引导，并以皈依、发心、道次第这些基础建设为重，如《皈依修学手册》、《认识菩提心》、《佛法修学次第》、《问道》等。“戒幢论丛系列”侧重于学术性，主要是对佛法经典的解读，如《真理与谬论》、《认识与存在》、《菩提心与道次第》。“以戒为师系列”则是今年最新推出的，定位为“普法丛书”，希望通过这些对戒律的简明解读，使僧团大众对法和律具备基本认知，现已推出第一辑，包括《认识戒律》、《戒律与佛教命脉》、《僧伽礼仪及塔像建造》、《出家剃度及沙弥生活》、《比丘资格的取得》五本。

　　问：音像制品是海外较为普及的一种弘法形式，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通过音像制品来弘扬佛法，在某种程度上，比书籍的普及面更广。比如对那些认字不多、年老眼花的信众，或是对那些没有阅读习惯的信众，音像确实有书籍所没有的优势，而且更直观，更亲切。近年来，我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目前已出版各类音像制品数十种，有DVD、VCD和MP3等格式，并会将这项工作作为未来几年的重点。

　　问：从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弘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想必法师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答：通过网络弘法，的确比传统弘法方式有更为广泛的覆盖面，它是全球性的，不受地域等种种因素的限制。自1998年起，我们已涉足网络弘法，2000年初具规模，推出两个网站。一是“戒幢佛学教育网”(www.jcedu.org)，包括佛学指导、人生佛教、佛教文化等数十个栏目，还有大量图像和音像资料，内容相当丰富。另有我的个人主页(www.jiqun.com)，包括我的所有文集和音像资料，对我参与弘法以来的所有工作作了全面概括。

　　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而面向社会弘法就更显得薄弱。有鉴于此，“戒幢佛学教育网”还开办了“网络佛学院”，利用网络特有的优势，通过视频为散居各地的学佛青年上课并进行指导，这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问：法师常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么多事业，是否总是有许多顺缘在推动？

　　答：我认为我个人所有的，只是对佛教事业的一份愿力和一些想法，正由于众多因缘的推动，才使我这些年来为社会和教界做了些事情。首先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可以将想法都表达出来并付诸实践；其次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为我提供了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内修外弘；第三是西园寺普仁大和尚的全力支持，使我能以戒幢佛学研究所为平台，实施教学理念；再就是各地护法居士的积极协助，这都为我的教学和弘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因缘，很多想法也许至今还是想法而已。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不是个积极主动的人，但对弘法事业始终保有一份愿心。

　　问：从目前情况来看，教界这些年的发展相当迅速，寺院纷纷大兴土木，前去朝拜的信徒和观光客也明显增多，可谓“香火鼎盛”，但问题和负面新闻也在逐渐浮出水面。作为出家多年的法师，您对当今教界的现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从表面上来看，佛教界的发展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其中还有太多问题，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这里，就我想到的谈几点意见。

　　一、作为一个出家人，首先要明白，出家人的本份就是内修外弘。自身的佛学素养和道德水准提高了，才能给大众以正确引导，否则就会将他们引向迷信、盲信的误区。而作为寺院来说，除了给僧人提供修学办道的环境，也是民众净化身心、舒缓压力的净土。定位准确了，才知道寺院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向社会。

　　二、应着手于佛教的制度建设，在继承传统佛教制度的基础上，重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制度。比如出家的考核制度、沙弥的教育制度、新受戒比丘的教育制度、建立僧阶有序的制度。这种“级别”是根据僧人的戒腊、道德、学问及对寺院做出的贡献而制定，以此确立他在僧团中的地位和待遇。南传和藏传佛教也都有相应的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宗教政策落实以来，整个教界都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先后办有几十所佛学院。虽然也为佛教界培养出一些人才，但大家也共同意识到，这并不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最佳方式。在继承佛教传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探寻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佛教教育制度，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

　　四、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许多寺院也在走向商业化。而商业化，实际就意味着佛教的世俗化。我对教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非常担心，希望大家都能对此有所警觉。

　　五、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使很多僧众的信仰和道念淡化，长此以往，他们又何以荷担如来家业？所以，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也是教界目前所要重视的问题。

　　六、对僧团的财富应予以合理使用。因为旅游业和经忏的盛行，使得一些寺院非常富有，如何合理使用这部分收入？在我看到的情况中，大部分都是在修庙、造大佛，甚至浪费在各种无谓的应酬中，或存放在银行里舍不得使用，等着贬值。如何使这笔财富用之于佛教的弘法事业、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是教界领导者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七、教界应该认识到弘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弘法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是佛教生存的土壤。所以，唯有在全社会弘扬佛法，佛教才有永久的生命力。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佛法在今天的弘扬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而是要契理契机。也就是在继承佛教传统的前提下，在不违背佛法基本义理的基础上，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弘扬佛法。同时，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大众提供智慧的解脱之道。

　　八、各地寺院虽然重建了不少，但多数都缺乏规划和设计，有的甚至比较俗气。寺院是民众的精神家园，建筑本身也应该能够体现佛法的内涵，也就是表法。所以在风格上要朴素、庄严、和谐。另外，在使用上要注意实用性，集修道、弘法、教学等多功能于一体。

　　刊登于《人物周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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