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海法师：南传佛教史 第五篇　老挝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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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海法师：南传佛教史 第五篇　老挝佛教史

　　第一章　老挝早期的佛教

　　第一节　国土与民族

　　老挝（Laos）位于中南半岛的中部，为一内陆国家。北连中国云南省，东邻越南，南接柬埔寨，西南与缅甸接壤及与泰国以湄公河为界。地理位置，自东经１００至１０７.３０度，北纬１３.５０于２２.３０度。地形南北狭长。全国面积共２３７，０００平方千米。境内多山和原始森林，海拔一千多米，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

　　全国人口，依公元１９９６年估计，约４，６００，０００人，政府在首都永珍，王城于古都琅勃拉邦。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约有三十多个民族，但主要的有老挝族（Laos）、卡族（Khas）、苗族（Meos）三种。老挝族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分布于湄公河及其他河流沿岸平原地区；卡族原为土著老挝人，散居在全国各地山区，在部分在南部下寮的沙拉湾、阿都坡一带。苗族人居于上寮各地高原，以川圹为集中。其他有华人、泰人、越人、徭、孟、满等民族。语言以老挝语为主。

　　老挝与中国云南省接壤，老挝族本属中华民族，同属于泰族（Thais）。后泰族分数支大量向南方迁移，抵达老挝境内定居的一支，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隔，交通不便，遂渐少与中国文化接触，后来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受泰国、柬埔寨等国的影响。这在以下章节中再说。

　　老挝，也称“寮国”。据历史学者考证，老挝族系自百越系自在越民族演化而来，以僚人为其主要血统，古称“哀牢夷”。《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已有“哀老夷”之名。传说在周秦时，有九龙族创国，王名九上为隆（1．《后汉书．西南夷传》。见徐松石《泰族僮粤族考》一文。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４－２２５页。）这个记载虽不能确信，但可证这哀牢夷九龙族在中国历史上为古代西南夷的一个部落，原居于永昌郡（今云南省内），以保山一带为中心。后来哀牢民族沿湄公河南下，移殖于现在的泰、缅甸、老挝地区。到达老挝境内的哀牢，就渐形成以后的老挝。又哀牢（夷）或僚族，亦有称为老挝话的。（1．徐松石：《东南来民族的中国血缘》，第４７页。2．宋哲美：《中寮文化关系》，载新加坡版《东南亚研究》第１卷。）

　　《后汉书．哀牢传》：“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５１），哀牢王贤栗等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隽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时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６９）：“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作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1．《后汉书.哀牢传》。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５页。）昭帝时，“……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考博南山在今云南省永平县西南四十里之地，兰仓水在湄公河上游，为湄公河发源处。可见后汉时汉族已进入今日的寮北。

　　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或谓曾达老挝。晋代中国发生外患，扶南崛起，哀牢曾臣属扶南。扶南（即高棉、或称柬埔寨）在哀牢之南。

　　唐代有“南诏”兴起，自称为哀牢后裔，建都在今云南的大理。至五代时晋高祖天福二年（公元９３７），南诏改称国号“大理。”（在泰文历史上，以及有些西方学者写东南亚历史，每多夸大泰族人古代建军国辉煌的历史，称自汉代哀牢、唐代南诏而迄宋代大理。其实广义的泰民族，包括范围很广，哀牢、南诏（后改称大理），向为中国云、跚两省边区民族，有时独立，有时直属中国；这与分支南迁的泰族、掸族、老挝族，古代虽有血缘关系，但与以后各国建国本部的历史，各有不同渊源，不可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哀牢、南诏的建军国，是国云、贵边区的泰族；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掸部，是南迁的泰族。）

　　宋理宗淳佑十二年（公元１２５２），忽必烈南征攻来大理，置大理、善阐等路宣尉司，并进兵顷甸和越南。这时在先前移民泰境的一支泰族，已日渐强大，于公元１２５７年，由泰族酋长室利因陀罗（Sri　Intaratiya）建立素可泰（中国史称速古台）王朝。另一支进入老挝境内南乌河流域，以猛骚（Muong Swa，即今琅勃拉邦）为根据地，建立川东川通国（Xieng Dong Xieng Tong），初隶属于柬埔寨吉蔑王朝，公元１２７７年为素可泰所征服，降为属国。

　　素可泰王朝到公元１３５３年，开始衰落，老挝遂脱离泰国臣属而独立，建“南掌国（Lang Chang），都城琅勃拉邦。建军国始祖为法昂王（Fa Ngoun，公元１３５３～１３７３在位）， ②（D.G.E.Hall：A History of Sorth-East Asia，第１２１、１６５页，伦敦，１９６４年版。）将国土扩展至湄公河东岸，以湄公河与泰国为界，土地包括今日的川圹（亦称线款）、永珍、他曲、南他、百细等地，奠定老挝立国的基础。

　　第二节　　从柬博寨传入佛教

　　前面说老挝族人源出中国西南边区，据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的学者考证，自唐代南诏兴起，至元朝忽必烈征灭大理，六百多年间，这些地区固深受中国文化的感染，同时也受到东南亚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些地区曾信奉佛教，但它是一种混合中印文化兼含着地区民族色彩的信仰。分支南移后的民族，像散居于现在老挝境内的老挝人，由于山岭隔碍，就渐少接触原有文化的机会，所以此时老挝人纵有佛教信仰，也不普遍。

　　从民俗来说，古代老挝民族多数是奉祀鬼神，祭拜祖先，崇拜精灵和自然，佛教也话仅属少数人的信仰。加以老挝人未建军国前是属部落民族，常常战争，或受他族征代，很少有机会注意宗教的信仰。（Kavivaranana：《东南亚佛教史》（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校刊《佛轮》第１９卷１２期。）

　　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佛教信仰的，是从法昂王建立“南掌国”以后开始。

　　法昂王为川王之孙，父名法蒂，不容于父川东王，遂披驱逐，携子法昂同流亡于柬埔寨的吉蔑王朝。法昂年幼，为一位僧摩诃波沙曼多（Mahapasamanta）长老所教养。法昂十六岁时，吉蔑王见他雄伟英俊，于是就将女儿娘高乐（Nang Keolot）嫁他，招为驸马。

　　公元１３４０－１３５０年之间，法昂希望恢复父亲的故土，获得吉蔑王之助，统率一支强大军队，沿湄公河北上，先进攻巴塞，大获胜利。再经甘蒙夺取孟富春（今川圹），杀其酋长而立其子，收为属地。继进兵化邦，直抵十二版纳（今云南车理）。回师再战川东，击败其祖父川东军。祖先自杀死，遂自川东王。又进兵攻破泰国清迈驻军。并在附近征服卡族。最后攻下斐南（Phai Nam，今永珍）。因攻斐南，曾用黄金诱敌。为纪念胜利，改名永金，后又改称永珍。１３５３年，法昂遂在川东建国独立，号称“南掌国”，意即“万象之邦”。因老挝产象，象是有用而重要的动物。土地包括今日老挝中部和北部，泰国的清迈和缅甸东部之地，使老挝真正成为统一强盛的国家。（1.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２１０－２１２页。原为法国研究南亚史著名学者George Coedes所着之Les Peuple de la Peninsules Indochinoise,Histoire Civisations,巴黎１９６２年版。亦有英译本为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H.M.Wright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2.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法昂王的妻子娘乔乐为柬埔寨王女，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受持在家五戒。当她随夫到了老挝，国家是安定了，可是人民和官员，多数崇拜鬼神、祖先、精灵等，更屠杀牛、象等动物祭祀鬼神。非常迷信和残忍，她心中生起悲悯。同时身居老挝，很难实践佛教徒的生活。于是她请示夫王法昂从柬埔寨引进佛教，不然就让她回国去。（日文《印度支那文明史》，章岛升等译，第２１０－２１２页。）

　　法昂王幼年随父流亡柬埔寨时，曾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的教导，有很好的佛教基础，就很欢喜的答应了。他随即慎重选派使节，写好国书，准备贡物，有银三十万。黄金三万，各种珠宝，呈献给柬埔寨国王岳父，请求派遣有德学高僧及携带三藏圣典等至老挝弘扬。柬埔寨国王非常欢喜，于是礼请摩诃波沙曼多和摩诃提婆楞伽（Mahadevalanka）两位长老，率领二十位比丘，三位通达三藏学者，即门罗辛哈（Manrasinha）、门罗摩达（Manramad）、门罗沙达（Manrasad）前往。赐珍贵金铸佛像一尊，名“勃拉邦”（Phrabang），及三藏圣典、菩提树芽枝等，供老挝人民礼拜供奉。又派铸造佛像技师、金匠、铁工、建筑寺塔雕刻艺师等。又命令遣派四个村落人民，共五千人，给以种种不同装饰，护送佛像、经典、高僧、学者至老挝。而且这五千人民就留居老挝，为佛教的护持者，并成为王后、学者的侍从。（《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２０卷２期。但依郭寿华著《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７页，记为摩诃波曼多长老及四位比丘、四位沙弥至老挝。）

　　但另据记载说，娘乔乐到了老挝后，见到法昂王的性格变得凶暴起来，以致人民要谋害他。于是娘乔乐呈书至父王，柬埔寨王就命令法昂去朝见，请高僧给以教诲，授予五戒。然后与柬埔寨僧团同回老挞。老挝史都是依据前一种说法。（《东南亚佛教史》（泰文），《佛轮》第２０卷２期。）

　　公元１３５９年，摩诃波沙曼多长老等全体人员，离开柬埔寨吉蔑王朝，向老挝进发。到达孟皆（Muang Kaa，不知何处，多数推测在今泰国洛刊拍农Nakhon Phanon），法昂王知悉，就派大臣前往迎接。

　　继续再向龙蟠前进。龙蟠是古名，法昂王建南掌国定都于此。后因著名之“勃拉邦”佛像从柬埔寨迎至首都，尊为“护国佛”或“镇国之宝”，遂改龙蟠为“琅勃拉邦”（琅或銮是老挝文“王家的、伟大的”意思），即以佛教之名为首都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1.法文日本译《东南亚细亚》（石译良昭译）第１００页，记为金泥涂的石造佛像。2.据D.G.E.Hall：A Sistory of East Asia，第２３８页所记，这尊著名佛像为早期斯里兰卡一位国王送给柬埔寨的礼物，被称为“勃拉邦”（Prabang）。）

　　当时法昂王在永珍，于是摩诃婆沙曼多长老等往见，报告途中经过情形。国王与后在王宫之北，特为长老领导的僧团建筑一座佛寺，就以长老之名称为“波沙曼寺”（pasamanarama）。此寺今日仍存在，菩提树芽枝亦植于此寺中。从此长老领导的僧团，开始向老挝人民传布佛法，国王与后都是佛教的热心护持者，老挝人也都转信佛教。

　　第二章　老挝中期的佛教

　　（公元１３７２－１８９３年）

　　由于老挝缺乏佛教记载，有也是零散的，或从仅存的少数遗物加以推定，时间也不能上下连贯，因此无法了解佛教实际发展的情形。因为搜集的资料有限，只能作简略的叙述。

　　法昂王于公元１３７３年去世，（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１页。但依郭寿华着《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２７页所记，法昂自其妻乔乐死去，性情变为暴虐，且违背与柬埔寨和好承诺，进攻柬埔寨南部，公元１３７３年被放逐，１３７８年死于孟南。）其子继位。在１３７６年举行人口调查，得泰族人三十万，其他各族人四十万。因此遂被尊为“三十万泰人的领袖”（Phraya Sam Sene Thai），名拍耶三成泰王（公元１３７３－１４１６）。更由于人口调查，军队获得重编，军抛增强，邻邦诸国畏敬。拍耶三成泰王执政四古三年，政治制度大备，经济繁荣，将国内人民分为贵州、平民、奴隶三种阶级。明永乐二年（公元１４０４），南掌获得中国的承认，封为“老挝宣慰司”。此王曾建寺提倡研究佛学，（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２３９页。）并铸造一尊巨大青铜佛像，供奉于１３７２年所建筑的摩那兰卡（Wat Manoron）内。此寺现已被毁，青铜佛像只留存头部和胸部。（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１页。）

　　１４１６年后，越南黎朝创立者黎利，与中国战争是，老挝军队曾助中国从后面攻击，自此以后五十年间遂给与越南干涉的口实。虽然老挝很慎重的防止越南的扩张政策和报复，但在公元１４７８年，越南圣宗时，仍攻击南掌，次年攻陷琅勃拉邦，沙提迦拍王（Sai Tiakaphat）不及逃亡，遂后去世。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先后为王，收复和复兴琅勃拉邦。至维苏王（Visoun，公元１５０１－１５２０）时，曾建有多种佛教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即冠以王名的维苏寺（Wat Visoun），建于公元１５０３年，供奉佛舍利。此寺建筑精美，木壁雕刻精妙，屋基向外侧伸张，形如老挝的棺状。（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２页。据著者过去留泰时所见，这是一种圆形坐龛，形似塔，贵族多为金、银、铜等制。到火化时，再移出尸体改为木鱼造从龛。）国王是一位忠诚的佛教徒，曾努力消灭国内一些灵魂论及巫术等的流行，但结果没有成功。

　　维苏王之子福提沙拉（Phothisarath）继位后，为了利用地利通商，他将首都从琅勃拉邦迁至永珍。因他的母亲原来是昌莱（在今泰国北部）王之女，在１５４５年，清迈王位缺人，他主张由他兼位，三年后他又委任他的长子即位为清迈王。同年福提拉王遭受意外死亡。

　　次子自立为王，但其长兄清迈王主张应由他继承父位，于是将清迈委托一个泰族王子主政，他急忙赶回琅勃拉邦讨伐其弟，自号悉达提拉（Sethathirath）。但在此时，缅甸王莽应龙扫灭群雄，统一全缅后，于公元１５５６年，攻伐北部掸邦，掸邦不敌，转向清迈求出援兵抵抗，结果莽应龙先后灭掸邦，再攻陷清迈。１５６０年悉达提拉与泰国大城王朝结晶盟。次年，柬埔寨军攻琅勃拉邦及巴莱；又二年迁都至永珍，建筑城垒防守。

　　悉达提拉王以前由清迈琅勃拉邦时，曾携带一尊绿宝玉佛而回，这时特新建一座玉佛寺（Wfat Phra Keo或Emerald Buddha Temple）供奉，此寺为三层华丽建筑物，殿堂深奥，佛坛巨大。（玉佛在１７７８年被泰国战胜取走）。（玉佛略史，见净海《曼谷玉佛寺》一文，载《慈航》季刊第３期。）王又在距永珍北区二千米处，建造一座伟大的“大舍利塔”（Dhatu Luang，老语称为塔銮）。此塔建于１５６６年，是在原有的小塔基础上修建的一座大塔，占地数百亩，塔是方形，分为三层。底层为四面回廊，东西长６０.３０米，南北宽５８.４８米，各边中央有门入口，有石阶可上，在四面入口处又建有四个门楼。第二层的四周，建有三十座小形方塔环绕。第三层中央是尖高的大塔，这为方形；下部为莲花瓣形，中部为三级方形檀柱，上部为尖高的方瓶状，最高是尖长的塔顶。大塔上部贴渡金箔，远望金碧辉煌，华丽而庄严，为老挝历代最伟大的建筑物。在东南亚一般佛塔是圆形的，而大舍利塔却全部为方形，风格独特，因此成为著或的胜迹。佛塔经过六年才建成，大塔内供奉佛陀舍利骨，亦说是供奉佛发。此塔在１８７３年曾遭到庸奴（Yunnan）盗匪严重的损毁，后加修理，至公元１９３０年，再加重修，才恢复了它的雄伟。同时国王在国内各地修建其他六十多所佛寺。（1.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第２４４页。3.Philip Rawson：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公元１５６９年，缅甸军队攻入永珍及琅勃拉邦，悉达提拉王退入山林与之对抗。后缅军瘟疫发作，自动撤去。悉达提拉王死后，老挝国势更加衰弱。１５７４年，缅军再攻入永珍，执住悉达提拉王之子诺乔柯曼（Nokeo Kormane），而以悉达提位之弟主玫，至此老挝臣属绝缅甸。１５９４年，缅甸国内不安，诺乔柯曼获得释放而复位。之后，到泰美迦罗王（Thaimmikarat，公元１５９６－１６２２）时才有一段时间较为安定，此后十五年间就陷于政府状态。

　　公元１６３７年，苏利那旺沙王（Souligna Vongsa，公元１６３７－１６９４）登位后，与越南黎朝神宗的公主结婚，并重新划定两国疆界。曾两次出征富春（川圹），而奠定五十七年长期的和平和繁荣。国家安定后，王注意提倡政治修明，亦重视宗教，使当时老挝竟成为东南亚佛教的中心，其光芒发射到邻近的国家，泰国和柬埔寨的出家人不少去永珍学习。（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５８页。）

　　在苏利那旺沙王时，有荷兰人属东印度公司的湖史多夫（Herit Van Wusthof，公元１６４１年至老挝），及意大利黎利亚（Jean Marie Leria，公元１６４１－１９４７在老挝）曾至永珍等地访问，为欧洲人至老挝之始，二人曾留有珍贵的游记。二人对佛教了解很少，但对当时老挝在苏利那旺沙王治下的隆盛，和佛教塔寺等优美卓越的建筑艺术，赞评很高。黎利亚神你并曾试传天主教，但受到老挝佛教徒的反对而未成功。（1.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４－２１５页。2.D.G.E.Hall：A History of Sout East Asia，第４１５页。）苏利那旺沙王死后，老挝又长期陷于国家分裂和外国侵扰的危机。国内琅勃拉邦，永珍、占巴塞分成三国，互相争压征伐。三国中的占巴塞先被消灭。１７７８年，泰国兵二万攻占永珍。另一琅勃拉邦也一蹶不振，先后沦为泰国的附庸。著名的玉佛和勃拉邦佛像，同被泰人取走。至１７８２年泰国仅归还勃拉邦佛像，（潘醒农编着，《东南亚名胜》，第２５６页。）据说此像面部已受损。

　　公元１８２０年，昭阿奴王（Chao Anou）模仿曼谷大寺院的样式，在永珍建造室沙吉寺（Wat Si Saket），佛殿雄伟庄严，外面有二重回廊，供列一百二十尊佛像。（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６页。）１８２６年昭阿奴突然对泰国宣战，向曼谷进军，但遭反击而受挫。１８２８年泰军夺得永珍，破坏都市，居民十万人被流放至泰境，婚房屋六千多栋，佛寺佛塔等建筑物亦遭破坏很多，并将永珍改属泰国的一省。（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６页。）

　　再说琅勃拉邦方面，自公元１７０７年，因为肯基沙拉（King Kitsarat）及因他苏（Int'asom）兄弟联合用兵而胜利。后二人分裂，先由肯基沙拉统治至１７２６年，其后因他苏夺得权力。统治至１７７６年。因他苏期间，缅甸曾于１７５２年侵入琅勃拉邦，受其支配，后与泰军联合击溃缅军。并与泰国结盟。至１７７８年，永珍和琅勃拉邦又都成为泰国的属国。

　　公元１７９３年，逃往曼谷的阿奴那特王（Anourout）回归琅勃拉邦，修复都市。１７９６年，将以前的越迈寺（Wat Mai）加以重修，安供两年从曼谷持归的勃拉邦佛像。此寺佛殿有七间梁及三层屋廊，前后两面两排圆柱支撑着。（同上，第２１７页。）佛像后来被移至王宫供奉和保护。今日在越迈寺的大佛像是另外铸造的。（潘醒农编著：《东南亚名胜》，第２５６页。）

　　公元１８３９年，诏边殊（Souka Seom）被泰国推上王位，直至１８５０年。他在位时，因泰国与直南对立，政治比较安定。至其弟天达王（Tiantha，公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继位时，１８６１年，法国博物学者慕胡（Henri Mouhot）抵老挝访问；其后法人拉格尼（Doudart de Lagree）及格尼尔（Firancis Garnier）所率领的湄公河探险队，于１８６７年４月到达琅勃拉邦，因此法人得知老挝的情势。

　　公元１８７３年，泰国侵入琅勃拉邦，获得宗主国支配权。但由于法国势和于１８５８年已先伸入越南，成为保护国；一面法人又向北伸展侵入柬埔寨，同时压迫泰国。以海军在曼谷附近海上炫耀势力，遂于１８９３年订立“法暹条约”，泰国退出波公河左岸，承认老挝为法国的保护国。（日译《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１８页。）至此越南、柬埔寨、老挝三邦（统称“印度支那”）都沦为法属。

　　第三章　老挝近代的佛教

　　第一节　　法属时期

　　老挝近代史和佛教都是很不幸的。先是受法国统治五十年，表面上是保护国，实际上是推行殖民地政策；独立后又一直陷于政府分裂和战争中，国家所受的损失极大，人民的苦难不尽。

　　法国自公元１８９３年“法暹条约”订立后，泰国放弃老挝的宗主权，法国遂于次年完全占领老挝。法人重新厘订老挝政治组织，将全国行政分为两区，上寮为琅勃拉邦，下寮为康埠，各委任武官一人分别统治。１８９９年，法国又将上下寮两区合为一个行政区，置于法国高级留守使管辖之下。高级留守使的官署初设在素旺（Souvasng），后移至永珍。根据１９１１年，法国总统所颁法令，规定留守使的职权：“留守使赋有在管辖范围内，决定对当地居民之管理权，并负责执行法国议院之议决条例、法国总统之命令及法国驻越总督府议定各案。”留守使官署并有维持公共秩序，动员片集军队，指挥当地保安部队的责权。同时，留守使为当地司法组织之最高主持官，有权征收各种赋税。甚至老挝王出巡也要获得留守使的同意，及补助费用。

　　法人统治老挝期间，推行殖民地政策，老挝人民百分之九十五为文盲，政治经济都控制在法人手里，对老持宾文化，教育、宗教等从未重视，几无贡献，反受法人种种限制和压迫。佛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失去传统的国家保护和支持，自然难有发展机会。不过老挝自从公元十四世纪建国后，即引进佛教的信仰，而且四邻中国、柬埔寨、越南、泰国、缅甸都是信仰佛教的国家，老挝在如此的环境中，直接和间接都长期接受了佛教文化，人民绝在多数信仰佛教，佛教早深入普及民间。

　　老挝过去的旧式教育，佛寺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国民受教育的地方。过去老挝人受教育，教到佛寺；佛寺是学校，住持为较长，僧人是教师，有规定的课程，由浅入深，交授以佛教教义及有关伦理道德。这和邻国缅甸、泰国、柬埔寨是相同的。老挝成为法国保护国后，曾将教育权收归政府，但由于国民教育不普及，佛寺仍保留部分教育权，老挝人如要研究较高深的知识和佛法，都是到佛寺来跟有学问的出家人学习，法人也无法强加禁止。（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公元１９０２年，始设小学制度。１９２１年在永珍设立巴威初级中学，后来推及琅勃拉邦、川圹、他曲、素旺、百细等城市。等到初中毕业后，就在巴威学校增设高中部。据记载法人统治老挝五十多年中，老挝人只有五十名中学毕业生，没能大学，要受大教育须往越南河内。至于佛教在当时，亦有分层级的机构，全国之下分为州县，次为乡村，然后各佛寺，都有僧人专职管理。

　　老挝人亦与泰、缅、柬埔寨风俗一样，男子青少年期间，不论贵族和平民，均流行一度入佛寺出家的习俗，研究佛经及守持戒律。出家时间长短或终生，随个人自愿。出家后住在佛寺里，接受教及受信徒供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有战事于欧洲，日军南侵，于公元１９４５年３月，一度占领老挝。大战终尾

　　越南和老挝反日游击队崛起，法国虽欲再恢复保护国统治，但形势已难维持，遂于公元１９４９年７月，在巴黎订立“法老条约”，承认老挝在法国联邦下独立。可是外交、军事、财政、司法仍受制于法人。直至１９５４年７月“日内瓦会议”后，老挝才获得完全独立。不过老挝国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国内也从这时候开始，一直陷于三角政府分裂的状态，背景复杂，始终不能完全统一。

　　第二节　　独立后的佛教

　　老挝获得独立后，政治和军事就陷于分裂状态，主要分为右派、左派、中立派三个势力。在互相对立不得已的情形下，协议组成“联合政府”，而实际上是三头马车政策，不能合作，各派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时常发生政变和战争，更有外国势力的干涉，益使局势混乱复杂。

　　１９６１年，老挝通过宪法，在前面序文中说：“此宪法，是老挝人民权利的基本诸原则，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对生存方式予以法的保护，并在规定范围内行使法律条件赋有诸种自由，特别是承认个人的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著作及出版的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又“此宪法，关于义务方面，课以对祖国的服务，信仰的尊重……。”本文第七条：“佛教是国教，国王是最高的保护者。”第八条：“国王须是热心的佛教徒。”（1.山本达郎编：《东南亚细亚的宗教与政治》，第２５３－２５４。2.《佛教大年鉴》（日文），第８０７页（１９６９年版）。）

　　老挝人，特别是老挝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只有其他少数民族部分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中国的儒道。卡族祭祀祚祖先，苗族信奉精灵及自然，烽数泰族相信鬼神。老挝政府对于宗教的文化事务，是由国务院属下之宗教部负责管理，全国分十二省，每省设立一个教区。（郭寿华：《越寮柬三国通鉴》，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公元１９５９年５月，老持政府曾公布《老挝僧伽法例》，其中第三条：“老挝国内所有佛教出家人，即比丘和少弥，须遵守本国僧王所颁布的法令。”第十九条：“僧王有职权选封全国各省比丘，即由各省委员选拔呈请宗教部，再由宗教部长呈请僧王加封。”第二十条：“封立僧王，须依政府所颁之王谕，由宗教部长负责及备好僧王封爵证明，呈请国王加封。”（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２１卷６－８期。

　　僧伽行政职权分为五级：1.僧王、2.省级僧长、3.县级僧长、4.村（乡镇）级僧长、5.佛寺住持。另外又分僧爵为六级：1.phrayautgkao、2.phralukgkal、3.phralakkam、4.师尊、5.phrasa 、6.僧伽尊长。以上六级，如有缺额，均由各级升补。得到高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为僧省级僧长，得到中级巴利文学位的可被选任县级僧长、村级僧长、佛寺住持。最高僧伽行政由僧王及五位僧伽委员组成。（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２１卷６－８期。）

　　老挝独立后，提倡本国文化和宗教信仰。人民普遍信仰佛教，重视生活实践，爱好和平，向佛教布施，进寺听僧人说法及受持斋戒。恭敬三宝及听受教诲，效力胜于政府官员的管理。独立后政府更协助佛教宣扬教义，劝导官民信奉佛教。政府每年有预算给宗教部，各宗教获得补助是按信仰人数的比例分配。（同上。）

　　老挝虽然是传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但自二次在战后，历经多年战乱，佛教发展的过程，或说非常艰辛曲折。

　　老挝佛教僧团的组织，是仿照泰国的僧伽制度，由僧王至省、县、村、寺各级僧官，都加以制度化，便于统一管理。１９６１年在首都永珍成立的“摩诃菩提大会”，１９６５年成立属于摩诃菩提大会的“青年佛教会”和“新老挝佛教协会”，努力发扬佛教，获得进展，使在国家战乱之中人民不背离传统宗教的信仰。到１９７０时，老挝约有僧侣一万六千人，其中青年学僧四千一百人，比十年前略有下降。１９７２年僧侣增至一万八千多人，其中１０－２５岁占８１.５％，２５－５５岁占８.９％，其余是５５岁以上者，在学学僧５２３９人。１９７５年底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成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战争中僧人宣扬佛法及提倡受国热忱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年僧侣增至二万四千多人，佛寺２１９３座。新国家成立后，废除君王制，取消王国宪法，佛教不再是国教，不再有国王是保护者。（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１６８及１７３－１７４页。）

　　１９７６年政府号召僧人投入国家经济建设事业，推行僧人再教育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佛法义理与社会主义都是消灭人民的痛苦，谋求幸福是一致的。经过再教育的僧人与一般乡村学校的老师，向人民宣传国家的热情，的确收到一些效果。但是由于政府过分强调佛教要统一在社会主义思想之下，反而抹杀佛教自身的特征表现，招致僧伽的不满，厌倦学习过多的政治，产生反叛心理，纷纷逃避。据一位西方学者报导，在再教育运动中，有一万五千名僧人受到轮训，许多僧人离开寺院，僧伽人数锐减。尤其１９７９年３月，老挝法宗派八十七岁人僧王、佛教联合会名誉主席帕．坦雅诺乘船越过湄河逃至泰国。据说僧王是为了逃避把他送到苏联或越南去治病。安排一同出逃的秘书则说，僧王在朗勃拉邦已不能进行弘法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僧人的数目由过去二万人，下降到一千七百人。１９８０年政府对佛教的政策有所缓和，直到１９８８年才逐渐走上正规。（杨曾文主编：《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柬埔寨佛教的大宗派，在公元十四世纪就传入老挝，因此柬、老两国佛教关系密切。老挝与泰国隔湄公河相望，历史上泰国佛教对老挝佛教曾有深远的影响。老挝佛教法宗派是由泰国传入，两国僧团保持密切往来。老挝的僧人要读高等佛教学校，都到泰国或金边就学。（同上，第１７４页）。

　　１９６１年中、老两国建交。１９６３年３月在北京成立中国老挝友好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是发起单位之一。同月，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访问中国，曾专程至广济寺礼佛及参拜佛牙，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热烈的欢迎。再后中国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两国佛教暂时停止了交流。

　　老挝的文化，多数同泰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湄公河的老挝人与湄南河的泰人是同一种族，语文亦相近，特具有同化的能力。在老挝人未到达湄公河以前，其先是柬埔寨吉蔑文化的进入，及特老挝人建立南掌王国，南部广阔地区，言语、宗教、美术仍多受柬埔寨文化的影响，且最初佛教是由柬埔寨传入，可惜早期佛教的作品已少保存。其次，已如第二章中所述，因一连政治上的原因，兰那王国（兰那（Lan Na），意为百万米田之国，公元１２９６年泰国北方泰族领袖孟莱王（Mangray）所创立，国都在清迈。清迈现在是泰国第二大城市，特具泰国北方文化及佛教色彩。）和缅甸亦给与老挝文学、美术、宗教上的影响。最后主要是受泰国的影响，特别是在永珍方面，公元十八、九世纪，很明显的是引进泰国美术的系统。（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２１８－２１９页。）南掌王国建立后数世纪的遗物，除了损毁的雕像，其他都已无存。如仅从建筑物而说，从古代损坏的材料样式考察，初期是被推定经由缅甸传入印度建筑物的造型。这种样式，为东南亚各地建筑物的萌芽要素。老挝建筑物的独创性，是大而且宽广的二层房屋，而在远东及其他东南亚地区，都为一层房屋。

　　现在从琅勃拉邦、永珍到沙湾拿吉，沿湄公河岸的城市，都可看到老挝中、后期的文化保存下来的遗迹，包括佛塔、寺院、石窟，以及历史国王的宫殿陵墓。

　　古都琅勃拉邦，多宏伟庄严佛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除前面已述之著名的勃拉邦像像，在王城郊外约一千米，有一座富士寺，为老挝佛教中心，寺建在一个山丘上。寺中供有一尊斯里兰卡于公元十五世纪所铸之著名金佛像，重四七八公斤，老挝人亦尊为“护国佛”。王家图书馆内，收藏有写于贝叶上的巴利文、柬埔寨文、泰文、老挝文各种佛教经典。博物馆内有很多佛教遗物陈列。在距离古都北面二十千米的地方，有著名的“北墟洞”，洞中岩石上凿有很多佛龛，雕刻各式各样大小的佛像，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算，故有“万佛洞”之称，面貌和姿势表现各不同。佛像多到不胜计数，故有“万佛洞”之称，据说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老挝著名的佛教胜迹，每年佛诞节，老挝国王要亲到那里举行“浴佛”盛典。（同上，第２５４－２５６页。）

　　首都永珍，有大小佛寺九十多座，市区有四十三座。过去原有雄伟的普拉乔寺（公元１５６３年悉达提王建），即供玉佛之处，因王佛后为泰人携走，现仅留下断石残碑。现在最华丽的佛寺为“室沙吉寺”，是老挝僧王所居，寺内收藏各种铜、石、木造佛像三千多尊，极富艺术价值。帕乔寺现改为王家博物馆，内有很多佛像陈列。（辛岛升等译：《印度支那文明史》（日文），第２５页。）

　　永珍最伟大的佛教胜迹，当然是“大舍利塔”，是老挝历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起源虽被认为有泰国素可泰王朝的特征，而形式多样，是建筑物最高的发挥。大舍利塔每年例行有一次隆重的庆祝大会，时间是在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一连举行三天，全国休假，由国王率内阁官员主持揭幕，并在仪式中颁发有功勋章。大会期中，高僧云集诵经，全国各地很多佛教徒专程前往朝拜，香花供佛，听法施僧，认为是无上的功德。在佛塔周围和路途上，更有各种物品展览会，土产、洋品都有，交易热络。又有种种体育比赛和文娱节目。每日赶往参加的人们，从永珍到佛塔，沿途人潮和车辆非常拥塞，人人欢欢鼓舞，这是老挝传统性的庆典。（宋天明编著：《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１０８－１１０页。）

　　关于老挝雕刻佛像的艺术，可说是平凡的。自从公元十四世纪末，佛陀的颜面就成了固定的形式，如摩那兰寺的佛像，发顶高耸，两耳垂长，表现高雅而非现实的，很明显得受了泰国素可泰王朝的影响。（《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２０页。）至于老挝文学方面，可说是泰国文学方言的一个支流，多数作品著者不明，年代难分。佛教文学，多为《本生经》中的故事，叙述佛陀过去世修菩萨行种种的情形，并获得大果报，深具教训启示的意义，是间也有夹杂着印度一些民间的传说。除此，民族文学著名的有《五篇（寓言）》（pancatantra），其中四篇的编成，大部分是包含在著名的梵文故事中。从公元十六世纪起，产生不少长篇叙事诗，而宗教作用也越来越浅。到公元十九世纪初期，因法国殖民者侵入老挝后，老挝文学者许多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充满热忱爱国的情绪，揭发殖民地侵略的罪行，歌颂人民抗法英勇不屈的事迹。（1.《印度支那文明史》，第２２０－２２１页。2.宋天明编着：《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第１０４－１０７页。）

　　老挝在以前，有不少出家人多往泰国受僧教育，甚至国内教授巴利文和老挝文佛学课本，亦采用泰国的或再经改编。僧伽行政组织，亦类似泰国。独立后，老挝佛教才重视僧教育的发展。

　　老挝的僧教育，获得国家支持，认为是本国教育的一部分。为了改变旧式教育，适合时代需要，在１９６４年１月，规定新制度，分为三级：一、小学：分初级小学三年，高级小学三年，共为六年，相当于国民小学教育。二、中学：相当初级中学，四年制。三、佛教高级教育：相当高级中学，三年制。上面三级教育，是与老挝国民小学和中学年制和课程相配合的。但初级小学三年，因为是国民义务教育，在年幼未出家之前已经受守，所以佛教不须举办，而直接从高级小学开始。小学和中学（初级中学），是由宗教部负责；佛教高级教育，是由教育部负责。沙弥和比丘受完各级教育，亦由学校所属之宗教部或教育部发给毕业证书。在受完佛教高级教育毕业后，如果是比丘身份，并加上“摩诃”（Maha意为大）之尊称。课程方面，高级小学业和中学有佛学、巴利文、老挝文、法文、英文、算数、史地、科学常识、卫生学、人类发达史、教师课程等。佛教高级教育课程有巴利文翻译及解释、宗教、佛教史、大乘佛教史、上座部佛教艺术史、印度及东亚哲学史、法文、英文、梵言语和中文、日文、及泰、缅、柬埔寨、老挝文学、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天主教及及伊斯兰教史、宗教哲学比较学等。巴利文分为九级，由初级第三级考起，一直到最高等九级。因为老挝比丘可以随时自愿返俗，所以国家规定，凡读完佛教高级教育后，须经过二年以上为佛教服务，才可自由返俗，亦有资格投考国立大学。（payutto比丘：《访问老挝之见闻和感想》（泰文），载曼谷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佛轮》月刊第２１卷６－８期。）

　　在老挝境内，据未正式统计，约有华侨六、七十万人，多为潮籍，他们大多在都市经商，次为做工及种植，对老挝经济贡献很大。华侨多保持自己的文化，办有中文学校，且很多人信仰大乘佛教。在永珍有华侨近五百万人，华侨佛教徒曾创立“中寮佛教社会”一处，有普通华僧一位或两位，无中国佛寺。在老挝也有很多越侨，亦多信仰大乘佛教。建有一“邦廊寺”，（Wat Banglog），住有越僧领导信徒，宏扬佛法。总之，老挝自独立后，佛教虽谋求不断发展，也获得国家充分的护持，但因政府分裂，年年战争不退，人民经济生活困苦，受种种条件所限，佛教的发展和建设，是很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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