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辽代帝王与辽代佛教的关系

周齐：辽代帝王与辽代佛教的关系

　　【佛光文化编者按】2012年5月18—20日，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在河北省邢台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00多位大德法师、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分享和交流辽金元时期佛教等相关研究成果。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齐提交论文，介绍了辽代帝王与辽代佛教的关系，主要内容如下：

　　辽代是个崇尚佛教的王朝，帝王崇佛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虽然，契丹人的宗教传统重巫筮，但是，自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时代，就接受了佛教。其后八代帝王，都没有排斥过佛教。其中的几位帝王，对于佛教在契丹社会的发展和普遍流行，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辽太祖时代奠定了崇敬佛教的信仰基础。

　　辽太祖(907—926在位)耶律阿保机的时代，主要的是统一部族和封疆建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契丹统治者之于佛教，最显著的事迹是建寺和饭僧。由于是帝王为之，即明确表达了统治者尊崇佛教的意向。

　　在耶律阿保机时期，都城中即建了不止一所佛寺。帝王敕建佛寺，皇家临幸饭僧，导向力和影响力是很大的。对于社会而言，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对于佛教而言，则具有标志性意义，标志了佛教在契丹有了受尊崇的地位。

　　辽太宗时期推进了崇信佛教的信仰倾向

　　辽太宗（927—947在位）耶律德光，是太祖阿保机的次子，继续了太祖崇敬佛教也利用佛教的原则，同时，更推进了对于佛教的崇信倾向。在这方面，突出表现为崇信观音菩萨，并且，还在契丹人的圣地木叶山建了一所菩萨堂。这所菩萨堂，也成为辽代皇室很重要的一处仪式场所。

　　菩萨堂成为契丹皇室的重地，白衣观音被契丹皇家“尊为家神”。即便在重巫筮的契丹传统宗教背景下，观音信仰也已有很重要的位置。由后世的发展看，皇帝的信仰导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圣宗时期佛教进入繁盛发展

　　太宗之后，圣宗之前，有世宗、穆宗、景宗三朝。期间对外征战和内部倾轧不断，相关佛教的记录较少。除了契丹皇室表达敬佛的“饭僧”佛事活动还在继续之外，对于了解辽代佛教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是景宗保宁六年，设了“三京僧尼都总管”一职。“以沙门昭敏为三京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

　　支持续刻房山经，是圣宗时期一件重要的佛教事件。虽然圣宗不几年即驾崩，但至少这件自隋末就开始的刻经事业此时则再次启动。

　　兴宗、道宗、天祚时期隆佛及佞佛

　　兴宗（1031—1055在位）耶律宗真时期政治环境复杂，兴宗个人也是位“不依常格”之人，自恣放浪，对亲信的僧人、尽欢游玩时遇到的道士，随兴即加官封爵。兴宗时可圈点的佛教事业，就是后来统称之为“契丹藏”的佛教大藏经，在兴宗时期雕印。为后来道宗时期佛教进一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道宗（1055——1101在位）耶律洪基是契丹皇帝里文化素养很高、对于佛教颇有造诣，但同时，也是宁信谗言，宠佞佛教的一位皇帝。在其即位的四十多年里，一方面，辽呈现出文化繁盛，另一方面，辽也走进了亡国乱相。道宗相关佛教的事迹，在辽史中是最多的，即便放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热衷者。

　　道宗喜欢汉文化，亦推动契丹社会接受汉文化，对于佛学亦多推崇。道宗时僧尼人数剧增。由零散史料还可见，道宗时多开戒坛，甚至开在内殿，且与向来的辽帝王一样，道宗也热衷于饭僧，且规模越来越大。圣、道时期辽代佛教的繁盛，无疑也是契丹文化繁盛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契丹文化繁盛状况的一个缩影。

　　最后是天祚帝（1101——1125在位）耶律延禧，天祚帝欲亲征与金作战，派去下战书的是位僧人。天祚皇帝最后被金人俘获，雄霸北方的大辽至此便淡出了历史舞台。不过，佛教却没有因为这个王朝的谢幕而结束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它的角色和作用。

　　辽代佛教是佛教在中国绵延不绝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辽代帝王崇信和支持佛教，一方面使得佛教得以发展，一方面也使得佛教泛滥。审视辽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和作为，也再次看到一个不断警世的历史教训：过度宠佞佛教，于社会、于佛教都无利。以致后世有论说，“辽以释废”。 这个评论显然过于偏颇，但也透露了人们对于佛教被泛滥之后果的激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