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明：东渡扶桑，开创黄檗宗风--纪念隐元禅师诞生400周年

蔡惠明：东渡扶桑，开创黄檗宗风--纪念隐元禅师诞生400周年

　　今年是隐元禅师诞辰400周年纪念。这位明末清初的一代高僧应邀东渡扶桑，开创日本黄檗宗，传播了华夏文化，是继唐鉴真和尚之后的又一个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日本佛教史纲》载称：“隐元禅师来日本还不到一年，他的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日本学者也一致公认：“自唐鉴真和尚招提寺之后，隐元禅师创建的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是人才荟萃、人才辈出之处。”当时日本后水尾天皇敕赐隐元“大光普照国师”称号，他圆寂后，历代日本天皇相继追谥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觉性圆明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可见他在日本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由于他主张反清复明，东渡扶桑时又得到当时驻守厦门的郑成功将军的大力协助，因而清史中对他很少记载，他在日本弘扬佛教、传播中国文化的事迹也就很少为国人所了解。

　　据报道，日本佛教界已着手筹备隐元诞辰的庆祝活动，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佛教界和华侨正发动捐款，重修隐元故乡福建省福清寺的黄檗山万福寺，以纪念这位名播扶桑的高僧。这里仅就隐元禅师一生的爱国爱教、为法为人的事迹向本刊读者作介绍。

　　隐元（1592～1673）名隆琦，俗姓林，福建福清人。明泰昌元年（1620）从福清黄檗山鉴源禅师剃度出家后，云游各地，遍访名师。先到海口镇瑞峰寺听道亨讲《楞严经》，遂去绍兴显圣寺听湛然讲《涅槃经》，又至海盐金栗山广慧寺参谒当时名僧密云圆悟。崇祯三年（1630）随密云到黄檗山。崇祯六年，密云弟子继任黄檗山住持，隐元遂嗣其法。崇祯十年，受请继黄檗法席，住持七载，颇多建树。又历住渐江崇德福严寺及福建长乐龙泉寺等。后回黄檗山开设法席，从他受学的宗门弟子甚多。

　　清顺治九年（1652）4月6日清晨，万福寺僧众正汇集法堂，准备聆听隐元大和尚上堂说法，忽报“有客人求见”。接着走来几个商人，为首的向和尚顶礼致敬后，自报名何素如，是经常往来于日本长崎的“福州号”船主，他恭敬地向隐元递呈一信，说是受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的嘱托带来的，信上写道：

　　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鉴：

　　久闻临济之道，弘扬天下，大师声名亦早已在我日本国佛教界传颂。今我日域久乏宗匠，圣教衰微沉滞，道风日下。顷受幕府家纲将军之命，冒昧有请大师东来，重立纲宗，阐扬临济道，以大光于我日本国。

　　信末是逸然与13名日本幕府官员及诸檀越的联合签名。

　　中日二国一衣带水。唐代鉴真和尚东渡建立日本律宗后，灿烂的中华文化给大和民族的文明昌盛以有力的促进，尤其是日本佛教更是耳濡目染了中国佛教的精髓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日本佛教出现衰微、沉滞的现象，后来幕府实行新的教禁制，宣布改创宗门及檀家制度，使幕府官吏掌握寺院实权，日本僧众不满墨守陈规的做法，经四处奔走活动，终于得德川幕府的特别许可，由逸然等签名第一次邀请隐元东渡弘法。

　　隐元于7月6日复书二封，以“年老、途远，故不能从”婉言谢却了邀请，只是随信寄去语录、诗偈，作为心性的交流。但逸然又接二连三地托寄邀请信和钱物，恳请隐元赴日讲学。他因盛情难却，派弟子也懒前去，岂知在东渡途中，风浪覆舟，也懒蒙难。这事使隐元很震动，决定亲自走一次。经过缜密的筹备，终于顺治十一年（1654）5月10日率弟子性善、性闻、性机等30人辞山启程东渡。那年他已63岁高龄。

　　隐元一行绕过了清兵的重要封锁，于6月3日顺利地到达厦门岛，受到抗清名将郑成功的热忱欢迎，派了军船（当时称“国姓爷”船，船长31米，宽2.6米）护送。隐元吟诗辞别：

　　江头把臂泪沾衣，道义恩深难忍时，

　　老叶苍黄飘格外，新英秀气发中枝。

　　因缘会合能无累，言行相浮岂可移，

　　暂离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

　　表达了他矢志不移的愿望。船行第八天，突然遇到风暴，一时船帆撕裂，桅杆折断，船舱又出现漏水，情况危急。隐元与弟子们风雨同舟，以身作则，脱衣堵漏，修复船板，在海上漂流了12天，终于顽强地战胜风暴，于日本庆安三年（1654）7月5日到达长崎。码头上一片欢腾，幕府官员、僧俗群众怀着激动、景仰的心情络绎不绝地赶来迎接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

　　隐元在承传中国临济宗精华中，以他的聪敏才智，不断吸收、消化和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思想体系，即黄檗宗（初期称临济宗黄檗派），它继承了临济宗杨岐派的禅风，主张“禅净一致”，宣扬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信仰，认为“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自身弥陀，唯心净土。”这些提法与一般净土信仰有所不同。黄檗宗宗旨简明扼要，宗规严格，符合禅门规范，在黄檗山风靡一时。他到日本后就在长崎兴福寺登座说法。同年7月18日是法会第一天，来自日本各地的数千僧俗把兴福寺内外跪得水泄不通，但却鸦雀无声，全神贯注隐元演讲《生命之流一业与轮回》的开示。以后几天法会，盛况不减，他不论讲二或三小时，跪听的始终聚精会神，无人走动。一位日本禅友被隐元博学多识、无碍辩才所感动，说：“大禅师学识如此渊博，我以后一定到中国去求法！”以后隐元又在长崎福济寺、崇福寺三唐寺弘扬禅法，同样引起轰动，各地禅僧纷纷赶来请益问道。

　　1655年，隐元应日僧龙溪的邀请，来到摄津（今大阪）普门寺。此寺是德川幕府敬重的大禅刹，雄踞一方。许多高级官员经常来寺参谒。幕府规定如请外国僧侣讲经必须经过批准。该寺住持在获得许可后亲自从大阪赶到长崎请法。隐元一行去时，受到幕府官员和寺院僧众的隆重欢迎。有位名叫如格的僧人特从北海道赶来求见，但被挡驾，经苦苦哀求，获隐元接见，他出来时极为激动地向寺僧说：“中国隐元大禅师虽然给我片言只语，却使我茅塞顿开，充满法喜，受益非浅。”以后，隐元帮助普门寺修建禅堂，重塑经堂佛像，使黄檗宗风在此得到弘扬。龙溪在《普门寺家训》中写道：“普门寺自从由黄檗寺和尚开法住持，经过数载寒暑更替，面貌焕然一新，为海内诸衲子所敬重的着名道场！”

　　1658年，隐元率弟子们到京都南禅、东福等寺参访，都受到隆重接待。他为各寺的僧侣题写了大量的赞偈、法语，重刻了密云、费隐等《全录》分赠有缘。日本曹洞宗的铁心、独本，临济宗的独照等相继到他门下受教。同年他在江户（今东京）谒见将军德川家纲，备受礼遇。1659年又为幕僚留于京都，日本皇室决定赐地十万坪（330公顷），择定大和山（今京都宇治）建寺。1661年建成，名黄檗山万福寺，后即以此寺为基地传禅，形成日本黄檗宗。

　　隐元在日本的弘法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日本僧侣愚堂、大愚等保守派公然反对和排斥隐元。于是约定在普门寺举行辩论会。虽然对方拥有一些着名的博士、长老，但隐元胸有成竹，安之若素地自任主辩。那天讲堂挤满了听众。愚堂、大愚等一方十多位僧侣先进普门寺讲堂的东边，隐元等一方则后进坐在西边，辩论开始。愚堂提出了坚持日本传禅方法的古例、古程式的种种论点。隐元安祥启问：“戒是菩提的根本。贵国佛界的道风所以不纯，就与你们不重视戒律有密切关系。老衲认为要拯救贵国当前衰颓的禅风，就要整刷禅门规则，建立健全的‘三证七戒’等法仪！”一席话驳得愚堂、大愚等无言以对，只好俯首认输。于是隐元名声大振，此后日本佛教界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经隐元授戒的，始为国家公认的僧尼。”可见日本社会当时对隐元的崇敬。

　　1663年5月25日，日本后水尾天皇在倾听普门寺住持龙溪关于隐元在日弘法活动的汇报后，对隐元和黄檗宗感到浓厚兴趣，下敕征要隐元法语，隐元作了“法镜交光，六根成慧日；牟尼真净，十地起祥云”等法语奉呈，天皇阅后异常欢喜，先后下旨馈赠御香，镂金砚合、舍利五粒和二尺高金塔一座给隐元。

　　1664年，隐元已过古稀之年，他决定把日本“新黄檗”的法席，让给弟子木庵继承，自己退居松隐堂，那年他73岁。退隐后他每天仍要接待来自日本各地参拜者，并经常接受各寺的礼请讲经弘法。他并不因老倦学，常阅《华严经》。凌晨钟鸣，他就起身诵《心经》，有时还上殿参加早课。晚年还潜心着述，留下作品有《隐元禅师语录》、《普照国师广录》、《云涛集》、《弘戒法仪》等，并订有《黄檗清规》十章。近年日本平久保章编有《隐元全集》12卷。法嗣共23人，其中日僧有龙溪性潜、独照性圆、独本性源3人；着名的还木庵性瑫、即非如一、慧林性机、独湛性莹、大眉性善、南源性派、独吼性狮等，都是先后渡日的中国僧人。日本黄檗宗在鼎盛时有寺院1010所，33 个塔头。现在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已传至58代，香火兴旺。僧俗信众最盛时达2500万人，几乎占日本全国一亿二千多万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每年的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和阳历十月中旬，日本黄檗宗分别在京都、长崎神户等地举行普渡胜会活动，善男信女们都聚集这里祈福、超荐，对民间风俗习惯影响很大。

　　1673年4月13日晚安祥圆寂，终年82岁。茶毗后得舍利分为两罐，分存日本“新黄檗寺”和中国“唐黄檗”两寺。近几年来，日本黄檗宗多次组团来中国“唐黄檗”寺朝拜祖庭。

　　隐元博学多才，除精通佛学外，还精于建筑，医药、诗文，尤善书法。在日本宇治“新黄檗”寺中留有大量他亲题的匾额、题赞、书幅、诗偈等，其中题赞663首，诗偈5120首。他把我国江南晕染设色、图象逼真的画风带入日本，形成独特的“南宗画”，对江户时代文化有较大影响。他在日本刊印了大量佛经和佛像，被视为珍品。他还在万福寺内开设门诊，传播中草药医术，日本的痘科医术，就是由黄檗弟子传授而建立的。隐元还把“煎茶道”技术带到日本，他被奉为茶道中兴祖师，日本煎茶道总部就设在宇治万福寺内。隐元和他的弟子平常讲话和诵经均用汉语，对汉语在日本流布起了很大的作用，日僧禅统在《汉牍裁正录》中说：“古黄檗宗渡日，带来了中华民族二美：道德、文章。”此外，隐元还带去中国种子，被称为“隐元菜”、“隐元豆”。“新黄檗”寺中僧众所用的唐式点心有“隐元豆腐”、“黄檗馒头”等等中国风味食品，并传去中国式净素持斋、主客围桌共食等会餐形式，对日本人的生活也起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