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卫群：禅宗的“佛法在世间”思想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

姚卫群：禅宗的“佛法在世间”思想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

　　禅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佛法在世间”思想。这一思想既符合传统佛教的基本精神，又有利于佛教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并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积极意义，值得弘扬。以下侧重就这一思想在佛教史上的理论来源、在禅宗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它对当代佛教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能起的促进作用等问题简要地谈一些看法。

　　一、在佛教史上的理论来源

　　“佛法在世间”思想在禅宗里曾广为流传。但这——思想并不是最早在中国萌发的。它的主要观念在印度佛典中就已提出，有着明显的经典或理论来源。

　　佛教产生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生现象。佛教最初提出的教理“四谛”，论述的即是世间存在的苦的现象、苦的原因、灭苦的必要性或要达到的目标、灭苦的方式或道路。佛教的基本理论“—十二因缘”谈的也是人生现象的流转过程等。“五蕴”是对人或人的作用的构成要素的分析。“无常”与“无我”说也是对人生现象本质的判定。可以说，佛教的理论最初就是围绕人或人世间的问题而提出的。所谓“佛法”即指佛教的理论。佛法讨论的问题是以人生现象为核心。因而，离开人以及人所生存的世界（人类社会或“世间”），佛法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或价值。

　　论及早期佛教的主要经典《长阿含经》卷一中说：“佛出于世间，转无』：法轮。”

　　这里主要说的是佛产生在世间，在世间宣传佛法。由此可知，在早期佛教中就有明确地将佛或佛法与世间密切联系起来的言沦。

　　早期佛教虽然谈到佛出于世间，但对于世间的看法，否定的成分较多。《长阿含经》卷一中说：“善智离世边。”这类成分在《阿含类经》中还有，而且与佛教的最高目标涅槃观念相关。

　　早期佛教谈到涅槃时，常常认为它是一种摆脱了世间种种烦恼等的境界。《杂阿含经》卷十八在描述涅檠时说：“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架。”在早期佛教看来，贪欲、嗔恚、愚痴、烦恼这些现象是世间中存在的，而摆脱了它们就能脱离痛苦，达到最高境界。早期佛教常常谈到一般的世间环境不适合佛教圣贤求得真理，如《长阿含经》卷一中说：“人间愦闹，此非我宜。何时当得离此群众，闲静之处以求道真!”这里也表露出一种要摆脱世间烦恼等而寻求最高境界的思想意愿。

　　后来的印度部派或小乘佛教也多少有这方面的倾向。如《俱舍论》卷六中说：“如灯涅槃，唯灯焰谢，无别有物。如是世尊，心得解脱，唯诸蕴灭，更无所有。”*此处把涅檠看成了心获得解脱，五蕴身灭，无所有的状态。所谓的涅檠实际是要离开人世间。

　　印度大乘佛教形成后，在这个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了与先前的早期或小乘佛教不同的观念。

　　较早的大乘经中在这方面就有表述。如《妙法莲华经》卷五中说：

　　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尔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

　　盘，而实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

　　这里说的“方便现涅檠”就是指涅架并不与世间隔绝，佛或菩萨涅槃了还要住于世间，因为还要为众生说法，要教化众生人佛道。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要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小乘一般求自我解脱，求“自度”；而大乘的目的是不仅求“自度”，还要“度他”。在不少小乘人或部派中，所谓涅檠是要断生死的，也就是说，涅檠就是跳出有生死的轮回状态。但在大乘佛教中，佛或菩萨为了拯救众生，即便达到涅檠了也不能完全脱离世间，因为这样才能“度他”。所以虽然涅架了但仍“实不灭度”。

　　还有不少大乘佛典直接论述了世间与涅槃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维摩诘所说经》就很典型，如该经卷中说：

　　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⑥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生死涅槃

　　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生不灭，乐涅槃不乐世间为二，若不乐

　　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山

　　此经也是反对将涅槃和世间完全分割开来。按照《维摩诘所说经》的论述，既然世间与出世间或生死与涅檠没有绝对化的区别，那么这佛教的最高真理实际也就是离不开“世间”的。

　　中观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维摩诘所说经》等大乘经的观念相似。它也反对把涅槃和世间作绝对化的区分。此派认为，认识到诸法的“实相”即达到了涅槃。在中观派看来，不能离开世间去追求超世间的涅槃，如果这样去追涅槃不仅追不上，而且会越追越远，因为涅檠即是认识世间诸法之“实相”，达到涅槃不过就是消除无知，认识诸法的本性是“空”，是不可言状的“妙有”。如龙树在《中论》卷四中说：

　　涅祭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

　　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

　　青目在对《中论》的相关释中也说：

　　世间与涅槃，无有分别。涅槃与世间，亦无分别。究竟推求，世间涅磐实际无

　　生际，以平等不可得故，无毫厘差别。

　　中观派所强调的涅檠是与世间有关联的一种精神或认识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认识到世间诸法毕竟空，但又不执着于任何偏见（包括“偏空”的观念）。但这种境界不是一种脱离了世间而达到的另一个独立的更高级的境界，而是对世间或事物“实相”的认识。因此，在中观派看来，世间的本来面目就是佛教所谓涅槃境界的那个样子，二者没有什么绝对化的区别。小乘等之所以把二者作绝对化的区分，就是因为有“执着”或有“分别”，不能认识世间的本来面目，即不能达到事物的“实相”。而如果按《中论》等的观点行事，认识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或“实相”，那么也就进入了涅槃境界。因此，中观派在这种意义上说“诸法实相即是涅檠”。这样看来，真正的佛法实际上就是对世间的正确认识，若离开了世间的事物，佛法也就成了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也就不成其为佛法了。

　　《大般涅檠经》在论及这方面的问题时谈到了“不了义”和“了义”。该经（北本）卷六中说：

　　若言如来入于涅槃如薪尽火灭，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入法性者，是名了义。

　　这里实际是对涅槃的两种基本解释的评判，意思是说，不能把佛的去世与常人的死等同起来，佛的涅槃主要是指其达到了认识事物或世间本质（法性）的最高境界。《大般涅槃经》卷四中说：

　　若油尽已，明亦俱尽，其明灭者，喻烦恼灭，明虽灭尽，灯炉犹存。如来亦尔，

　　烦恼虽灭，法身常存。

　　这里也表明了涅槃并不是与世间无关的状态。常存的法身自然还是存在于世间，，该经实际也是强调了佛或佛法不能离开世间的观念。

　　在印度佛教中，虽然早期或小乘佛教中有人将涅檠与世间割裂开，但从总体上说，印度佛教是强调佛及其理沦是不能脱离世间的。即便是早期或部派佛教，他们论述的佛教理论实际仍然是以世间或人生现象为主要内容的。因此，禅宗的“佛法在世间”思想有着明显的经典或理论来源。

　　二、在禅宗发展中的主要影响

　　印度与禅有关的观念虽大量传人中国，但“佛法在世间”思想在中国并不是禅的理论最初出现时就广为流传。按佛教的一般说法，禅宗有所谓“东土五祖”，即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但禅宗的主要发展实际是在唐朝慧能之后。在他之前，中国严格说存在的只是“禅学”。禅学来源于印度，最早不是佛教的发明，亦非佛教一家所独有。但中国人接触“禅”则是通过汉末以来所翻译的有关佛教经典，这些经典中既有小乘的，也有大乘的。而慧能前的中国所谓禅学所涉及的印度禅主要是偏于小乘或非般若中观系统方面的。这种禅一般认为世俗世界（世间）不实在，要追求与这一世界完全不同的解脱境界，而修习“禅”则是达到此目的基本手段。虽然这种“禅”的具体操作方式有多种，但其基本手法无非是静坐冥观，对人的意念加以控制，使修行者最终能摒弃有关外部事物的杂念。这种情况到了慧能时有所变化，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禅宗。

　　依禅宗的说法，从达摩到道信，禅宗传法时都离不开《楞伽经》。但到了慧能时，却有了不同。弘忍所传的经典变成了《金刚经》，慧能深受影响。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变化。虽然禅宗的某些说法有传说的成分，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慧能后，禅宗的“南宗”系统受般若中观思想的影响明显较先前的禅学或禅宗大。而“佛法在世间”的思想就与般若中观系统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前面我们引述的《中论》中关于“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等思想就是中观派强调的一个重点。

　　中国早期的禅学或禅宗更主要的是强调所谓“藉教悟宗”（借助经教来悟出佛性或“见性”），并且较为重视静坐冥观，力图对人的意念加以控制，追求一种弃绝有关外部事物杂念的境界。而慧能后的“南宗”系统则相对来说不大重视佛教传统的所谓经教的作用，也不大重视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禅定”。他们实际看重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或世俗社会中获得佛教真理，体悟到人的真正本质，不离开现实世界而成佛。

　　“佛法在世间”思想在中国广泛流传与《坛经》的强调有直接关系。《坛经》般若晶中说：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

　　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禅宗在这里就明确强调了要在世间中去寻求所谓“佛法”，佛法并不是离开世俗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或境界中的产物。不能执着于世间和出世间的绝对化的区分，离开世间去追求佛教的所谓觉悟是不会有结果的。

　　禅宗在慧能后对许多传统的修行方式实际已不是看得很重，甚至反对旧的坐禅方式。《坛经》宣诏品中说：“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到后来，一些禅宗僧人甚至连经也不念了。《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中记述说：

　　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

　　侍云：还学禅么?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师

　　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

　　此外，禅宗里后来极为流行“触类是道”、“平常心是道”的观念，实际是把佛教的修行与人们日常的一般行为举止的界限进一步淡化了。

　　显然，根据禅宗里不少人的观念，读经、坐禅等一类传统佛教的觉悟或成佛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佛教的最高目的，而要真正“明心见性”或“见性成佛”，反而要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中去追求。

　　禅宗的这种变化或特色使其成为一个较容易吸引信众的宗派，因为它的宗教修持在形式上不复杂，信徒容易把握；也使其成为一个较容易为世俗社会接受的宗派，因为它不把传统佛教的一些特有的修持方式神圣化，而是承认人们的一些日常行为举止对成佛的意义，强调要在世间中获得佛法。这使禅宗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禅宗里的这些观念或做法从思想来源上来看，明显与中观派的思想是一致的。《坛经》中所谓“觉”的境界实际与《中论》中所谓“涅檠”的境界是相对应的。禅宗讲的达到菩提，也就是中观派讲的认识诸法实相。此外，印度大乘般若中观的基本思想观念强调的是对任何东西都不能执着，甚至对佛经中的一些说法也不能执着于表面的文字，而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就如同《金刚经》中所说的：“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在这里，如来所说或所言，都只是手段，不能执着，要在否定具体的名相概念中来体悟佛教的真理。《金刚经》中使用的“筏喻”就是要向人们显示，如同乘筏渡水，上岸后筏要抛弃一样，一般的言语，甚至佛的言说都只是手段，只能借助它们来体悟事物的真实本质，达到目的后，这些手段要抛弃，不能总是执着。因为佛教的目的就是要使世间的人们觉悟，脱离痛苦。因此，绝对脱离世间生活的修行并不是佛教要达到的目的。真正的佛法是不能脱离世间的。在这个问题上，慧能之后禅宗的主流，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主要观念是一致的，这里明显存在着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

　　当然，禅宗强调“佛法在世间”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大的环境的影响也有关，与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基本取向联系紧密。中国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所谓“人世”，强调人要在社会生活中完善自己。中国原有传统文化重视的是对人的生活准则问题的探讨，把人的生活准则、道德规范与宇宙的根本实在相统一，力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或寻求真理。禅宗要发展就不可能置这种历史环境于不顾。那种极力追求远离社会生活的宗教在中国是很难立足的，即便一时勉强立足，其影响也难以扩大和持久。而禅宗强调“佛法在世间”思想，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大的文化背景，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三、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后，禅宗与其他各种佛教宗派一样，也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继续造福社会，利益众生。“佛法在世间”思想在佛教理论中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在新时期，禅宗应继续重视这一思想，发扬以往的优良传统，对佛教僧团参与构建和谐社会起促进作用。笔者认为，禅宗等佛教宗派在这方面至少可以在以下几点上有所作为：

　　1．努力开展有利于民众的社会活动

　　“佛法在世间”思想是鼓励佛教僧人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这种社会活动主要指积极的社会活动，即能够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活动。在现阶段，主要指能够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动。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古代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许多人已经过上了小康或小康以上的生活。但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民众生活较为贫困，有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处境困难，陷于痛苦之中。佛教僧团应本着慈悲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这些民众。尤其是一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寺院，可给处于贫困或危难中的民众以救助。在救助这些民众的过程中，僧人实际上也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体悟佛法的本质。这实际也是在世间的具体修行，是符合禅宗基本精神的。当然，这要视寺院自身的财力而定。有些处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寺院经济实力雄厚，在这方面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以实际行动体现佛教对众生的关怀。而一些在经济不很发达地区的佛教寺院，经济力量有限，则应量力而行。只要有从事这类活动的积极意愿，还是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

　　开展有利于民众的社会活动，除了救助困难民众之外，寺院还可在其他方面尽力。例如，寺院可以帮助一些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改善状况，也可以筹资实施或协助实施一些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项目，如修建某些社区图书馆或博物馆，开展某些学术研究活动，出版一些学术系列著作等。这些活动的开展可以明显地改善佛教寺院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能够使佛教寺院更好地融人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去。禅宗等佛教宗派在世间积极活动时，可以宣传自己理论中的与现代精神文明结合紧密的成分，为净化社会风气而贡献力量。

　　2．与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相互理解和友好往来

　　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多种文化形态。佛教仅是世间各种思想流派中的一家。而要构建和谐的社会，就要有各种思想派别的友好相处和相互理解。从历史上看，佛教对于其他的不同思想形态，基本上能够采取宽容的态度，虽有不同思想间的交锋，但总体上说是持一种和平相处的态度。在中国佛教内部，虽然有不同的宗派，但各宗派之间也不是水火不容的。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僧人常常不仅持一家或一宗的学说。禅宗也是如此，不少禅僧亦吸收其他佛教宗派的观念。佛教中不同宗派间保持一种和谐关系的情况是不少见的。

　　在现代社会，禅宗或其他佛教宗派应当保持和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努力与不同文化团体或流派相互理解，保持友好接触。在新时期，除了以往流传下来的重要思想派别之外，又涌现出不少新的思潮或流派。这些思潮或流派的作用范围不同，影响大小不一。佛教既然要参与社会事务，既然要体悟一切事物的本质，就应了解各种流行的思想观念。了解这些思想观念并不等于全部接受它们，也不是要都反对它们，而是要进行分析比较，摒弃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积极成分。而且，了解这些思想或流派的过程，也是自身融人现代社会，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

　　现在世界上很流行“对话”，特别是不同思想派别间的对话，如“佛耶对话”、“回佛对话”等等。这类活动在世间逐步增多。当代佛教僧团应积极对待这种对话，大力加强与不同思想文化团体间的友好往来。有了接触才可能更好地彼此了解，——些未接触之前的偏见或误解才能够消除。

　　不同的思想派别或文化团体间肯定有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但通常也会有相同的看法。禅宗等佛教宗派在与其他派别或团体的接触中应努力求同存异。如有可能的话，可从共同点出发，合作开展一些造福社会，利益众生的活动。这也是促进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3．加强自身建设以跟上时代步伐

　　社会是发展的，人类要与时俱进，禅宗等佛教宗派也要与时俱进，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佛教寺院或组织应不断完善自己，加强自身建设，这种完善或建设体现在多方面：

　　首先，寺院的规章制度或管理模式应适合时代要求。在历史上，佛教的戒律、寺院的管理制度就是不断变化的。无论在印度和中国都是如此。印度的戒律就有不同版本，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及不同宗派的寺院管理模式也不同。在新时期，佛教的寺院或组织应稳妥地进行自身内部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僧众的具体行为规范和管理规章。这些规范或规章应在总体上不违反佛教传统戒律的基本精神，但又能反映时代特色，适应地区情况，执行起来便利有效。

　　其次，僧众或教职人员的素质应不断提高，跟上时代的发展。佛教在现代社会所开展的佛事活动有着新的时代内容或特征。这就对现代寺院僧众的文化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佛教寺院或组织应有意识地提高所属人员的文化素质。提高文化素质的途径很多。如选派人员去教内外的学校学习，不仅提高僧众的佛学造诣，而且提高僧众的综合素质。有条件的寺院可派人员去国内外的着名学府学习，攻读学位，在整体上提高寺院僧众的学历层次。寺院还可通过其他途径提高僧众的文化素质，如请一些教界高僧或教外学者来寺院开办各种学术或文化讲座，学习或了解一些新的思想及掌握一些新的研究技能，包括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等。此外，也应尽可能多地安排一些年轻的法师学习与佛典关联较大的语言，如梵语、藏语等。努力以各种方式提高僧众的佛学造诣或佛学研究能力，使新时代的佛教僧人以崭新的面貌服务于社会大众。

　　再有，应注重理论创新。佛教要与时俱进，这也包括其理论的与时俱进。佛教在占印度创立后教义就不断完善、丰富。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就有很大不同。禅宗最初的理论与后来的理论也有不少变化。因此，在新时期，禅宗等佛教宗派进行理论创新是自然的，也是佛教参与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创新要有时代气息。这就需要当代佛教僧人能不断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成果，不断发现民众在新时代的需求，提出新观点，创立新理论。当代的佛教僧人应以历史上的高僧为榜样，能适应时代发展，开风气之先，将佛教中的优良文化成分发扬光大。

　　佛教的理论是人世间的—一个影响极大的理论。在21世纪，它仍然会是一个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体系。我们相信，在当代人类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禅宗等佛教宗派及广大佛教信众，一定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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