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制度建设为重振道风之本(王雷泉)

以史为鉴，制度建设为重振道风之本(王雷泉)

　　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　王雷泉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激荡融会中，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并受政教体制或顺或逆关系的制约，佛教中国化有四个重要的标志：格义、判教、僧官制度和丛林制度。格义，是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佛学对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中国本土思想也改变了印度佛学的思维特点和言说方式。判教，则是中国佛教思想家站在中国佛教的本位立场，对全体佛教思想进行系统的判摄整合。而僧官制度和丛林制度，都与佛教制度有关。

　　正如《法华经》所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教传入中国，其使命就是为了化世导俗。佛教的中国化，只是推动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方便。真不离俗而不应退堕为俗，实应兼权而不应依附于权，但在实际运作中，中国僧众经常面临的是如僧肇所说“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的两难困局。在佛教制度建设上，为克服“无上道服毁于尘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的危机，从慧远、智顗以至近代的太虚，都留下了至今仍具指导意义的宝贵经验。

　　关于佛教制度的研究，国内外有过不少研究成果，但多限于东晋南北朝以来政府对佛教进行管理的僧官制度，而较少提及教团为自治而产生的内部管理制度。在教制研究领域，一般多集中在《百丈清规》为标志的禅宗丛林制度。纵然有关于天台忏仪方面的研究，亦没有将之与教制建设相联系而挖掘一代祖师制定忏仪的苦心。其实，禅宗及其丛林制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因素的合力所致。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佛教为应对唐武宗和五代周世宗灭佛事件所采取的自我保存措施。禅宗从“藉教悟宗”到“教外别传”的发展，最后仍然走上了“教禅一致”的道路。这一历史事实，也表明宗门和教门在思想和制度上的高度亲和性。

　　在道安-慧远一系的佛教事业发展中，道安创制了僧尼规范，慧远以庐山莲社的建立扩大为教团建设。在北方战乱的动荡中，有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而在南方偏安的局面中，则有慧远“沙门不敬王者”之静。道安之“动”与慧远之“静”，都是契时应机之举，表现了这二位佛教领袖高度的政治智慧。而把道安之“动”与慧远之“静”完美结合起来的，则推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

　　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有过非常精辟的概括：禅观行演出台贤教，禅台贤行归净土门。并指出以道安－慧远一系的佛教思想体系和组织制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动流。民国以降，太虚倡导以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为旗帜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教制与教产革新即属于佛教制度建设的范畴。太虚大师毕生的努力在此，他赉志以没的未竟事业，也在于佛教制度建设。

　　作为闽南佛学院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心皓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命运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天台教制史》是在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基础上扩展起来的一部专著，对佛教建立在修证内涵基础上的仪轨作了详细阐述，希望为现代佛教僧制管理的反思提供一些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本书的特点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天台宗以教观双美的特点著称于世，而佛教制度的创建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把天台宗的教、观、制三者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进行了全面论述。由教义衍生出观法，又通过一系列的仪制将无形的禅观规范为可操作的行法。这在以往的天台论著中是不多见的，从而大大深化了国内的天台学研究。

　　第二，佛教的制度以印度传入的戒律为根本法，而以中国僧人根据国情教情而增益的僧制、清规为习惯法。无论是早期的僧制还是禅宗兴起以后的清规，中国佛教的教制既包括由戒律演化而来的各种约束身口行为的规约，也包括积极实践各种行道方法的修持规范和仪制。天台教制最早是隋智顗创建的《立制法》，这是继道安之后将印度戒律和中国佛教寺院生活相结合的一次有力尝试，之后天台历代祖师均有应时创建的诸种教制仪规。本书对佛教教制的历史发展作了清晰的梳理，并对宗门和教门的教制作了详细比较，对中国佛教的教制研究做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

　　第三，创建天台圆顿教理和观法的智者大师，为何建立一系列刚性的制度和忏法，并由历代天台祖师进行发展？作者分析了佛教世俗化的社会原因，更从僧团内部的修学体系入手，从教理、修行到制度做了全方位的探索。作者非常中肯地指出：良好的道风，在于推行着良好的寺制，所以僧团建设必须从各寺院因地制宜的规章制度的制订入手。这一制度除了承继传统的戒律和丛林制度外，还必须有定慧共修的功课制度，从精神层面加强僧人的自身道德建设。

　　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发展，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对中国佛教的世俗化流弊，教内外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分析和批评。但是，对僧团堕落的现象，这些分析和批评往往偏于外在的皮相之谈，其中指责的成分多于补台的建议。就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严肃戒律法制是修行得道的前提。涉及教团内部的管理，只有身为出家人的学术研究，才能深入中肯而为人信服。作者对天台教制的发掘弘扬，不仅仅填补了天台学研究中的缺门，对于当前佛教制度的建设、僧人宗教情操的提升，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书为中国佛教的信仰建设和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史鉴，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做了积极的贡献。我为心皓法师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得以出版，感到由衷的喜悦。

　　作者附识：

　　2007年6月，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闽南佛学院心皓法师《天台教制史》，在这部五十万字的著作中，寄托着新一代青年法师吸取历史经验、重振佛教道风的宏愿和心血。本文是笔者为此书所作序言，亦凝聚着本人多年来对佛教制度和道风建设的思考，谨提交2007年9月由闽南佛学院发起主办的“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