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杰：略谈“格义”

韩延杰：略谈“格义”

　　一般来说，中国的佛经翻译分为三个时期：鸠摩罗什以前称为古译，罗什以后至唐玄奘时代称为旧译，玄奘法师以后称为新译。“格义”出现于古译时期。

　　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主要在民间进行，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主要靠富人赞助。如竺法护翻译《正法华经》的时候，得到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的赞助。支谶翻译《道行经》的时候，得到孙和、周提立的赞助。此时的佛经翻译，纯属个人行为，没有梵本作底本，全靠印度僧人背诵，由另一个人译为汉语，称为度语。收另一个人记录下来，称为笔受，最后再进行修饰，《阿含口解》即属此类。

　　此时的译经，没有任何规划，印度僧人能背多少就译多少，迂残出残，迂全出全。印僧很难把大部头佛经全部背下来，只能背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此时的译经多为长经的节译本，如安世高翻译的《百六十品经》选自《增一阿含》，《十报经》选自《长阿含》，《八正道经》选自《杂阿含》，《本相猗致经》选自《中阿含》。

　　此时的译语还未成熟，如将佛陀译为浮屠，将沙门译为桑门，将维摩诘译为无垢称，将“如是我闻”译为“闻如是”等。

　　因为当时的译经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深信歪曲佛法要下地狱，所以此时的译经方式都采取很拘谨的直译方式，音译也很多。使人很难看懂，所以三国时的支谦和康僧会主张尽量采取意译，尽量减少音译，还主张对译文加以修饰，使文字漂亮一些。此时又产生另一种倾向，删减太多，不能把经文内容完整地表达出来，竺法护又予纠正。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刚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了让中国人理解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情况，译经师往往用中国原有的名词概念比附佛教，这就是“格义”。《出三藏记集》卷一，长安叡法师著《喻疑》称：“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可见格义起源于汉末魏初。

　　译经师唯恐中国人看不懂，边译边注，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即属此类。安世高翻译的《阴持入经》用“无为”比附“泥曰”（涅槃），《分别善恶所起经》所说的“笃信守一”很像是《老子》的“圣人抱一”。支娄迦谶和支谦都把《般若经》中的《真如品》译为《本无品》，显然是迎合老庄哲学的“以无为本”思想。支娄迦谶翻译的《般若道行经》，支谦重译时改名为《大明度无极经》，把“般若”改为“明”，也是迎用了道家术语。

　　竺法雅是格义的代表人物，《高僧传》卷四本传说他“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这就为其格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又说“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以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彩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经要。”

　　此中“事数”即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带数释复合词。众本段引文可以看出，当时使用“格义”的，除法雅以外，还有法朗、毗浮、昙相、道安、法汰等，他们用“格义”方法教育自己的学生。除教内法师以外，使用“格义”的还有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他们的生活年代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因为对政局不满，隐居竹林，清谈玄学，特别探求道家的“无”，以老庄理论接纳佛教。

　　当时有些高僧已经认识到，这种办法难以表达佛教真义，很容易歪曲佛教义理，如《出三藏记集》卷八僧叡着《毗摩罗诘提经疏序》称：“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已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此中谈“六家”，即东晋时期专讲般若学说的六大家：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说明东晋时的七宗，已经认识到“格义”方式容易损伤佛教本义，所以说法时不采纳这种方式。

　　道安、支遁等曾利用“庄老三玄”等词句解佛教义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难以表达佛教本义。道安与僧光在飞龙山的一段对话，表达他对“格义”的看法。“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竟鸣，何先何后。”道安已经认识到“格义”的危害，但他并没有彻底废除“格义”，当他教育弟子时，只许慧远使用“格义”。因为慧远既通“内学”，又善老庄。他利用《庄子》的话解释佛教的“实相义”。真正废除“格义”的是鸠摩罗什。

　　北魏时期（386－534）的昙靖和尚伪造了一部《提谓波利经》，《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记载如下：“《提谓波利经》二卷，旧别有《提谓经》一卷。右一部，宋孝武帝时，北国比丘昙靖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5页）此中“宋孝武帝时”即454－464年。

　　该经已佚，诸书引用甚多，从中可窥其大意。佛成道后去鹿野苑，途中为提谓、波利等五百商人讲五戒、十善等。在此继续利用“格义”，杂有中国五行说，并用五常比附五戒。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7）继承《提谓波利经》的传统，再次利用“格义”，其著作《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称：“提谓波利等问佛，何不为我说四大戒？佛答：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以不杀配东方，东方是木，木主于仁，仁以养生为义；不盗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于智，智者不盗为义；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于义，有义者不邪淫；不饮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于礼，礼防于失也；以不妄语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于信，妄语之人乖角两头，不契中正，中正以不偏乖为义也。”智顗在此用五星、五岳、五脏、五行、五帝、五德、五色、五常配五戒，显然是利用了“格义”。

　　应当承认，“格义”这种译经方式，在佛教初传中国时，对于弘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仔细推敲起来，又不确切。直至今天，某些法师在通俗弘法时，也在利用“格义”，这只能使居士们了解佛法的大概含义。对于有相当佛学基础的居士弘法，应当使用纯粹的佛教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弘扬正信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