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研究:玄奘精神与民族精神(王哲一)
玄奘思想研究:玄奘精神与民族精神(王哲一)
玄奘精神与民族精神
一、缘起。
在今年8月下旬的一天,从上海码头启航的一艘远洋货轮上,装载着与唐代高僧玄奘有关的一批货物,向印度的加尔各答港驶去。中国与印度联合恢复和完善玄奘纪念堂。玄奘纪念堂位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市近百公里的那烂陀地区。那烂陀是古印度重要的佛教胜地,在中世纪时那烂陀寺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学院,世界佛教徒向往的地方,我国高僧法显、义净、玄奘先后西去求法的目的地就是那烂陀。附近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著名遗迹,如竹林精舍、灵鹫山、王舍城等,距此数十公里的范围里还有释迦牟尼成道处菩提迦叶、初转*轮处鹿野苑等著名佛教胜地。
中国古代佛教僧人的“西行求法”,开始于第二世纪,分别在第三世纪和第六世纪的法显时代和唐初的玄奘时代达到了两个高潮,其中尤以玄奘取经成为东方佛教历史的转折点。所有这些僧人都要备历艰辛,忍受饥寒,九死一生,去追寻真理的灵光。他们往往是几十个人出发,三五个人回来,玄奘更是孤身潜行,沿途各国感召于他的虔诚纷纷派人护送,但这些护送的人更是挡不住风沙严寒纷纷死伤折返。玄奘在那个年代创造了中国人探险精神的一个奇迹。
二、远涉恒河,名震五印。
玄奘法师生活在1340余年前(公元600-664)。他出生于洛州缑氏县游仙乡陈村(现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陈河村)一个官宦家庭。幼年时代,他经历了隋王朝的崩溃和唐王朝的建立。他在八岁那年,父亲给他讲授《孝经》,当讲到曾子避席一节时,他忽然整好衣服,离席肃立。父亲问他干什么?他答“曾子接受老师教诲时离开坐席,我现在听父亲教导,怎能安坐不动呢?”父亲由此知道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他自此在家攻读经史。他十一岁时,在洛阳净土寺成为少年行者,开始学习佛教经典,先研读《维摩经》和《法华经》。他十三岁时,隋炀帝下令度僧,因他年幼,未能入选。主持此事的大理寺卿郑善果见他站在公衙门口,就问他出家是为了什么?他答“继承如来的业绩,光大佛法。”郑善果对他的志向极为欣赏,又见他相貌不凡,就破格录取了他。并对旁边的官员说:“诵经容易,这种风骨难得,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佛门大器的。”从此玄奘出家为僧。在出家后的十余年间,玄奘研读佛经,听受讲经,都能独立思考,明辩微义。从此业专门,声望大增。玄奘在十九岁的时候,前往成都求学,四、五年间,研读了佛教大小乘经论和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的学说。其名声在整个吴蜀荆楚间无人知。但玄奘并不以此满足。蜀中所传经论已探究完毕,又想入京求问更高深的学问。后来他游学数地,于二十六岁到长安住大觉寺,从道岳学俱舍论。
玄奘既遍�]各位大师,广泛吸收了各家的学说,经仔��推敲,发现各有所宗,按之佛经,有合也有不合。无所适从。为搞清佛经的真实涵义,同时也为取得像《瑜伽师地论》那样的更多的经典,尤其向往精通瑜伽兼谙百家的那烂陀寺的戒贤法师,玄奘决心亲自到西方--印度求法。于是他联合志同道合者向朝廷上表请求西行,但朝廷下诏不准。其他人都断绝了念头,只有玄奘仍不屈服。他一方面学习蕃语,一方面磨练意志,最后下决心不惜生命,偷越国境,西去求法。
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法师混杂在逃难的灾民中间,悄悄的离开了长安,开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
十七年中,玄奘备历艰辛,忍饥挨饿,越沙漠,度雪岭,顶风暴,斗盗贼,九死一生,从未考虑过回头。玄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伪经,求真经,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他从长安出发后,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玉门关-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逯迦国(今新疆阿克苏)-凌山(今天山穆苏尔岭)-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叶城(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国(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铁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兹嘎拉山口)-今阿富汗北境-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今阿富汗贝格拉姆-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印度。
他回来时,从那烂陀地出发,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至阿富汗达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线-敦煌-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最后终于回到长安;玄奘西行十七年,经过的国家有-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
在印度期间,他主要学习的地方是那烂陀寺。经过六年的学习,他学习钻研诸部经论,所学各门,无不精通。他的老师戒贤法师特别高兴,很器重他,于是,就命他向其他学生讲授《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并对《中论》、《百论》、《瑜伽论》进行了很好的阐发。玄奘实际上成了那烂陀大老师。他的学识受到众人的赞叹,也受到当时国王戒日王的重视,经常成为国王的座上宾。公元641年时,那烂陀寺举行了一场大型辩论会,持续了十八天,最终玄奘法师取胜,这时万众欢腾,争着为玄奘法师赠送荣誉称号,大乘送的是“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送的是“木叉提婆”(解脱天)。从此,玄奘法师名震五印。十七年后,玄奘被当时通缉捉拿他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国礼迎回长安,长安百姓人山人海,塞街满巷,互相践踏,争相一睹这位后来被神话成为“唐僧”的智者和勇士。
玄奘回长安后潜心译经十九载,手不辍笔直至圆寂,身后留下一千二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这些佛经广泛传布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促进佛教在东方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名垂青史,照古腾今。
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一位有真实记载的历史人物会像玄奘一样,变成妇孺皆知的神话人物,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玄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玄奘留给中国人的,远不止一千二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也远不止广布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大乘佛教,它更是一种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一种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鲁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玄奘,一个柔弱的僧人,就是其中的一位。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佛学大师、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西行取经,舍身求法的献身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励志奋进的进取精神,不慕荣利,心归大唐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等,早已融进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玄奘的行动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探险精神的有力证明。玄奘在马可波罗几百年之前就单人徒步从中国到达了印度,这不仅仅是玄奘个人的胜利,也是中华文化走向全盛时期的胜利。
玄奘的行动更加告诉我们如何以开放的目光面对全球化。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特别指出,玄奘西行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光是贸易的,同时也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曾写过一首诗赞颂这种精神: “九死一生取真经,高踞狮座震五印,民族脊梁垂青史,照古腾今无与并。”
玄奘当年取经的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过星星峡,进入哈密,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登上帕米尔高原,翻越兴都库什山达坂,进入印度。玄奘在《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小头痛”、“大头痛”两个地方,“小头痛”,是天山山脉、喀喇昆仑山山脉,喜马拉雅山山脉的结点,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大头痛”则是海拔高度在六千米以上的兴都库什山达坂,这两个名字显然来源于玄奘当年强烈的高原反应。由于高寒缺氧,玄奘路过高昌时,高昌王曲文泰派去护送玄奘西行的二十五名侍卫,到了中亚仅剩下了十八人,其余的不是因为“头痛”而死,就是冻死在冰山上了。
赵朴初曾经说:玄奘,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探险者之代表。
盛唐是中华古代文化全盛之顶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辉煌的时期。玄奘是此时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之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足,开创出了一条从中国经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
马克思曾经感叹,古代印度尽管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亲践了一百一十国,听闻了二十八国,成为此时对印度社会和历史的最为详尽的记载。在一千三百年后,印度的考古学家根据他的记载,终于发掘出了埋没了几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
印度历史学家Ali 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英国印度史学家Smith 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绝不会估价过高的。
“没有玄奘……,他们(印度人)甚至不知道佛陀是印度人!”
由于玄奘西行对亚洲各国大乘佛教发展繁荣的历史性贡献,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对玄奘之路的探险考察也未曾中断过,日文版的玄奘西行路线图版本极其丰富,各个时期的玄奘画像和图书为中国的玄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不仅仅是中国,由于玄奘取经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始终有敢于探险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沿着玄奘的路线走向印度。甚至包括著名的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也曾经考察过这条线路。 他的足迹遍布中亚和整个印度次大陆,影响远及日本、韩国以至欧美国家。玄奘的西行取经壮举很大程度上成就了盛唐的历史美誉,更参与书写了他身后千余年的人类思想史,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
玄奘精神不仅仅使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盛唐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如今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玄奘精神是为追求真理舍生忘死的精神,玄奘精神为国争光牺牲小我的精神,玄奘精神是人类的榜样,玄奘精神是永远游历人们向前的精神。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度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四、忆念先哲,共襄盛举。
玄奘纪念堂是印度前总理尼赫鲁亲自选定的,占地面积4.5公顷,有主殿一座及数处生活附属设施。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纪念堂未能得到比较好的建设和管理,院内杂草丛生,牛羊遍地,几近牧场。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属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烂陀又是该地区落后的地区。从2000年起,印政府对玄奘纪念堂项目十重视,经与中国协商两度列入了中印两国政府文化交流协定,印文化部积极推动文化交流协定的执行,印文化部以那烂陀大学为主要力量成了“那烂陀玄奘纪念堂恢复委员会”,集中了印度一些大学、艺术中心、考古研究所的教授参加。近年来,恢复委员会在文化部的领导下,拨款3000余万元卢比的经费,对玄奘纪念堂的庭院环境进行了整治,完善了绿化,并对大殿内部进行了一定的装修。委员会又争取政府划拨47、5公项土地给那烂陀大学,进行整体规划,建成以玄奘纪念堂为核心的“新那烂陀大学文化村”。玄奘纪念堂附近另有27公顷的水域拟划拨给那烂陀大学。我国国家宗教局考察后认为,玄奘纪念堂的建设应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应有利于推动中印两国传统友谊和友好关系。经研究论证,与印方有关人士会谈,提出了维修完善玄奘纪念馆的基本思路。这一工程,虽然内容不多,但得到了国内许多寺院和人士的热烈支持,四川成都大慈寺、文殊院、石经寺,陕西西安大慈恩寺、香积寺,江苏灵谷寺、无锡祥符寺,河南白马寺等寺院以及一些单位都对玄奘纪念堂的建设进行了大力支持,如无锡灵山公司、上海华港国际船舶代理公司等,都慷慨资助玄奘纪念堂的工程。这些单位和寺院的参与,说明中华民族是追求真理、追求和谐、追求和平的民族。玄奘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缩影,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佛教人士身上的体现。真是:华夏唐玄奘,舍身取真经,精神感天地,功德贯古今。
(作者:王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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