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思想研究：玄奘取经与佛教精神(马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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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思想研究：玄奘取经与佛教精神(马震)

 　　玄奘取经与佛教精神

　　中国古代僧人的西行求法，始于3世纪，在5世纪的法显时代和唐初的玄奘时代达到了两个高潮，其中尤以玄奘取经成为亚洲佛教历史的转折点。这些僧人历尽艰辛，忍受饥寒，九死一生。他们往往是几十个人出发，却只有三五个人能生还。玄奘更是孤身潜行，沿途各国感召于他的虔诚，纷纷派人护送，但这些护送的人大多挡不住风沙严寒，纷纷死伤折返。因此，玄奘在那个年代创造了中国人探险精神的一个奇迹。

　　玄奘生活在1300多年前(公元600-664)。他出生于洛州缑氏县游仙乡陈村(现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陈河村)一个官宦家庭。幼年时代，他经历了隋王朝的崩溃和唐王朝的建立。8岁那年，父亲给他讲授《孝经》，当讲到曾子避席一节时，他忽然整好衣服，离席肃立。父亲问他干什么？他答：“曾子接受老师教诲时离开坐席，我现在听父亲教导，怎能安坐不动呢？”父亲由此知道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11岁时，在洛阳净土寺成为少年行者，开始学习佛教经典，研读《维摩经》和《法华经》。13岁时，隋炀帝下令度僧，因他年幼，未能入选。主持此事的大理寺卿郑善果见他站在公衙门口，就问他出家是为了什么？他答“继承如来的业绩，光大佛法。”郑善果对他的志向极为欣赏，又见他相貌不凡，就破格录取了他，并对旁边的官员说：“诵经容易，这种风骨难得，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佛门大器的。”从此玄奘出家为僧。在出家后的十余年间，玄奘研读佛经，听受讲经，都能独立思考，明辨微义，声望日增。玄奘在19岁的时候，前往成都求学，研读了佛教大小乘经论和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的经典。后来他游学数地，26岁时到长安住大觉寺，从道岳学俱舍论。

　　玄奘既遍谒各位大师，广泛吸收了各家的学说，经仔细推敲，发现各有所宗，校之佛经，有合也有不合，无所适从。为搞清佛经的真实涵义，同时也为取得像《瑜伽师地论》那样的更多的经典，尤其向往精通瑜伽兼谙百家的那烂陀寺的戒贤法师，玄奘决心亲自到西方――印度去求法。于是他联合志同道合者向朝廷上表请求西行，但朝廷下诏不准。其他人都断绝了念头，只有玄奘仍不屈服。他一方面学习梵语，一方面磨练意志，最后下决心西去求法。 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8岁的玄奘法师混杂在逃难的灾民中间，悄悄地离开了长安，开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

　　17年中，玄奘备历艰辛，忍饥挨饿，越沙漠，度雪岭，顶风暴，斗盗贼，九死一生，却从未考虑过回头。玄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伪经，求真经，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玄奘从长安出发后,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玉门关-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阿耆尼(今新疆焉耆)-屈支(今新疆库车)-跋逯迦(今新疆阿克苏)-凌山(今天山穆苏尔岭)-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叶城(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国(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铁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兹嘎拉山口)-今阿富汗北境-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今阿富汗贝格拉姆-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印度。

　　玄奘回来时,从那烂陀地出发，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至阿富汗达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线-敦煌-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最后终于回到长安；玄奘西行17年经过的国家有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

　　在印度期间，玄奘主要学习的地方是那烂陀寺。经过6年的学习，他学习钻研诸部经论，所学各门，无不精通。其师戒贤法师特别器重他,命他向其他学生讲授《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同时对《中论》、《百论》、《瑜伽论》进行了很好的阐发。玄奘的学识受到众人的赞叹，也受到当时国王戒日王的重视，经常成为国王的座上宾。公元641年时，那烂陀寺举行了一场大型辩论会，持续了18天，最终玄奘法师取胜，这时万众欢腾，争着为玄奘法师赠送荣誉称号，大乘送的是“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送的是“木叉提婆”(解脱天)。从此，玄奘法师名震五印。

　　17年后，玄奘被当时通缉捉拿他的唐太宗李世民以国礼迎回长安，长安百姓人山人海，塞街满巷，争相一睹这位后来被神话成为“唐僧”的智者和勇士。

　　玄奘回长安后潜心译经19载，手不辍笔直至圆寂，身后留下1235卷佛经译本，这些佛经广泛传布到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促进佛教在东方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留给中国人的，远不止1235卷佛经译本，也远不止广布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的大乘佛教，它更是一种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一种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鲁迅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玄奘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佛学大师。他西行取经、舍身求法的佛教精神，孜孜不倦、执著求知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励志奋进的进取精神，不慕荣利、心归大唐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等，早已融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玄奘的行动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探险精神的有力证明。玄奘比马可波罗早几百年单人徒步从中国到达了印度，这不仅仅是玄奘个人的胜利，也是盛唐文化走向世界的成果。玄奘用极其开放的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玄奘西行的历史意义，早已超越了时间、地理和宗教的限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赵朴初曾经说:“玄奘，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探险者之代表。”

　　盛唐是中华古代文化全盛之顶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为辉煌的时期。玄奘是此时最有成就的中外文化交流之使者，他用自己的双足，开创出了一条从中国经西域、波斯，到印度全境的文化之路。

　　马克思曾经感叹，古代印度尽管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亲践了110国，听闻了28国，对印度社会和历史做了详尽的记载。1300年后，印度的考古学家根据他的记载，终于发掘出了埋没了几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

　　印度历史学家Ali 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者：马震，摘自《中国宗教》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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