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东：大勇阿奢黎传略

陈士东：大勇阿奢黎传略

　　大勇阿奢黎俗名李锦章，1893年生于四川巴县，清末毕业于法政学校，民国初年充任军政、司法等要职，曾为《国民公报》的主笔，于军界颇有影响。不久，他与佛源法师在重庆建香光学社，此是他与佛教结缘之始，但这时只是以居士身份活动。1918年，黄葆苍至重庆，与董慕舒及大勇共结为法友，三人发心深切，誓愿出家专修以事佛法之弘扬，这是他出家之因缘。民国八年即公元1919年5月7日，这天农历是4月初八，为世尊释迦牟尼圣诞日，他与黄葆苍、董慕舒师从太虚大师，同日剃度于宁波归源庵。黄之表字为大慈，董之表字为大觉，他法名传众，表字大勇，时方27岁。同年6月，竹溪法师约太虚大师赴京处理事务，太虚以觉社事委托于大勇代管。1920年，他受具足戒于金山江天寺，并于此寺学了一段时间的禅宗。1920年秋，大勇、玄义等路过五台，因法尊等请求开示，而住静于五台山，并顶礼文殊菩萨。这次法尊与大勇法师相见，结下了深厚的法缘，听其为略讲《八大人觉经》，后又讲《佛遗教经》。1921年夏，法尊又从大勇听受《弥陀经》等。同年秋9月6日，因太虚大师于北京弘慈寺讲《法华经》，大勇自五台至北京听讲，除了听受《法华》之外，于法会期间，大师还为大勇、王虚亭等讲《金刚经》，大勇法师笔录有《金刚义脉》。自法师与佛教结缘至此段期间，可以算作是他学习显宗之经过。

　　关于法师与密宗之因缘，亦是兴起于太虚《法华》一会，时在北京弘密的日本东密大师觉随亦来参听，屡以唐代传日本真言宗大法欲回传中国，力邀太虚赴日承之，太虚婉辞之。大师之弟子大勇闻之欢喜欲往，他以为“末法众生去圣时远，知见狭劣，垢障丛深。欲令入佛，非得三明六通，难以起大众之信、回俗流之狂，而佛法终无由昌大，劫乱终无由拯救”，而密宗则正可挽此狂澜，为末法众生之良药。于是，他随觉随东渡。太虚大师记之曰：“先则粤之纸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轮，后则有显荫”。大勇在日本学法甚勤，深得传法者喜爱，后金山穆昭回忆大勇等学密的情况时说：“先年支那有密林、大勇、纯密三法师，殆同时来山修学，是时余当指导之任“。初抵东京，大勇与在东京留学之陈济博同往东密中心道场高野山，辗转访得天德院金山穆昭，并得其许可，传予密法。不久，大勇因学费不足，回国筹措。1923年再次东渡，在高野山密宗大学就学，依金山穆昭传习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教法。约经一年，得四十六世传法灌顶大阿奢黎位（此从空海算起。如按大日如来算起，则为五十三世，一说六十三世或五十一世）。关于大勇之东密成就，太虚大师早有预见，大师说：“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尔，故真能菏负吾国之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尔”。大勇在日本期间，时常与中国佛教教友通信联系，如1921年秋大勇到京听太虚讲经时，曾携法尊同往，法尊之后对太虚大师之武昌佛学院有了很大兴趣，他曾去函大勇恳为引荐，大勇慈悲允为法尊作介绍和保证人，使法尊入了大师之武院。1923年冬，大勇习胎藏、金刚两部大法归，开始了他弘扬东密的事业，他的弘传被后人认为东密畅传中国之始。初抵上海，他即被沪杭佛教信徒江味农、吴璧华等邀请，先在沪开坛，授灌顶多人。次至杭州开坛，传十八道法。据说得一尊供养者十人，从受咒印大方便者多达百人，其中包括潘国纲、王吉樗等政界人物。太虚大师闻大勇归国，传密于杭，即以严切手书责以速来武汉，乘寒假期中传密法。民国十三年即公元1924年1月27日，应太虚大师力约及武汉僧俗之请，大勇南下传法，开坛传密于武院，在武院受到师生们盛大欢迎。在此，大勇先后开坛传法十次，主传东密十八道法，入坛受法灌顶者达二百三十七人，主要是该校学员，还有不少居士，其中如李隐尘、赵南山、孙自平、杨选承、杜汉三、黄子理等社会名流均参加，及女居士十三人。据说，当时武院的学员大都倾心于密宗，武汉密法忽焉大盛。武院之法尊法师亦预会并修学文殊法。法尊说：“在那里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师回到武昌传十八道，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在家出家，都有唯密是尚的风气。我也给勇法师当过八天的侍者，我也学过十八道和一尊供养”。自1921年与东密结缘至1924年春，是大勇法师修学并弘传东密之经过。

　　1924年暮春，大勇法师赴北京，在北京投白普仁尊者学藏密，欲贯通日、藏两系密法，建立完全的中土密教，此时也就结束了他弘传东密的活动。此春夏，他在北京与雍和宫白尊者一同闭关于善缘庵，修藏密金光明护摩法，法师便觉得西藏的密法比日本东密来得更完善，如日本密教由中国阿奢黎惠果传予日本弘法大师（东密祖师），而惠果又得自印度阿奢黎金刚智、善无畏，间接又间接；且再日本流传及千余年，中间不无迁变。而西藏密教，则由印度莲花生、阿底峡直接传授，藏地的佛法保持原貌比较好。于是，他便生出深究藏密之心。后来又在京依多杰觉拔上师学藏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习，感到学通藏密非进藏不可，就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他初衷本想一人独往，或带一两个人，经白尊者及诸位大护法劝请，才开始计划组织一个入藏求法团进藏求法。但冒然入藏，于语言上必有隔碍，会影响学法，为克服语言上困难，故应先召集一班学僧学习藏文，待藏文稍有基础再进藏。这样，在白尊者、多杰上师指导和胡子笏、汤铸新、但恕刚、刘亚休、陶初白等人赞助下，在北京创设藏文学院，招青年比丘学习藏文。此段期间，大勇为学员等事到处奔波，如1924年初夏，在北京传十八道，函法尊到京相间，面商进藏的事，因他对法尊甚为器重。法尊说：“盖自从入五台亲近勇法师之后，勇法师视我，就如他的剃度弟子一般，时时事事没有不照顾我的。他由日本归来，本想在庐山闭关修成就法，他挑中的侍者，我便是第一个”。由于大勇急于赴杭传法，法尊到了北京，商定了进藏计划，大勇便南下，与忍病痛坚持说法的王恩洋居士一起在杭州佛教会讲经。由于武院学僧及职员对大勇甚为敬佩，闻知其藏文学院将成立，其中多数优秀学僧及职员如大刚、密严、超一、观空、善哲等相继追随大勇北上，大勇南下传法后，大刚、法尊等留京筹备，八月间大勇到京准备开学时，又带了朗禅、恒演及几位居士同来。终于，在大勇积极努力及白尊者、多杰上师指导下，又得诸大护法支持，1924年10月11日（农历9月13）在北京慈因寺正式成立了藏文学院并开学，主要学员有法尊、大刚、密严、善哲、朗禅、恒演、超一、观空、法舫及几位居士等，因法尊、观空、法舫等均为太虚创办之武院毕业僧，转而来北京随学，这使白普仁尊者这个主要指导人增色不少，藏文学院的成立，使白尊者法会及多杰上师威名风行南北。

　　藏文学院主要学藏文，充先生任课，同时请多杰上师为导师授藏密知识，开示朗忍次第及藏地佛教之传承仪轨、习定法、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经一年余，基础学法有了些成就，1925年5月，大勇改组藏文学院为留藏学法团，乞太虚开示，大师书偈以示之。同时，学法团制定了详尽的行程规划及办事简章。全团由大勇任团长率领之，下设三个股：总务股、专务股、法务股。大刚任总务股主任，股员为严定（记录）、观空、杜居士（管帐）。超一任专务股主任，下又分三个组，采办伙食组三人：天然、密严、孙居士（管帐）。行李组四人：圆住、会中、密吽、霍居士（登记）。医药组二人：恒照、圆住（兼）。朗禅任法务股主任，下设三个组，悦众组三人：法尊、粟庵、智三。侍者组：法舫（管理图记）、恒演（管钱）。香灯组：恒明。（有关组织及章程等详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从大勇法师立志于复兴密教试图融会藏密、东密来建立圆满的内地中华密教，到产生了欲西上康藏求密的学法团，大勇等这次进藏举动，可以说是近代密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大事件，也是整个密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壮举，象这样有组织有计划的求法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是少见的，因此被后人视为汉僧求法西藏的创始者。

　　学法团于1925年6月4日从北京出发，一路上又是传法灌顶，又是说皈授戒，热闹极了。火车便是专车，轮船也是包仓，十分风光。先南下武汉、宜昌（严定、会中即在汉口加入学法团），再上重庆，登峨眉山，因时至夏日，便在山上避暑并主持打七，顺便做了个五七息灾法会。秋初下山，在嘉定乌尤寺阅经，说来很巧，年幼的游隆净（即后来隆莲法师）此时正在乐山乌尤寺路边玩，巧遇大勇走过，他那身袈裟使游隆净看了心醉，生出出家之念。据《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传》记载：“秋，大勇从日本学成归来，准备赴藏学法，途经乐山，去乌尤寺拜访”。（另据其载，1924年大勇自日归国后，曾到成都少城佛学社讲经）但，该书作者因调查不清故，以至书中时间多有误处，如在书后所附之“隆莲法师生平大事记”中，误以隆莲于1916年见大勇法师于乌尤寺，大勇于1919年夏方出家，何以隆莲在1916年便见到大勇的僧相状了呢！乌尤寺的“乌尤”二字乃梵文音译，为印度密宗瑜伽部主尊之一，寺内现保存唐代铸造的乌尤铜像一座。求法团成员于寺中读了《南海寄归传》，对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甚为钦佩，义净求法诗“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更是鼓励他们努力进藏求法。秋末，学法团由嘉定进发雅安，由于一路上有几处匪区，全体分水陆两道进行。自洪雅以西，没有官兵做保障，勇师担心众人被劫，电请军队保护，把他们三十几个人护送过雅安。在雅安休息六七日，赶赴打箭炉，越过大相岭，几经风险才到了康定打箭炉，时值冬末，留居安却寺，进修藏语文。能海上师（俗名龚辑熙，曾与人创办少城佛学社）1925年10月与永光等进藏求法，后在康定与大勇学法团会合，欲共同进藏，但因经费不足，返蓉筹措，后与永光、永楞、永严、常光、登约、太空等再次进藏。1926年春，大勇、法尊、朗禅等上康定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学习，听讲藏文文法《三十颂》、《转相论》、《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字书》等关于藏文的书籍，次学黄教佛教著作，如听受《芘刍学处》、《菩萨戒品释》，尤其是听讲了藏传佛教一部重要经典《菩提道次第略论》。经过近一年的进修，成员们藏文水平均有提高，大家继续西进。

　　1927年春自康定出发，途经艰险，终抵康藏边境甘孜，但在此受到西藏方面阻止，不得已滞留下来。法尊后来回忆这段情节时说：“勇法师是支官差用官兵护着进藏，一路上轰轰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县长、官员等，皆是争先恐后的受皈依、学密咒，郊迎郊送，川边的蛮子们哪里见过这样尊重优礼的盛举呢！也就因为勇法师的气派太大，藏人误以为国家特派的大员，西藏政府来了一纸公文挡驾，并有两张通知甘孜的商人，不准带汉人进藏”。由于中途受阻，只好在当地先寻师求法，而此事变直接影响到了学法团整体的命运，使之未能如前所愿。四五期间，法尊随大勇移住甘孜对河的札迦寺，亲近依止札迦诸古大师及其上首弟子，广学显密教法，尤其钻研密教。尔时有一大德安东格什，学德兼优，映夺全藏，曾依止札迦大师遍学显密，其亦为大勇、大刚、法尊等授白度母、金刚手、四面大黑天等结缘灌顶法。大勇以深厚的密宗根底及雄辩的口才，为各传法上师喜爱，得传法阿奢黎位（传法阿奢黎，亦称传教阿奢黎、传灯阿奢黎，受此法位者，有资格传授密法仪轨等）。于此年中，大勇在甘孜讲《菩提道次第略论》，由胡智湛居士笔记，录成汉文，但当时未讲《止观章》。大勇法师出家十载所遗文著，略有散见，然成书者仅译讲之此《略论》，后得法尊补足《止观》一节。并由严定阅校藏籍，坐空整治笔录，成六卷本。据说，勇师最初的《略论》在成都印行时，一般已经有佛学根底的人，喜爱得简直难以形容。1929年6月，学法团大勇等人，发《劝请全国居士如律地护持三宝书》，于印光（净土宗名人）倡导净土而杂以儒说有所批评。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法师常年奔波，一心弘法而不注重身体，所以积劳成疾，终于民国十八年即公元1929年秋8月初10日早晨，壮志未酬而示寂于四川甘孜札迦寺，年仅三十七岁，时戒腊十载。大勇法师临圆寂时，还一心想着佛法的弘扬，他未竞事业，因而将法尊叫到面前（勇师最喜爱法尊，有空闲时常为他讲些过去高僧的故事），很殷重地嘱咐法尊，教他去昌都从安东格什学《菩提道次第广论》（此论及前述之《略论》，皆为宗喀巴大师依阿底峡佛尊《菩提道灯论》所著，为道次第中最为全面之论述），学了以后，无论如何还要把它传到内地来。勇法师说，如这部书能够传到内地，连他们进藏学法的三十几人所受施主一切供养，都可消受得了而不白费。其实，勇法师已造下《菩提道次第广论科判》（即《广论》之各科目分章及立名等工作），只不过未能接下传讲全论，因此遗志未了。法尊法师遵遗嘱，去亲近安东格什，学此《广论》，后于1935年冬出版印行（莆田广化寺1991年5月印行本后附录有阿底峡尊者《菩提道灯论》及大勇法师之《广论》科判）。勇师寂后，法尊、恒照、密严、密慧等将其遗体在格陀诸古指导下荼毗，翌年（1930年）春由大刚、密严等迎灵骨回康定起塔。至此，轰轰烈烈的学法团因大勇的示寂而停止了集体活动，其成员或仍留在康习法，或先回内地弘法，或也示寂于当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继续进藏求法，如恒演、密悟、法尊、大刚等，而且密悟、恒演留学拉萨得格西学位，法尊受多种灌顶并广学经论。大勇为湖南密吽、湖北密慧、四川密严、河北密悟、密圆之师长，法尊又被法师器重，密悟、法尊二人获成就甚大，足以慰勇师之灵了。但是，以勇师本人来说，因心怀赴拉萨之愿，势必会转世以圆之，次年果然转生康地，灵童是由格鲁派法王甘丹赤巴及颇邦喀大师等选出的，此二人乃藏地黄教佛法之权威，因此勇师之灵童是可信的。勇师灵童由大刚教授之（勇师寂后学法团由大刚率领一段时间），据闻，后又入藏学法去了。勇师的一生虽然短暂，但足以够后学敬仰了，他为佛法尤其是密教所做出的贡献，是可彪炳史册的，他是我们后学者的榜样，如同太虚大师在《菩提道次第略论.序》中之赞曰：“华夏密乘中兴，暨西藏佛法内流，大勇实为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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