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法师与近代澳门佛教(何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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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法师思想研究：弘一法师与近代澳门佛教(何建明)

 　　弘一法师与近代澳门佛教

　　内容提要：弘一法师是近代著名高僧，不仅在内地影响卓著，还对海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的关系历来为学者们所忽视。本文即着眼于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的交往及其对澳门佛教文化的独特贡献，展示一代高僧高尚的爱国爱教情操和人格风范。

　　关键词：弘一法师  澳门佛教  竺摩法师  佛教女性

　　作者简介：何建明，男，1965年生，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弘一法师以其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和高僧风范，一直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史一个常新话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僧俗学人。但是，在过去对弘一法师的研究中，出版和发表的成果虽然很多，真正具有新意的却很少见。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缺乏深入发掘有关弘一法师的生平与思想资料，并探讨这些资料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及其所蕴含的宗教和文化意义。笔者才疏学浅，虽然仰慕和关注弘一法师已经多年，而实际对弘一法师所知甚少。一个偶然的机会研究澳门的佛教文化，从中发现一些与弘一法师有关的史料，便不揣浅陋地探讨一下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的关系，从这个人们所忽视的侧面来展示弘一法师在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

　　一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代著名高僧，在海内外文化界和佛教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特殊因缘，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之间发生了一段颇为引人注目的交往，以致于后来的一些论著认为他可能到过澳门弘法和宣传抗战救国思想。[1]

　　其实，弘一法师并没有到过澳门，只是由于在澳门出版的《觉音》月刊上经常报导弘一法师的最新消息，编辑出版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大寿的《觉音》月刊专号，颇为海内外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人们所瞩目，以致于误以为他到过澳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重要的因缘，才使得在当时并不显眼的澳门佛教文化界受到海内外许多爱国爱教的佛教徒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

　　弘一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所发生的这一段重要因缘，起因于竺摩法师。据陈慧剑所撰《当代佛门人物》一书中《竺摩上人南天记》所述，竺摩法师俗姓陈，名德安，十二岁时弃俗披缁，得法名默诚。十三岁那年(1925年)，到温州普觉寺为师叔芝峰法师护关。当时，弘一法师正住锡城下寮──福庆寺闭关，竺摩遂由师祖万定和尚携同拜见弘一法师，伏地不起。这是竺摩法师第一次拜见弘一法师，深得弘一法师怜爱，并承弘一法师书赠墨宝“息恶行慈”一幅。从此，竺摩法师亦以弘一法师为师，时相请教，关糸融洽。竺摩法师来到澳门后，对弘一法师仍非常关心，利用其所主编的澳门《觉音》月刊，时常报导弘一法师的消息，使港澳和海内外仰慕和关心弘一法师的教内外人士能够及时地了解弘一法师的动向。

　　1939年9月20日，弘一法师六十初度，正值中国抗日战争中期，弘一法师接受了弟子丰子恺、广洽和郁智朗等人的恭贺后，“拟自是日始，掩关习静，谢绝通信”。[2]他在给郁智朗居士的信中说：

　　本月二十日为朽人六旬初度，即仁者前施之八金，在寺供养缁素诸众，广结善

　　缘。并拟自是日始，掩关习静，暂未能通信，他处寄来之信亦付邮寄还，俟将来他

　　往时再以奉闻。[3]

　　次年春，弘一法师仍在永春蓬壶普济寺闭关。据侍奉弘一法师静修的林奉若居士于1940年2月25日给郁智朗居士的信中讲：

　　弘公道体近来胜常，可舒锦念。惟因闭关，专事辑律，谢绝一切往来，特嘱蓬壶

　　邮局，凡各方来信，概行退回。故凡直接写弘公名，皆不得达。即间按寄交普济常

　　住，亦未敢转呈。致各方请安、请书、请教者，皆失所望，且或误会而起疑点。[4]

　　正是由于弘一法师断绝与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络，港澳和海外的许多关心弘一法师近况的教内外人士，都迫切希望了解弘一法师的真实情况。竺摩法师在澳门接手主编《觉音》月刊后，利用该刊特别登载弘一法师闭关静修等消息。有一则消息称，弘一法师自从去年夏天到泉州蓬壶山隐居后，谢绝一切往来，专事编辑律典，除杭州一师时的老同事夏丐尊先生的来信稍一翻阅外，其他至亲高足如丰子恺先生等人的信件，也都不予以接受，更不用说回信答复了。这则消息还就澳门佛教界，特别是澳门无量寿功德林和《觉音》杂志社正在积极筹备的弘一法师六十华诞纪念活动的有关情况，向各界读者发布征集书画作品的通知。该消息说：

　　近以律师六十高寿，当地缁素人士，特发起筹印佛像画集，重行影印律师手书

　　之金刚经等为师祝福。并以弘师在泉十载，应各方请求，手书大小楷篆盈联屏幅匾

　　额，为数不下数千，特发起征集，假承天寺开弘一法师书翰展览会，将收入一半捐

　　充前方将士慰劳金，一半捐助印经费云。[5]

　　弘一法师虽然在泉州普济寺闭关静修断然拒绝与外界僧俗的往来和通信，但是对于身处澳门的竺摩法师却是个例外。1939年冬，竺摩法师在澳门功德林讲《维摩诘经》圆满，准备将此讲稿编排付梓，特去信请弘一法师题写书名。弘一法师居然“破例题经签”。[6]由此可见弘一法师对侨居澳门的竺摩法师及其所代表的澳门和海外佛教文化界的特别关心与爱护。

　　但是，就在《觉音》第13期出版后不久，一位香港的佛门中人来澳小住，看到弘一法师为竺摩法师的《维摩经讲话》一书的题签后，颇为感叹，以为“此字可贵，盖此公已不食人间烟火矣!”竺摩法师听后非常震惊，因为他与弘一法师及其随侍弟子和友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糸，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弘一法师去世的消息。非常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竺摩法师，便向这位香港友人打听是如何得到了这一消息的。这位香港友人告知得悉于叶恭绰大居士。竺摩法师“震惊莫名”，因为叶恭卓居士非等闲之辈，与海内外许多高僧大德都有密切的交往，出于他之口的消息，难免让人信以为真。竺摩法师考虑到当时兵荒马乱，因而将信将疑，终莫由决。他总觉得有个确切的消息为宜，也好向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觉音》杂志的读者有个交待。于是，他紧急写信去泉州，询问曾经亲侍弘一法师之侧的昙昕法师。昙昕法师很快就先后寄来两封回信，第一封来信说：

　　弘公掩方便关于普济山中，谢绝见客，以及通讯，专心编篡律典，精神甚佳

　　，颇有山居终老之意。且现正为丰子恺居士题《护生画集》，不日寄沪付梓。前江苏

　　沦陷区某日报误刊新闻，谎谬无稽，切不可信，祈法师即为辟谣更正……[7]

　　另一封来信则告知竺摩法师：“弘公前曾为师破例题经签，亦可以信矣！”[9]不仅如此，昙昕法师在给竺摩法师寄来回信的同时，也附寄了一首弘一法师最近专为明末著名思想家李卓吾(贽)先生所题写的“像赞”。这首“像赞”云：

　　由儒入佛，悟彻禅机，清源毓秀，千古崔巍。[10]

　　昙昕法师之所以附寄此一“像赞”，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急为披露以告由景仰爱慕而关怀弘公之起居无恙者”。[11]

　　为了表示对弘一法师的关怀和爱护，竺摩法师特遵照昙昕法师的嘱托，在《觉音》杂志上专门登载弘一法师的最近消息，以“弘一律师无恙!”为醒目的标题，详细介绍了某些报刊对于弘一法师近况误传之经过，并直接引用昙昕法师来函中的话，以昙昕的名义加以发表。同时还专门刊登了弘一法师最近写作的《李卓吾先生像赞》，从而更正海内外对弘一法师在泉州普济寺掩方便关的误解。

　　此后，竺摩法师又多次在《觉音》月刊上载文介绍弘一律师的近踪，利用《觉音》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告知世人弘一法师的最新消息，纠正人们以讹传讹，“以息群疑”。出于对弘一法师的关心和爱护，竺摩法师还在《觉音》杂志上为他人登载诸如福建漳州刘绵松居士寄来的《征求弘一法师传记材料启事》等消息。[12]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在澳门的竺摩法师十分关心远在内地的著名高僧弘一法师。竺摩法师通过在澳门编辑和出版的《觉音》杂志，向海内外关心弘一法师命运的佛教善信、寺院僧众和社会有识之士，及时报道有关弘一法师的最新消息，这对于沟通内地与海外，特别是澳门地区的佛教界和文化界之间的友好联糸，增进内地与澳门等海外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在抗战时期是其他媒体或文化传播途径所不可替代的。

　　二

　　身在澳门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佛教文化界对弘一法师的关心还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积极庆贺弘一法师的六十大寿，并通过这一庆贺活动，大力弘扬弘一法师的高僧大德风范，推动澳门与内地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在弘一法师六十大寿之时，不少海内外的佛门内外仰慕弘一法师的人士，以各种方式向弘一法师表示祝福。上海的《佛学半月刊》杂志特别编辑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寿诞专号以示庆贺，在澳门的竺摩法师也利用在海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觉音》杂志，积极筹备弘一法师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以表达海外佛门弟子和广大善信及社会有识之士对弘一法师的深切关爱与良好祝愿。

　　1940年9月25日，《觉音》月刊第17期出版。竺摩法师在该期《觉音》上特别刊登了由他亲手拟定的《〈弘一法师六秩纪念特辑〉征稿启事》。该《启事》说：

　　弘一老人，寿登花甲，在俗为艺术名家，在僧为律宗柱石，硕学懿行，足资矜

　　式，高轨幽致，尤堪惕励!本刊拟于二十期出纪念特辑，藉伸倾葵之情。内外缁素高

　　人，远近名流学者，如蒙惠赐诗文，发扬潜德，广利群品，不胜馨香祷祝候之至![13]

　　到了《觉音》第18期于同年11月出版时，继续登载“《弘一法师六秩特刊》征稿启”，并就所征纪念诗文的范围作了一个指定，以便海内外缁素能从各个不同侧面来撰稿。此次所拟征文题目主要有以下方面：

　　弘一法师之生平及思想；弘一法师与僧伽地位；弘一法师在中国艺术界之地位；弘一法师言行之特点；弘一法师之学律精神；弘一法师之书法；弘一法师怎样由艺术转到宗教；弘一法师的宗教与艺术；    我所认识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的清淡生涯。[14]

　　从以上征文题目的规定范围中不难看出，这十个方面，实际上涵括了弘一法师生平与思想的几乎所有内容。

　　为了筹集海内外缁素为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大寿所撰写的各种诗文，竺摩法师积极向海内外的佛教人士和各方关心佛教文化及弘一法师的友人发去征集函，并利用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海潮音》杂志等发布征文消息。太虚法师在1940年10月18日给竺摩的回信中，特别告知竺摩法师委托他在《海潮音》上刊载的“弘师六秩征文启事，已付登，勿念。”[15]

　　此外，竺摩法师还通过与当时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的桂林《狮子吼》杂志编辑同仁的友好交流关系，特在《狮子吼》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布消息：《庆祝弘一法师六十大寿》。这篇“消息”说：

　　弘一法师，在俗为艺术名家，丰子恺、夏丐尊、曹聚仁、傅彬然等皆出其门下

　　。出家后，高轨逸情，尤堪矜式。今适逢法师六十大寿，澳门《觉音》杂志拟于第

　　出版纪念特辑，藉伸表扬。海内缁素，如有此类诗文，请寄澳门三巴仔功德林《觉

　　音》社竺摩法师收。[16]

　　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备，竺摩法师主编的《觉音》杂志第20、21期合刊，作为纪念弘一法师诞辰六十周年专号，于1941年2月正式向海内外出版发行了。林子青先生在《弘一法师年谱》中，袭用僧睿《弘一大师传略》所谓“己卯秋，为师六秩大寿，……诸弟子为印《金刚经》及《九华垂迹图赞》，《觉音》与《佛学半月刊》出专刊庆祝”等言，以为澳门《觉音》月刊出版《弘一法师六秩纪念专刊》祝贺，就在弘一法师六十初度的1939年，即己卯年，[17]显然是不对的。

　　在《觉音》第20、21期合刊的纪念弘一法师诞辰六十周年的特辑上，主要刊登了以下纪念性文章：《弘一法师之出家》和《怀晚晴老人》(夏丐尊)、《弘一法师之生平》(高文显)、《我崇拜中的弘一法师》(高文显)、《是天人师，得无量寿》(巨赞)、《息影闽南的弘一法师》(陈祥耀)、《弘一律师的修养与感化》(达居)、《为纪念弘一律师而写》(顽石)、《弘一法师在白湖》(释亦幻)、《亦为纪念弘一法师而写》(僧残)、《送别晚晴老人》(李芳远)、《借花献佛》、《弘一律师的先师》和《弘一法师六十纪念专刊编完的话》(竺摩)等。此外，同刊还发表了柳亚子、高剑父、释太虚、梁彦明、叶恭绰、陈静涛、邓尔雅、岑学吕、陆丹林等海内外名流的“祝词”，以及江谦、黄寄慈、江守权、陈存广、费慧茂、余了翁和曾璧奎等海内外名流的“祝诗”。

　　以上纪念文章，像夏丐尊、高文显、陈祥耀、释亦幻等人撰写的，基本上都是回忆弘一法师的生平及其与弘一法师相处时候的感想。如高文显先生在《弘一法师的生平》一文中，从弘一法师的“学生时代”、“献身于革命及教育的时代”、“飘然动出世想”和“与闽南的缘”等方面，较详细地介绍了弘一法师的生平事迹。高文显先生在文前的“小引”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他这回到温陵来宏法，以讲经的余暇，运用他那久已入了艺术三昧的手腕，写些清绝人间、毫无烟火气的法书，来广结法缘，于是才轻轻地如撞破晓梦的晨钟，引起广大的群众，集中视线起来。其实他和闽南的关糸，已经是结了很深切的缘，不过近今才被人家注意就是了。他往返闽南，共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一向深居山谷，埋名遁迹，出门时衲衣竹杖，芒鞋破钵，一肩梵籍，两袖清风，飘飘地如闲云流水，千山衲僧，隐逸地过着那种清苦的行脚生活。谁还识得他是艺术界老前辈的化身呢！其实，我觉得弘一法师的影子，在任何人的脑海中，都不会淡下去，因他有绝大的力量，能使任何人(凡与他接触过的，或仅闻名的)都信仰，受他的感化，如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法师能感化他信仰佛法，而且持斋奉佛，愿意跟他度过清淡的生活，就是伟大的感化的一例。

　　在详细叙说了弘一法师的生平、思想及与闽南的佛教因缘之后，高文显先生又在“余声”中说：

　　法师在闽既久，景仰者众，但是他的生平事迹，知者盖鲜，而他也不喜欢谈往事，所以无从知道得详细。因为他觉得过去的俗事，没有攀谈的必要，假如谈了，反而打扰着他清净的道心。他的态度一向如此，所以有时连他家庭中的来信，也遭他的拒绝。他那伟大的人格及梵行的高超，在近代僧界中，算是数一数二的了。[18]

　　在《觉音》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寿辰专号中，大多数纪念性文章都是通过亲闻目睹的动人事例，着眼于弘扬弘一法师的伟大人格与特立梵行。如释亦幻在《弘一法师在白湖》一文的最后说：

　　总之，我们从弘师本身看起来，他那时的生活是朴素闲静地讲律、著作、写经，幽逸得无半点烟火气。倘使从白湖的天然美景看起来，真是杜工部诗上的：‘天光直与水相连’中间站着一位清瞿瘦长的梵行高僧，芒鞋藜杖。远岸几个僧服少年，景仰弥坚![19]

　　在海内外名流缁素的“祝词”和“祝诗”中，大部分也都是作者本人通过回忆自己曾经与弘一法师相处的日子，亲自感受到弘一法师的高超梵行与伟人品格，以抒发对弘一法师的眷恋和庆贺情怀。江浙名儒江谦大居士有感于“癸亥遇师沪上，教读《灵峰宗论》，受益无穷”，撰“祝诗”云：

　　细读灵峰宗论教，别来旦夕未能忘。千年儒佛相攻案，至是铿锵会一堂。[20]

　　近代著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柳亚子，对于弘一法师的艺术天才和出家后的人格魅力极为景仰。他于1941年2月5日在香港的九龙亦赋诗祝贺弘一法师六十华诞，诗云：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闭关谢尘事，我意嫌消

　　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柳先生还在诗尾附识曰：

　　弘一大师为余二十年前旧交，即扮茶花女，现身说法之李惜霜也，南社文美会

　　都有因缘。嗣闻君披剃大慈山，远跑音辄。顷复听其闭关闽海，爰书此勖之。[21]

　　由于《觉音》第20、21期纪念弘一法师六十大寿专号所载诗文的作者，大都是海外内和教内外的名流高士，加之大多数纪念回忆文章都是作者亲历见闻的，因而在当时海内外和教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诗文不仅具有较高的纪念意义，也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像夏丐尊的《弘一法师之出家》和《怀晚晴老人》、陈祥耀的《弘一法师在闽南》、释亦幻的《弘一法师在白湖》、李芳远的《送别晚清老人》等文，后来都被选入1942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一书中。上述数篇加上高文显的《弘一法师的生平》和柳亚子、江谦等的“祝诗”，后来又被选入199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师全集》的附录卷之中。

　　三

　　弘一法师通过竺摩法师及时掌握澳门佛教文化界的最新动态，表现出对澳门佛教文化界的特别关心，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是澳门佛教界来函请求，他都尽力满足。1941年澳门佛教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大小乘经典中是否有轻视女性的言论的讨论，弘一法师对这场佛学女性观念的讨论，一直给予了积极的关心与指导。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竺摩法师在澳门功德林“佛学研究班”讲授《解深密经》时，班上的女性学员们对《经》中“女性暗弱，是故律明为女人说法过五六语，犯波逸提”的话表示不理解，因为这分明不是歧视女性吗?可是佛法是面对所有人的，并非男女有别，这又如何解释呢?

　　与此同时，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时，用英文作了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武则天与佛教》，[22]内容即陈寅恪先生于1935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中的《武 (注意：此缺字为上明下空)与佛教》一文。1941年8月4日，香港大学文史学教授许地山先生去逝后，港大特聘陈寅恪教授代替其教职，直至当年的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23]陈寅恪先生当时在国内外具有崇高的学术声望，他来港大讲演和授课，对于香港学术文化界来说自然是件大事。因而《大风》月刊第97期专门发表了署名谭凯光的《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文，盛赞陈寅恪的史学成就，认为陈寅恪所建立的学术权威，已经取代了多年来胡适的权威地位。谭文中还特别引用了陈寅恪先生与其英文讲演内容完全相同的《武  (注意：此缺字为上明下空)与佛教》一文，以说明陈寅恪先生如何精明于史学。陈寅恪先生在该文中提到：

　　考佛原始教义本亦轻贱女身，如大爱道比丘尼经下列举女人之八十四态，即其例。后来演变渐易初旨，末流至于大乘急进派之经典，其中乃有以女身受托为转轮圣王成佛教义，此诚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

　　港澳地区的女学者江之萍居士看到谭文所引陈氏观点后，颇觉陈寅恪先生之论，“未免有些过当了”。江之萍居士认为：

　　就佛教史的观察，大乘教义的发展虽在小乘教义之后，但大乘教义毕竟是佛教的重要教义，而且也是主要根本的理论，决不能认为‘非常异义可怪’。[24]

　　于是，江之萍居士专门就此问题请教竺摩法师，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澳门佛教文化界对于在古代佛教典籍中是否有明确轻视女性的言论的讨论。

　　竺摩法师作为当时澳门佛教文化界的主要代表，对于古代佛教典籍中是否有轻视女性问题的言论，或是如何理解其中所出现的轻视女性的论述，不能不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就《解深密经》中的女性问题而言，他认为：

　　是等律义，非特藐视女性，在今日观之，抑亦颇感费解。盖今日文化昌明，知识发达，女作家，女博士，车载斗量，比比皆是，若使彼等信佛，岂有为说阴入等浅义，彼等亦不能领解之理耶?况今日中国，不少女佛学家，岂彼辈连阴入之义亦未能解耶?彼既能解，且能深究上乘，讲解大法，则佛说律义，云何可通?又佛说金刚法华等诸大乘经中，皆有比丘尼等四众在座听讲，律既明女性暗钝难解阴入粗义，经何以容彼在座为解大乘深法?经律同为佛说，而相差如是?……除非律非佛说，则无可辩，否则，……今日各种法师说大乘经皆有女众在座，且有专为女众说者，岂非皆得波逸提罪乎?今人有主律部有重新估价之必要，而反对者则仍持坚守绳墨，孰是孰非，从未得决。[25]

　　对于江之萍居士所提出的问题，竺摩法师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小乘教法同为佛说，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佛教在印度原有三个时期，即小乘佛教期、大乘佛教期和密乘佛教期，南传佛教国便有所谓“大乘非佛说”，陈寅恪教授认为大乘经典如《大云经》“以女身受托为转轮圣王”的教义为“非常异义可怪”，大概是受了 “大乘非佛说”的影响。竺摩法师指出：

　　其实说女身为转轮圣王那样‘提高女权’的经典，不只一部《大云经》，其他如《法华经》中的龙女成佛，《维摩经》中的天女说法等等，都是提倡女权，说明男女平等的教义。至于在《大爱道比丘尼经》说到女身有八十四态，那也决不是故意轻视女性，那只是对当时的环境与机宜，作一种方便的说法。[26]

　　对于以上问题，竺摩法师还专门去函请教远在闽南的弘一法师。当时，弘一法师已六十二岁高龄，“见客写字，至为繁忙”，[27]而且身体欠佳。[28]但是，弘一法师仍愉快地接受了竺摩法师的请求，亲自复了一封长信给竺摩法师，较详细地说明了佛教经律之间以及大小乘经典之间关于女性问题观点之歧异的原因，并指明了如何正确看待历史上不同时期佛教女性观念歧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弘一法师在信中说，就律而言，在有智男子面前，女性过五六语说——不犯。不在有智男子面前，若女请问者，应答广说-——不犯。真谛三藏的三种解释中第三解认为“女性暗弱，是故律云云，”此与律文不同，是戒缘起因与女身语说法发生嫌疑而制，因而没有说“暗弱”两字。他强调指出：“说法贵观机，不可拘泥。为女众说法时可以不用第三解，于前二解中，择其契机者用之可耳。[29]

　　关于佛教大小乘经典中是否有轻视女性的言说，弘一法师在复信中认为：“大小乘佛典中，虽有似轻女性之说，此乃佛指其时印度之女性而言，现代之女众不应于此解怀。……又佛之所以出此语者，实于大慈悲心，以诚诲勖励，冀其改过迁善，决无丝毫轻贱之心也。”[30]进而，他又指出：

　　大小乘佛典中，记述女人之胜行圣迹甚多，如证初二三四果，发无上道心，乃

　　至法华龙女成佛，华严善财所参善知识中亦有示现女身者，惟冀仁者暇对，遍采《大

　　藏经》中此等事迹，汇辑一编，以被当代上流女众之机，则阅者必生大欢喜，欣欣

　　向荣，宁复轻生疑谤乎?佛典中常有互相歧异之处，人每疑其佛意，何以自相矛盾?

　　宁知此乃各被一机，不须会合，无足疑也。[31]

　　弘一法师虽然没有亲自到澳门参加这场佛学讨论，但是，从这封内容详实、观点鲜明、说理透彻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关心这场讨论的。正如江之萍女居士所说，弘一法师的这封复信，“对于前函问词，就可说完全解答了”。[32]澳门佛教文化界的这场讨论不久就停止了。

　　应该说，弘一法师的这封回信，实际上为澳门佛教文化界的这场讨论，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它既标志着40年代初澳门佛教文化界关于佛学女性问题的讨论圆满结束，也标志着民国初年以来佛教革新理论中的女性观念正走向成熟。这是海内外爱国爱教的炎黄子孙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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