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传佛教对蒙藏文化关系的影响(傅千吉)

论藏传佛教对蒙藏文化关系的影响(傅千吉)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来源自从元朝统一以后，元朝的历代皇帝几乎都信奉藏传佛教，到16世纪，藏传佛教覆盖着蒙古高原，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当中，使蒙古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打下了藏传佛教的烙印。与此同时，蒙古族的一些政治制度、经济模式、语言词汇等也传入到藏族地区，丰富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蒙藏文化关系的不断深入。

　　蒙古族早期信仰萨满教，自从蒙藏关系建立以后，藏传佛教不断的传入蒙古地区，到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冲击了萨满教，成为蒙古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从而蒙古族在宗教、医学、语言、天文、建筑、艺术、音乐舞蹈等诸方面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藏文化的一些精华，形成了以藏传佛教文化为背景的佛教文化圈，使蒙藏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伦理道德等方面产生了趋同性。因此，笔者就蒙藏文化关系的形成，蒙藏文化关系形成的原因，蒙藏文化关系形成的功能等做简要的论述。

　　一、 蒙藏文化关系的形成

　　蒙藏文化关系形成的基础是蒙藏民族之间不断的接触，相互往来，吸收彼此的文化，达到共同发展。近千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密切交往，其中藏传佛教文化和政治制度文化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藏传佛教和蒙古文化的接触是在公元1026年，蒙古首领铁木真称成吉思汗之后，成吉思汗即位不久，即率军向信仰佛教的金国和西夏扩张，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攻破积石、西宁等州，对佛教等宗教采取普遍接纳的政策，于是甘、青藏族部落，以及西藏的蔡巴噶举派首领便遣使向蒙古军“纳牧输诚”，蒙古和藏传佛教开始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1]

　　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社会，始于窝阔台掌政时期，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三儿子，他在进驻凉州，控制甘、青地区之后，又准备向西藏进军。当时卫藏地区的佛教势力强大，为了占领并统治这个地区，就必须争取佛教首领归顺。而此时的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学有“五明”，威望很高，所以迎请到凉州，协商卫藏事宜。后因窝阔台于1241年去世，三年后，窝阔台的三儿子阔端又派人入藏召请萨班，萨班带领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至凉州。他和阔端的会晤，首先解决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初步建立了政治关系，萨班在在给卫藏统治者的公开信中说到：“大施主对我言：今我用世法来治理世界，汝用佛法来护持世界。”从此佛法顺利的推到了蒙古人中间。

　　藏传佛教第二次向蒙古方向传播，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那时土默特部的王公俺答汗在青海湖地区所发动的军事行动使他与藏传佛教僧侣有了较多的接触，由此又在蒙古人中掀起了新的传教活动的高潮。15世纪初，藏传佛教领袖宗喀巴倡导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1547年，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将索南嘉措迎至哲蚌寺，继承寺主职位，为对抗敌对教派的限制与排斥，该派便联络到青海地区的蒙古族军事力量，争取他们的支持。1578年，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青海会晤，索南嘉措被尊称为“圣识一切瓦济尔达赖喇嘛”，成为达赖喇嘛三世，尔后，索南嘉措通过在蒙古地区一系列的宗教与政治上的活动，扩大了格鲁派的影响，该派从此获得了蒙古人的支持，并迅速地在蒙古各部传播。在归化城修建了弘慈寺，这是蒙古地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到明末又在归化城修建了延寿寺、寿灵寺和庆缘寺，此城便成了明末清初蒙古地区传播黄教的中心。与此同时，俺答汗还从藏族地区邀请喇嘛到蒙古译经传法、亲自主持藏文“大藏经”的翻译。1582年俺答汗去世，遵照他生前愿望蒙古派使者又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到青海。1586年，他抵达有蒙古人和藏族僧人共居的归化城，在此他给俺答汗所建的佛像开光。这时察哈尔的阿穆岱洪台吉来会见他，他向阿穆岱洪台吉等宣扬了佛法，接着他行进至土默特右旗，在那里为许多寺庙开光，由于索南嘉措辛勤传教，几年之内，绝大多数蒙古王公都信奉了藏传佛教，佛教在蒙古地区占了上风。

　　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问题而设立的一种制度，转世制度始于13世纪的噶举派的噶玛拔希。格鲁派兴起后，也采用转世制度，以解决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转世始于达赖三世索南嘉措，1587年，索南嘉措在蒙古地区逝世，过了一年，俺答汗之曾孙出世，被土默特蒙古各部奉为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拉萨格鲁派上层为了巩固与蒙古汗王的联盟，于1592年正式认定该灵童为第四世达赖喇嘛，取名为云丹嘉措。达赖四世的认定使雪域同蒙古草原的关系更加密切，在藏传佛教上有了平等的地位。与此同时，藏传佛教继续向东传播，察哈尔部蒙古人在受到佛教的熏陶后，又把自己的统治地盘扩向更靠东的辽河和小库伦地，林丹汗还建造了一些寺庙。因此，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藏传佛教在兴安岭以东一带十分兴旺。

　　总之，从元到明代，整个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同时藏区也受到了蒙古政治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蒙藏文化的一体化。

　　二、 蒙藏文化关系形成的原因

　　元朝统一以后，政治上需要稳定，各民族需要团结，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原有的萨满教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引入一种新的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成为必然。这样不得不吸收佛教文化。同时元末明初，蒙古族在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封建战争，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日趋加剧。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地位，封建主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来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藏传佛教教义上处世观，如“现世的贵人是前世修善的结果，而现世的穷人是前世的罪孽所造成的，应当归咎于自己。忍受苦难以偿清前世的孽债，换到来世的富裕生活”等说法，正是适应蒙古贵族麻痹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明朝对其周围民族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也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佛教中的一些教义可以束缚蒙古人的思想行为，削弱蒙古人的勇猛气志。因此，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中，蒙古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蒙古族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部落战争，需要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藏传佛教的一些教义正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佛教反对滥杀滥宰，而古代萨满教相信人死后仍生活在死者的王国之中。对于那些已死亡的首领或贵族，一般都要由伴侣、仆人和所杀的动物来陪葬，去阴曹地府给他们作伴，为他们服务。在翁牛特、科尔泌等部还有这样的习俗：当某些贵族死亡之后，除了举行一些属于萨满教信仰的活动之外，还要在他们的墓中用奴隶和动物进行血祭，同时也用血来供奉代表其先祖宰牲来进行年祭和月祭。[1]沿习这种习俗，自然要侵犯蒙古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生产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废除杀奴隶和杀牲畜祭祀的落后习俗，提倡以乳酪等为供品，改变了萨满教陪葬仆人及动物的落后风俗。

　　蒙藏民族几乎都是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一样，共同的经济方式使两族有了更多的共性，文化生活上有着相似之处，相互之间容易沟通。13世纪初，藏族地区在经济形态上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在政治上长期以来处于割据分裂局面，互不统属，藏传佛教的各派别竞相扩展势力，争取更多的地产、农奴，同世俗领主集团的作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中，后藏的萨迦派，前藏的噶举派都是影响较大的，他们都是弘扬佛教为宗旨，都以特有的修法，如：萨迦派注重“道果”，而噶举派注重“口传”的不同形式，以传统相标榜，又都面临着一种严重的局势，即伊斯兰文化在西藏南北西三方面的靠近––和田、喀什噶尔以及迤西的中亚地方早已伊斯兰化；印度佛教大受摧残，伊斯兰教已经植根于印度北部和东部。[2]在这种情况下，藏传佛教各派沿着唐代青藏高原的古道向东北方向发展，先向西夏靠拢，随后则同新兴的蒙古取得联系，经过几十年的角逐萨迦派获胜，博得了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跻升为全藏各教派的首席，掌握了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后来格鲁派在藏族兴起，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的会晤；五世达赖和固世汗的会晤，以及固世汗于1645年给扎西伦布寺主持罗桑却吉坚赞大师封“班禅博克多”的尊号，都以利用外来的势力，巩固和发展各自的教派，这是从元朝以来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惯性。因此说，蒙藏民族文化关系的构成自始至终都是以宗教和政治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不同，但宗教这一经线贯穿始终，或者说蒙藏关系历史长河的每一个高潮，都是由蒙古族的政治领袖汗王与藏族的宗教领袖法主来扮演的。从中各自得到不同的利益，即蒙古汗王从政治上巩固了权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藏族的宗教领袖，在政治上有了支持，大力提倡自己的教义，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因此说蒙藏文化关系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不断向前发展的。

　　三、 蒙藏文化关系形成的功能

　　蒙藏文化关系发生以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和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抵估的作用。

　　元朝统一全国后，西藏也结束了近4个世纪的混乱局面。元朝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统治和管理，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后来明清统治者也加以沿袭、发展，使清得以牢牢地控制蒙藏地区，为其中央集权的稳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格鲁派在蒙藏民族中具有很大的势力和威望，因此达赖喇嘛、呼图克图以及大小活佛们在诸多的政治斗争中得以充当各派政治力量间协调人的角色。17世纪，厄鲁特与内外蒙古长期斗争，“最后经喇嘛们，特别是蒙古呼图克图的调解，蒙古王公与卫拉特王公之间才达成协议，并结成联盟。后来该协议被奉为法典。”[3]即著名的《卫拉特法典》。此外，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的一支，明末之际远徙伏尔加河流域，尊奉藏传佛教，其虽远离国土，却常与清廷有往来，并派使团至拉萨朝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即派吹札布等为使返清，“请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清予以极大关注。[3]而此时俄力图以东正教强制改变其信仰，并以多重政治、经济压迫，该部不堪忍受，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在其首领渥巴锡率领下历经千辛万苦，举部返回祖国，为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添上了光辉的一页。

　　蒙藏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游牧民族，以前两个民族都信仰原始宗教即萨满教和苯教，在教义上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处，祭祀山神和祖先以及神灵，随着蒙藏关系的建立，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如今蒙古地区流传的英雄史诗、文学艺术、建筑、医学等都打下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烙印，如现代蒙古医药学是在古代蒙古医学和藏族医学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蒙古族人民和藏族人民世世代代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大量吸收了藏民族的医学文化。[4]所以说，藏传佛教文化显示出两个民族之间交流之广、之深，促进了蒙藏文化日趋统一，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断地趋同性和稳固性，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圈。由此可见，一旦宗教和民族联系时，宗教便成为民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它在维护祖国统一，调解民族关系，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佛教文化是属于精神文化，注重来世与灵魂不灭论的消极作用外，在伦理道德和公众利益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佛教伦理道德的宗旨正如佛陀亲口说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调服己心，此乃佛教。”[5]佛教道德总的来说只有戒恶行善和加强自我修养，提高道德素质，同时要求热爱一切众生，保护一切众生的利益，而且还要求人们，保护众生的生存环境。如在《佛律》中规定，不准佛门弟子随便割青草，砍活树，不准在草坪和河水中大小便，以免污染草地河水。因此说，藏传佛教传播的过程中，蒙藏两个民族不仅在文化和伦理道德上共同建设，更重要的是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过去蒙藏地区的民间诸神灵，使之成为佛教中的诸神。而佛教又以佛的名义将蒙藏地区许多地域涂上了佛神的色彩，从而成为吉祥之地。如寺院周边地形都如“天似八辐轮，地似八瑞莲。”许多山水以佛教八大吉祥物命名，于是蒙藏地区都呈神圣吉祥之地。对广大民众来说，高原自然环境成为他们崇敬的神圣之地了，因而也是珍爱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当今的旅游圣地。所以古代藏族和蒙古族群众每行一事都要祈诸各方神灵，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例，霍尔王行军前夕，要以供品上供各路各方神灵：“供上天神，龙神和地神，供霍尔的磨鬼神，特别供上草原神，还要供上妃子珠牡的格卓宁保神。”[6]

　　蒙藏民族从诸神信仰到佛教的信仰、都有着循序渐近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对天人合一的朴素世界观发展到相对理性的主观能动性，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它反映了蒙藏两个民族对保护自然环境和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为宗旨，驱使两个民族在文化层面上走到了一起，这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更主要的是在保护环境和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 结语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发展，具有它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其一，因为藏传佛教善于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意，总是宣扬统治者今生今世享有极高的权威和荣誉，是他们前世修身积德，乐善好施的结果，他们命中注定有君临天下，统治人民的权力。因此封建统治者极力支持藏传佛教，如元朝封八思巴为国师，明朝封顺义王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于1578年赠予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刺喇嘛”的尊号。这些不同的尊号，充分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藏传佛教的崇尚和青睐。其二，封建统治者维护和确保对整个中国的统治，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及采取的各种措施，在明代中央王朝曾给活佛以优厚的尚赐，又派西藏活佛去蒙古给封建主“讲说劝化”。[1]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都把政治和宗教结合起来，以修建寺院和实行财政补助的方法来支持藏传佛教，对发展和信奉藏传佛教创造了客观条件。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蒙藏民族原有生计方式相同的基础上，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整合，最终形成了一体化，从而蒙藏民族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待人接物、伦理道德等各方面都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以佛教教义为标准，尽量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不断地向善发展。对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蒙藏两个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游牧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单一，生产技术落后。自从元朝统一以后，西藏纳入祖国的版图，蒙藏两个民族相互全方位的不同层次的建立关系，文化交流，形成了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不仅是蒙藏两个民族在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还对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文化的繁荣，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光国，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萨满教的衰落[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5)．

　　[2]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3]黄维忠，从藏传佛教的社会影响及功能看宗教与民族的关系[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1)．

　　[4]嘎尔迪，蒙古早期的医药与蒙藏医药学交流浅述[J]．西北民族研究，1995，(1)．

　　[5]傅千吉，藏族文化的三元一体论[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5)．

　　[6]南文渊，高原藏族生态文化[J]．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