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文学 三、文人佛教文学作品 一 文人的佛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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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文学 三、文人佛教文学作品 一 文人的佛理诗

　　中国历代有许多文人接受佛教思想，有的还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他们归依佛教的目的和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最终对佛教的推崇和宣扬却是一致的。在日常吟诗作对中，他们常常通过诗文来抒情言志，借以表述自己的佛教信仰。

　　文人佛教文学作品最早是在东晋时期出现的。从那时起一直到近代，凡是在文学上做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佛教影响。其中如谢灵运、沈约、杜甫、白居易、王维、柳宗元、苏轼、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代表一代思想和学术水平的杰出人物，他们都写下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

　　他们中有的还吸收了佛经文学和僧人文学的优点，创作了许多哲理深遂，意境优美的诗文，推动了佛教文学的发展。本文现对文人佛教文学作品的概况略作论述：

　　(一)文人的佛理诗

　　在佛教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以诗歌阐释佛理的诗人。其中最早的诗人是谢灵运（385—433），他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创作大量山水诗的诗人。他一生好佛，曾撰有《佛影铭序》，并参与修订《涅槃经》，他的诗受佛理影响很深。谢灵运曾作有《无量寿佛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度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这首诗叙述了佛陀前世为法藏比丘时，发大四十八大愿，拯救苦海众生。热情颂扬了佛陀的悲智切愿。

　　晋代的隐者陶渊明，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住的东林寺很近，与慧远大师来往甚密。他虽然不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诗作中安贫乐道和崇尚自然的风格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他受到佛教影响的痕迹。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如《归园田居·其一》就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诗人返回自然得到自由发自内心的喜悦：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所谓“自然”，诗人认为那是一种状态，是非人为、本来如此、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身本有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

　　陶渊明还有一首至今传颂民间的《饮酒·其五》，更是他求心而非物的写照：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抬头，心与山悠然相会，于是自身便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晚归还林的鸟儿，在诗人的心里无不构成一幅美妙的图画，这种心与境的结合契入无不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而另首《饮酒·其十四》中，更是以方内人的口吻写道：“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我国唐代文人张说，字道济，善于文章，并信奉佛道。能将深奥的佛理融化在诗歌之中。其《江中诵经》诗云：

　　实相归悬解，虚心暗在通。澄江明月内，应是色成空。

　　这首诗当是受到“般若十喻”思想的影响与简文帝的《十空诗》的启示而作的。诗中涉及佛家常用的“虚、实、色、空”等常用语，更是以月做观照，昭示佛理。此外，他在《游龙山胜静寺》末后四句；也是用佛理去作结，而且表现了要用佛教去拯救世俗：

　　世上人何在，时闻心不住。但传无尽灯，可使有情悟。

　　佛教所说的“有情”指一切有情识者，也就是“众生”。他要佛灯永照，使一切众生皆悟，这当然是积极的表现。

　　王维，字摩诘，蒲州人。开元进士，累官至给事中。安禄山入长安，曾受伪职，事平，降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新唐书》说他们兄弟二人均信佛，“食不荤，衣不文彩”。他在《请施庄为寺表》中叙他的母亲信佛，曾“师事大照禅师（即普寂）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静寂”，可见他信佛是有其深厚的家庭根源的。

　　王维善用最常见的字，白描一些山光景色，然后结尾。有时是在句中注入点禅理，使深奥的佛学一下子就好懂了，并且把人引进一个幽静寂乐的世界，使人得到清凉宁静的感觉，如《秋夜独坐》云：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无生在佛教文献上与涅槃同义。学无生也就是学佛达到最高理想。另外他在《过香积寺》云：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迳，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谭曲，安禅制毒龙。

　　他用中间四句写出山寺环境的清幽宁静，最后才以水潭制毒龙联系到学佛，笔墨干净简练，而意象却十分深远。

　　与王维诗风相近的诗人中，常建的创作成就最高。他中进士后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县尉，但大部分时光隐居于终南山和武昌江渚。他写归隐生活的山水田园作品，多孤高幽僻的隐逸格调，造境极富灵慧秀雅和空明寂静。如其《题破山寺后禅院》诗：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诗中作者把心无纤尘的幽远情思，融入万籁俱寂的宁静之中；而清润悠扬的钟磬声，又显出了静中之动，传达出生气远出的缥缈韵味。从而把深山古寺的清幽和山光潭影的空明，写得极为真切，通于微妙至深的禅境。

　　伟大的现实主义爱国诗人杜甫，不仅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杰出诗人，而且对佛教情有独钟。他一生写了许多禅诗，表达自己人生的苦闷和向佛的决心。他的《谒真谛寺禅师》就是写的他对佛教的信仰。诗云：

　　兰若山高处，烟霞嶂几重。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曾多次称“诗是吾家事”，并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在这首诗中，诗人却把“诗歌”称为“妄事”，可以看出，由于来到佛寺，接近禅僧，他的思想产生明显变化，这是他饱经沧桑之后的感悟。他的渴望皈依佛教的感情是真实的，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心灵需要得到休息。

　　柳宗元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又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和进步思想家。他受家庭环境影响，自幼好佛，后来他结交了龙兴寺住持重巽——天台宗的一位高僧，就做了其俗家弟子。而在其长期的被贬黜的生活中，佛教信仰也给他提供了坚定的精神支持，同时丰富了他的生活和创作内容。

　　他曾创作有《禅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等诗歌，诗歌中蕴涵有很深的佛教哲理。如其《禅堂》诗云：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诗的意思是开垦土地，用茅草盖成房子，里面是一片空旷。山花落在寂静的窗户上，里面有忘记一切事非分别的禅客。牵涉到万有无所摄取，观照一切皆空也不必刻意分析。大自然的一切声音都是因缘所生，在喧哗中有着深沉和寂静。

　　这时候的心境达到了万法一如，就象鸟飞一样没有丝毫踪迹。诗中一片至诚清净的意趣，被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好佛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喜好山水，柳宗元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之一便是山水诗和山水记。而他的山水诗特点是描写山水的作品中并不用佛语，而确得禅机。

　　这也正是佛教义理深入到他的内心的结果。如《渔翁》诗：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嗳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是描写渔夫生活的一首诗，大意是渔夫住在山岩下，早晨用竹子来烧清清的湘江水，等到炊烟消失，太阳出来时，已不见人踪，只听到青山绿水间传来的歌声。再回头看江水连着天边，山岩上的白云像是在互相追逐。此诗在描写自由自在的渔夫形象里，体现出物我一如、无所挂碍的心境，这也正是禅的境界。所以后来禅师们常把后两句诗作为参悟的对象。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他关心民生疾苦，曾提出“诗歌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以浅白易懂，哲理深刻而受到历代读者的欢迎。白居易同时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许多诗歌阐释了佛理和他对修持的体验。他的《在家出家》诗云：

　　衣食支吾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这首诗歌表达诗人抛掉俗务，专心修道的情感。他另有一首《病中诗十五首·答闲上人来问因何风疾》诗：

　　一床方丈向阳开，劳动文殊问疾来。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禅天始免风灾。

　　诗中表达了诗人白居易一心向道的决心和信心。他还有一首《戏礼经老僧》：

　　香火一炉灯一盏，白头夜礼佛名经。何年饮著声闻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诗中表达了诗人追求修行较高果位的愿望。

　　元稹也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也喜欢谈禅说道。如：

　　百年都几日，何处苦嚣然。晚岁倦为学，闲心易到禅。病宜多宴坐，贫似少攀缘。自笑无名字，因名自在天。

　　诗中元稹以佛家的那种出世、超脱的思想融入诗歌之中，最后告诉大家佛不在学，禅不在修，只要自己的内心清净了，也就到了禅境。表明的正是禅宗那种不可外求，即心即佛的主旨思想。“无名字”、“自在天”是佛教术语。《维摩经》卷三云：“法无名字，言语道断”，是说佛法不可言说、不落言语。又，佛教认为人乃四大五蕴和合而成的一种假有，并非真实存在，人的名字也只是一种假名。

　　故说“无名字”。“自在天”原是婆罗门教之神，被吸收在佛教中，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这两句是说：正因为认识到“无我”、“佛性”这些佛理，所以进入自由自在的新天地、新境界。

　　元稹还曾在其妻子死后写有不少悼亡诗，其中尤以《离思五首·其四》最为著名：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诗的语言浅易，格调轻快，而又低回缱绻，一往情深。抒发了诗人的哀思和怀念，读来尤觉哀伤，动人肺腑，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和对生死无常的感悟。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开成进士，曾任县尉，秘书郎，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谈及这位著名的诗人，在《宋高僧传》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中说到他“久慕（知）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并在他卧病时，向知玄的弟子僧澈表示：“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诀别知玄”。在李商隐的诗集里有关于知玄与僧澈的诗。《别知玄法师》云：

　　玄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

　　从“玄鬓无端怨别离”来看，义山认识知玄必然比较早，因为头发还是好的。

　　末两句用的杨朱哭歧的故事，东西南北均有歧路，人生不知何从，所以杨朱在交叉道上哭，这里用来比喻知玄对李商隐指示了一条人生应走的道路。他还有道《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云：

　　知访寒梅过野塘，久留金勒为回肠，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炉更换香，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维摩一室虽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场。

　　从中我们可见他还从惠祥上人听过法，而诗的末两句是李商隐研读《维摩诘经》的体会，由此可看出他佛学造诣颇深。

　　王安石，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晚年居金陵，屏除人事学佛，甚至苏东坡见到他时，也边诵诗边谈佛。他在诗、词、文上均有极高造诣。他有两首《即事》诗：

　　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

　　诗里用了《金刚经》里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五灯会元》也有慧可求达摩安心的故事，慧可说：请师为我安心。达摩说：你把心拿来。很久慧可才说：寻找它却反而不见了。达摩于是说：那么我已经给你安好心了。此两首诗里王安石把“心”比做飘忽不定的云，并用云的来去，舒卷自如形象地描绘“心”不可觅。

　　宋代文学家苏轼与僧人往来最为密切，历史上流传有许多关于苏轼与禅僧吟诗唱和的佳话。苏轼一生中创作了大量富含佛教人生哲理的诗词，如他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君知否？路人长困蹇驴嘶。

　　这首诗是苏轼奉和子由（苏辙）的诗歌而作。嘉裕元年苏轼和子由一起赴京应试经过渑池一寺院，与老僧奉闲和尚言谈甚欢，苏辙作了一首《怀渑池寄子瞻兄》题于旧墙壁上。几年后，苏轼故地重游，老僧已死，墙上诗句已不见踪影，诗人由此感叹人生聚散无常，就象鸿雁在雪上留下的爪印一样，雪干之后便什么也没有了。

　　南宋四大家之一的诗人范成大，在诗集里有关佛教作品较多：如《北山堂开炉夜坐》：

　　困眠醒坐一念多，竹洞无关断客过，贪向炉中煨榾柮，懒从掌上看菴摩。闲无杂念惟诗在，老不甘心奈镜何，八万四千安乐法，元无秘密可伽陀。

　　榾柮就是断木头。菴苍摩即菴摩罗果，印度一种药用果。“懒从掌上看菴摩”，是描述自己万事不管。八万四千为印度常用语，表示众多，伽陀乃偈子之译音。

　　末联说，使人身心安乐的法门多得不计其数，但可没有什么秘密方法可以用偈子把它简单地概括起来。通篇充满了佛语佛理，说明他在佛学方面用过很大功夫。

　　与此相类的诗又如《题请息斋六言十首·其八》云：

　　冷暖旧雨今雨，是非一波万波，壁下禅枯达摩，室中病着维摩。

　　宋代严羽（1197—1241）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他曾写有文学理论专著《沧浪诗话》。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他把对诗的领悟比作禅师参禅，真实而贴切地道出了禅与诗的密切关系。此外，他还写有一首《访益上人兰若》：

　　独寻青莲宇，行过白沙滩。一径入松雪，数峰生暮寒。山僧喜客至，林阁供人看。吟罢拂衣去，钟声云外残。

　　这首诗写诗人独去寻寺访僧，那泛着寒光的沙滩，随着脚步而形成的雪野小路，茫茫的松林，重叠的群峰，构出一幅清峭的画面。山僧喜客至，故有指点林阁之事，诗人喜寺院幽静，故有吟诗相酬之事。末写云外钟声，袅袅不绝，与这幅画面既相和谐，又使得个中情事有余不尽。

　　清代著名的文学家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更名巩祚，又号羽山民，浙江杭州人。亦喜读佛书好以禅理为诗文，四十二岁时，龚自珍接触了天台宗的书，并转而喜好天台宗。天台教理更能满足他对佛教形而上的探求。他四处搜求天台宗的书籍，诗中也多次提到天台宗，如“我说天台三字偈”、“重礼天台七卷经”。

　　他说：“自达摩至惠能，有出于吾天台宗之外者欤？”因而他又自号“天台裔人”，居室称“礼龙树斋”。此外他还有许多赞天台宗的诗，如：

　　吟罢江山气不尽，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闭阁无言说，重温天台七卷经。

　　天台七卷经即指的《法华经》。《法华经》七卷，是天台宗崇奉的主要经典。

　　他把自己修的佛阁关闭起来，重新再向《法华经》顶礼，说明了他的佛教信仰。

　　龚自珍对佛学的信受和奉持，给他的社会观、人生观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内容，也是他用来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是他挣脱传统思想束缚、要求变法革新的精神法宝之一。在他一首名为《题梵册》的诗里，他大胆地贬抑儒教，推崇佛教，向儒家的正统地位发出挑战：“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即以文章论，亦是九流师。释迦谥文佛，渊渊劳我思。”即他认为儒家本来就是九流之一，没有什么可高贵的，而佛学却能囊括九流，可以为九流师。他还自称他已证得“法华三昧”（学法华宗佛学所能达到的高境界）：

　　狂禅辟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

　　狂禅指禅宗习禅走入妄境者。第一句说他批评了狂禅，一心顶礼天台。第二句批评狂禅忘我好似从琉璃屏上掉臂回来了。瓶经，谓以瓶煮水，水响有如笙簧。

　　正是在瓶水里面响着笙簧似的乐音，屋外有着花影的月夜，他悟得“法华三昧”，否则就辜负了鸠摩罗什把《法华经》译出。诗后小注云：丁酉（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夜不寐，闻茶沸声，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证“法华三昧”。诗中，龚自珍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内心的惊喜溢于言表，故特地写下了这样的内心感受。

　　也正是凭着佛教的因缘与慧根，龚自珍在他的后半生中，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的法门，也为他的情感找到了理论依据，终使他从常人难以排解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恢复了内心的平静。

　　宋士元，字文伯,生于清初顺治六年(1649),卒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是清代的学者，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佛教信徒。他写了许多阐释佛理的诗歌，其诗以通俗明快、哲理深刻而受到历代信徒的喜爱，其《修身咏》便是其中哲理深刻的劝喻诗。诗云：

　　心田种德急修持，生死无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弹指过，为人能有几多时。

　　个个闻知有死生，既知何不早权衡？堂堂大路无人走，开眼明明入火坑。

　　幸读诗书被化新，幸生中土作良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药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医是病生时。

　　这首诗歌从把握短暂的人生、早为人生作筹划、应向今生度此身、以养心而益身四个方面来劝化大众要知道轮回苦海的痛楚，同时要把握短暂的人生，精进向上，以使自己在今生得以度化，从而自己把握人生，过好当下的人生。

　　在诗歌中蕴涵佛理的文人诗歌不可胜数，仅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位文人的佛理诗歌中，我们就会感觉到佛理诗歌对读者的教化作用。作为一种弘法方式，文人佛理诗歌以其形象性和通俗性受到了历代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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