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教育宗旨与内容初探(张捷)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与内容初探(张捷)

　　东北师大学报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 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 已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与此同时, 佛教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但对佛教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探讨, 至今在教育史学界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就唐代佛教教育的宗旨、内容, 及其对唐代政治、科学文化、世俗教育的影响谈几点看法。

　　一、“ 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

　　“成佛”乃是佛教教育的基本宗旨, 也是佛教徒们宗教修行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但人能不能成佛, 哪些人能成佛，成佛是在当世, 还是在遥远的将来，这就成为佛教教育的中心问题, 即佛性说所要解决的内容。佛教在唐代出现的不同宗派都论证了在客观世界的背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一切具体的存在都是它的显现或由它派生的。这个绝对的本体, 称为“佛性”,也称为“佛界”。“界”有“因”, 即质因、因素的意义。佛教各宗都属大乘佛教, 认为众生均有成佛的因素, 成佛的可能, 即众生都可以成就佛果。佛教各宗正是通过对“佛性说”的阐发, 从理论上为“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寻找到了依据。

　　天台宗的佛性说充分肯定了人人都有佛性。其中兴人物湛然竭力宣传“无情有性”说,认为一切事物是佛性的具体体现, 变化的事物又分有情众生与无情之物, 佛性寓一切事物之中。天台宗还强调佛性是先天的, 有善、恶之分, 修习的行为也有善恶之别。天台宗的佛性说不仅肯定了人人有佛性, 而且创造性地阐发了“佛性”有善恶之分, 注重教育佛徒修善止恶, 修身成佛, 显示与证明了佛教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华严宗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提出“顿悟成佛”的主张。一般人之所以不能觉知常住清净的佛性, 是因为被世间的所谓妄相所翳的缘故。只要破除妄相, 接受佛教的宗教世界观, 佛性就显现在眼前。所以, 人的思想一旦觉悟, “离妄觉真”, 虽不脱离尘世, 同样可以成佛。华严宗的佛性说指明了一条身不离现实世界, 而能从精神上进入天国的道路。这就扩大了修习范围, 加强了精神修养, 对社会上的每一成员都有强大的引力, 使佛教教育对象骤增。

　　禅宗南宗的佛性说, 更进一步阐述了佛性是人人具有的, 佛性就是人的本性。既然佛性人人具有, 为什么又有佛与众生之别呢？众生成佛的途径又在哪里？慧能认为, 佛与众生之别就在于对自性的“悟”与“迷”,“自性若悟, 众生是佛；自性若迷, 佛是众生。” 从“迷”, 到“悟”就是成佛的过程,“若识本性, 一悟即至佛地”,“一闻言下便悟, 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慧能的“顿悟成佛”,“见性成佛”之说, 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理论。慧能还认为, 人有了这种内心的神秘觉悟, 无论处于何种环境, 都可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为此一切外在的宗教形式都是不必要的。这使佛教教育由注重外在教理的说教而转向内心世界的开示, 教育目标由神化的形象具体到现实中的人, 进一步促使佛教教育面向众生, 打破了佛教的传统, 充满民俗特色；但其迷信成分也越来越重。慧能后, 禅宗不断分化, 佛性说也不断发展, 更突出地体现了佛教教育面向现实, 为现实服务的特点, 教育宗旨更加明确, 成佛的途径也更加广泛。

　　唐代佛教各宗之所以提出“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 在于教育作为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 它是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也就是说, 一定社会的教育要反映一定社会的现实需要, 否则它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甚至无法存在。任何一种教育宗旨的产生与存在都是如此, 佛教教育宗旨亦不例外。唐代佛教各宗正是基于满足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苦难, 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 在精神上给人民以寄托，又适应了统治者利用佛教达到精神上控制人民的目的, 创造性地对教育宗旨的理论基础——佛性说进行了阐发, 提出了“人人能成佛”的教育宗旨。由于佛教教育具有超传统教育的广泛社会性, 从而扩大了佛教教育的影响, 这有利于唐代政治的安定, 人心向善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这就是以“佛性”为基点的佛教教育的客观积极意义所在。但也要清楚地看到, 佛教教育宗旨确立的基点——佛性说, 即关于人有没有佛性, 人能否成佛的问题, 其本身是荒谬的。无论是现世, 还是来世能成佛，部分人有佛性或人人有佛性, 都是不现实的说教。因为要想在佛国乐土中享受自由、平等、幸福, 在彼岸世界里获取一切, 那是永远达不到的。因此说, “人人能成佛”的佛教教育宗旨是唯心主义的。

　　二、以教义宣传为主的教育内容

　　佛教教育的宗旨为培养僧徒确定了方向, 明确了教育对象在佛教教理、宗教修养、行为训练诸方面的要求。但要保证教育宗旨的实现, 则有赖于教育内容的选择。佛教教育自传入至唐, 一直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其内容不外乎是宗教教义的宣传, 借以向僧众灌输佛教的人生观与道德观, 为配合传教的需要, 还向僧众传授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唐代佛教教育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体现了时代的特色。

　　（一）宣传佛教教义

　　佛教教义的宣传乃是佛教教育的基本内容。佛教教义可总称为“三藏”, 即包括经、律、论三部分。经就是佛教经典；律就是佛教的戒律、轨范；论则为对经典的注疏及对某些义理的阐述与发挥。印度佛教的整个学说只解决一个问题, 即最后的解脱, 因而佛教学说也可称“解脱论”。这种“解脱论”包括两部分, 一因二果, 这在释迦时代即已确定, 两千年来, 佛徒们为论述这种“因”, 与“果”, 写下了数千卷书。唐代佛教学者从现实社会中搜集片断资料, 并根据现实需要, 对上述早巳确定的学说加以证明并构成学说体系。唐代佛教各宗均依经而论, 阐发其思想, 宣扬其学说, 标本宗义, 自立法门。

　　天台宗诵《法华经》。中兴人物湛然“至是始以处士传道, 学者悦随, 如群流之趣于太川也。”“当大兵大饥之际, 揭历法流学徒愈繁”,“盖受业身通者, 三十有九僧, 缙绅先生, 高位崇名, 屈体承教者, 又数十人, 师严道尊遐迩归仁。”（《宋高僧传·卷六·湛然传》）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木。四祖澄观“春秋七十余, 传法者一百许人, 余堪讲者千数”。（《宋高僧传·卷五·澄观传》）

　　禅宗在五祖弘忍前以《金刚般若经》为本。六祖慧能时曾于曹溪“大梵寺讲堂为众说法, 僧尼道俗集者千余人, 门人法海编录其法语, 又加入后来法语, 即世所行《法宝坛经》。”（《中国佛教·二·慧能》）此经由其弟子神会改编而成传宗典据, 慧能弟子众多, 他们得法后, 各为一家。

　　译经大师玄奘所创唯识宗传法相唯识、俱舍、因明等学。其门人较多, 著名的有神昉、嘉尚、普光、窥基, 称玄门四神足。尤窥基17岁得玄奘指导而出家, 常侍左右, 25岁参加译场,勤于著述, 有“百部疏主”之称。窥基、圆测、神昉、嘉尚、普光为法相之名宿；普光、法宝、神泰则称俱舍三大家；窥基、神泰又以因明学见称。

　　唐代佛教各宗的教育是以教义宣传为其主要内容, 在教义宣传中, 各宗都培养了大批有学问的高僧, 不仅促进了佛教教育本身的发展, 而且促进了哲学等领域的扩大, 如因明学的研究, 就是对逻辑学的贡献。教义的宣传, 使因果报应论盛行于民间。由于佛教教义是围绕唯心主义的思想而展开的, 因而它对受教者在精神上具有麻痹、腐蚀作用。

　　（二）宣传宗教人生观

　　佛教教育通过教义的宣传, 向受教者灌输宗教人生观。佛教的人生观是佛教徒的一般社会生活条件和特殊宗教生活需要的一种主观反映。这种人生观一旦形成, 便具有相对独立性,能支配僧侣的行动, 影响周围的群众。唐以来, 佛教走向中国化, 其人生观则认为人可以不脱俗、不禅定, 即世而出世。但人生观的基本点是不变的, 即希冀来世达到解脱的来世主义人生观。其核心内容是因果报应, 生死轮回之说。

　　人生观教育是佛教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这种人生观的教育, 使佛徒们建立坚定的宗教信仰, 把佛说致为真理而服膺, 把释迦视为真理的化身、唯一的真神来膜拜。这种人生观教育, 从精神上俘获了民众, 麻痹了人民的斗志, 使他们易安于现状, 安于唐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这是宗教人生观教育的消极作用。但这种人生观教育要人们寄希望于未来, 认为今世的善行, 在来世则会得到好报, 即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因而在生活中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以求成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会人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

　　（三）宣传宗教道德观

　　人们确定了人生观, 也就从根本方向和态度上决定了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佛教要解决人生问题, 就不能不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 从而便产生了佛教的道德观, 即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 以及出家人与在家人应遵守什么样的戒律。佛教道德观是以般若为先导, 以利他为基础, 以慈悲为根本。从利他主义出发, 主张怨亲平等, 无分亲疏, 利乐一切众生,救济一切众生。这就是佛教道德观最根本的内容。但佛教的道德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一定社会历史、生活条件的产物。印度佛教道德观认为只有把人世间一切世俗关系勘破, 修身利他, 慈悲为怀, 才能免于轮回之苦, 修成佛果。这种道德观必与中国传统的孝亲观相冲突, 这就迫使佛教必须面对中国固有的儒家孝亲观, 自觉与不自觉地经常协调彼此间的关系, 并在一定范围内接受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教道德观竭力宣扬佛尊父母的教义与儒家的“孝”观同一, 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同一, 认为“孝”是成佛的根本, 也是基本的道德。佛、儒道德观的相互渗透, 在唐代达到极点。

　　佛教道德观的基本原则, 是以慈悲为怀, 即其反复宣传的慈心、慈行、悲心、悲行。而“五戒, 与“十善业”则为佛教道德的实践活动。“五戒”重于身业,“十善业”重于口业与意业, 而身语的行为受意业控制。这种道德实践, 目的是以正见转变邪见, 以智慧转变无明, 以十善业转变十恶业, 最终达到意业清净、语业清净、身业清净。这种道德说教是佛教教育的中心内容。它主要是通过教义的宣传, 并利用雕刻、壁画、说经故事、变文、传记等多种形式向受教者进行灌输。

　　佛教宣扬这种道德观, 无非使受教者更信服佛教。它主张怨亲平等, 无分亲疏, 这种混淆阶级差别, 不分敌我的思想是具有毒害作用的, 必须加以批判。但佛教的道德观主张利他,慈悲为本, 却有利于团结互助, 世上太平, 也有利于佛徒们修善止恶, 有助于唐代社会风气的净化, 含有一定的积极因素。

　　（四）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中世纪, 由于科学还不具有摧毁神学统治的力量, 宗教便控制了科学, 使之成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佛教也不例外地利用包含有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方术来吸引群众, 方术的掌握与传播成为传教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随着佛教的发展, 历史的前进, 唐时佛教界就涌现了一大批在医药、天文等方面做出贡献的高僧, 以鉴真与一行最为突出。

　　东渡日本, 首创日本律宗的高僧鉴真大师,“通医学, 精于本草, 被日本医药界遵奉为始祖。据日本史籍记载, 当时日本人对于药物有不了解的, 请鉴真加以辨正, 鉴真以鼻别之, 无一错误。这是鉴真留在日本医学上的宝贵遗产。”（《中国佛教·二·鉴真》）鉴真之所以能在医药方面做出贡献, 同他在寺院中所受佛教教育分不开的。他在长安时, 研习印度学术“五明学”：（一）声明, 即研究语音、音韵、文字之学；（二）工巧明, 即研究历算、工艺技术之学；（三）医方明, 即研究医理、方剂、药物之学；（四）因明, 即研究逻辑、思辨之学；（五）内明,即研究佛教宗旨之学。这五种学识乃是佛教教育中传习的重要内容。鉴真生长在医药业发达的扬州, 到长安后, 又正是《本草经》刚刚颁布之时, 因此促进了鉴真对医药学的研究,使之熟谙医药之学。鉴真在长安游学时, 对东西两京建筑风格迥异的名刹大寺、雕塑、绘画等曾进行过潜心研究, 使他成为学识渊博的律学大师。他还把其渊博的学识, 也包括他精湛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再传给他的弟子们。他无论在扬州传教, 还是在日本, 先后营建了不少寺院僧舍, 绘制了大量佛教壁画。日本大阪的唐招提寺的佛殿、讲堂、文殊堂、不动堂、地藏堂、影堂、开山堂、藏经楼、钟鼓楼及各堂的佛像, 都是鉴真及其弟子们亲自设计建造的, 体现了长安寺院的风格。随他到日本的弟子, 思托、如宝、法力等人都精于建筑。这是他们在长期寺院生活中, 耳濡目染地身受鉴真大师教习的结果。唐招提寺的建造成为日本佛教艺术的范例, 在建筑史上留下了佳话, 成为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唐玄宗时, 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在历算学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佛教教育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他在20岁左右就已博览经史, 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 曾在几天之内写成《大衍图》和《义诀》各一卷。后遇普寂禅师弘扬禅要, 落发出家。“出家后, 得普寂的许可, 四出参访”,“不远数千里, 至天台山国清寺, 闻院中僧于庭布算, 稽首请法, 尽授其术。”（《大正大藏经·神僧传·卷九》）也就是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一位隐名大德学习算学, 从此声名大振。一行应唐玄宗之请在开元十五年完成了《大衍历》的制订。《大衍历》内容系统, 结构较合理, 逻辑较严密, 因此，明末前, 一直沿用此历, 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一行又在公元723年制造了黄道游仪,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天仪器。公元724年, 一行在全国24个地方用圭表测量日影于一时间在各地的投影差数, 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长度的最早记录。一行和尚为中国天文学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由于唐代佛教教育内容的丰富, 既具有较深的哲理, 又具有当时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 因而不仅培养了佛教徒, 广泛吸引了民众, 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促进了唐代文化、艺术和科学的繁荣。

　　三、对唐代政治、科学文化、世俗教育的影响

　　唐代佛教各宗虽在具体说经、弘法的教育活动中, 各有千秋, 但在宣扬修习可以“成佛”这一根本宗旨上是一致的, 并都以教义宣传为主, 用传授自然知识为手段, 向受教育者灌输宗教人生观与道德观为核心内容。可以确认, 佛教教育发展至唐, 达到了顶峰,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成为唐代上层建筑的构成元素。它为获得生存、发展, 不得不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相适应, 为世俗思想所制约；同时佛教教育又以其特色影响着唐代政治的安定及科学文化和世俗教育的发展。

　　首先, 佛教教育具有超传统教育的广泛社会性。它通过宣教, 在精神、情感、严谨的哲理上吸引了广大民众, 信佛、拜佛之风盛行。佛教教育的教义宣传, 直接或问接地麻痹了人民的革命斗志, 使他们逃避现实, 放弃斗争, 维护了唐王朝的统治, 有利于唐代社会的安定。这是佛教教育对唐王朝政治影响的体现。也正是由于佛教教育有这种特殊功能, 所以唐代各帝王基本上都采用了唐初制订的三教兼用的政策。唐时众多的有名高僧也一反释迦佛祖提出的“不应参予世事”, 而好结权贵, 直投朝廷, 以求“ 国士” 的保护, 并且和尚兼国师, 达到了弘法利丰的目的。禅宗的出现, 更突出了佛教教育从现实出发, 为现实服务的特点。佛教教育还作为一种特殊的桥梁, 沟通了唐王朝与少数民族，以及日本、朝鲜、东南亚、西亚诸国的联系, 对维护唐王朝的政治安定, 扩大政治影响, 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

　　其次, 佛教教育对唐代科学、文学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教教育为掩盖其教义的蒙昧主义、歪曲现实的说教, 不得不在宣传手段上强迫科学、文学艺术为宗教服务。佛教教育的发展, 客观上刺激了唐王朝文学艺术的兴盛。如唐初, 佛教教育以俗讲为主, 出现典丽辉煌的经变画；中唐后, 佛教寺院中多以经变文学为主进行宣教, 从而小说、戏曲由此发展。唐王朝还曾出现了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建筑、雕刻、绘画等具有佛教艺术特色, 又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此外佛教教育对唐当时文风纤摩的传统和烦琐经义注疏之风, 影响也很大。佛教教育的发展, 还促进了唐朝医药学、天文学、建筑、印刷术等自然科学走向繁荣, 并促进了唐王朝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第三, 佛教教育对唐宋世俗教育的影响莫过于对书院及理学的影响。唐末宋初, 读书人多学佛家穷居草野, 择胜地立私学。并在讲学方式及组织管理上借鉴于佛教教育。书院的建立与发展, 正是宋初儒者为抗击佛教势力的扩展, 为扩大儒学阵地而设。佛教教育经唐武宗灭佛后, 各宗皆流于禅, 入宋后, 禅宗也衰弱了。但佛教教育思想并没有消亡, 而是广渗于宋明的统治思想——理学之中, 为自己的活动开辟了更广泛的领域。因而唐宋以后的思想家不得不出入于佛老, 无论是程宋理学, 还是陆王心学, 在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都处处可见佛教教育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