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读明旸法师《佛法概要》有感——兼怀明旸法师生西两周年纪念(俞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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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期刊文章选读：读明旸法师《佛法概要》有感——兼怀明旸法师生西两周年纪念(俞朝卿)

 　　读明旸法师《佛法概要》有感——兼怀明旸法师生西两周年纪念

　　俞朝卿

　　演教弘宗愿力深，高山流水有知音。

　　著经留作将来眼，福慧双修万古箴。

　　本人初诵明旸法师大作《佛法概要》后，深感以此诗回敬明师其人其作，亦非常贴切。故引录如上。明师在1991年10月《佛法概要》台湾新修正版‘序言诗’有云：“‘概论(要)’宣扬圣贤理，要章演畅慈悲声。新篇遗教师尊训，版面嘉言脑际萦”。这里告诉我们，《概要》所作，乃直接秉承先师圆瑛大师遗训而来，‘版面嘉言’即序页特刊之圆老原题词：“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当知……”。鉴于《圆瑛法汇》卷帙浩瀚，一般人难窥全豹，遂想撰一综合性通俗化专著，以作深学《法汇》之入门书。故有明师《佛法概要》献于佛界圣贤和众生。十年磨一书，洋洋百万言。内容宏富，形式多样。有史、有论、有叙。特别对印、中佛教十大声闻、五大菩萨等的生平事迹和修学法门等，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各宗义理，也一一平等述说，以示圆融无碍。台湾、香港修正重印版，专写了第八册，本文主要就学习《概要》第八册之内容，谈三点体会。

　　一、爱国爱教　佛界楷模

　　爱国爱教，是我国佛教界的优秀历史传统之一。明旸大师秉承其恩师圆瑛大师之衣钵，继续发扬这一宝贵传统于不同历史时期。且能与时俱进，呈现其独有特点。约言之，可称历史久长，气宇轩昂，遂为佛界楷模。

　　先说历史久长。明旸法师刚到22岁(1937年)的青年期，即随爱国老僧圆瑛大师，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先后两次赴南洋、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募捐赈灾”。在“七七”事变后，全力协助圆老组织“江、浙、沪佛教青年僧侣救护队”。“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战场，冒着敌人的枪炮(火)，抢救伤员。明旸法师(时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长圆瑛老的秘书兼总联络)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僧侣救护队救护的伤员计有8273名，被当时上海报纸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赞为“战神之敌”。1949年，正当上海解放前夕，南洋佛教界的师友，曾纷纷多次函电邀约圆老和明师去南洋。甚至拟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各造一座圆明讲堂，以供大师择处弘法。此时圆老和明师一致认为“我们是中国僧人，应热爱自己的祖国，要立足于中国，高树法幢，广作佛事”。这才对得起“中国佛教的历代祖师和数十万佛教徒”，就此而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诚意邀请。这只是略举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两个历史时期明师爱国爱教之重要表现。至于建国后半个多世纪内，明暘法师作为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佛教协会负责人，其爱国爱教业绩，只要稍事关注一下报刊传媒，国人均会留下鲜明、深刻之印象。因此，明老以87岁高龄西归，其弘法一生，同时也是爱国一生。

　　二、践行人间佛教　自觉适应(服务)社会

　　在全国解放后，他能‘与时俱进’，日益自觉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是弘扬‘入世’精神，着力福慧双修，以人生价值观感化育人。

　　《佛法概要》第一、二章，就是专论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及其基本内容的。他在回答学佛从何处下手，怎样才能成佛的问题时说：“唯有修福修慧，积极利他，‘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功行圆满，才能成佛”。在强调福慧双修时解释：“修福即是——要求在人的本位上从事有益的事业，促进人类的幸福、社会进步、国家繁荣。”“修慧即是学习，增长知识，尊重知识。佛者，觉也。即具有高度觉悟、高度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还说“学佛要先学做人。成佛的基础在于人格的完成(善)，必须对自己严格要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待人接物而无执着，随缘而遇，随遇而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做到)社会上和睦共处”等等。明师就是这样通俗生动而又实际地把学佛、做人、待人、利他、修身、成佛等等圆融无碍地贯通起来，把世间与出世间统一起来，所以他还特地引《华严经》论证说：“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的，引圆瑛老诗云“梧桐叶落始知秋，佛法休抛世法求，消息不须旁处觅，直于落处(按即住世所在)见根由”。显然，以上所引诸说，与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四有”新人和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明法师精心于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自然流露，是自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深刻体现。

　　其次，是珍爱民族传统文化，热心重教兴学。

　　由于明旸法师出生书香门第(父为律师，母任校长)，又加自身终身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因而，他有着比较系统、全面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割断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门”，“发掘整理研究宗教文化遗产，汲取其中一些有价值的精华，无疑可以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他还讲到佛教“五戒”与社会伦理道德、国家法律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认为“五戒”有一般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共产主义道德有某些相通之处。——“宗教伦理道德观念的合理成份，对于信教群众守纪律、讲道德，能起辅助作用”。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宗教也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一位高僧大德，有这样的认识，实为一种难能可贵之远见卓识！毋怪乎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明师西归时《唁电》中称其“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党的“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

　　明师珍视我国传统文化，还表现在重教兴学，培养接班人。早在1945年，明师时届而立之年，即倾力协助圆瑛老，创办楞严专宗学院于上海圆明讲堂，明师任该院教务长。1948年又协助圆老办圆明佛学院。全国解放后，先后任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上海佛学院的院长。数十年来，为佛教事业的后继有人而呕心沥血，俨然是位杰出的僧伽教育家。他在《灵岩山分院十周年纪念》抒怀诗中有云：“教育僧才成大器，栽培佛子沐恩光。满园桃李花怒放，千年学府万年长”。这就是他办学的壮志豪情！

　　第三，明师珍视我国传统文化，生前十分喜好古典诗词、书法艺术。仅10多年前出版之《佛法概要》中，就一起收录了他80多首古体诗。1983年为纪念其先师圆瑛老圆寂30周年，明师特写《咏“楞严经”经名题诗》，一下吟成6首。1989年10月，曾为《上海龙华寺诸殿阁赞诗》一口气吟出了9首。明师还爱好中华书法。1991年国内版《佛法概要》中略收其书作近10幅。不仅表明诗、书一体之中华传统或中国功夫，益见明师自成一体之禅风道骨。人云：“代代文人通佛、道”。 “高僧大德谙诗书”。而明师正如此。

　　三、放眼世界，为持久和平而奋斗

　　如果说，赵朴老生前又一个功勋卓著的利生事业，是以中国佛教协会的名义，发起开辟中、日、韩佛教黄金纽带，并积极进行多种联谊活动。对促进三国人民间友谊发展和文化交流活动，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对促进和保持东亚和平，起着历史性的作用。明旸法师在1976年后，先后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政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会长等主要职务，成了赵朴老从事中国佛教内外重要活动的左膀右臂。明师在《敬祝赵朴初会长八秩晋四寿庆》贺诗中曾有云：“学富五车为祖国，经通三藏渡迷津。老年犹作利生事，永留青史耀古今”。既以此颂仰朴老，其实他自身亦法此律已。明旸法师曾七次东渡日本，或率团、或参与。东京、长崎等许多地方和寺院，都留有明师的足迹和墨迹。作为和平使者，他为沟通中日友谊，密切民间往来，联通一衣带水，作出了重要贡献。有次访日曾作诗云：“中日佛子心连心，正法弘扬格外亲。源远流长怀古德，共同携手往来频”。30年来中日友好发展的历史，验 证了“诗记其事，事在诗中”。

　　人们熟知佛教界与日、韩、东南亚等地的国际交往，已有千余年历史。因而其继承性和某种程度上的恢复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佛教文化之向西方传播，虽有太虚大师早开其端，但不久却因种种缘由而陷于停滞、消寂。明师生前居然也有七次访美活动。这种客观上带有弘扬佛教文化和平使命的“西方行”，独具历史的开创性。以美国在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其基督教的主流文化之特征，这种赴美的参访交流，带有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世界历史影响。如1987年，明法师率“中国佛教僧伽法务团”70多名僧人，前往美国万佛城，举行为期七天的水陆空大法会，在该处设置了七个不同的坛场，参加法会的有美、日、加、新、马、菲、港、台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人。这是中国佛教对外传播史上一次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宗教活动。法会旨在超度有史以来死于天灾人祸的全球所有亡灵，祈祷世界和平。坛场内外，人们对中国大陆的佛教人才、梵呗法器等各方面，均赞不绝口。这是一次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大盛会，也是东、西文化的大交流会。法会真正做到了“了解他人，宣传自己，扩大影响，加强友好”。这是以明旸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法务团载入史册的和平友好活动。实是功德无量，影响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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