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近代高僧常惺法师(范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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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期刊文章选读：近代高僧常惺法师(范观澜)

 　　近代高僧常惺法师

　　范观澜

　　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常惺法师既精习华严、天台、唯识，又研修禅、律、密乘，是一位各宗兼通的佛学大师。常惺二十八岁时，在中国佛教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大辩论，他发表《大乘起信论料简驳义》一文，力排众议，独树一帜，一鸣惊人，平息了论辩的轩然大波，在佛教界影响颇大。

　　常惺法师在近代僧教育史上与称为“中国佛教之救星”的太虚大师齐名。他曾先后掌管法界学院教务於常熟兴福寺，创办安徽佛教学校于安庆迎江寺，两度主持闽南佛学院于厦门南普陀寺，担任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长，讲学于京城诸学府，住持泰州光孝寺期间又创办了光孝寺佛学研究社，弟子满天下，其中成为当代一方化主者颇不乏人。在他担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期间，正确处理革新、保守两派之间矛盾，且领导中国佛教抗战僧侣救护队，办理收容所、佛教医院及僧侣掩埋队，功勋卓著。

　　常惺法师虽因积劳成疾，盛年早逝。但他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有其重大影响并列为民国著名高僧。当今华人佛教界常常举办纪念会，缅怀研究这位中国佛教高僧。

　　一、聪颖过人 各宗兼通

　　常惺(1896-1939)俗姓朱，法名寂祥，字常惺，嗣法于泰州光孝寺培安和尚，法名优祥，自署雉水沙门，清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生于江苏如皋。幼年丧父，赖母亲贤淑，抚养教育，为其启蒙。他自幼聪颖过人，塾师授以《大学》、《中庸》，忆诵不忘。性格沉静，年幼就常常合掌学出家人礼佛模样。母奇之，以儿子必将为出世丈夫，遂遍访名师，以期教以出世之法。适有本邑福成寺自诚长老，禅律兼畅，母亲求法师收儿子为徒出家剃度。自诚长老慧眼识才，但并未让他随即落发易服，而是先培养其读书。常惺为学勤奋，考试每每名列前茅。1912年(常惺17岁)，毕业于本县省立师范学校。

　　1914年，华严学者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于上海哈同花园，各省青年学僧闻风云集，常惺亦负笈上海，考入华严大学就读。此时常惺尽管尚未易服，但月霞法师看到常惺虽年轻，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极为器重。后来华严大学又迁到杭州海潮寺，常惺在沪、杭两地求学，对月霞老拳拳服应，且于华严一宗教义已有相当造诣。1916年秋常惺成为华严大学首届毕业生，他正式落发后到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

　　在宝华山隆昌寺，常惺对《五篇七聚》狠下了一番功夫研钻，于律学也有了造诣。受戒后，常惺作为比丘感到唯有依止丛林，亲近大善知识，学问道德才能有所成就。于是便到当时被称为江南四大丛林之一的常州天宁寺禅堂参禅，体验近代丛林生活，学习其规矩制度。

　　1917年天台宗耆宿谛闲法师创办观宗学社于宁波观宗寺，专弘天台教义。时谛闲法师德高望重，名士学者如蒋维乔、徐蔚如、黄幼希、江味农、洪巢林都皈依他，很有号召能力。常惺以华严、天台两宗教义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特色，他认为既学习了华严五教，必修学天台四教，于弘法才能应付裕如。谛闲法师的观宗学社对外招生，学生分正预两科，各二十人，常惺被选入正科。他在观宗学社二年，学习成绩常名列前茅，谛老很器重他，时同学知名的有倓虚、仁山、显荫、宝静、禅定、净玉等。据倓虚法师口述，大光笔记的《影尘回忆录》记载，1918年学期考试常惺法师名列第一。当时观宗学社人才济济，常惺的学习优秀可以想见。

　　二、著述超人 平定风波

　　常惺法师一生中著作颇多，由于思想新颖，于因明、圆觉、起信都有独到的见解。曾著《 圆觉经讲义》、《佛学概论》、《大乘起信论讲要》、《因明入正理论要解》等书。他还主编过《佛学评论》杂志，在《海潮音》上发表过《僧界救亡的新建议》、《今日佛教中各种无可如何之现象》、《护产与护法》等文章。他的《佛学概论》一书题材新颖、内容充实，标题也颇为别致，为佛教界所重视。1923年，中国佛教学术界掀起一场《大乘起信论》真伪的论辩。最初因日本佛教学者望月信亨著《大乘起信论研究》一书，洋洋五十万言，以考证方法论证《大乘起信论》非印度马鸣菩萨造、真谛三藏译，而为中国古代佛学者所伪造。《起信论》是中国佛教通用的论典，今遭非议，实有动摇根本的威胁。且此时国内有些著名学者也附和日本学者的观点，如梁启超等。一时间中国佛教界掀起一场大辩论，褒贬不一。

　　常惺法师参与这场大辩论时年仅二十八岁，但他英年妙悟，有着宗教兼通的底蕴。此时他正在安徽佛教学校担任校长，在沸沸扬扬的论辩中，他发表了一篇《大乘起信论料简驳议》，对一些名流学者的言论进行辩驳。他提出了“三义”(三个论点)加以破斥：一，破真如常一义。二，破真如为实物能生一切法义。三，破真如无为无用不能熏习义。所列陈义极高，非于佛学有高造诣者诀不足以语此。常惺一鸣惊人，他力排众议，使真伪论战有了辨别，受到是时佛教界耆宿之倾慕。而常惺却谦虚地说：“常惺不学无术，佛法大海，一滴未尝。平日对于诸大居士，弘扬佛法，热心毅力，最所钦仰。-----唯对于《起信论》横加攻讦，不能以义定名，而转因名害义，心有未安。故略陈陋见，自知挂漏滋多，然真理以愈辩而愈明，不尚世间之情执。”

　　常惺这篇文章得到著名律学高僧，又称为奇才的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赞赏。1924年，弘一大师在温州与蔡丐因居士通信时，特别介绍他阅览此文。他在明信片上说：“丐因居士，前奉手书，具悉。----常惺法师之文甚精，乞详览。悬，二月二日。”

　　三、殚精竭虑 中兴光孝

　　泰州光孝寺，始建于东晋，在佛教界向居领导地位，为江淮名刹名僧摇篮。清末民初由于住持者不善经营，殿宇残败，住众寥落。在外高僧都关注家乡这座名刹，希望能引进人才。泰州籍高僧智光大师与常惺在大学同窗，即把他推荐给师兄文心和尚，促其迎聘常惺出主光孝，使古刹得以重兴。此时文心为泰州北山开化禅寺主持，由于文心的竭力推荐，很快得到江苏省佛教会的顺利通过。

　　1918年常惺即开始在泰州走动，考察了解泰州佛教界的情况。直到1922年受光孝寺培安和尚的记别(俗称“付法”)，这样成了泰州光孝寺的法子，列为光孝寺第十四代传人。20年代初的泰州，尽管地方文风很盛，但市民向来鄙视佛教。1924年，常惺受聘出任光孝寺副寺，这年夏天，他代表江苏参加了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会后，他特别邀请被称为“佛教救星”的著名高僧太虚大师坐船东下，来泰州讲学。顿时，光孝寺每天积聚省内名僧以及泰州城上的名流士绅、乡民数百人之众，太虚大师与常惺法师轮流讲学。经大师们的妙辩，通晓佛学大义后，纷纷发心皈依者多达三、五百人。后来成为一代名僧的大醒法师，就是由于听了太虚大师的《维摩诘经》才发心出家的。

　　太虚大师在泰州讲学后，士绅名流一改对佛教的态度，佛教的社会地位在泰州得到提高。皈依弟子中的钱诚善、王诚普二位居士接编太虚大师主办的佛教月刊《海潮音》杂志达三年之久，共出了28期，后来该杂志移至上海续办，此事列入民国佛教大事记。

　　为进一步宣传、扩大佛教在泰州的影响，常惺与太虚大师建立“泰县念佛社”，并特为之作序，此为“泰州佛教居士林”的前身。正由于此，当时泰州出现了一批在国内颇有名气的大居士，如杨浣石等。是时，泰州光孝寺礼佛甚隆，各界英哲 ，诸山长老常常一堂宴叙，一些著名法师还争着前来光孝寺闭关攻读。

　　1931年2月，常惺正式就任光孝寺住持。此时的光孝寺负债累累，人财两缺，常惺首先抓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了光孝佛学研究社(即后来的光孝佛学院)。他请来安庆迎江寺的学生了一法师当主讲，学生有30多人，光孝寺的中兴始显现生机。这年夏季正巧苏北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灾民遍地。常惺在光孝寺成立了灾民收容所，救济了千百灾民，大家都很感激和尚做了好事，从而博得社会的一致好评。

　　1933年春天，常惺法师为纪念光孝寺谷鸣和尚举办了千佛三坛大戒会，由镇江超岸寺守培和尚担任说戒。金山寺仁山法师担任羯磨，扬州天宁寺让之方丈担任教授。三月一日开堂，常惺为此写了《光孝寺同戒录序》，仁山法师、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省长的韩国钧分别写了《光孝寺传戒序》。此次传戒弟子262人，现旅美弘法的原常州天宁寺监院佛声、香港鹿野苑创建人之一的法宗，以及曾任光孝寺住持的禅耕等，皆为这次受戒弟子。戒期圆满，常惺为他器重的三个弟子南亭、苇宗、脱烦传法授记。此次传戒盛会轰动泰州及周边地区，排斥佛教之风气得到改观。常惺法师中兴光孝、弘法利生之公德迄今犹为人们所称道。

　　1936年秋天，常惺法师虽然将住持一职交给南亭和尚，但他非常关心泰州的佛教事业，专门回泰州开讲《维摩诘经》。常惺法师以他渊博的佛学知识和雄辩的演讲才能深得泰州听众的倾慕和赞佩。这也是常惺法师为泰州的缁素结了最后的法缘。

　　四、兴办教育 培育四方

　　在中国近代僧教育史上常惺法师是仅次于太虚大师的一位人物。早在1919年，常惺法师的同窗持松法师创办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又称为华严大学预科班，专弘华严教义)，常惺即担任了教务长。他任教两年，对唯识、三论都曾作过精深的研究、讲授。

　　1922年，安徽迎江寺住持竺庵法师得到当时安徽省财政厅长马骥平之助，创办了安徽佛教学校，常惺被聘为校长。受聘三年，他讲授过《唯识》、《三论》、《成实》等论。后来成为一代名僧的南亭、肇源、广箴、 瑞今都是当时安徽佛教学校的学生。

　　1925年夏天，安徽佛教学校闽籍毕业生广箴、瑞今二人，觉得闽南素无象样的佛学院，回闽后向厦门南普陀寺住持会泉法师介绍了常惺的学问道德与办学经验。正好会泉也有办学之意，便请常惺先到厦门看看。常惺考察了厦门佛教情形后，认为厦门南普陀寺确是办学的理想场所。经过几次协商后，决定在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并定于秋间正式开学。

　　闽南佛学院首届学僧多半是安徽佛教学校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最初分专修、普通二科，计约七、八十人。常惺担任院长兼专修课的主讲，三年间先后讲授了《摄大乘论》、《辩中边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等唯识法相的论典。授课时，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陈定谟 、学生林藜光(后来成为梵文佛学专家)、邵尔章等人常来听讲，常惺高深的佛学造诣与智巧的辩才，赢得大家一致敬佩。

　　1927年四月，南普陀寺会泉法师任期届满，依十方丛林选贤制度规定告退，闽南佛学院首届学僧同时宣告毕业，常惺推荐太虚大师任南普陀寺住持兼第二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离开厦门后先到上海，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请他宣讲《大乘起信论》。“世界”二字取佛经“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之义，并非国际性组织。他改革了讲经的方式，不披衣，不登座，而是一面讲一面写，采取了大学讲课的方式，从而更有利于接引知识分子。

　　1929 年夏，北平台源法师创办佛学研究社于东城柏林寺。暑假期间，曾担任广东省省长的著名护法居士朱子桥将军发起暑假讲经会，请常惺讲经，很得听众的护持。1930年9月，北平柏林教理院(即世界佛学苑)之华英文系成立，常惺与台源同任院长。设在福建漳州南山寺的锡兰留学团也迁移至柏林寺，学僧三十余人，水平都比较高，常惺这一年讲的是《因明入正理论》。在北平时他常被邀请到各大学和华北居士林讲演佛法，如在中国大学讲《佛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变迁》,在朝阳大学讲《佛家的忏悔主义》，在华北居士林讲《人生的意义何在？》。

　　1933年，太虚大师任期届满，决意告退。此前，南普陀寺派已退居的会泉、监院大惺、知客广究三人为代表，专程来泰州光孝寺礼清常惺。常惺遂于1932年12月1日到达厦门，次日在南普陀寺举行升座典礼。在受请典礼上，太虚大师致辞。大意是说：今天是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欢迎常惺法师和弘一法师的一天，因自己任期将满，依照制度请大家选举新住持。由于常惺长期从事佛学教育，其道德学识，早为佛教界所公认，所以大家一致选举常惺法师为新住持并兼任佛学院院长。

　　常惺在欢迎大会上谦虚地说：“我于数年前在此滥竽院事，对于实际愧无补益。此次谬承本寺太虚大师、两序大众以及各界护法、诸山耆德，以及本寺退居和尚、执事大众这样热心维护常住与学院，尤其太虚大师负其重大责任，常惺何妨随诸公之后，所谓萧规曹随，做些现成事情。 这是常惺所以义不容辞允负本寺本院责任的一点微意。”常惺的讲话如此恳切，使在校的青年学僧深受教育和感动。

　　常惺请弘一大师协助整顿教育，且以身垂范。两位大师共同建立了佛教养正院，教育青年学僧“蒙以养正”。常惺还专门请印顺、苇宗来佛学院讲课，三年间又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

　　常惺创办僧教育达于四省，受益弟子遍于全国。他法缘之盛，德望之高，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所罕见的。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真禅大法师在纪念常惺法师忌辰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当法师高建法幢于海陵，真禅亲炙左右，恭聆法要，其后两度请益于京口，收益良多。”

　　被称为莲宗十三代祖师的印光大师，曾于1934年应常惺之邀到闽南佛学院讲学。他在“自传”中这样赞颂常惺法师：“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就决定去一趟。”由此不难看出当年常惺法师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

　　五、领袖生涯 成绩卓著

　　常惺法师一生中弘化四方，成为中国佛教界一代领袖人物。他的足迹遍及江苏、上海、云南、安徽、福建等地。他在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诸方面成绩卓著。

　　1924年7月，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常惺出席并在会上专题演讲了《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1927年，常惺应云南王竹村居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邀请，往云南昆明弘法。他在昆明领导成立云南佛教会，并在该会讲授《佛学概论》，因为通俗易懂，深得大众欢迎。时云南发生中法战争，常惺组织领导“云南金卍字救护队”随军出发，救死扶伤，做了大量救济工作。对此，他曾写了一篇报告，名为《云南金卍字救护队成立的经过及其出发后工作的情形》，详细报导这时期的救扶工作。

　　1931年起，常惺同时担任泰州光孝寺和北京万寿寺住持，1933年再度担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身兼数职，辛苦忙碌可想而知，但由于他出色的领导能力，各寺都能香火旺些。1936年冬天，时任驻日本大使的许世英命黄山管理处请常惺主持黄山佛教建设。这时，黄山的寺院有慈光寺、半山寺、文殊寺、狮子林、紫云庵等，经过考察，常惺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未能实现。

　　三十年代初，中国佛教会内部存在严重的派别斗争，太虚派主张革新，圆瑛派则主张保守，两派势如水火。时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的常惺积极从中调和，由于他的学识、人品、智慧在中国佛教界有着崇高威望，终于促进两派停战息事，归于团结。

　　中国早期的佛学院是丛林化的，很重视“上殿过堂”(即宗教修持和日常饮食的集体化)，而学僧因为珍惜做功课时间，多不甚喜欢这一套。常惺尽管平时很忙，但都亲自领众上殿过堂，这在光孝佛学社闽南佛学院，以及后来在北平柏林教理院当院长时都是如此。大法师以身作则，学僧们自然不敢怠慢。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为了募集佛教战地救护队的经费到南洋去，中国佛教会工作由常惺主持。常惺服从抗战需要，专门训练僧侣救护队，办理收容所、佛教医院及佛教僧侣掩埋队等，全身心领导中国佛教界参加抗日斗争。

　　1939年1月14日，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常惺法师在上海宝隆医院圆寂，享年四十三岁。奔走于抗战第一线的一代高僧，终因辛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人间，这不仅是中国佛教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常惺法师圆寂后，时任光孝寺住持的南亭和尚遣其光孝寺监院苇宗法师代表其至沪为常惺治丧，后奉骨灰舍利回光孝寺，南亭迎出城郊，悲痛不已，举行公祭后将骨灰舍利营塔供养，并奉其莲位入供祖堂。太虚大师白发哭青丝，并为常惺撰写挽联及墓志铭，其挽联云：“识面今廿三载，方喜责可君贷；知心亦十八年，那堪逝占我先。”可见其期望之殷与哀痛之剧。

　　常惺法师的部分著作收集在《常惺集》中，今存泰州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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