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远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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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远尘)

 　　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

　　远尘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不休，经过黄巾军大起义之后，逐步分为魏、蜀、吴三国。江苏在三国时期分属魏、吴两国管辖。扬州以北至徐州的广大地区属于魏国所辖范围，扬州以南(包括扬州)的江南地区属于东吴所辖的范围。三国时期，吴国的国都设置在建业(今江苏南京)，而且吴国的几代帝王还比较信奉佛教，所以江南的佛教在当时比江苏北部的佛教兴盛。因此，通常我们说江苏佛教，都是以东吴的佛教为主。下面就对三国时期江苏南北佛教分别予以介绍，重点以东吴为主。

　　一、江南佛教概况

　　东汉后期，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影响波及江南。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斗争十分激烈。富春人孙坚当时就参与了与黄巾军的战争。黄巾军失败后，他又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联军，隶属于袁术。孙坚死后，其子孙策率领孙坚的旧部东渡，削平了江南刘繇、王朗的势力，又吞并了刘勋部属三万余人，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公元182-252)统治江南。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在荆州扩展。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进兵岭南，招抚了岭南一带达二十余年的士燮兄弟，东南半壁大致都处于孙权的统治之—F。建安十六年，孙权将治所由京城(今江苏镇江)迁到建业(今南京)，建立了吴国政权。

　　孙权英武果断，胆略过人。他在吴国建都之后，平定了江南一带叛军，使东吴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减免赋税、兴修水利；他还鼓励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从事丝织、冶铸生产。这些措施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东吴的综合国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安定了民心。

　　在工农业生产都得以稳定发展之后，孙权逐步重视对思想文化的建设。由于孙权起初是一个道教的倡导者，在他统治的时期，道教是当时宗教的主体。孙权对神仙巫术情有独钟。他曾专门封一个名叫“王表”的奇人术士为“辅国将军”，国内有什么自然灾害、疫病等不幸事件发生，孙权都直接向他请教。自支谦和康僧会来到建业之后，孙权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开始正式支持佛教的发展。

　　吴地佛教，其时间跨度自黄武元年(222)至天纪四年(280)，共近六十年的历史。吴地佛教以建业为中心，活动以译经为主，与魏地佛教相比，吴地译经更具规模，著名的译经僧为支谦和康僧会，这两人虽然祖籍西域，但由于生长在汉地，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因而在其译经中能够注意佛教文化和汉地文化的结合，这是印度佛教在中土生长的重要基础。

　　(一)支谦的建业译经

　　支谦先于康僧会来到建业，受到孙权的重视。据《高僧传》记载：支谦，字恭明，一名越，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翻译家，多才多艺的佛教居士。其祖本月支人，汉灵帝时，归化中国。谦十岁学书，十三岁精通六种西域方言，曾受业于支亮(支谶的弟子)，博览群箱，莫不究练，世间技艺，多所综习，时人称为“智囊”。献帝末年，汉室大乱，谦乃与乡人奔吴，吴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召见之，试问经义，谦应机释难，无疑不析，权大悦，拜为博士，命辅导东宫，教授太子。太子死后，他隐居于穹窿山中，不参与世务。他曾从沙门竺法兰受持五戒，凡所交游，也皆是沙门，俨然一出家人。谦既得权的信任，以善华语之长，乃从事译经工作，并曾作梵呗三契行世。晚年隐居穹窿山，春秋六十而卒。

　　支谦从小胸怀不忍之心，据《居士传》(传一)记载，支谦七岁时在邻居家骑竹马游戏，不小心被狗咬伤小腿，邻人欲杀死狗取其肉敷于伤口上，支谦劝阻说：“天生此狗为人守家，我若不来，终不见咬，失在于我，非关于狗。杀之得差尚不可为，况无益而招大罪。”邻人被其言辞感动，从此不再杀生。还有记载说，汉末寇乱时，支谦随乡人避乱到吴地，初离家时，仅有一被，有客随行而无被，夜里支谦叫他与自己同睡一铺。不料夜半时，客人掠被而去。次日，乡人问其被子，支谦说出原因，乡人都很气愤，劝他告发此客。支谦说：“我如告发，此人必将遭死刑，难道因为一被而要杀害一个人的性命吗?”乡人听后无不感叹。

　　支谦的佛教事迹主要在译经上，居吴地期间，他前后共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其中主要是大乘经典，皆辞旨文雅，盛传于世。《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说他“收集众本，译为汉言，从黄武元年至建兴中(公元223—253年)，所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支谦译经数量，各说不一。据近代佛学家吕潋先生考证，晋道安《经录》中有三十部，梁僧祜据《别录》补充了六部，慧皎《高僧传》说有四十九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则增至一百二十九部。他考订支谦译经只有二十九部。部分经名如下：

　　《无量寿经》二卷、《须赖经》一卷、《维摩诘经》二卷、《私诃末经》一卷、

　　《差摩羯经》一卷、《月明童子经》一卷、

　　《龙施绘》一卷、《七女经》一卷、《了本生死经》一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

　　《慧应三昧经》一卷、《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菩萨本业经》一本、《释摩男经》一卷、《赖吒和罗经》一卷、《梵摩渝经》一卷、《斋经》——卷、《大般泥洹经》二二卷、《义足经》二卷、《法句经》二卷、

　　《四愿经》一卷、《盯难四事经》一卷、

　　《八师经》一卷、《孛经抄》一卷、《瑞应本起经》二卷、《菩萨本缘经》四卷、《老女人经》一卷、《撰集百缘经》七卷。

　　上述译经中，有的是他人所译，支谦略加修改或作注，如《了本生死经》，有的是他与别人共译，如《法句经》、《佛医经》等。另外，《历代三宝记》中的《菩萨本缘经》与{大唐内典录》，虽出处不明，但从文体判断，公认为支谦所出。这些译典中，最为重要，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当是《维摩诘经》，此经讲述了在家居士维摩诘的故事，强调佛法不离世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要有坚定的信仰和自觉的修行。此经的核心理论，乃是“不二法门”，所谓“不二”，是一种非一非异的中观思想，生灭不二，垢净不二，善恶不二，罪福不二，有漏、无漏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明、无明不二，色空不二，佛与众生不二，等等，共有三十一种不二法门，然其意在说明，一切都是无差别的，是没有对待的境界。这种思想极受魏晋士人的欢迎，也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支谦对佛经的改定、翻译和注释，都贯彻了他自己特有的思想和风格。东晋支敏度赞扬他说：“越才学深澈，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支谦所译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在“深入”原著的基础上，力求文丽、简约，并且为了适合汉人的口味，多用意译代替音译。这样一来，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他的译经虽不若后世罗什、玄奘译经之准确，但支谦所开创的文丽简约的译风在推动佛教普及化方面，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佛教译经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这方面看来，他仍然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翻译家。

　　(二)康僧会的江南弘法

　　在支谦之后，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十年

　　(公元247年)来到建业，据《高僧传》记载，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河内)。康僧会即出生于交趾。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他便在交趾出家为僧。出家后，他广泛阅读，对佛经和儒家六经，以及诸如天文、地理、图谶等方面的典籍，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公元247年(吴赤乌十年)，康僧会来到当时还没有佛教的建业，于是便设像行道，传播佛法。由于康僧会身着僧服，形象奇特，东吴都觉得很奇怪。不久孙权召见了这位西域天竺来的僧人。康僧会利用这个直接见面的机会，向孙权介绍佛教的创始和基本教义。孙权听不明白深奥的经义，就要求康僧会也像道士一样弄一些“显灵”的东西来让他信服。康僧会要求给他七天的时间，他对弟子们说：“佛法兴废，在此一举，如若不成，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他于是洁斋于清静之室，将一个铜瓶放在几上，烧香礼请舍利。七日的期限到了，却寂然无应，康僧会请求再延长七天，孙权又答应了，可是第二七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康僧会于是要求孙权再宽限他七天时间，又得到孙权的准许。康僧会对徒弟说：“佛法灵验，应该降临，只是我们这些人没有感应，当以誓死为期I”到第三个七天的傍晚，还没有反映，到夜里五更十分，忽然听到铜瓶中铿然有声响，康僧会前去看视，果然得到了一颗舍利。第二天早上呈给孙权，满朝的官员都来围观，舍利的五色光芒，照曜船上。孙权拿着瓶子，把舍利倒在一个铜盘上，舍利落下，将铜盘撞碎了。孙权大惊，肃然而起，说：“真是世上稀有之瑞啊!”康僧会进言道：“舍利的神威，岂是仅仅只有光相，劫火烧它不能焚，金刚杵砸它不能碎。”孙权令人来试试。康僧会发出誓言道；“佛法广大无边，遍及万众，苍生仰望泽被，愿佛法再次降下神迹，以显示威灵。”孙权让人把舍利放在铁钻锤上，让大力士用力敲击，钻锤都打坏了，舍利却丝毫没有损伤。孙权大为叹服，立即下令为康僧会建造寺院，这就是吴国最早建立的佛寺，取名为建初寺。建佛寺的地方也被叫做佛陀里，从此，江左一带佛法兴起。

　　康僧会在建初寺前后30多年，讲授并译出了《p町难念集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经》、《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等，还为《法镜经》、《道树经》及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注解、作序。他还曾从安世高的弟子陈慧那里学习禅法。《安般守意经》经康僧会及后来道安的作序、注解，给中国禅法的影响很大。

　　吴末帝孙皓执政时，法令繁琐、残暴。朝廷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波及到佛寺，并打算毁掉佛寺。孙皓说：“佛教由何而兴?佛若是真神，与圣典相应，应事奉其道。若是有名无实，就要毁佛焚寺。”众大臣劝谏说：“佛的威力不同于其它的神，因康僧会的感应，大皇创立了这座寺院，现在若是轻率的把它毁掉，恐怕以后会后悔的。”孙皓派遣张昱到寺院去诘问康僧会。张昱文雅而有才辩，到寺院见到康僧会后，他多方发难，康僧会随机应变，言辞锐利，文理锋出，从早上一直辩论到傍晚。张昱说不过康僧会，只好告辞了。在康僧会送张昱出门时，张昱正巧看到在寺院旁边有人在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张昱说：“佛教的教化既然已经传布，这些人就在你们寺院附近，他们为什么不改信佛教?”康僧会说：“雷霆击破山顶，聋子却听不见，这并不是因为声音太小。如果理义通达，则万众响应，如果阻塞，就会造成对立。”张昱回去后，感叹康僧会的才智超人，希望由孙皓来明察。孙皓请来康僧会，问：“佛教所说的善恶报应，指的是什么?”康僧会回答说：“圣明的君主以孝慈来治理国家，吉祥的神鸟就会在天空飞翔，南极星也会出现在天空；用仁德来育化万物，甘美的泉水就会涌出，长出茁壮的禾苗，这就是吉祥的象征。善有瑞兆，恶有恶兆。所以在隐蔽的地方做了坏事，将会被鬼神惩罚，在明显的地方做了坏事，将会被正义的人讨伐。《易经》中说‘积善余庆’，《诗经》中说‘求福不回’，这虽然是儒家经典的格言，也是佛教之明训。”孙皓说：“既然是这样，周公和孔子已经把道理讲明白了，还要你佛教有什么用?”康僧会说：“周公和孔子所说，只是浅近的道理，至于佛教，则讲的更透彻、更细致。所以，做坏事就有地狱长苦在等待着你，若是做好事，则有天宫永乐。我举出以上例子，无非是为了明理劝戒。”孙皓听后大为叹服。

　　孙皓虽然已经闻所佛法，但还是不改昏暴、残酷的性情。后来卫兵在后宫的治园挖到一尊金佛像，有几尺高，呈献给孙皓，孙皓将佛像放在厕所前，用粪汁浇灌佛像，并和大臣们取笑为乐。随即孙皓浑身肿痛，尤其是阴处疼痛难忍，呼叫连天。太史占言，是因为冲犯了大神，孙皓马上到各个神庙里去祈祷，还是不能消除疼痛。有一个敬奉佛法的宫女对孙皓说：“陛下到佛寺里去求福了吗?”孙皓抬起头来问道：“佛神是大神吗?”宫女说，“佛是大神。”这时孙皓才有所感悟。宫女将金佛像迎到大殿上，用香汤洗了好几十遍，又烧香忏悔，孙皓在枕头上叩头，述说自己的罪状，一会儿痛肿减轻了，又派使者到佛寺去问讯和尚，请康僧会来讲经说法。康僧会到后，孙皓详细询问了罪与福的各种由来，康僧会为他一一剖析，言辞精辟、扼要。孙皓也是有才气的人，听后很高兴。孙皓又要求看佛门的戒律，康僧会便取信徒们日常所用戒条给他看。孙皓见佛法慈悲广大，便心生善意，随即请受五戒。此后，孙皓就将康僧会住的寺院加以修饰，并宣示皇族全体成员，必须信奉佛法。由于有了帝王的支持，康僧会后来在建业很顺利地传播了佛法。

　　关于康僧会在吴的译经，梁《高僧传》卷一有记载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这里既说明了康僧会译经的数量，也反映出他的译经质量。他还为《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部经作过注释并序。唐道宜的《大唐内典录》卷二收录的康僧会译经则有一十四部，二十九卷。到了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则又只剩下七部，二十卷了。智升认为：道宣所录十四部译经中，有四部出自《六度集经》，另外三部是经的注解，不能算作译经，故他的译经只有七部，二十卷。

　　自安世高开译事以来，中土佛教就存在着两个系统，即安世高所传的小乘和支谶所传的大乘，康僧会把两者结合起来，他的小乘佛学是直接从安世高的三弟子(韩林、皮业、陈慧)学的，而且是“非师不传”，不敢超出。他的异术，也与其小乘佛学的修养有关。从其译籍看，他又十分重视大乘佛教，所译《六度集经》，乃言大乘菩萨所应修持的六种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明(后译为“智慧”)。小乘佛教讲自度，以禅修正自心，大乘佛教更讲度人，以六度救世人，治国家，两者结合，为“正心治国”(《六度集经》卷八)《明度无极章》云：“教吾子孙，以明佛法，正心治国。”，这极似儒家的修齐治平。

　　康僧会还融儒家的仁孝学说入佛，他曾告诫末帝孙皓，明主以孝慈训世，以仁德育物，而孝慈仁德“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完全可以为佛教所用。儒佛各有特点“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两者可以互补。

　　康著还多采道家之言，例如，其《安般守意经序》中论“心”云：“心之溢荡，无微不浃，恍惚仿佛，出入无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逆之无前，寻之无后。”(《出三藏记集》卷六)这完全是道家的语言风格。康僧会实际上已有三教会通的看法，这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是首创。

　　东吴的译经，除了支谦和康僧会之外，还有维只难、竺将炎、支强梁接等人。维只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竺将炎后于黄龙二年(230)，在扬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其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强梁接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为(法华经》的第一译。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式的成语，

　　以表达佛教思想。

　　吴地的佛教文化，应当提及的是梵呗和寺像。关于梵呗，支谦和康僧会都有制作，据{高僧传》卷一载，支谦依《无量寿经》、

　　《中本起经》作梵呗三契，康僧会则作泥洹(涅槃)呗。康制梵呗成为以后梵呗的楷模。吴地佛寺，最著名的是孙权帮助康僧会建立的建初寺。佛像也在吴地出现，康僧会到建业后，曾经“设像”，此像当为佛像，从交趾带来。当时的画家曹不兴，工龙、虎、马和人物画像，他在历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誉，据说能在五十尺长的绢上作巨大的佛画，他见到康僧会带来的佛像，曾经加以摹写，为吴地著名的佛画家，但其画迹早已散佚。

　　到孙綝为帝之时，禁止佛教信仰，拆毁寺庙，使佛教遭受暂时的曲折。

　　《吴志·孙綝传》曰：“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毁浮屠祠，斩道人。”不过孙綝对佛教摧残并没有维持多久，佛教经过短暂的曲折之后，便重新恢复了生机。

　　二、江苏北部的佛教

　　在三国时期，江苏长江以南属于吴国管辖，所传佛教概况基本如上所述。扬州(不包括扬州)以北至徐州属于魏国所辖，所以江苏以北受到魏国洛阳一带所传佛教的影响比较大。曹魏之初，曹操曾对佛教和其他神仙方术、鬼神祭祀等加以禁止，但民间佛教信仰并未绝迹。文帝曹丕继位之后，重又开通了西域的交通，焉夷、于阗、鄯善、龟兹都遣使来魏入贡，僧人也先后来魏译经传教，他们都受到曹丕的礼遇。当时由异域来洛阳传教的著名的译经僧人有县柯迦罗、康僧铠、昙帝和白延等人。

　　昙柯迦罗，中天竺人，家世富贵，常修梵行。昙柯迦罗幼年聪明过人，读书过目文义皆通，擅长星宿图谶之术。年二十五岁，入一僧坊，看见毗昙学之书，他取来观看，茫然不解经义，认真拜读又愈加迷茫。于是感叹说：

　　“我学习多年，游刃于经籍之中，义不再思，文无重览。今睹一佛书顿出情外，必当理致钩深，别有精要。”他于是请一僧为他解释经义，遂深悟因果通于三世，始知佛教奥义其他书籍都不能及。昙柯迦罗于是舍弃俗世之荣华，坚持出家苦行，他勤奋钻研大小乘经典和诸部毗尼。常贵游化不乐专守。

　　他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来到洛阳，主要从事当时初成的僧伽团体的组织工作。因为汉地当时还不知道僧伽组织的具体戒律，故只是“着坏色衣，剪落殊俗”而已，昙柯迦罗决心改变现状，他于是举行斋戒、经忏的佛事活动，借此大弘佛法。当时众僧人都请昙柯迦罗翻译戒律经典以供大众学习，昙柯迦罗认为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未必实用，他于是只翻译出比较通俗的《僧祗戒心》，以供僧众朝夕读诵。同时还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国佛教戒律由此而开始流传。而昙柯迦罗更成为后代律宗的初祖。

　　又有沙门白延不知何人，也才明深解。他于魏甘露中至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魏国当时还有一位僧人一一沙门康僧铠，康居国人，他于嘉平年间到达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经》一卷和《无量寿经》二卷。前者是律典，讲在家居士所守的戒律，后者则是宣传西方净土信仰，为后来净土宗的重要经典，为净土三部经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昙无谛是安息国人，善于律学，他于曹魏年间来到洛阳，据说，他曾在白马寺译出法藏部经典《昙无德羯磨》一卷。安法贤，是安息人，也曾在魏国译经。白延，不知为何国人，曹魏正始年间他重译了《首楞严经》，又译《须赖经》和《除患经》，在高僧传中有关于他的简短传记。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的人是朱士行。士行，颖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阗(今新疆和阗，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阗，到了八十岁圆寂。

　　从以上对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发展概况介绍可以看出，江苏以北的佛教主要是受到洛阳译经高僧所传佛法的影响，而江南的佛教则是以东吴的佛教为主。总体来看，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还主要是以佛经翻译为主，对于通俗的讲经说法则很少涉及。三国时期的江苏译经事业为中国以后佛教思想的发展和佛法的传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佛教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摘自《寒山寺》佛教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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