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才让·许得存教授文集：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返回目录

索南才让·许得存教授文集：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许得存

　　摘要: 藏传佛教分前宏期和后宏期两个发展阶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传入到朗达玛灭佛为止的近二百年间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鲁梅等十人从多康学法回来的978年作为后宏期的开始年，说明978年之前属于前 ...

　　藏传佛教分前宏期和后宏期两个发展阶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传入到朗达玛灭佛为止的近二百年间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鲁梅等十人从多康学法回来的978年作为后宏期的开始年，说明978年之前属于前宏期。佛教在传来过程中，其思想义理与活动方式方面不断地配合藏族的习俗、宗教观念以及仪礼等。经典的翻译也在筛选和删改，力求更适合于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风味，适应苯教文化。《雪域文化与新世纪》总结说：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前宏期，一直受到强大的以本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抵制，直到莲花生把佛教的教义及修行与本教文化相结合，才初步打开了佛教传播的局面。但前宏期的传播尚处于启蒙阶段，而且注重在贵族上层中物色传播对象，特别是为了适应本土文化中本教以仪轨为主的宗教接受心理，在传播的同时，把密咒作为传播的重点。[1]这就是吐蕃佛教的特色。众所周知，佛教分别从南面的印度、尼泊尔和东方的唐朝传入吐蕃，顿渐之争或桑耶寺辩论前，唐朝长安佛教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佛教。顿渐辩论后，印度佛教的胜利使它取得了主导地位，唐朝佛教势力虽然有所减弱,但留下的影响仍然很大。下面通过一些零散的资料就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黄颢先生曾撰文专门探讨唐蕃佛教关系，分初传、创立、发展三个时期考察。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在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奴隶制王朝，其东有唐朝，西有大食，北有突厥，南有天竺。同新兴的吐蕃王朝相比，唐王朝已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文化发达的大帝国。自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唐蕃双方建立了友好的甥舅关系，从而拉开了文化交流的序幕。长安自隋朝起已经是佛教弘传的中心，文成公主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佛教耳闻目染，她随身带来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和佛典，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放佛像，并协助赤尊公主建造大昭寺，还同吐蕃人拉隆多吉贝将汉文佛典翻译成藏文。因此，学术界把文成公主的这些做法看成是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象征。的确文成公主对佛教传入吐蕃有特殊贡献，“她的崇佛影响了松赞干布的信仰佛教。进而松赞干布又大力支持文成公主在吐蕃从事佛事，由是汉地佛像、佛经、佛寺型制及汉僧进入吐蕃，促使吐蕃社会有了佛教的萌芽”。[2]藏史记载随文成公主来吐蕃的汉族医师有和尚摩诃第瓦和达摩郭迦等人，他们不仅翻译《医学大全》等医典，还翻译佛经。来蕃的汉僧除了留有姓名的这几个人外，可能还有其他和尚随来，负责为佛像上香点灯，诵经祈祷。《隆庆教法史》说：松赞干布时期请来印度学者拘萨罗、婆罗门香伽罗、迦湿尼罗的达努、尼婆罗尸利曼殊、汉地和尚摩诃提婆措(大天寿和尚)，译出了《宝云经》、《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白莲花经》、《宝集陀罗尼》等。《丹噶尔目录》收录了这几部经，其中《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白莲花经》被认为是公元九世纪的法成从汉文译藏的，而部分藏文佛教史籍则说始译于松赞干布，是否公元七世纪初译，九世纪由法成校对或重译？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还为西行求法的汉僧开辟了一条捷径，取道陆路的一部分僧人从长安出发后即经吐蕃入尼泊尔然后去印度，使吐蕃尼泊尔道成为当时赴印求法的主要陆路通道之一。据史料记载，此道开通时间当在公元639年，643年出使摩揭陀的唐朝使臣李义表和王玄策经此道去印度。《释迦方志》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条道的里程和经由的地方，“其东道者，从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北渡大河(黄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今西宁)，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凤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今青海湖)，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拉萨西北)。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口旦苍法关(据足立喜六《唐代的吐蕃道》云：“其地为吐蕃与尼波罗边界有名之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3]吐蕃尼泊尔道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与吐蕃、唐蕃与尼(尼泊尔)印(印度)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据《南海求法高僧寄归传》记载，从唐朝经此道往印度(天竺)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近十人，其中有人受到文成公主的资送。太州玄照法师(梵名般伽舍末底)曾与长安大兴善寺玄证法师处学梵语，“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途经速利，过赌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北天竺)，渐向阇阑陀国……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4]玄照法师曾三次赴印度求法，此次经吐蕃道见文成公主的时间不太明确。

　　齐州道希法师曾“行至土蕃，中途危厄，恐戒检难护，遂便暂舍”。[5]道希经吐蕃道去印度的时间，传文中没有明言。但是，从玄太法师自印度返回行至土谷浑(吐谷浑)“奉道希法师，覆相引致，还向大觉寺”的记载知道，当在永徽年间(650～655)。玄太法师是新罗人，“永徽年内取土蕃道，经泥波罗，到中印度。礼菩提树，详检经论”。[6]还有新罗僧玄恪法师“与玄照法师贞观年中相随而至大觉寺”。[7]虽未说明经吐蕃道与否，玄照是贞观年中经吐蕃尼泊尔道去天竺的，他随玄照同行，可能到过吐蕃。

　　贞观年间，经吐蕃去印度的还有并州(太原)僧道生法师，他“以贞观末年，从吐蕃路往游中国(指中印度)，到普提寺，礼制底讫”。[8]归国行至泥波罗染病而卒。

　　新罗人慧轮法师，曾“奉敕随玄照法师西行，以充侍者”。传文没有明言是否经过吐蕃道，根据陈景富先生的研究，慧轮到过吐蕃并蒙受文成公主接待，后来玄照回国，他继续留在印度信者寺达七年之久，“薄闲《俱舍》”。

　　唐代经吐蕃道去印度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还有道方、玄合、悟真等，前两人的事迹未见史料记载，悟真是公元九世纪经吐蕃道去印度的。

　　本文之所以花大篇幅介绍他们，意在通过他们说明吐蕃佛教在初创时期受到来自唐朝长安佛教影响的事实。史料没有说明经吐蕃尼泊尔道去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在吐蕃的宗教活动，但是当他们途经吐蕃时接待、资助、送行工作仅靠文成公主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肯定还有其他更多人的参与，唐僧们在小范围内讲经宣法是有可能的，他们的宗教活动不可能不对吐蕃人产生影响，不能排除他们当中的个别人参加过吐蕃译经。

　　尽管自佛教传入至公元八世纪早期之前的近百年间尚未对吐蕃的社会政治、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我们无从查考当时吐蕃人对佛教的态度和学佛情况，也无法了解普通人所认识的佛教如何。由于文成公主的信佛和汉僧经由吐蕃道西去求法的影响，佛教被由以王廷为中心的贵族上流社会所认识并逐渐接受，“也很可能被利用为贵族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很可能发生过排佛与崇佛的矛盾与冲突”。[9]不然不可能把流行天花、发生自然灾害归为佛教带来的灾祸。但是，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文成公主的进藏和唐僧西行经吐蕃到印度求法为以后赤德祖赞派人去唐朝长安与印度求经、金城公主礼佛安置逃难来的于阗僧人、赤松德赞时期的佛法盛兴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二

　　芒松芒赞和赤都松父子统治的几十年里，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事关佛教方面并没有多少特殊的史料记载，因此我们也无从了解有哪些佛事活动(芒松芒赞时期文成公主健在)。进入八世纪，吐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进入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代，佛教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唐朝的又一位公主金城公主继文成公主之后嫁给吐蕃赞普，随来的汉僧不可能不多。史料记载，她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不动金刚佛像从所藏匿的地方寻出供于大昭寺，建立“谒佛之供”(zhal－mthong－gi－mchod－pa)，还将汉地的“七期荐亡”(bdun－tshigs)活动传到吐蕃，建造了“九顶正慧木屋寺”。《贤者喜宴》说：“(金城)公主说，吾之汉地，佛法兴旺，实行七七追荐，吐蕃尚不兴佛，亡论实可怜。于是凡有人殁，即行千供，始有为死者发丧行善之制”。[10]金城公主的做法促进了吐蕃佛教发展，在她去世之前几年，北方于阗佛教遭难，大批僧人纷纷南下吐蕃躲避，金城公主获悉后，建议赤德祖赞王修建了扎玛珍桑、噶曲等五座庙宇供他们居住。管·法成的《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和《于阗教法史》都作了详细记载，但是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事发生在文成公主时期。法成写道：“一切众僧至赤面国萨毗毗(tshal－byi)之境，时萨毗毗军当道节度多闻众僧从西来至，走白赤面王知。尔时彼王夫人(指金城公主)闻多众僧失土波进，白其王曰：‘我辨畜承及以资具，愿请众僧来至赤面国’，王亦许之，以辨畜承。便迎众僧，至赤面国……时赤面国置七所寺，辨诸供具，常住人户信胜往曰，安置众僧住在七寺，后经三、四年，公主心上有恶疮出，病苦之时，公主白王：‘妾因此疾终不得免，所有童仆及以财物，愿施三宝’。王亦许之。六百侍从亦放出家，然后公主，命将终尽”。[11]《于阗教法史》的记述虽略有不同，都指同一件事。《西藏王臣记》说：“自黎域请来佛教僧人供养，这时吐蕃尚无出家人”。《汉藏史集》的记载更加明确：“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奉行佛法。此时，于阗国的佛法已接近毁灭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工镍等寺院，逃向赭面国。众比丘由驮载物品的牦牛引路，到达吐蕃的蔡吉地方。比丘中的长老向赭面国王报告，此赭面国王有一菩萨化身的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并问：还有比丘吗？比丘的堪布说：在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还有许多比丘。于是王妃将那些地方的比丘也迎请来，安置在寺庙之中，很好地供养了三、四年”。〖12〗《青史》说：“赤德祖赞修建了扎玛珍桑等几座寺庙安置从黎域(于阗)请来的僧人”。金城公主于景云六年(710年)进藏，开元27年(739)去世，于阗逃难僧人来蕃的时间可能是735年左右。这一时期，大批的外来僧人散居在山南、拉萨等地的寺庙内，不可能连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金城公主的侍从中也有不少僧人，如上文“六百侍从亦放出家”和《拔协》所说：赤德祖赞死后，玛尚仲巴杰禁佛，“拉萨的一个管理佛教经像塔的老和尚被驱逐回汉地”就证实了这一点。《青史》也说：“赤松德赞为王之时，名叫玛尚的大臣手握大权，不喜好佛法，将所有出家人驱逐到吐蕃以外的其他地方”。[13]《娘氏宗教源流》持同样说法。史料证明，当时吐蕃没有自己的出家僧人，驱赶的僧人可能大多数是汉僧(唐朝僧人)。金城公主带进来的和尚摩诃金达、贾伦噶坎译出《月王药珍》；金城公主发起的谒佛、支持佛僧的活动点燃了赤德祖赞及其一批贵族大臣的信佛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才有赞普派阐卡姆莱果夏和尼亚扎那姑玛热(亦作姆拉克谢与吉尼亚库马拉)去印度求法、遣桑西等人赴唐朝求经的举动。史料记载，桑西带着唐朝皇帝赏赐的一千部佛经回到吐蕃。虽然“一千部佛经”过于夸大，但说明这时候已经有不少汉文佛典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吐蕃。《汉藏史集》说：赤德祖赞时期修建了扎玛珍桑、噶曲、青浦、南热和玛萨贡五所寺庙，“汉人格谢哇译出《金光明经》和《业缘智慧经》”。黄颢说：“对于吐蕃社会中出现佛教来说，汉地佛教无疑起了重大影响，并表明吐蕃佛教伊始就与汉地佛教紧密相关”。吐蕃虽然没有自己的僧伽组织，但佛教的基础已相当雄厚，影响巨大。这些从玛尚仲巴杰的禁佛可以得到证实。

　　赤松德赞王时代是吐蕃国力强大，“并且使佛教真正兴隆并确立国教地位的时代”。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有不少来自唐朝的僧人带来大批佛典并合作翻译成藏文，僧人往来传法，经籍流通不断，相互协作建塔造像，吐蕃派往唐朝求法请益活动的人远比前朝增多，唐朝佛教的影响日益加深。

　　赤松德赞本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采取一系列果决有力的措施弘扬佛教，先后颁布两次兴佛诏书，诏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并组织人力、物力翻译佛教经典，主持佛法辩论会，建造寺院。黄颢说“信佛思想的形成是因直接受汉人和汉地佛教的影响”。早期影响赤松德赞最深的两位人物是唐朝的桑西和随唐僧修法的拔塞囊。据史料记载，桑西是唐朝使臣巴德武之子(又说是随金城公主入藏的官吏马窦之子)，746年来吐蕃做赤松德赞德伴童。《拔协》说：王子四岁时，唐朝皇帝向其父派来了一位名叫巴德武的使节，“后者随身携带大量礼品，并由他的独生子唐朝舞蹈小青年(被称为禅师)陪同前往”。《贤者喜宴》也说赤松德赞自幼就有两位汉人相伴随，此即贾珠噶坎和桑西。754年，桑西被赤德祖赞派往长安请经，两年后带着唐玄宗所赐的礼品和《摧破一切羯磨经》、《佛说稻秆经》、《金刚经》等，按照金和尚[14]的教导向赤松德赞讲解十善法，“赞普了解了佛教的善行，心生信仰，接着学习《金刚经》，认识正见，信心培增。续修《佛说稻秆经》，领悟见行双运法，笃信佛法”。[15]

　　塞囊，法号益希旺波，第二任桑耶寺堪布，首批剃度为僧者。他曾为赤德祖赞的侍臣，早年从小昭寺的一位汉族和尚“学得修行教理，瞒着别人经常秘密修”。《拔协》记载：塞囊的一子一女同时死去，他想：“前几代国王都说佛法真实，到底如何，应该请教一下和尚。于是从坎室中叫出老和尚问道：前生后世之说，真实不真实”？[16]说明当时在吐蕃有不少汉僧，塞囊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塞囊趁在吉隆为官的机会去尼泊尔结识了中观瑜伽行派创始人寂护从学佛法，暗地里建议赤松德赞邀请寂护来吐蕃传法，他使赞普对佛法产生了信奉之念，坚定了信佛的决心。赤松德赞委任赛囊为司库，桑西为总领，章·嘉热勒斯为理财官，派去唐朝取经求法。可见，赤松德赞认识佛法并坚定信佛，采取信佛改革是与桑西、塞囊的努力分不开，对汉文化的了解也离不开留居吐蕃的书记官(舍人，或唐朝和尚)梅果。[17]有说梅果是来吐蕃传法的汉僧，究竟是何人，史书没有记载。《拔协》说：赞普让书记嘉梅果读汉文文书，然后又命桑西、梅果和阿难达翻译从唐朝带来的汉文佛典。后来，梅果在顿渐辩论中作为顿悟派代表纵火焚烧自身的头颅而亡。此事也得到了《贤者喜宴》和《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证实。《贤者喜宴》说：顿渐正式辩论前，“汉地和尚梅果纵火焚烧自身的头颅，随即而死”。据《莲花生传》记载，当时能精通汉藏语文的人已相当多，他们当中汉僧译经者有帕桑、摩诃罗阇、德瓦、摩诃苏扎、诃热纳波、摩诃衍、毕洁赞巴(也说参加吐蕃译经的汉僧有程噶勒贡、拉隆鲁贡、郭高摩贡、玛尚梅果、马国莱)。[18]《拔协》说：赞普让大译师益希旺波(塞囊)、梅果、占迦勒果、拉隆鲁贡、琼波孜孜等人翻译梵汉文佛经。“又请来汉地和尚玛尚梅果翻译汉地佛经”。赤松德赞派人从唐朝请来的摩诃衍那(来蕃的汉僧几乎都叫此名，他和后来的顿悟派大师摩诃衍那可能是两个人)、东松冈瓦、摩诃波罗、尚底巴达虽然都是以翻译医典为主，但也翻译佛经。这一时期译成藏文的汉文佛典数量达到几十部。桑耶寺建成后专设“禅定菩提洲殿”供汉僧参禅之用，设妙吉祥洲殿，翻译汉文经典，并把汉译经典单独放在专设的经库内。

　　迄赤松德赞执政后期，唐朝系统的佛教实力巨大，来吐蕃传法的汉僧人数不断增加。时任赤松德赞侍从，后晋升为钵阐布的娘定埃增桑波在师事无垢友之前随一位汉族和尚习禅，日以继夜地修行，以擅长于修禅为荣。所以，他是受唐朝佛教影响较深的一位吐蕃高僧。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岁一更之”。[19]是年三月，良琇、文素二人随唐使万年令崔汉衡和判官监察御史常鲁到吐蕃传法。次年，吐蕃送还唐朝的战俘中就有僧人。据《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和《惠果和尚碑铭》记载，新罗僧人悟真与建中二年(781年)入华，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和尚学习密法，后自长安出发西行，经吐蕃至中天竺求《大毗卢遮那经》，贞元五年(789年)当他带着梵夹从原路返回时，不幸卒于吐蕃。虽然史料未说他在吐蕃的佛事活动，但这一“事实说明自贞观年间开辟的自唐到印度的吐蕃道直至此时仍可以通行”。《五部遗教》之《译师班智达遗教》所记的入蕃唐朝禅师有堪布邱伟(mjug－ spus)、堪布王丹海(Enghan－her)、堪布摩诃衍那、堪布降魔藏、顿悟堪布耿宏新(kun－hun－shen)、堪布泽禅师(dzi－shin－ sha)、堪布巴禅师(sbab－shan－shis)、堪布戴哲吴(des－ vgre－ vo)、堪布戴吾禅师(devu－shan－shis)、堪布桑塘禅师(zangs－thang－shan－shis)、堪布哈塞禅师(ha－ze－shan－shis)、堪布阿热雅热格夏(a－raya－rakisha)、堪布噶拉延(ka－la－yan)、堪布布曲(bu－chus)、堪布喀禅师(kha－shan－shis)、堪布杂禅师(dza－shan－shis)、堪布翟禅师(rdre－shan－shis)、堪布阿禅师(A－shan－shis)、堪布蓝禅师(len－shan－shis)、堪布哈禅师(ha－shan－shis)、堪布甘禅师(kan－shan－shis)、堪布泽禅师(dzi－shan－ shis)、堪布葛禅师(ki－shan－shis)、堪布何亚吉禅师(hyevu－gyivu－shan－shis)、堪布纪禅师(kyi－shan－shis)、堪布吉禅师(ci－shan－shis)、堪布蒲多禅师(phog－tog－shan－shis)、堪布严禅师(yan－shan－shis)、堪布韩禅师(han －shan－shis)、堪布星禅师(shin－shan－shis)、堪布哈耶卡禅师(hye－khas－shan－shis)、堪布郎禅师(lang－shan－shis)、堪布马禅师(ma－shan－shis)、堪布阿罗松曲(A－lo－gzong－chu)等。[20]说明在唐僧与印僧顿渐辩论开始之前，就有许多唐朝高僧来到吐蕃王廷，“他们或是传教说法，或是参加译经。汉地禅宗在吐蕃本土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与印度教派矛盾的白热化，两派不得不寻求一种解决的方式，于是便有了发生在吐蕃王廷的佛教大辩论”。[21]另从赤松德赞向敦煌僧人昙旷所问的二十二个问题不难看出，包括禅宗在内的唐朝佛教在吐蕃已经有很深的影响。对于刚刚认识佛法的吐蕃人来说，寂护和莲花生等人所传的佛法深奥难懂，复杂繁琐，而禅宗简便易修，所以一经传入即刻受到王室成员的高度重视，赞普王妃、姨母悉囊南氏及三十多位大臣夫人，还有吐蕃高僧、苏毗王子都纷纷从修，到摩诃衍那来时已有上千名信徒。

　　从占领敦煌开始到达磨赞普禁佛的几十年中，吐蕃佛教处于全盛期，当时在敦煌活跃的汉僧因各种原因，通过不同的方式相继入蕃，顿悟辩论中顿悟派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就是其中之一，他奉赤松德赞恩命，“远追令开示禅门，及至逻娑”。从《大臣遗教》发现，参加顿渐辩论会的汉僧除摩诃衍那之外，还有禅定堪布盖呼禅师(ke－hun－shan－shis)、禅定堪布曾禅师(dzid－shan－shis)、魏禅师(sbas－shan－shis)、戴吾禅师(devu－shan－shis真悟？)、唐桑禅师(thang－bzang－shan－shis)、韩塞禅师(han－ze－shan－shis)、阿热雅热格夏、堪布噶拉延巴尔马(bkav－la－yan－par－ma)、堪布布琼(bu－chung即上面的布曲)、喀禅师、藏禅师(dzang－shan－shis可能是上面的杂禅师)、叶禅师(yen－shan－shis)、阿禅师(a－shan－shis)、蓝禅师、杭禅师(可能是上面的哈禅师)、甘禅师、那禅师(na－shan－shis)、葛禅师、大堪布底达姆达罗、哈雅乌杰禅师(可能是何亚吉禅师)、纪禅师、吉禅师、蒲多禅师、泽禅师、严禅师、韩禅师、席禅师(shi－shan－shi可能是星禅师)、海禅师(he－shan－shi)、拉禅师(la－shan－shis可能是郎禅师)、马禅师等。[22]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是《译师班智达遗教》所提到的人，藏文写法略有不同。

　　大部分佛教史文献说，顿悟派在和渐悟派的辩论中失败后，摩诃衍那等汉僧离开了吐蕃，从此禁传他们的禅法。但是，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诀》则记载：印度僧人，即渐悟派僧人理屈词穷，锋芒推折，便勾结吐蕃大臣，诬陷摩诃衍那等汉僧谋结朋党。这时，有吐蕃僧乞奢弥、尸毗罗摩等二人深信禅法，“为法捐躯，何曾顾己，或头燃炽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见朋党相结，毁谤禅法”，遂以身殉法。又有三十多位吐蕃僧人，他们深悟禅理，向赞普进言说：“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壑”。于是赞普宣诏：“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义，一无差错，从今已后，任道俗依法修习”。[23]早在赤松德赞幼年时禅宗无相法师(金和尚)的名字就出现在《拔协》中，随着唐蕃交往加深禅法传进吐蕃，逐渐引起统治阶层的好感。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正是吐蕃大力弘扬佛教的时代，赞普将敦煌名僧召到身边，加快了禅法的传播速度，加深了影响力。由于语言上的互通，大大推动了唐蕃两种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吐蕃佛教的发展。顿渐辩论之后，印度佛教虽然确立了对吐蕃佛教的主导地位，但是唐朝佛教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更多的汉僧进入并留居吐蕃从事译经传法，也有大批吐蕃僧人来到敦煌，抄经译经。日本的冲本克己在其《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一文中列举了译成藏文的禅宗文献，如《楞伽师资记》、《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二入四行论》、《历代法宝记》、《诸禅师语汇》、《卧龙禅师安心出家十功德》、《降魔藏禅师安心法》等等。虽然藏译时间尚不明确，可见禅宗对吐蕃的渗透。

　　从汉文史料得知，除上述唐僧外，还有不少不知名的汉地僧人在吐蕃活动。《德宗本记》记载：“三年夏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将士八百人自吐蕃而还”。[24]《旧唐书。吐蕃传》载：建中“三年(782年)四月，放先没蕃将士僧尼等八百人归还，报归蕃俘也”。[25]他们是寿昌陷落时被俘的。由于吐蕃人笃信佛教，被俘的唐朝将士遁入空门者也不少。如平凉劫盟时陷蕃的路泌，“在绝域累年，凄心于释氏之教，为赞普所重，待以宾礼”。[26]元和二年(807年)八月，吐蕃送还没蕃僧惟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两位赞普执政期间，在吐蕃本部和所占领的敦煌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抄经活动，参与此项活动者近千人，所抄经文主要是《无量寿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般若心经》以及问答集《大乘中宗见解》、《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抄经者大部分是汉族。

　　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的著名学者高僧管·法成在赤祖德赞朝就来到敦煌，太和七年(833年)左右住永康寺，翻译佛经，注释编辑汉文佛经；会昌二年(842)到甘州修多寺翻译了《萨婆多宗五事论》和《诸星母陀罗尼经》；六年后(848年)住开元寺开始重点讲授《瑜伽师地论》，悟真、明照、一真等敦煌名僧都听他讲经。据不完全统计，由法成翻译的经籍有《金刚光明经》、《解深密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入楞伽经》、《善恶因果报经》、《贤愚经》、《大宝积经被甲庄严会第七》、《大宝积经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大宝积经净信童女会第四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还有几部集录和讲义，共计有二十三部，成为唐蕃文化交流的使者。另外，他还对吐蕃在河西的汉译藏的佛经进行过大量的校勘工作，为唐蕃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以长安佛教为主的唐朝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成立僧伽组织之前，在吐蕃活动的僧人主要是来自唐朝，虽然他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但影响了不少人，对佛教大规模地传入吐蕃奠定了基础。建中二年(781年)以后，汉地僧侣来到吐蕃传布佛教的人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所传的禅宗的顿悟思想不仅在当时受到许多人信奉，而且继续影响着吐蕃以后的藏传佛教。现在看来，唐代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表现在寺庙建筑(如桑耶寺、小昭寺、昌珠寺等在建造过程中都采用了长安佛寺的风格)、译经、思想、僧制等各个方面。

　　注释：

　　[1]罗布江村、蒋永志著，雪域文化与新世纪[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黄颢：《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载《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97页。

　　[3]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4]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9～10页。

　　[5]《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6页。

　　[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43页。

　　[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44页。

　　[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49页。

　　[9]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下册，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560页。

　　[10]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上册，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11]《大正藏》，第2090号。

　　〖12〗

　　[13]桂·循努贝：《青史》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14]入华求法请益的韩国禅僧中，学成后留居的金和尚有三位：资州金和尚、益州金和尚、镇州金和尚。《拔协》和《贤者喜宴》所说的金和尚使之资州金和尚无相，他开元十六年(728年)来长安求法，后入蜀礼智诜与处寂两位禅师，在成都化导众生达20多年，倡导“三句用心”的禅法，宝应元年(762)圆寂。他虽然没有到过吐蕃，但对吐蕃佛教由间接影响。

　　[15]《贤者喜宴》上册，第308页。

　　[16]拔·塞囊《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9页。

　　[17]关于舍人，《因话录》卷四角部记载：“先是，(吐蕃)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力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

　　[18]尼玛威色、打热那他：《莲花生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19]《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20]《五部遗教》，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21]赵晓星：《敦煌落蕃旧事》，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22]《五部遗教》，第462～463页。

　　[23]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0页。

　　[24]《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

　　[2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六《吐蕃传》。

　　[26]《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九《路随》。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