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随法师：概说佛法之判教（一）

佛教于中国之发展，大体而言，经历了译经、格义、判教、创宗、定祖之一过程。

译经：即将印度梵文经典翻译成中国汉语文字，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起始点、立足点，也是佛教于中国发展所必备的基石。译经事业虽为最早，但历时漫长，始于东汉，终于宋朝，经千年历程，历复杂人事，可知译经事业之艰巨，亦知译经事业之重要。有缘得遇佛经者，自当深为感恩，至为庆喜。

格义：即用比较、类比的方法来解释、理解跨文化背景的概念，是一种类比理解的方法。“格”有“比较”、“度量”之意，“义”含“名称”、“概念”、“义理”等意。佛经初来东土，早期之佛教行者，在翻译、研究、讲说佛经时，为方便理解，不得不借用中土文化中的一些名辞术语来对照、比附佛教之名相概念，其主要比附者多是周易、老庄及玄学，此一比附、类通之学，即谓之“格义”。如用老庄之“无”，对应佛教之“空”等，真如、性空早期即译为本无、自然。梁·慧皎法师《高僧传·法雅传》一文中有关于格义之说：“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格义之兴起，对佛法之弘传、演进自有其一时之功，使国人对外来之教有了一相似认知，佛法因此得以弘传。但随着经论之大量译传，佛教本有的义理越来越明晰，格义之弊端即自显现出来，附会他教之说，显然有违佛教正义，所谓“屈尊就卑”也。至东晋道安法师（312～385）及其弟子慧远大师，虽亦常用格义化导，但已识知格义之弊，开始有所醒悟，不再完全遵此一途，而欲回归佛教本身的立场来演说、诠释佛教义理，观道安大师所言“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即知其概。早期般若六家之说即多受格义之影响而各有所偏。东晋时期，鸠摩罗什之来华译经，开一代译风，将大量大乘经论特别是中观般若系译出，佛教不共他教之独特性愈来愈明显，格义之弊显露无遗，般若之学开始归于龙树菩萨“缘起性空”之中道观。罗什弟子僧叡大师（亦道安弟子），评格义及由此形成的六家般若思想言：“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可谓是对前期佛教发展的一大总结。递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梵汉兼通人士不绝，佛教经典大量传来，佛经义理渐为国人理解接受，佛教于中土之演进由是完全摒弃了格义一途，走向独立发展之路。尤其隋唐之八大宗派成形，佛法即已完全被国人所消化吸收，以其本有的思想独自发展，蔚为壮观。

虽格义之弊前人早知，佛教东来业已完全独立，然格义一途却于不同时期时有兴起，诸如三教之会通、文化之融合等，皆本于格义之说。为方便弘化，古今大德，时有用之，有识之士，当知其权宜，明其善巧，识其利弊。

判教：即对所有佛经、一代时教作总的梳理、诠释、定位的一种教相判释，使众多经典、无穷义理，了然分明，整然有序。判教是佛经广译、教理研发到一定时期必然产生的结局，可以说是义理之发达，兴起判教；判教之兴起，又整合了义理，使义理更精深、更完善、更系统。判教虽大兴于中土，实起始于印度，而根源于佛陀，如《楞伽》之顿渐分、《华严》之三照论、《法华》之三车喻、《涅槃》之五味说等，皆是佛经自显教相差别，以此而观，即知判教实“义蕴于经”、“源自于佛”。佛法传来中国后，教典之多、义理之繁，促使中土判教之必然兴起、发达、成熟。北凉时期（401～439）之涅槃学者慧观法师，以“二教五时”判一代时教，首开判教之风，随之一发不可拾，后来硕德大兴判教学说。南北朝时期，不同学派如摄论师、地论师等，各自有了自己的判教体系，后人有“南三北七，义成百家”之评。此一时期之判教，可称为学派之判教，未臻圆熟，是判教发展的初始阶段。至隋唐时期，在经典极为丰富、义理至为发达之基础上，各宗大德开始对南北朝各学派之判教进行系统梳理，融会古今，纵观得失，主依不同经典综摄一代时教而各自形成系统完备的判教体系，判教思想臻于成熟，并因此而发展独立成宗，宗派由是而形成。此一时期之判教可称为宗派之判教，也是中土判教之成熟期。

判教由北凉时期之兴起，经南北朝之发展，至隋唐时期之成熟，历时长达二百余年，可见判教之不易，一则因佛所说教法之深广难测，二则义理研习有一渐次发达过程，三则个人慧见修证有浅深不同，四则因依经不同而立场自异。以此可见，判教非一人一时之所能，乃集众人之智识，观诸说之异同，经慢长的整合，方臻圆熟。

创宗：即依各自所主的正依经典、判教体系、相承祖师等而开创独立的佛教宗派。如慧文、慧思、智者等依《法华经》，相继开显并建立自己的判教体系，发展而成天台宗，此为中国最早之一宗派，随之形成三论、唯识、律宗、净土、华严、禅宗、密宗等各大宗派。宗派兴起，定祖即势所必然。

定祖：即确定宗派传承、法脉延续的祖师谱系，师资相承，法法相续，以为本宗学人修学之依准，如天台有九祖之说，禅宗有六祖之说，华严有五祖之说等，如是人法相辅，经释相依，以“人正”而显“法正”，依“祖释”而探“经义”，免法统之混乱、学修之无据也。大乘虽有“依法不依人”之说，据实而言，人能弘法，法因人立。择法之人，固当“依法不依人”；习学之士，则当依人以求法。人法并依，两得无碍。如智者大师《维摩经玄疏》云：“人若离法，则非能弘之人；法若离人，则非所弘之法。今人法相成，人是弘法之人，法是所弘之法。”故于各宗言，“定祖”正为“弘法”，“依人”志在“依法”。

以上五点，可谓佛法于中土弘传之大概。前二时为中土接纳佛教之初始阶段，后三时为佛法于中土之兴隆时期。五时之中，后三时为根本。三时有先后，整然而有序，共成佛法中国化的核心内涵，因判教而立宗，因立宗而定祖，三位一体。然其中最重要者，无过于判教。判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必然兴起的一种解读整个佛法的特别方式，是对所有译来之佛经作一总观，梳理会通，各明其教，各判其位。判教之功大要有四：一是促使佛教义理研修之发达，二是形成各自独立的宗派体系，三是显彰佛陀出世之本怀，四是指引学人清晰之修学路径。有了完善之判教体系，才有后来之宗派及定祖。

通观佛法于中国之弘传，就宏观的整体史实看，以上五个历程，以判教为最重要，是中国古德在本有文化的基础上，慧观、判释整个佛法的特别法眼。可以说：中国佛法之特质，在判教；中国佛法之发达，在判教；佛法体系之完善，在判教；各大宗派之形成，在判教；确定祖师之依准，在判教；简别法门之异同，在判教；学修佛法之门径，在判教……判教之重要，以此可知。故了解佛法、学修佛法、弘传佛法，最便捷者、最通畅者、最明了者、最系统者，无过于判教。当我们翻开佛经，一一比照，即会觉知，佛法之深广，犹如汪洋大海，莫测边际。而各经之所说，又彼此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疑虑丛生，自所难免。如何解决此一根本问题，使吾人能一览佛法之种种异说，而不致盲然无序？判教即为一把钥匙，可开启佛法宝藏之门，可理顺不同之说，使人一观而井然有序，美轮美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