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与银监会的漫谈
南师与银监会的漫谈
内容提要:本书是南怀瑾先生2007年在太湖大学堂应邀就金融、企业、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所做的三次重要讲座内容的辑录。南先生“破天荒”地第一次以资本为题,开篇即幽默地指出:“在社会上做事情,攻击人家犯罪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男女关系,一个是钱。”用举重若轻的“南氏风格”,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南氏语言”,从《管子》、《货殖列传》、《食货志》、《古今图书集成》等中国古代典籍里的财货观切入,从自己在近现代中国的亲身经历出发,将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讲述了近一个世纪中国金融、企业、文化演进的“另类史”。言简意赅,大题小讲,既化古为今,又旁涉西洋经济、管理体制,虽各有侧重,但每每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和玄深妙用,及其痴心、醉心于中华文明的缘由和立场。大道至简,虽曰漫谈,真知卓见处处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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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鶡冠子》
“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阴符经》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书摘:与银监会的漫谈
郭利根先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尊敬的南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来到太湖大学堂,请到南怀瑾老先生给我们讲课。本来,刘明康主席是准备亲自来主持这个讲座的,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不能来,特别委托我,向南老先生致意,并带来了亲笔信。我们也特别感谢海航董事长陈峰先生的大力帮助。
南老先生是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他的情况不用我太多地介绍。南老给我们讲课,这是我们金融系统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一大盛事,更是我们诸位莫大的荣幸。我们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借以表达我们对南老先生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南师:非常感谢!
郭副主席:下面,让我们用学生对老师特有的掌声,欢迎南老先生给我们讲课。
南师:诸位,非常抱歉!刚才郭副主席讲我学问如何如何好,那都是假的。我经常提到孟子说的两句话,一个人活着,有时候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这两句话诸位也要留意。任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虚名是莫名其妙的,讲你好的,并不是那么好,“不虞”就是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恭维,叫“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一般人活在世界上,要求别人都很严格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奇怪,手里都拿一把尺子专门量人家,够高吗?矮吗?胖吗?瘦吗?从来不会反过来量自己的,所以人对人有“求全之毁”,求全责备。这两句话是圣人之言,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孟子的话,我经常深深感觉到很有道理。
我经常告诉诸位朋友,在社会上做事情,攻击人家犯罪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男女关系,一个是钱。说你贪污多少钱,跟哪个女人有关系,哪个女人跟哪个男人,这两件事很难求证的。你说这个女的同这个男的没有关系,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两个人悄悄干的事,没有办法兑现的”。你说他没有拿钱,他说“你也不知道,他悄悄给他的”。所以这个很麻烦。活到这个世界上,尤其你们做金融业务的,更要小心了,一个男女,一个钱财。这是讲到“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这两句话。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想说明,刚才郭副主席讲我怎么样了不起,都是过分的话,那是大家爱护我,我只是一个年纪大、顽固的、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头子:
平常我对于自己的评价,我讲了很多次了,不过你们没有听过,我讲我一辈子,今年活到九十岁,再过一个月,大概不死就到九十一了,“一无所长,一无是处”,是这么一个人。孔子讲“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什么叫乡愿?乡巴佬,这个人规规矩矩,各方面都讲他好。孔子就骂他,你啊,德之贼也——看起来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实际没有东西,虚的。“子日: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孔子用手棍打他的腿,像你这个老家伙……所以我们这些人老了就是贼。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这一次不是讲课,刚才郭副主席对大家讲说我讲课,不对的,是跟大家来闲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一次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位老同学,老朋友,陈峰先生,他搞了个“海航”,做得不错,他算是老学生了吧,也是我的老朋友,不过我经常骂他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同学都说我脾气坏,经常骂他。我真的讲他年轻不懂事。可是讲句实际的话,他是我的几位“言听计从”朋友学生里头的一位。我讲什么他就听,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也照办。我说陈峰啊,你当年没有钱,能够弄到这个航空公司,我说你“骗”来的,但是你“骗”得好。世界上都是骗的,可是你成功了。要跳出“海航”变成全国的航空公司。结果他听我的话,努力了四五年,现在变成大新华航空控股公司了,全国性的,这是一点。同时我告诉他,你不要光做民航,中国缺乏的是空中的货运。我说我找一个朋友来帮忙你搞空中货运,他听了照办,也办好了。当年他飞机也没有,不到一两年,有了,发展很快,现在空中货运也开始了。
上个月,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位先生你知道吗?我说谁啊?刘明康先生。我说久仰大名,干什么的?好像管金融的吧。他就告诉我是银监会的主席。我说久仰了,什么事啊?他说他想请您讲点话,讲课吧!
陈峰我经常骂他,经常开他玩笑的,我说好吧!人家既然找到你,就答应吧!当时讲话的确是无意的,因为我正在忙事情,一边在做事,一边拿到电话就这样答复他。他一听就说谢了,就认真起来了。这件事是这样来的,对不起,开玩笑来的。所以劳驾诸位从各地远道而来,非常抱歉,请大家原谅,我这是开玩笑来的。
那么同时,我一看名册,你们在座的,都是中国当今了不起的人才,吓住我了。讲银行、金融、经济,我通通外行,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讲话?他们说讲中国文化吧。
对了,我说把上个月对人民大学讲中国文化课的记录印给大家,诸位都有了吗?(答:有)好,上个月,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师生来过。现在有个风气很奇怪,每个大学都讲国学。我说请问你什么叫国学?我也不懂。还有中国文化,甚至讲中国文化特色。我说中国文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你简单两句答复我,我想几乎没有人答得出来。如果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孟子、儒家,完全错了。中国文化诸子百家那么多啊!孔孟之道代表个人修养是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文化是不可以的。
那么,国学又是怎么来的?推翻满清以后,民国初期开始才有“国学”这个名称。我说这个名称也有问题,中国人说这是我的国学,英国人讲他们的国学,德国人讲德国的国学,究竟国学是个什么东西?
人民大学的纪校长为了这个,创办了一个国学院,挨了大家的批评,很痛苦,但他还是办了,不过据说现在国学院很热门。办了以后,他要我到北京,我这个人老了,哪里都不动,最后只有劳驾他们赶来。上个月他们带领博士班的学生同老师们在这里,我讲了国学与中国文化的问题。
你们银监会的刘主席要我讲这个问题,我说不需要重讲,所以我让他们发了给人民大学讲话的记录,那里面讲了一点点国学方面的问题,给诸位做一个参考,甚至给我一个指点。
我们长话短说。这一次来,除了你们这班金融界的英才以外,听说还有些人,我的老朋友皇甫平也在吧?这位周瑞金先生,我说一九八九年后能够继续改革开放,他是第一功臣。当年讲姓“资”的也好,姓“社”的也好,争论走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还在,很难下结论的时候,他敢于带头站出来写篇文章,影响很大。他当年是准备挨斗的。我说你这个读书人,老朋友,有胆识,、很有功劳,他今天也在这里。听说还有大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也在这里。这些老前辈们,我都要请大家原谅,给我一点指教。
我今天想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讲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诸位是搞金融的,我常常在谈中国文化时提到“经济”,“经济”这个词语,我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舒服,从年轻就开始了。
诸位要知道,我们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为止,九十六年,再过一个月以后是九十七年。当年我的老师辈,都是前清的遗老,有功名,起码是举人,有些是进士,做过官的。我长大一点,正是北伐阶段,他们这些老前辈都笑,你们年轻人乱听这些,书不好好读,什么开始北伐!军事是北伐,政治是南伐。
我们当时小,老师讲话是坐着,我是站着的,背书也站着,不像现在,以后慢慢改了,上课是学生们坐着,老师站着。将来时代学生们躺着,大概老师们要跪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众笑)
当时老先生们这样一讲,我们就不敢说话了。在那里我是年纪比较轻的,我就问老师,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怎么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他说,你看,这些革命党(所谓革命党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的一切党派),他们懂什么?就是拿到政权,做官做事什么都没有经验,拿到政权以后,用的都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一切规矩都没有变动。只是表面做得很好,实际没有内容。
当时他这样讲,现在我回想,好像九十年来都是这样,还是一样道理。包括我们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以后,新建立的政权到现在,这些情形同当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中间虽然对中国文化那么严重地整顿,但中国文化坏的一面并没有去掉,这是个什么道理?
是文化问题吗?人性问题吗?我们这里有哲学大师们,好几位都在,值得研究。现在这个问题扯开就大了,有关政治、哲学、教育,都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回过来还是讲本身的问题,刚才提到“经济”,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西方文化变成中国文化,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日本人是用汉文,用中国文字,日本人先接手翻译的。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当我到台湾以后,一听闽南语的发音,哲学叫做“铁盒”,我们浙江人一听“铁盒”,铁的盒子啊!实际他是用“哲学”两个字。可是“慧学”给日本人一翻成“哲学”,我们用到现在还是“哲学”。
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大政治家,大文化家,这个叫“经济”。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文学,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卧龙先生就是诸葛亮。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有一个遗憾,把西方文化翻到中国来,从来没有做统一的翻译,包括自然科学。我们国家从满清末期开始翻译西方文化,满清同治年间,成立了同文馆,这是国家翻译院。可是到现在呢?不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一切翻译都没有统一。
讲到同你们工作有关系的经济,这里一位李慈雄博士,是我的老学生,比陈峰资格还老,他也是同学里头言听计从的一个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在美国的时候,他正在世界银行做事。我说慈雄啊,这个不能做了,你马上就辞了吧。他地位很好,拿高薪的。我说,我看了美国,不行,遇到问题第一个开除的,一定是东方人,而且是中国人,你赶快辞掉,在你巅峰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辞掉。他说,老师,我也想辞,辞掉到哪里?我说回大陆去。他很难,他是台湾人,美国留学的博士,岳父萧政之中将,政治部主任,曾经是反共的主将,他三个身份都很难。他说老师让我到大陆干什么?我说,到上海去发展,中国需要人,经济发展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他在我面前站不到一分钟,说,老师叫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就一句话。然后他到上海做企业,现在叫斯米克公司,股票也上市了。
当时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学校里有个经济学的名教授,慈雄就给他谈中国文化,他说到他中国的老师是南某人。他说南老师批评我们学经济的。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原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个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做“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譬如说,我们“抗战”以前,经济学没有几个人,某人在外国留学,学经济回来,好像很不得了。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我今天特别带来,这是康熙、雍正时代整理的《古今图书集成》,恐怕你们图书馆没有,它把几千年的财经,一切内容的要点囊括在里面。所以康熙、雍正时期对中国文化,很对得起。
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司马迁以后,班固写《汉书》,走司马迁的路线,但是改了,把这个叫《食货志》。我抽出来这部《古今图书集成》里面叫《食货典》的,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可是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
换句话说,我们讲银行,银行怎么来?我等一下讲外行话给大家听。可是今天所有的银行,没有研究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应该怎么样。
“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物然。”-------《鶡冠子》
“绝利一源,用师十倍”。 -------《阴符经》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内容提要:本书是南怀瑾先生2007年在太湖大学堂应邀就金融、企业、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所做的三次重要讲座内容的辑录。南先生“破天荒”地第一次以资本为题,开篇即幽默地指出:“在社会上做事情,攻击人家犯罪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男女关系,一个是钱。”用举重若轻的“南氏风格”,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南氏语言”,从《管子》、《货殖列传》、《食货志》、《古今图书集成》等中国古代典籍里的财货观切入,从自己在近现代中国的亲身经历出发,将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讲述了近一个世纪中国金融、企业、文化演进的“另类史”。言简意赅,大题小讲,既化古为今,又旁涉西洋经济、管理体制,虽各有侧重,但每每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和玄深妙用,及其痴心、醉心于中华文明的缘由和立场。大道至简,虽曰漫谈,真知卓见处处可现。
书摘:与银监会的漫谈
郭利根先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尊敬的南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来到太湖大学堂,请到南怀瑾老先生给我们讲课。本来,刘明康主席是准备亲自来主持这个讲座的,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不能来,特别委托我,向南老先生致意,并带来了亲笔信。我们也特别感谢海航董事长陈峰先生的大力帮助。
南老先生是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他的情况不用我太多地介绍。南老给我们讲课,这是我们金融系统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中一大盛事,更是我们诸位莫大的荣幸。我们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借以表达我们对南老先生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南师:非常感谢!
郭副主席:下面,让我们用学生对老师特有的掌声,欢迎南老先生给我们讲课。
南师:诸位,非常抱歉!刚才郭副主席讲我学问如何如何好,那都是假的。我经常提到孟子说的两句话,一个人活着,有时候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这两句话诸位也要留意。任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虚名是莫名其妙的,讲你好的,并不是那么好,“不虞”就是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恭维,叫“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一般人活在世界上,要求别人都很严格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奇怪,手里都拿一把尺子专门量人家,够高吗?矮吗?胖吗?瘦吗?从来不会反过来量自己的,所以人对人有“求全之毁”,求全责备。这两句话是圣人之言,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孟子的话,我经常深深感觉到很有道理。
我经常告诉诸位朋友,在社会上做事情,攻击人家犯罪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男女关系,一个是钱。说你贪污多少钱,跟哪个女人有关系,哪个女人跟哪个男人,这两件事很难求证的。你说这个女的同这个男的没有关系,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两个人悄悄干的事,没有办法兑现的”。你说他没有拿钱,他说“你也不知道,他悄悄给他的”。所以这个很麻烦。活到这个世界上,尤其你们做金融业务的,更要小心了,一个男女,一个钱财。这是讲到“不虞之誉,求全之毁”这两句话。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想说明,刚才郭副主席讲我怎么样了不起,都是过分的话,那是大家爱护我,我只是一个年纪大、顽固的、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头子:
平常我对于自己的评价,我讲了很多次了,不过你们没有听过,我讲我一辈子,今年活到九十岁,再过一个月,大概不死就到九十一了,“一无所长,一无是处”,是这么一个人。孔子讲“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什么叫乡愿?乡巴佬,这个人规规矩矩,各方面都讲他好。孔子就骂他,你啊,德之贼也——看起来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实际没有东西,虚的。“子日: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论语·宪问》),孔子用手棍打他的腿,像你这个老家伙……所以我们这些人老了就是贼。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这一次不是讲课,刚才郭副主席对大家讲说我讲课,不对的,是跟大家来闲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一次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位老同学,老朋友,陈峰先生,他搞了个“海航”,做得不错,他算是老学生了吧,也是我的老朋友,不过我经常骂他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位同学都说我脾气坏,经常骂他。我真的讲他年轻不懂事。可是讲句实际的话,他是我的几位“言听计从”朋友学生里头的一位。我讲什么他就听,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也照办。我说陈峰啊,你当年没有钱,能够弄到这个航空公司,我说你“骗”来的,但是你“骗”得好。世界上都是骗的,可是你成功了。要跳出“海航”变成全国的航空公司。结果他听我的话,努力了四五年,现在变成大新华航空控股公司了,全国性的,这是一点。同时我告诉他,你不要光做民航,中国缺乏的是空中的货运。我说我找一个朋友来帮忙你搞空中货运,他听了照办,也办好了。当年他飞机也没有,不到一两年,有了,发展很快,现在空中货运也开始了。
上个月,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一位先生你知道吗?我说谁啊?刘明康先生。我说久仰大名,干什么的?好像管金融的吧。他就告诉我是银监会的主席。我说久仰了,什么事啊?他说他想请您讲点话,讲课吧!
陈峰我经常骂他,经常开他玩笑的,我说好吧!人家既然找到你,就答应吧!当时讲话的确是无意的,因为我正在忙事情,一边在做事,一边拿到电话就这样答复他。他一听就说谢了,就认真起来了。这件事是这样来的,对不起,开玩笑来的。所以劳驾诸位从各地远道而来,非常抱歉,请大家原谅,我这是开玩笑来的。
那么同时,我一看名册,你们在座的,都是中国当今了不起的人才,吓住我了。讲银行、金融、经济,我通通外行,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讲话?他们说讲中国文化吧。
对了,我说把上个月对人民大学讲中国文化课的记录印给大家,诸位都有了吗?(答:有)好,上个月,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师生来过。现在有个风气很奇怪,每个大学都讲国学。我说请问你什么叫国学?我也不懂。还有中国文化,甚至讲中国文化特色。我说中国文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你简单两句答复我,我想几乎没有人答得出来。如果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孟子、儒家,完全错了。中国文化诸子百家那么多啊!孔孟之道代表个人修养是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文化是不可以的。
那么,国学又是怎么来的?推翻满清以后,民国初期开始才有“国学”这个名称。我说这个名称也有问题,中国人说这是我的国学,英国人讲他们的国学,德国人讲德国的国学,究竟国学是个什么东西?
人民大学的纪校长为了这个,创办了一个国学院,挨了大家的批评,很痛苦,但他还是办了,不过据说现在国学院很热门。办了以后,他要我到北京,我这个人老了,哪里都不动,最后只有劳驾他们赶来。上个月他们带领博士班的学生同老师们在这里,我讲了国学与中国文化的问题。
你们银监会的刘主席要我讲这个问题,我说不需要重讲,所以我让他们发了给人民大学讲话的记录,那里面讲了一点点国学方面的问题,给诸位做一个参考,甚至给我一个指点。
我们长话短说。这一次来,除了你们这班金融界的英才以外,听说还有些人,我的老朋友皇甫平也在吧?这位周瑞金先生,我说一九八九年后能够继续改革开放,他是第一功臣。当年讲姓“资”的也好,姓“社”的也好,争论走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还在,很难下结论的时候,他敢于带头站出来写篇文章,影响很大。他当年是准备挨斗的。我说你这个读书人,老朋友,有胆识,、很有功劳,他今天也在这里。听说还有大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也在这里。这些老前辈们,我都要请大家原谅,给我一点指教。
我今天想在这很短的时间里,讲故事给大家听。你们诸位是搞金融的,我常常在谈中国文化时提到“经济”,“经济”这个词语,我一直到现在心里不舒服,从年轻就开始了。
诸位要知道,我们推翻满清以后到现在为止,九十六年,再过一个月以后是九十七年。当年我的老师辈,都是前清的遗老,有功名,起码是举人,有些是进士,做过官的。我长大一点,正是北伐阶段,他们这些老前辈都笑,你们年轻人乱听这些,书不好好读,什么开始北伐!军事是北伐,政治是南伐。
我们当时小,老师讲话是坐着,我是站着的,背书也站着,不像现在,以后慢慢改了,上课是学生们坐着,老师站着。将来时代学生们躺着,大概老师们要跪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啊……(众笑)
当时老先生们这样一讲,我们就不敢说话了。在那里我是年纪比较轻的,我就问老师,那个时候不叫老师,叫先生。先生啊!怎么叫“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他说,你看,这些革命党(所谓革命党包括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的一切党派),他们懂什么?就是拿到政权,做官做事什么都没有经验,拿到政权以后,用的都是满清的遗老遗少,一切规矩都没有变动。只是表面做得很好,实际没有内容。
当时他这样讲,现在我回想,好像九十年来都是这样,还是一样道理。包括我们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以后,新建立的政权到现在,这些情形同当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道理是一样的。而且,中间虽然对中国文化那么严重地整顿,但中国文化坏的一面并没有去掉,这是个什么道理?
是文化问题吗?人性问题吗?我们这里有哲学大师们,好几位都在,值得研究。现在这个问题扯开就大了,有关政治、哲学、教育,都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回过来还是讲本身的问题,刚才提到“经济”,我常说,我们很多翻译的名称是二手货,西方文化变成中国文化,很多名称没有自己翻译,日本人是用汉文,用中国文字,日本人先接手翻译的。譬如说“智慧之学”,我们中国人叫“慧学”,日本人翻成“哲学”。当我到台湾以后,一听闽南语的发音,哲学叫做“铁盒”,我们浙江人一听“铁盒”,铁的盒子啊!实际他是用“哲学”两个字。可是“慧学”给日本人一翻成“哲学”,我们用到现在还是“哲学”。
再譬如说“经济”,我就严重地反对,中国讲“经济”,在中国文化里头很严重啊!是经纶济世,大政治家,大文化家,这个叫“经济”。我们常说中国古人的对联,“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那个“经济”不是现在这个“经济”。他讲写文章文学,西汉一个司马迁作《史记》,一个司马相如文学第一,所以“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中国经纶济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来天下,建立一个政权而万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样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所以叫“经济南阳一卧龙”,卧龙先生就是诸葛亮。这是中国人由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的观念。日本人把管财经的问题叫经济,这是很好笑的事。现在一提到经济就想到管钞票,要钱,这个文化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有一个遗憾,把西方文化翻到中国来,从来没有做统一的翻译,包括自然科学。我们国家从满清末期开始翻译西方文化,满清同治年间,成立了同文馆,这是国家翻译院。可是到现在呢?不管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一切翻译都没有统一。
讲到同你们工作有关系的经济,这里一位李慈雄博士,是我的老学生,比陈峰资格还老,他也是同学里头言听计从的一个人,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在美国的时候,他正在世界银行做事。我说慈雄啊,这个不能做了,你马上就辞了吧。他地位很好,拿高薪的。我说,我看了美国,不行,遇到问题第一个开除的,一定是东方人,而且是中国人,你赶快辞掉,在你巅峰的时候、最好的时候辞掉。他说,老师,我也想辞,辞掉到哪里?我说回大陆去。他很难,他是台湾人,美国留学的博士,岳父萧政之中将,政治部主任,曾经是反共的主将,他三个身份都很难。他说老师让我到大陆干什么?我说,到上海去发展,中国需要人,经济发展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他在我面前站不到一分钟,说,老师叫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就一句话。然后他到上海做企业,现在叫斯米克公司,股票也上市了。
当时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学校里有个经济学的名教授,慈雄就给他谈中国文化,他说到他中国的老师是南某人。他说南老师批评我们学经济的。我说世界上的经济学家,欧美的经济学家,是强盗的经济学家,都是为一个国家、一个观点,写了许多经济学的书。你们学经济不要乱跟他们。从《原富论》开始,通通不对。没有一个学者研究全体人类的经济学,马克思有一点像,还不完全,他在那个时代还看不清楚。任何一个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做“麻子上台阶”,一个麻子上了台阶,群众观点,个人看一点。整个麻子脸,哪个洞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都是这样。实际做国际大生意的,影响了整个世界,他们对全人类究竟是怎么个影响法,今天乃至以后的全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生存生活,没有人研究,这是很严重的大问题。
那么,请问中国原来有没有现在所谓的“经济学”?没有。这是十九世纪以后过来的。譬如说,我们“抗战”以前,经济学没有几个人,某人在外国留学,学经济回来,好像很不得了。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有!我今天特别带来,这是康熙、雍正时代整理的《古今图书集成》,恐怕你们图书馆没有,它把几千年的财经,一切内容的要点囊括在里面。所以康熙、雍正时期对中国文化,很对得起。
经济学,在中国过去叫什么呢?叫“食货”。中国人过去是重儒轻商,看不起商业。司马迁写《史记》,他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一篇《平准书》。后来班固写《汉书》,在《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写了《食货志》。
你看“货”字,为什么用这个字呢?这要研究中国字了。不认识中国字,你中国文化讲不通的。“货”是“化”下面加个宝贝的“贝”。贝是什么?我们上古货币是用贝壳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货币是贝壳,后来慢慢变成用其他的货币。“货”是化贝,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内容。“贸”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贝”,早晨五六点钟(卯时)在集市上买卖交换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轮转更替,包含交换、交易的意思。
由“货”字,谈到货币学。我常问学经济的同学,我说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社会,货币一定会通货膨胀,每个时代都会通货膨胀,而且每个新时代会把货币变了,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经济哲学的问题了。货币为什么一定会变?譬如刚才讲到“货”字,是变化的“化”下面加一个宝贝的“贝”,有财富变更变化的意思。所以,司马迁第一个提出来商业的哲学,写了一篇《货殖列传》,那么中间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学问道德抵不住一个钱、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干,命不要就是为了这个利。人家说司马迁是历史学家,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走道家的路线,他为人类开了一条路。
司马迁以后,班固写《汉书》,走司马迁的路线,但是改了,把这个叫《食货志》。我抽出来这部《古今图书集成》里面叫《食货典》的,把五千年农业社会的经济、税务的收入、国家财政的给配、商业的行为、政策的安排,都收录在其中。可是可怜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一百年当中,有几个学者回转来研究研究自己的经济学?
换句话说,我们讲银行,银行怎么来?我等一下讲外行话给大家听。可是今天所有的银行,没有研究中国文化特色的银行应该怎么样。
---摘录自南师新书<漫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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