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 变迁的时代与不满的心理
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 变迁的时代与不满的心理
生为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激,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这时代的冲突与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正在茁壮中的少年,既无高瞻远瞩,更不知道如何去后顾深思,前路茫茫,一片空白,在无所适从的情态中,陷于烦闷。这是老一辈子的人应该担替的罪过?或是这一代青年们的错误呢?其实,谁也没有罪过;不能把这个责任,推诿给谁来单独承当。这是历史趋势中自然的现象,文化思想在变动的时代中必起的波澜,也是人类历史分段生命中当然的病态。
如要讲究责任谁属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前的东方,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遭逢历史的巨变,我们公认的圣人——孔子,著述《春秋》大义,是把这种过错,责之于当时身在其位,力足以谋国的“贤者”,孔子这种论断的是与否,那是历史哲学上的一个问题,姑且不论。但至少要知道在《春秋》时代,教育和知识并不普及,因此所谓“贤者”的士大夫们,的确是义不容辞,难逃其咎的。而当时印度的圣人——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敷扬佛法,却认为历史变乱的罪过,是人类与一切众生的共同“业力”所造成。当共同“业力”构成大势所趋的时期,犹如转动速度极快的火轮,当它正在旋转的时候,谁也无法插手使其停止;阻挠或堵塞,只是增加旋力发生巨变而已。孔子的道理是“因人论世”,所以《春秋》责备贤者。释迦的道理是“因世论人”,所以佛法的观点,便深深悲叹众生的“定业”难移。此外,老子的“无为”、“因应”观点,也正同此理而立论。我们如从“因世论人”的观点来说,释迦历史哲学的观念,自有其充分理由的论据。如果根据此理,大有可能会袖手旁观,喟然叹息芸芸众生,至可怜悯而已!如果从“因人论世”的观点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承先而启后,继往而开来,那么生逢历史时代剧变中的任务,对于现代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必须要检讨疏通,求其开展新运。但要检查现代青年思想的病根所在,与心理病态形成的原因,又必须要从历史文化演变的过程中,追溯前因与后果,再来寻求治疗的药方。
不满现实的历史心理
在五、六十年前的前辈时代,也正是我们出生成长的阶段,我们也正如现代青年一样,具有勇敢、决心、幻想、行动的情绪,同时更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但也正和现在青少年相似,怀有无比的彷徨、郁闷、烦躁,和敌视现实、否认一切的心理。这是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新旧文化思想开始交替,东西方文化迈向交流融汇,激起中国文化新思潮的巨浪阶段。由裹成三寸金莲的小足,解放为大足;终身不出闺房一步的女子,争取男女平权。男子们由终日背诵“之乎者也”,提考篮、穿长袍马褂上京求名,而变为写作的呢吗啊,死啃ABCD,割须剃发,穿上西装革履,大谈洋务与西学,夸为识时务的俊杰。总之,事无巨细,学无古今,人无老少,一切都在求变、待变、必变的巨变过程中。我们所接触的中年以上的老前辈们,他们面对此情此景,满腔忧患,无限感伤,随时随地都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进入暮年晚景的低潮,含悲抱愤而去。但在无情岁月的推排之下,曾几何时,我们这些青少年们,不满当时的现实,和轻视否认当时老前辈们摇头叹息的情景,也渐渐地进入我们的心境,成为生活习惯的一种自然姿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不知不觉,自己也进入中年,昔日老前辈们不满现实的叹息感言,又渐渐地出自我们之口。这种循环性的历史悲剧,犹如新旧交响的乐章,具有时代性旋律的哀怨,永远存在于历史的阴影里。这也正是说明:历史时代的途程在不断地向前推进,而人类在时代的轮转中,却永远不满现实。不论任何时代,青少年们固然如此,老年人们又何尝不如此。由于这个憬悟,我常警醒自己,不必忧伤,不必感叹,假如我过去了,太阳照样会从东方升起,历史依旧会演变下去,后一代的人们,也许比我们活得更有趣,更快乐,也可能更疯狂。
时代演变中的思想与感情
由于身历其境,而了解人们历史循环性不满现实的通病,进而探寻这种随时代年龄而发生差异的思想与心理原因,便可知道人类的感情作用,经常会左右理智慧思的极限。人的感情,不但对个人私心事物有占有把握的牢固性,同时对于具有历史性的生活形态和精神思考的习惯、文化背景、时间和空间的惯适,都有浓厚的感情作用。每当历史随时代的推进而演变的时候,由于人们旧有历史的牢固习惯,只能接受渐变的推排,极难适应突变的打击。尤其对于眼前现实的精神生活,与耳目感官日常周遭事物引发的感想,例如与社会秩序、家庭环境有关的道德规范,行为的善恶标准等观念,在历史文化变更的过程中,最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心理反应和老辈子的伤感。尤其在二十世纪末期的剧变中,更为显著。站在我们这一代的立场,看到下一代的堕落和疯狂,真有不胜扼腕叹息之感。如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检讨历史文化演变的得失、前因后果,便可比较客观地了解青少年们思想与心理趋向的矛盾。在这个时代中,旧的过去了,新的还未产生,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如朽索之驭怒马,他们失去了可循的准绳,找不到控驭自己的鞍辔,盲目自恣,陷于一片迷惘的境地。不但东方的青少年如此,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已染上这种时代性的传染病症。其实,在这个时代的阶段中,真失去了道德的标准吗?完全没有善恶的意识吗?不然。道德和善恶,它永远存在于人心之中,它是人性中自然具有的一种功能,它只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作用,转变形态。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过去的道德观念,是基于宗教的因果观念而定;教育的规范由此而教育,思想的习惯由此而思想,稳定社会秩序两、三千年。现代的道德观念,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快速发展中的刺激反应,它逐渐接近以经济的价值观念而定,下意识的只有价值与无价值的辨别。过去的善恶观念,是以人性本应善良,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善恶,具有宗教性的报应而定论。现代的善恶观念,由于科学促使物质文明的重要,同时曲解自由而又极度偏向个人的自私,几乎走向以需要与不需要来决定善恶的标准。这样的道德观念、善恶观念,虽然还未真正构成为现代人思想心理的定型,它的对与不对,是与否,实在是非常急切地等待着我们这一代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既不能凭历史文化的感情而一切陷于悲观,更不能徒凭时代的感染而盲从冲动,以致于忽略了随时偕进的理性思想。
尚未成熟的历史与文化
生当这个世纪末期的青少年们,传统的宗教、哲学、教育等道德理性的准绳,已经命如悬丝,失去了它固有的信赖的力量,我们所要的,是有特立独行和“确然而不可拔”的精神,融合古今中外的所长,建立新的文化机运,使后来的一代,走上安定的道路。
同时更需要认识人类历史文化的成果,它永远还很年轻,需要新知的灌溉而求其成熟。宇宙的生命,无论过去与未来,它永远是常新不古,所以曾子在《大学》上,强调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经》也常提到“随时偕进”、“与时偕极”的道理,这都是提醒人们不要满足过去,留恋过去,要展望明天,开启未来。青春的活力,它永远是推进历史文明的动能。道家素来认为“天地是一大宇宙,人身是一小天地。”为了说明人类的历史文化永远还很年轻的理由,引申道家这个观念,可以说“历史是一部大人生,人生是一部小历史。”
因为任何一个人,天赋的本能,都有不同的个性和幻想,尤其在少年和青年的阶段,幻想经常占有青春活力大部分的时间。幻想不是过错,幻想加上学识,在思想和行为上,便成为有守有为的学问素养。幻想不加力学,它可能会变成无羁的劣马,自误也会误人。累积人类的个性、幻想、学识,构成为思想、行为与经验的成果,便综合成为人类的历史与文化。然而任何一个人,由青少年阶段,富于幻想的时期开始,其间加以力学,或者不学,便早已奠定一生成败的基础。到了中年,便是实现他的幻想,而付诸实际行动的时期;无论是事功的成就,或是学术的著作,甚至于宗教家们修道与传道的生活,都不外于此例。到了晚年,大概都是留恋欣赏过去的成果,或者感叹过去的哀乐变为回忆,而随时消逝。所以孔子也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如果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说,当每个人由青少年的时期,脑力开始成长,一直到了五十多岁以后,才是脑力成长到鼎盛的时期。但上天注定人类可悲的命运,正当他脑力和智慧刚好成熟,经验的累积又正是到达高峰的时候,便像苹果一样,红透熟烂,又悠然地悄悄落地,还归虚无。除了天赋特别,老当益壮而成为瑰宝的,那是普遍中的例外,为历史点缀了壮丽的场面。此外,无论是从事出世事业的千秋人物,如宗教的教主和大哲学家们,或是从事入世事功的伟人,谁也无法逃出这个自然的规律。
人生的生命既然跳不出这个规律以外,他在智慧上的成就,可以创造历史文化的期限,又如此的短暂而渺小,所以古今中外,累积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说都是青年人扮演主角的成果,中年或老年人担任编辑而写成;它永远都很年轻,并且尚未完全成熟。虽然由原始的宗教而发展为哲学,从哲学的范围而扩充到今天科学的成就;但摆在人类面前几千年的老问题,所有人生生命的奥秘、宇宙生命的奥秘等等悬案,始终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解答,使人确信不疑而安心于定论。并且显而易见的,集中古今中外人类几千年的思想与学术,仍然不能使这个人类社会得到永恒的平安,享受幸福而快乐。虽然在这个时代,大家震惊于科学的成就,普遍高唱科学文明相号召,但大多数人都被科学文明冲昏了头,忘记科学的发展,只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况且人们又迷失了科学的方向,只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当作文化全部的需要,忘记精神科学,于是愈来愈空虚,几乎快要成为思想白痴的时代了。尤其科学的分类虽多,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综合科学的创立,更不能与精神文明的哲学会师,这是一种非常盲目的危机。佛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凡是现代有志有识的青少年们,应该在科学文明的时代中,创立新的历史文化。如此才是现代青年新的出路,徒然的彷徨和郁闷,于人于己,丝毫无补。但既不要为了科学的待遇而求科学,更不要忘记精神科学的急需建设;否则,这个世纪末期的一部人类历史文化,必然要走到“疯狂与镇定剂齐飞,颓丧与麻醉品并驾”的境界,那是毫无疑义,迫在眼前的社会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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