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次第开放：尘世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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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次第开放：尘世里的声音

　　历尽世相磨难的人和一帆风顺的人，他们在心灵的成长上没有什么两样，无不是在承受和调整。

　　一

　　每天早晨，我都会被那个擦洗油烟机的湖北人喊醒。

　　那女人在喊，细长的声线，不屈不挠地叫着：擦——油烟机！擦——油烟机！

　　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直飘居住在最高楼层听力并不好的我的鼓膜之中，继而发出执著的碰撞，把我好不容易进入的安眠搅个黯然。

　　我不上班，离开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夜晚是我读书和写作的时间。白昼太长，太晃眼，我的绵密的思想禁不起它们的晾晒。

　　但是自从湖北人出现后，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作息。我不能打开窗户对她喊，我——要——睡——觉，求求你，到别处讨生活罢。

　　我不能，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已经离开住所，去辛勤地工作了。我是蜜蜂中的异类，如果抗议，是羞耻。

　　我不能，更是因为她比我勤劳，她以此谋生。

　　尽管我们这个小区的油烟机已经都被她擦过了，但她还是认定这里，把这里当作她的工作范畴。我，不能说任何分外的话。

　　有一次，我真的是出离愤怒地被她唤醒，甚至都顶着一蓬乱发打开了窗户。

　　擦——油烟机！

　　她朝楼上期盼地看着。“她”是个男的。

　　我改了口，多少钱？他咧嘴笑了，20元。

　　我把他迎了上来，他卖力地把油烟机扛下楼，他说我的油烟机太脏了，必须在院子里好好擦，屋里施展不开的。

　　大半天的工夫，他拿了上来，开口要200元。并解释说之所以要这么多，是因为我的油烟机里面的部件都坏了，他和他老婆自作了主张，一样一样都给我换了。他身后站着满手污垢的妻子和像个小泥猴一样的孩子。

　　我笑说，你们挣钱也还行么。多碰上几个我们家这样的油烟机，没准还能发了呢。

　　他摇头道，大姐，没有，我们光吃饭都不够啊。

　　我没再追问，如数给了他。

　　从那天以后，湖北人来得更勤更早了。他把我的生物钟和写作计划都扰乱了。

　　一次跟妹妹等人聊天，妹妹讶异地说，呀，你肯定上当了！现在买一个油烟机也不贵啊！就是全换，怎么也要不到200元哦。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

　　国庆节到了，大多数上班族终于集体睡懒觉了。

　　湖北人又来了：擦——油烟机！擦——油烟机！

　　我听见隔壁楼上晴空中爆发出一声霹雳：不要喊了！那声音马上就没了。

　　我瞪着眼睛听。

　　过了一会儿，那吆喝又试探地响起：擦——油烟机！

　　另一处，扔下来一个瓶子。声音绝迹了。

　　我迷迷糊糊地做了梦。

　　秋天，没有起风，我蹲在楼下和小朋友看蚂蚁。桑树叶子被太阳照着，一地的碎影都在晃动。

　　这时，有个小个子男人推着绿色的自行车迎面走来。他扬着脑袋喊道：擦——油烟机！天呐！

　　今天早上，太阳晒得老高了，那声音没再响起。

　　他不来了么？那以后怎么办呢。

　　我早起了，望着楼下，心中竟然有一些些怅惘。二我们住的小区是北京最早的楼房，当年一定非常气派。

　　但26年过去，除了临街的一面在迎接奥委会官员时被刷上了粉红色外，其他，皆已衰败不堪。一楼和顶楼的居民们都在通县买了房子。因为一楼可以开店铺，很多二手房中介、美容美发、松骨足疗都相继在楼下开业。

　　很多时候，我背着菜筐进门洞，擦肩而过的就是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他们西装革履，擦脂抹粉，忙碌着、奋斗着。

　　而顶楼，我的邻居们都把房子租给了北漂族们。如果我三天不下楼，打开门就会遭遇到搬家公司。那些年轻的生命，背负着各样的梦想，两三个，甚至四五个人租住着一套两居室。

　　我很少看得到他们。因为我起来的时候，他们早已搭上了班车去赶早。睡下了，在不稳的梦里，他们沉重的脚步声才响起。

　　是的。我隔壁的邻居们。每天只能听见他们开门、关门、上楼、下楼。他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那么辛苦？为什么子夜后才能踏上归程？

　　有一天，我打开门，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电表前一筹莫展。她看我问，你知道这个怎么开么？

　　嗯。我知道。我回家搬了凳子，麻利地帮她打开电表。

　　然后呢？她还不明白。也曾是家里不愁衣食的孩子吧。

　　这个要往电卡里续钱，要不你家里就没电了。她恍然，怪不得，是停电了。

　　她住我的对门。每天深夜里的脚步声里应该有她。她有一把漂亮的吉他。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她挂了门帘，那熟练的弹拨和漫不经心的歌唱就会飘出来。在黄昏的光线里，夹杂着单元楼家家户户的菜香，她的弹唱的身影成为帘子上的剪影。是喜欢唱歌的女孩子吧。

　　在北京的酒吧里，咖啡馆里，夜总会里，地下铁的通道里，有好多这样的少年。等待机会如同等待知音一样难。但大家还是要来。吃得不好，住得不行，都可以忍。

　　那个没料想到自己能一夜走红的女孩子不也说过吗，要是能来北京，住地下室吃面包喝凉水都行。

　　我隔壁的住户比较神秘。似乎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开门，关门。

　　直到有一天，楼下的一对小夫妻上来敲门。他们似乎在说着什么，很快声音就激昂起来。后来似乎吵起来了。

　　我关了书房的门。但听到争吵声在加剧。

　　原来是楼上漏水了，是卫生间，只要楼上洗澡，楼下就也跟着淋浴。楼下的上来要求楼上的修修，但楼上的不愿意。她的理由是反正大家都是租房，没必要给房东修房子。

　　楼下的正匪夷所思之际，隔壁的女孩就把防盗门关上了。那铁门哐啷一声，似乎宣告了决裂。从此之后，楼下的女子由默不作声的丈夫陪同，每到深夜，都来叩门。她大声地诉求、央告和叫骂，面对的都是毫无回应的铁门。愤怒的女子冷笑道：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刚才还在洗澡！你给我开开门！

　　门里面的人就是不出来。

　　她们在午夜对峙。在所有邻居漠然的偷听当中上演交流的不可能。

　　而过了两天，小两口又上楼了。他们刚一敲门，门马上就开了。

　　小两口都愣怔住了，因为显然他们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人。也是个女孩，却彬彬有礼。

　　女子祥林嫂般地讲了他们的苦衷，新房客耐心礼貌地倾听，只听见她歉然地说，放心，我会跟房东说的。

　　小两口终于松了口气，下了楼。

　　但仅仅过了三天，平静的夜再次被楼下的女子喊破。她还在执著地敲门，但礼貌的女孩也消失了。女子都快哭了：你在，因为你刚洗过澡，我们家又漏水了！！

　　隔壁还相继有男孩，两个女孩以及他们的朋友开过门。无一例外，他们都开过门，但又都无情地关上了。终于有一天，在楼下，碰见小夫妻搬家了。

　　隔壁到底住了几个人？他(她)们还在吗？房东知道他家漏水吗？以后还会有人住楼下吗？夜，恢复了死寂，一切不得而知。三北京的四季，我最怕的是冬天。

　　倒不是因为冷。比起南方的潮湿阴冷，它只是冷罢了。

　　是因为它的风。北风、西风，昏天暗地，肆虐着呼啸而来。

　　想那孔雀为什么会往东南飞呢？许是西北有风罢。

　　小时候在西南，唱《黄河》，第一句就是“风在吼”，那时真的不理解，风怎会吼呢？四川只有微风，轻柔得让人都要忽略，因为只见识过轻柔，容易以为天下皆轻柔。

　　及至北方，第一年在太原，看见女孩们蒙了透明的纱巾在路上，还不理解。

　　北方女孩就是够威，大白天都打扮得像打劫的。

　　那风刮起来了，遮云蔽日，飞沙走石。满面皲裂眉目土灰的我方醒悟，它们真的是在吼啊。

　　我真该置办一副打劫的行头啊。

　　然而北京，没了那煤城的尘土，风声却愈发地凄厉。

　　而即便在家里，我都害怕那声音。它们与我的风穴相和应，给我的孱弱之躯带来许多烦恼。

　　住四面风雷的平房时，我都要在脑门上裹个羊白肚毛巾，怕睡梦中那厮来侵扰。

　　我要怎样才能躲避这狂暴的风呢？母亲跟我说，玻璃隔音不隔风，而纸却隔风不隔音。所以你看，风大的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木窗纸糊。

　　哦。是这样。

　　所以我的窗户都糊上了稿纸。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我永远发表不了的退稿。写着我稚嫩的理想和禁不起推敲的诗句。间或埋藏了那些让人脸热心跳的表白。

　　即便有人问，我也只是说，那是某个人物的台词。它们从我尘封多年的行李中来，从我一次次搬家迁徙舍不得丢弃的家当里来，像伤员，布满了窗棂，为挡住狂风发挥着余热。

　　而今年，北京的秋天好长，好美。每一天都有西南吹来的轻柔的风，同时还有西南没有的日

　　日朝阳。这晴好的天气在我不敢惊动的心海里，仿佛许着诺言。

　　没有风暴，永远没有……四其实我是想写她。

　　她住在对面楼上。时而沉寂，门户深锁；时而呐喊，向无尽的虚空。

　　她一个人住吗？如果有家人陪伴，怎会忍心看她瘦小的身躯装满了如许愤慨？

　　她总在寒冷的季节归来，站在阳台上，穿着秋裤。她头发有些花白，容貌却还端庄。她不喊的时候，其实还挺像这个设计院的工程师。

　　父母都见过她，听了她的悲愤控诉，都沉默。

　　除了声嘶力竭外，她一直在揭示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人名似乎都是真的。他们一起陷害了她，所以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蛀虫。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她掌握。她出于良心的驱动，渴望牺牲的实践，大声地披露真相。有时候她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要保持清醒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她不疯。

　　已经深秋了，寒冬觊觎着我们的半晌贪欢，带着那女人尚未痊愈的伤痕，就要重新路过我们同样脆弱的心魂。

　　可，她是怎么成了这样的呢？如果她已经没有了父母眷顾，那么，她有孩子么？或者，朋友？路人可以不管，亲友呢？亲友也形同路人么？

　　从我家楼下步行到汽车站有300米，我出门的时候经常经过那里。

　　突然，有一天，我被头顶上的一声炸雷惊着，待到抬头举目去寻，却只有白杨的枝干在悠悠荡荡。再看路人，似乎无人诧异。是我幻听么？

　　又过些时日，我在更远些的街头行走。那街边的二楼倏地冒出一个身影，她大声地骂了句什么，把她正下方的行人吓了个半死，然后又面带诡异的笑容隐没了。

　　行人们也像那天的我，无所得而悻悻走开。我却因为距离近看了个满眼，听了个正着。

　　她还算年轻，胖，卷发，肤色像婴儿。

　　我站住，等着。果然，当行人换了另一拨时，她如法炮制。恶作剧似的发泄在短暂的午后频频。那楼下卖彩票的人群显然早已熟稔，浑然无觉。

　　这个人，又是因为什么呢？上个月，我大哥来。他为我的小侄女上大学的事情跑断了腿。小侄女学画的，分数和志愿竟然只差一分。

　　我们聊天，大哥突然想起一个极聪明的人来。那人是我父母同事的儿子，跟我同姓，大我几岁。他一直在跳级，然后很小就读大学，后来读研，读博，乃至更高。我还在高中六年级折腾的时候，他已经出国留学了。后来就出了事，被校方送了回来。他住在我大哥供职的医院，据说很多年都不跟人说一句话。他懂得那么多，全部消化在自己的天地里了。你知道吗，哥哥说，他已经死了。我无语。

　　历尽世相磨难的人和一帆风顺的人，他们在心灵的成长上没有什么两样，无不是在承受和调整。

　　生命，有不可承受的重，也有不可承受的轻，它们都是灾难，都需要化解和引导。

　　北京一个杂志社的主编，年轻有为，在她的工作领域游刃有余，有殷实的家景，有爱她至深的丈夫。但她还是选择了极为暴烈的方式离开。

　　那杂志社出于爱护，对外说她是遇到了车祸。一次她的同事跟我说，你能想象么，这么优越的人却这么抑郁？

　　我问大哥，你们医院有治好的病人么？他眨眨眼，很狡猾地笑了。说，当然。不过，有心病的人，你看得出来么？

　　我眼前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面孔。他们矗立着，沉默着。让我只能噤声。五刚刚搬来这里住的时候，就看见院墙上贴着附近派出所的告示，说这里小偷多，刚有两户被盗，劝大家把1982年单位发的老防盗门淘汰掉。

　　那个防盗门是不结实。铁栏杆之间是纱窗，如果用剪刀剪开，就能反手摸到里面的插销。而如果人家有电锯，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个锁头撬开。

　　我们的楼门长住在我家楼下，在我最初装修的时候，她曾派她丈夫上来抗议过。在我爽快地表示愿意赔偿她所有的物质精神损失，并且再三鞠躬道歉后，她大度地表示既往不咎。她敲开我的门，拿出一张表格，问我愿不愿意在这个表格当中签字。我一看，是号召本单元的住户每家出100元，给单元门洞安一个对讲防盗门。

　　我去逛过建材市场，单户的防盗门一般在千元以上，这比大家合起来安一个大门，显然后者相宜。

　　我签了字。然后等消息。

　　这个楼里住的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人，都是这个设计院的老员工，有好些已经退休，不再有拼命工作挣钱养家的体力。

　　因此，这消息我竟然等了五年。

　　年初，思想斗争过程颇漫长的老邻居们终于签齐了字，楼门长欣喜地来收钱。她小声告诉我，要不是隔壁单元再次发生盗窃案件，有些个老顽固还不愿意签呢。

　　不久，就看见一个崭新、洋派的大门嵌入风霜满面的老楼。那上面还有一个居室号码，像个电话拨盘，如果你要找什么人，只要按他家的号码，就能通话，开门。

　　我的同学来找我，几乎都会被这个新嘎嘎的门惊着，相对于它周遭剥落的墙皮，盘根错节的

　　电线，无处不立的烟囱，还有疤瘌般的小广告，它实在太醒目了。

　　自从有了这个门以后，门铃成了我跟外部世界亲密接触的唯一媒介，它响起的频率比我的电

　　话都要勤。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是三类人在频繁使用这个门铃。

　　第一，我妈。

　　父母住在不远处，每天都要去公园。去公园就要路过我楼下。妈妈会像个调皮的孩子似地来摁响这个门铃，看我在不在，跟我说两句话。更多的时候，她摁响它，跟我说，下来，拿腌好的芥疙瘩！

　　是的。自从有了这门铃，他们都不爱上来了。用爸爸的话来说，谁叫你这儿没电梯的(他那儿有)。

　　第二，送水的小孩。

　　其实，他们都是我的老乡，山西人。我一听他们说话就知道，比如汾河一定会念成风河。他们真的很小啊。十七？抑或十八？他们手很大，脸膛都红红的。每次他们摁门铃的时候，都是连续摁，造成一连串巨大的声响，让我狼狈不堪地从屋中的各个角落冲向对讲，以制止那东西狂响。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跟上来的那个孩子说，你以后不用摁那么多下，因为你摁一次，我就知道了，我总要走出来，才能接电话呀。你要是担心家里没人，就数个五声再摁第二下，好吧？我尽量平实委婉，他还是红了脸，局促地跟我说，嗯，记下了。

　　可是，等到下一次，门铃又猝然大作。唉。但上来的却是另一个更小的小孩子。他更拙些。这么小就要离乡背井出来讨生活，这对于恋家而又不愿意出来闯荡的山西人来说，肯定非常难。他们正是读书的年纪，怎么就都不读了呢？我不忍心再说什么了。

　　后来我发现每次送水的人都在换，几乎没有重过。是老板给的钱少留不住人吗？还是骄阳下高楼边那汗水流得太多太咸？我只恨我的楼高，还没有电梯。

　　第三，离休老干部。

　　说起来也怪。我们这个单元，一楼的三家住户都不知何时销声匿迹了。101是房地产公司。103是烟酒糖果杂货店。102，就是国务院啥啥离休老干部活动中心。

　　每周一上午是他们的活动时间。许是他们的视力随着年龄增长，已经老花了吧，他们总是要把我家的号码当作102，他们的活动范围其实只有两室一厅，但竟然每次都能集中30多人。30多人中有28人次以上都不摁102，他们只认我家的门牌号，执拗地要求我给他们放行。

　　每周一的上午，我要从椅子上起立近30次，好脾气又没脾气地开门。他们还不失老革命幽默地对我说，小鬼，即便我摁错了，也没关系么，你给我开开好了。

　　有时候，他们聚会的人多，女同志们进不去，就三三两两站在院子里聊天，他们说话和笑的声浪直冲云霄，我便驻足窗前往下看。那些灰白银白的头发，似乎都在宣说他们走过的岁月。满耳充斥着这喧嚣，我却愿意谅解。唯有同龄的诉说，方能解些寂寞。若能解些寂寞，那么，就尊重他们吧。

　　门铃还在响，它有时急，有时缓，有时彬彬有礼，有时莽莽撞撞。然而不论怎样，它能响起来，我都得到了些许安慰。毕竟，它让我与这个纷繁的尘世有了无限接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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