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弘一大师的爱国爱教思想

　　弘一大师是我国近现代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中年皈佛以后，精研佛教戒律，被称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大师毕生对佛学和文学艺术都有卓越的成就，特别是在晚年，于弘扬律学的同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主张，大力宣传爱国爱教思想，在佛教界影响深远。许多佛教信徒，在其影响和激励之一下，最后都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弘一大师热爱祖国，其思想是一贯的。早年在他出家之前，就在一些音乐创作中，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思想。据有关资料的记载，１９０５年，他在上海沪学会补习科教乐歌时，就创作了一首《祖国歌》作为教材。这首歌的内容，表现了对祖国光荣历史和大好 河山的赞美，并表达了中华儿女发愤图强的雄心壮志，字里行间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首爱国歌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特别是一些爱国青年,常常会唱上一曲， 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爱唱这一歌曲。就连我们的江总书记，也在一次大会上即兴高唱此曲，用以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不久前，由中国佛教协会和上海市佛教协会主办、上海玉佛寺承办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在闭幕式上，玉佛寺的梵乐团演奏了这首《祖国歌》，博得了全体与会人员热烈的掌声。于此可见，弘一大师早年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心间。
　　弘一大师的爱国思想，在他出家后的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１９３７年，弘一大师应邀在青岛湛山寺结夏安居，讲演律学。时“七·七”事变发生，青岛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危险，因而其弟子们纷纷劝其南下，以免遭受战争之危害。但弘一大师认为，前已约定，讲律要到中秋节为止，节前不能食言他往，以此辞谢各方的好意。但他对日军大举侵华，义愤填膺，当即手书《殉教》横幅以明志，表示决心不向日本侵略者屈服。他在“题记”中写道：“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其为国捐躯、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慨然可见。时战争的危险，笼罩着青岛，其弟子蔡冠洛居士，看到报上消息，说是青岛乃军事上必争之地，形势十分危急，于是马上写信给弘一大师，劝他提早南下，并说已在上海觅得一安居之地，请他前往驻锡。弘一大师接信后，仍表示中秋节后方他往，终不愿离去。他给蔡冠洛居士写信说：“今若因难离去，将受极大之讥嫌。故虽青岛有大战争，亦不愿退避也”。他这种坚毅不拔、不畏强暴的精神，使其弟子们大受感动，直到是年初冬，北方天气渐冷，他感到不习惯，才离开青岛，途经上海，暂留二日，即乘轮船到福建厦门，驻锡万石岩。在此期间，他眼看日军侵华，步步进逼，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不由愤慨万分，常常教诲和激励其弟子们，要爱自己的祖国，要奋起反抗侵略者。有一段时间，他驻锡泉州。一日，他在泉州开元寺与弟子们同桌共食时，想到自己的祖国被日军侵占，自己的同胞遭日军欺凌，不由得悲痛万分。乃拍案而起对弟子们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抒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他这一番愤慨、激昂的讲话，曾打动了许多有正义感的弟子们的心。后来有不少弟子投入了抗日工作，促进了当时佛教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后来他弘法于厦门，战事日趋紧张，各方都劝他入内地暂避，他自己却置生死存亡于度外，毫不畏惧。他曾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他在给其弟子的一封信中说：“他方有谆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必俟厦门平靖，乃能往他处也。”后来又在给郑健魂居士的信中说：“对付敌难”，应“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他还引古人的诗句说：“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又说：“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要紧，愿与仁者共勉之也。”此后，弘一大师还多次向人表示，为了护国爱教，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尽管当时他的住地战云密布，他仍然“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同时题其所居之室为“殉教室”，以表示其反抗日本侵略者，毫不动摇，直至牺牲自己生命的坚强决心。为此，他特作诗一首赠友人：“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这种同仇敌忾、为国捐躯的精神，曾鼓舞了许多佛教徒奋起抗敌，共赴国难，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弘一大师爱国爱教思想最最深入人心的是他多次书写“念佛不忘救国”的爱国诗句，分赠各方，从而影响了整整一代佛教徒纷纷走上了爱国爱教道路。
当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大师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他先是将此诗句悬挂于他讲演律学时的座后墙壁上，后来则遍以此诗句赠给向他求赠墨宝者。因此弘一大师的这一爱国爱教思想，在社会上非常深入人心。许多佛教信徒都在其影响之下，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的佛教信徒，和全国人民一起，纷纷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如当时的湖南南岳，曾有“佛教抗战协会”和“佛教青年服务团”等组织，许多佛教徒都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当时的中国佛教会专门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僧侣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中共救护军民万余人。同时还组织了僧侣掩埋队，专门掩埋暴尸荒郊的伤亡军民尸体，前后约有一万多具。而上海佛教界组织的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济的难民、灾民，更是不计其数。其他各地佛教徒所组织的抗日僧侣救护队和难民收容所，也都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贡献。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各地佛教徒爱国思想的表现，但是也不可否认，这多多少少与弘一大师提出的“念佛忘救国”的爱国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弘一大师是举世闻名的爱国高僧，他的登高一呼，在全国佛教界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说，在弘一大师的爱国思想影响下，导致许多佛教徒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爱国爱教思想，对我们佛教界来说，至今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然要高举爱国爱教的大旗，把爱国爱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定不移地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使我们的佛教更加兴旺发达。
　　弘一大师认为，当时中国佛教所以呈衰微迹象，主要是因为僧团内部戒律松驰，许多僧人不能严守戒律所致。为此，他出家后即苦学潜修，精研戒律，孜孜以复兴律宗为己任。他初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遍览义净所译有部律藏，后得南山三大部及唐、宋律宗诸师著述，感到南山一宗，契合此土机宜，遂改学南山律，终身奉持，不遗余力。
弘一大师弘传律学数十年，贡献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身体力行，严守戒律
　　弘一大师出家后，即身体力行，严守戒律，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师经常云游四方，外出必随身携带佛教经典，特别是律学典籍。但常用行李却非常简单，只有五种：竹套箱二个，网篮二个，铺盖一个。平常总是赤脚穿草鞋走路。一领衲衣，穿了２０余年，已穿有二百二十四个补钉，青灰相间，褴褛不堪，仍不肯更换。一顶蚊帐，破得到处是洞，有的用布补，有的用纸糊，其弟子刘质平劝其更换，不许。一张破蓆，破碎得几乎不能用了，欲为更换，亦不许。一个木质面盆，丹漆已剥落，一条洗脸毛巾，也已破旧不堪，欲为换新的，均不许。直到后来至福建厦门、泉州等地弘法，才由刘质平为其更换了一新蚊帐和僧服、用具等。据称大师出家２０余年，所穿僧服，仅有寥寥数套而已。
弘一大师出家后，坚持佛教戒律中“过午不食”的原则，每天只吃早、午二餐。有人请他吃饭，必在午睡前进行，平时素食，如有香菇，必却之不食，用豆腐，亦不吃。唯食清煮白菜，而且用盐不用油，长年累月如此。
　　弘一大师出家后，还严守教戒律中“不蓄金银财宝”的戒条，手中不存一分钱。平时需用物品，包括写字所用的纸、墨、笔、砚和寄信所需的邮票，均由其弟子刘质平随时供给。
　　二、宣讲律学，培育弘律人才
　　弘一大师改学南山律后，即终生奉持，并到处宣讲，培育弘律人才。
　　１９３１年２月间，弘一大师在上虞法界寺，于佛像前发誓，专学南山律宗。从此以后，他即以弘扬南山律宗为已任，到处宣讲南山律学。１９３１年５月，白马湖金仙寺主亦幻法师发起，在五磊寺创办南山律学院，请弘一大师前往主持。大师闻之，喜不自胜，当即移居五磊寺，开展律学院的筹备事宜。当时他曾写信给蔡冠洛居士，谓“五磊寺主等发起南山律学院，余已允任课三年（每年七个月，旧历二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余时他往）。明春始业，经费等皆已就绪。自今以后，预备功课，甚为忙碌。”字里行间，透露出非常高兴的心情。淮知事与愿违，弘一大师后来发觉，五磊寺主办理律学院的目的，和自己所设想的大相迳庭，感到办下去没有意思，于是即飘然离去，南山律学院也就此夭折。
南山律学院虽然没有办成，但弘一大师培育律学人才的意志和决心并没有动摇。他深深感到，要办一所比较正规的律学院，条件还不够成熟。于是他即改变策略，改用随方讲学的方式，招集弟子七、八人，追随在他身边，随时听他讲授律学。
　　１９３３年农历正月，弘一大师在福建厦门妙释寺讲授律学。开讲时先自述弘律之本愿与失败经过，并表示今后弘律，不再采用正规办学的方式，而是决定用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等办法，进行流动讲律，以培育律学人才。而这次在妙释寺讲律，是采用这一办法弘扬律学的第一步。他最后希望听讲的学员，能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律幢。弘一大师对这次在妙释寺讲律的效果非常满意。后来在他致蔡冠洛居士信中说，此次在妙释寺“讲比丘律学，法缘甚胜”。
　　在妙释寺讲律月余后，弘一大师就率领部分同学，返回鹭江禾山万寿岩，继续讲律。他自编讲义，开讲《随机羯磨》，直至是年五月才圆满。这次讲律，他更为满意，在给芝峰法师的信中说：“此次讲律，听众甚盛，寄住寺中者六七人，皆自己发心过午不食”；“现已讲《羯磨》。若欲深造，非有三五年工夫专心研习不可。听众中有二三人誓愿甚坚固，或可发心专修也。”
　　在万寿岩讲律快圆满时，适逢五月初三日蕅益大师诞辰，弘一大师亲自为听讲的弟子撰写了《学律发愿文》，偕弟子在诸佛菩萨祖师之前，同发四弘誓愿已，并别发四愿：一愿学律弟子等，生生世世，永为善友，互相提携，常不舍离，同学毗尼，同宣大法，绍隆僧种，普利众生。一愿弟子等学律以及弘律之时，身心安宁，无诸魔障，境缘顺遂，资生充足。一愿当来建立南山律院，普集多众，广为弘传，不为名闻，不求利养。一愿发大菩提心，护持佛法，誓尽心力，宣扬七百余年湮没不传之南山律教，流布世间，冀正法再兴佛日重耀。并愿以此发宏誓愿，及以别发四愿功德，乃至当来学律一切功德，悉以回向法界众生。惟愿诸众生等，共发大心，速消业障，往生极乐，早证菩提。
　　１９３３年５月，弘一大师又率同学１０余人，离开厦门至泉州开元寺侧之尊胜院结夏安居，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和《随机羯磨》。六月，宣布成立“南山律苑”，大师为撰《南山律苑住众学律发愿文》，署名者除大师外，有学律弟子共十一人。其时，弘一大师还撰写了一副对联，再次表明自己弘扬律宗之志：“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篇犹存东土。晋山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世间。”这可以说是道出了弘一大师２０多年讲律弘法的心愿。
　　此后数年，弘一大师即用此随方讲律的办法，他讲律到那里，一批学律弟子就跟随到那里，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律学人才。
　　三、精研律学，撰写律学著述
　　弘一大师自从出家以来，即对律学勤加研习。特别是改学南山律以后，对南山三大部及唐、宋律宗诸师的著述，几乎无一不精加研习。在精研律学典籍过程中，他感到一些律学典籍，包括道宣所撰的《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都是义理深奥，戒规条文繁琐，初学律者很难读懂。为此，他下决心做删繁简化的工作，立志将深奥难懂的律学典籍，简化为通俗易懂的读物。他所编撰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在家律要》等，都是属于删繁简化的通俗著作。特别是《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是他潜心研究戒律多年心得的总结。他将《四分律比丘戒本》中每一条的制成因缘及其戒法、戒相、戒行与微细之持犯轻重一一列出，用图表和图解画好，然后再书写全文，刻印流通，前后化了五年时间才完成，受到广大学律者的欢迎。弘一大师本人也对这部著作十分满意，认为是出家以后最大的著作。他在给蔡冠洛居士的信中说：“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今已石印流布。是书都百余大页，费五年之力编辑，并自书写细楷。是（书）属出家比丘戒律，在家人不宜阅览，但亦拟赠仁者及李居士各一册，以志纪念。开卷之时，不需研味其文义，唯赏玩其书法，则无过矣。”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弘一大师不仅在生前十分重视，曾石印过几次，直到其临终以前还念念不忘要其弟子们石印流通。他在“遗嘱”中谆谆嘱付其弟子刘质平，在他逝世后勿开追悼会，勿造塔及做其他记念之事。“倘欲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先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此书可谓余出家以后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为纪念也。”（遗嘱原语）于此可见弘一大师对这部著作的重视。同时也可看出，弘一大师弘扬律学、爱护佛教的那种至死不渝的精神。
　　弘一大师以律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钦。他出家后，严守戒律，宣扬律学，精严律学，孜孜以复兴律宗为已任，这种热爱佛教的精神，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崇敬。今天，我们的佛教，要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除了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大旗外，还应该向弘一大师学习热爱我们自己的佛教。
　　我们要学习弘一大师身体力行、严守戒律的精神，每一个僧人，都要加强自身建设，正信正行，坚持独身、僧装、素食，遵守国家的法律和佛教戒律，做一个新世纪的合格僧人。
我们要学习弘一大师宣讲律学、培育弘律人才的精神，努力办好各级各类佛学院校。一切有条件的佛教寺院和团体，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举办一些僧伽培训班、僧伽进修班、佛学研究班和星期佛学讲座等等，以提高僧众的素质。要像弘一大师那样，开展各种形式的讲经活动，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培育佛学人才。
　　我们要学习弘一大师精研律学、撰写律学著述的精神，大力开展佛教理论的研究，鼓励僧人撰写佛学著述，把佛教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今年是弘一大师诞生120周年，我们开会纪念他，学习他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为佛教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爱教思想，以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相适应，使我们广大佛教徒，永远沿着爱国爱教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