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随军记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里，开始几天还有滞留南京的5位西方记者。而当这5位西方记者在1937年12月15、16日先后离开南京后，南京城里就只有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

　　在这些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确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以后，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

　　石川达三是日本著名的作家，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被派往南京采访。

　　石川达三1938年1月8日到达南京，直到1月15日离开。他回到日本后，在1938年2月1日至10日，用约10天的时间，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著名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

　　作品一开头就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情景：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作品写道：“对于笠原下士来说，杀死一个敌人，如同用手捻死一只蚂蚁。”其他官兵都羡慕与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争相加入杀人的行列：他们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武井上等兵仅仅因为被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一块用来做饭的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平尾一等兵等人只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便一齐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小女孩活活捅死；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

　　作品对日军在南京下关长江边大规模地集体屠杀中国军民，这样写道：“挹江门到最后也没有受到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败残兵以此为溃退的唯一的门，逃往下关码头。前面是水，没有可渡的舟船，没有可逃的陆路。他们抱着桌子、圆木、门板，所有的浮物，横渡浩渺的长江，向着对岸的浦口游去。其人数凡五万，在已呈黑压压的江水中渡行。而正当对岸已可见时，等着的却是先已到达的日本兵！机枪鸣叫着开了火，水面像被雨水打得起了毛。回去的话，下关的码头等待的也已是日军的机枪阵。———而对这些漂流的败残兵给以最后一击的，是驱逐舰的攻击。……”

　　再例如日军奸淫妇女。作品这样写道：“他们迈开大步在街中走来走去，像猎犬追兔子那样到处寻女人。……他们每个人都像帝王或暴君那样姿意妄为。而且，如果在大街上达不到目的话，也会到城外的民家去。……勿庸置疑，在这样的感情支配下，什么道德、法律、自省、人情，都不起作用了。”

　　石川达三揭示的日军的种种暴行是如此真实而鲜活。事实证明，它正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典型的真实的写照。石川达三后来说：“国内新闻报道都是假话。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战争是圣战啦，日本的军队是神兵啦，占领区是一片和平景象啦。战争绝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痛烈的、悲惨的、无法无天的。”

　　这样一部讲了一些真话的作品，立即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震怒。此作品刊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虽已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在杂志出版后送审时，仍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禁。接着，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被追究刑事责任。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写作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报道。（张庆冬摘自《民国档案》第2期 作者经盛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