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六十一团那场大火

点评：1977年春节，伊犁61团场礼堂发生大火，近700人遇难，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此案真相一直未公布，著名作家张贤亮到新疆闻知此惨剧后，非常震惊，曾在《新疆旧事》一文中披露此案，虽然把死难人数记错了。这也是他写《肖尔布拉克》小说的动机和冲动，虽然那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上海女知青和一个司机的故事。20多年后，媒体才报道了此案。

●1977年2月18日22时许，伊犁农垦局61团场礼堂突发大火，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694条生命被火魔吞噬，161人在大火中受伤致残。遇难者中，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达597人……

●“开学后最大的感受是，原本拥挤的校园寂静得让人害怕！”61团场老教师胡佐国回忆当年春季开学时的情景说。

●“三大片”是61团场“2·18”火灾遇难者的集中安葬地。之所以称之为“三大片”，是因为用三块连片的墓地才将遇难者埋葬完。

●此后每年的2月18日晚，在61团场“三大片”墓地上，一堆一堆的纸钱都会在夜风中无声地燃烧，30年如一日。起风的时候，纸钱被风吹起，飘飘荡荡仿佛黑蝴蝶一样，传递着阴阳之间遥遥的思念。

●灾难中死里逃生的人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们留住了宝贵的生命；不幸的是，他们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从大火中最后一个逃出来的仇茹萍说，大火之前，14岁的她拥有一个幸福的完整的家庭，大火之后，她瞬间成了孤儿。“接受这个现实，我用了好几年时间。”仇茹萍说。

正月初一，悲怆之夜

197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

较之前两年相比，这个春节的节日气氛比较浓烈，因为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团场收成不错，春节前团场供销社采购了不少鞭炮。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给老百姓、特别是孩子带来快乐的就是电影了。

“晚上9点在团场俱乐部露天场放映朝鲜影片《战友》。”大年初一清晨，这则消息在寒冷的空气中传递着节日的温暖。

20时左右，团场宣传股马干事、放映组组长何生奎及放映员小高已经做完放映电影的前期准备工作。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银幕已经高高挂起，放映机也架好了……

“30年前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而且那天来了寒流，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左右，人站在露天脚很快就被冻麻了。”仇茹萍回忆说，因为天气太冷，在电影开演前的十几分钟，突然听到有人说放映点改到身后的礼堂了。

“这下不用挨冻看电影了！”大家纷纷拿起携带的小凳子争先恐后地往礼堂里跑，争取占到最好的观看位置。

建于1966年的礼堂，总面积760平方米，实用面积601平方米。礼堂长42米、宽14.52米、顶高7.2米、墙高3.7米，有17个大窗户，7扇门，屋顶是用木条插拼起来的棱形格椽，基本无梁，木板盖面，然后是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覆盖。

在团里人的记忆中，这个礼堂在文革中经常用于开批斗会及各种大会。尽管没有固定座椅，但里面宽敞，外景气派，冬暖夏凉。

礼堂曾进行过多次改造。1972年，礼堂正门外面增修了一个柱廓，两个直径1米的大柱子为礼堂增添了风采。1975年3月，由于上级主管部门要在61团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讲现场会”，团场党委决定对礼堂进行改造修缮，考虑到落地式大窗不实用，就用砖将17个大窗户从下往上砌了起来，只留下了17个0.6×1.4米大小的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二期改造工程中，礼堂的南北3个大门被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

1977年2月18日晚，热切盼望快点放映电影的人们不可能去注意礼堂的建筑结构，也不可能预见灾难的即将到来。看电影的人们如同沙丁鱼罐头似的，一个挨一个排坐着，礼堂被塞得满满当当。而在礼堂的后半部分，则堆放着团场人为悼念毛主席逝世而扎制的各式各样的精美花圈。因为花圈是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的，在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些花圈。

当日晚21时30分左右，电影开始了。

对于那些天性好动爱玩的孩子来说，看电影仅仅是他们寻找快乐的一种方式。调皮的他们不时点燃几个鞭炮，使原本就杂乱的礼堂里不时发出尖叫声。虽然放映员多次强调，如果再有人放鞭炮，就不放电影了，但习惯了被大人吓唬的孩子们没有谁在乎这句话是否真的会落实，在场的大人们似乎也没有制止的意思。此刻人们最大的愿望似乎就是凑和着把电影看完，然后找几个朋友打打扑克、喝上二两。毕竟是大年初一，欢庆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22时15分左右。电影里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战士紧紧拥抱在一起，再有三四分钟影片就要结束了。但谁也不会想到，灾难正向他们走来。

可能是太无聊了，坐在离花圈堆不远处的小学生赵广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俗称为“地老鼠”的花炮。12岁的他很轻松地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炮捻。一片耀眼的亮光飞旋了出去，“地老鼠”带着哨音钻进了花圈堆，一股火苗很快蹿了出来。

“着火啦！”看电影的人们争相往前躲，并叫出声来。因为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大火，这个时候还没有人往外冲想着去逃命。

离花圈堆最近的几个成年人立即伸手去拉那个已经燃烧的花圈，但由于花圈大多为油纸扎制，本身就极易燃烧，在掀起的过程中又一下给了充分的氧气空间，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火苗瞬间迅速升腾起来，沿着表层花圈形成了高高的火柱，直刺屋顶，礼堂迅速变成了火海。

出于生存的本能，为了逃命，很多人开始在礼堂里寻找出口，寻找逃出来的机会。但是，由于礼堂的17个大窗户被砖从下往上砌至两米多高，加上窗户口狭小，从这里逃生显然已经不可能。南北3个大门可以逃生，但又被堵死，其余的门不是上锁，就是用铁丝拧住。于是，惟一能依赖的逃生出口就是礼堂南侧只有1.6米宽的大门了。

所有的人都朝这个大门挤来。由于很多人逃生时都带着凳子，不少凳子卡在了狭窄的门口，越来越多的人被拌倒或者堵在了门口不能出来。这时，礼堂内的银幕已经着火，屋顶上悬着的电线也开始燃烧，浓烟弥漫了整个礼堂。很快，礼堂前半部的屋顶在“嘭嘭”的炸裂声中变成了明火，木板、油毡、沥青开始坠落。

溶化的沥青如雨点般滴落在拥挤逃命的人们头上、脸上、身上……除了先前逃出的很少一部分人外，大多数人被火魔残忍地吞噬了。

此后的整整一个夜晚，61团场都被泪水的狂涛冲刷着、洗涤着。惨遭不幸的人们的父母、妻儿、朋友、同事等数千人哭声震天，疯狂地冲向礼堂、运尸车、医院……

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医院里，人们进行着一场心肝欲碎的大寻找、大呼唤……

马骥：处理后事不容易

马骥，1925年生，今年82岁，1977年“2·18”火灾善后处理小组组长。

马骥说，人老了，身体越来越差，现在这个年龄很多事情已经想不起来，但是1977年那场大火绝对不会忘记，就算是记忆完全丧失，大脑里一定也有1977年2月18日这个时间的印子。

1977年2月19日7时左右，正在霍城县熟睡的马骥被电话铃声吵醒。时任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马骥得知61团场发生大火，伤亡惨重的消息后，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在现场，一幕幕惨状让马骥失声痛哭。

在“2·18”火灾中，61团场政委周政夫的女儿也被夺去了生命。由于群众将相当一部分愤怒发泄到了团领导身上，因此组织上不可能让周政夫处理“2·18”火灾的善后事宜。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过度，无法发泄心中的愤怒，于是开始找团场领导算账，甚至将怒气撒到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原伊犁地委领导身上。

群众情绪极不稳定，善后事宜处理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比火灾更为严重的无法预想的事件。2月底，根据自治区党委和伊犁地委的决定，组织上让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的马骥兼任61团场政委，负责处理“2·18”火灾善后事宜。

从2月19日晨到达61团场，受到组织重托的马骥在此后的一年里都没有离开过这里。

在将遇难者全部安葬完后，有个别遇难者亲属要找原团场政委周政夫算账。由于迟迟见不到周政夫向群众请罪，情绪失控的几个遇难者亲属跑到“2·18”火灾墓葬集中地，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穴里扒出来示众。得知此事后，马骥立即赶到现场，并躺在周政夫女儿的墓地上对准备挖墓的群众说：“你们如果非要这样做，就先把我打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让你们做这种蠢事。”

马骥对情绪激动的群众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的心情还不难受吗？周政夫和你们一样，也是失去亲人的不幸者呀！谁愿意放一把大火把群众都烧死，难道周政夫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烧死吗？如果咱们再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可能会发生比火灾更悲惨的事件。如果你们想解恨，就把我埋了，我不怨你们，咱们再也不能死一个人了……”

在马骥的苦苦规劝下，这起事件最终被平息。马骥说：“既然组织上将重担交给了我，我就一定要处理好善后事宜，让群众满意，让组织满意。”

在61团场工作的日子里，马骥每天都要到死难者亲属家里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事宜。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都没有掉过眼泪的老革命，每一次听到“2·18”火灾死难者亲属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时都会失声痛哭。马骥说：“这些死难者大多数都是孩子，可怜呀！”

马骥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属的心情。“他们心里难受，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30年过去了，但只要一谈及此事，马骥仍热泪盈眶，“近700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谁不难受！”

由于担心群众情绪失控做出极端行为，当时，上级公安部门准备将一些“闹事者”抓起来。当民警前来61团场抓人时，遭到了马骥的强烈反对。他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家里死了亲人谁的心情不难受？更何况有的家庭在这场大火中死了好几个人，他们几乎都疯了。这种情绪下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和理解他们？

马骥认为，在对待群众闹事的问题处理上，措施宁右勿左。最终，在马骥的反对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没有抓一名闹事的群众。

为了使群众尽快从灾难的阴影中走出来，马骥极力支持死难者亲属回老家探亲，以缓解失去亲人后的悲痛，并鼓励他们联系调至其他单位。马骥认为，离开61团场这个环境，遇难者亲属的心情会好一点。

事实证明，马骥的这一做法非常正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精神濒临崩溃的死难者亲属离开61团场后，痛苦渐渐得以缓解。

1978年7月，由于工作需要，基本处理完“2·18”火灾善后事宜的马骥调任伊宁市委副书记。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马骥再也没有回过61团场一次。

马骥说，他很想回去，但又不愿回去，他害怕看到团部那个礼堂，害怕路过离团部很近的“三大片”墓群。

曾任伊犁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多年的马骥一直拒绝记者去做有关61团场那场大火内容的报道，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有些东西看上去很硬、很坚强，其实它很脆弱，一碰就碎。”马骥说。

陈福元：280名官兵清理现场4小时

陈福元，伊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1988年离休，1977年时任伊犁军分区边防八团副团长。

当记者拨通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陈福元的住所电话，向老人表明采访意图后，已经78岁的陈福元在电话那头一字一顿地说：“太惨了。”

1977年2月19日，驻霍城惠远的边防八团接到伊犁军分区紧急电话，要求部队迅速组织人员前往61团场执行救人任务。边防八团立即决定由陈福元任救援队长，带领机动营两个连280多名官兵火速赶往61团场进行救援。

出发时，部队给每个官兵分发了一把十字镐、一把铁锹、两副口罩。

在路上，陈福元和战友们想像了灾难现场无数种场景，并且尽可能往惨烈方面想。但到了现场后，惨状比他们想像的要高出无数倍。

“一到团部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烧焦动物尸体的味道，到处是老百姓的哭喊声，礼堂还在冒着白烟。”陈福元说。

“看到部队官兵赶到，群众让出一条通道，但门口根本进不去，靠门口的地方，尸体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数人烧得和煤炭渣一样，有些人像沥青一样粘在一起。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们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站在尸体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现场，大家必须动手。”陈福元说。

由于尸体大多烧焦粘连在一起，清理工作非常艰难。陈福元带领官兵先从俱乐部两个门口开始清理，由于现场的群众特别多，并且大多都是遇难者亲属，考虑到用十字镐、铁锹清理尸体会伤害遇难者亲属的感情，官兵们只好用手扒。门口最上层的尸体基本上已被雪水冻结，官兵们想尽办法小心地将他们分开。由于很多尸体粘得太紧，实在无法分开，官兵们只好将粘在一起的几个尸体整体搬运到礼堂外再分开。分着分着，有些战士便开始和群众一起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实在受不了现场的惨状。

清理中，很多尸体已被烧得肢体不全，找到的残体很多连亲属都无法辨认。被压在底层的尸体因为高温焚烧，稍微用点力就碎了。有些尸体实在无法找到，战士们就按照亲属的要求帮助他们寻找半片衣服布料或一个头饰……

陈福元要求救援官兵克服一切困难加速清理，因为现场清理速度越快，对遇难者亲属就多一些安慰。官兵们忍着巨大的悲痛与心理阴影全力投入到清理工作中，4个小时后，现场基本清理完毕。看着院子里堆满的黑乎乎的残体，陈福元和战友们一分钟也不愿多停留，流着眼泪悄悄撤离。

当官兵们上车离开团场时，群众挥泪与他们告别，有些遇难者亲属直接以下跪道别的方式向参与救援的官兵表示谢意。回到部队后，许多官兵因为无法忘记清理现场的惨景，很多天都无法吃饭。

陈福元说，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路过61团场。看到集中安葬火灾遇难者的坟场到处挂着红领巾，那些孩子们痛苦的表情就会清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胡佐国：500余名学生丧生火海

胡佐国，1977年在61团场子校担任高中政治教师。

胡佐国说，火灾后，遇难者的尸体全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所有的桌子上全放着盖着白布的尸体。桌子不够用，有些尸体就放在教室的地上。当时，邻近61团场的、凡是会木工手艺的人全集中到了团场子校做棺材。

“整个学校感觉一下子空了，原本拥挤的校园冷清了！”胡佐国回忆当年春季开学的情景时，长久地叹息。胡佐国说，团场子校是中小学合校，有近1600名学生。火灾中，该校有500余名学生失去了生命。

“我记得火灾后，学校四年级4个班的学生只剩下了不到一个班的学生。”胡佐国说，老师们失去了心爱的学生，孩子们失去了昔日的玩伴，那种凄凉与悲惨的心情没有经历过很难体会。

胡佐国写得一手好字，在那段时间里，他和同事一直忙于刻墓碑，看着墓碑上那一个个熟悉的带血的名字，胡佐国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手来发呆。 胡佐国姐姐的两个儿子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此后的几年中，胡佐国的姐姐和姐夫始终接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现实。1984年，姐姐和姐夫迁回河北老家，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新疆。

母亲用身体护住5岁儿子

看电影时，刘莲英母子4人坐在前排的位置。22时15分大火着起时，刘莲英看了看表。30年来，这个时间她记得最清楚。

“我要保护我的孩子！”大火蔓延时，保护孩子成为刘莲英惟一的想法。当时，礼堂内已是一片混乱，拥挤的人流将刘莲英母子4人冲散。黑暗中，刘莲英紧紧抱住小儿子蔡招银，以近乎嘶哑的声音哭喊着其他两个儿子。人们纷纷挤向惟一的出口逃生，抱着孩子的刘莲英被挤倒在地，孩子被她紧紧护在身下，她不知道有多少逃生的脚从她身上踩过。黑暗中，一道亮光从刘莲英眼前划过，离自己不远处正是舞台的侧门，已经被人打开。此时，倒在地上的刘莲英的头发、后背、腿部已被滴落的沥青大片烧伤，整个人身上都冒着炽热的白烟，灼热的火苗啃噬着她的每一寸肌肤。

“一定要带着儿子活着出去！”刘莲英怀裹儿子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匍匐着向亮光处移动。“能朝前挪半米，我们母子就远离死亡一步。”刘莲英说，当时她就是靠这种信念幸存下来的。

逃出俱乐部的刘莲英感觉全身都在燃烧，干裂的嘴唇仿佛随时都会脱落，她一边不停地抓起路边的积雪往嘴里送，一边踉踉跄跄地朝家的方向走……

火灾后，小儿子蔡招银安然无恙，老二蔡云峰幸存，最讨人喜欢的老大蔡雪丰却没有两个弟弟幸运，被无情的大火吞噬。刘莲英因身体大面积烧伤，在医院里躺了三年。三年里，她的名字一直在病危名单中，但她靠着坚强的信念活了下来。现在，刘莲英不愿再多谈30年前的那场灾难。

记者采访刘莲英时，她努力地想用手指计算大火过去了多少年，但她的双手因为那场大火已没有一根可以伸直。

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

回想当时的情景，仇茹萍说太恐怖了，那时她只有14岁。

当大火开始燃烧屋顶木椽时，被挤在人群里的她感到头“嗡嗡”作响，高度的恐惧与慌乱使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仇茹萍看到，有的孩子被凳子绊倒，有的孩子被挤倒，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大门。

那场火灾中的呼喊声和哭叫声在仇茹萍的记忆里从此反复回放了30年。

现在，44岁的仇茹萍已经很少在梦里梦见父母了。“前几年的时候，经常梦见。醒来后，泪水早已浸湿枕巾。”

那段时间，仇茹萍的脑海里总会出现记忆中母亲的笑脸，然后是父亲的鼻子和嘴上都是血。还是14岁的她离他们很近，能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吸声。

仇茹萍说她是最后一个从大火中走出来的人，和她一起来看电影的父母及弟弟、妹妹则没有出来。

火灾后，仇茹萍身体50%的面积被烧伤，在医院整整躺了半年才康复。

康复后的仇茹萍在团场领导的照顾下继续着自己的学业。1983年，高中毕业的仇茹萍被分配到当时的团部商店作了一名售货员。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仇茹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是孤儿的王兰新。

“当时的感觉是，他能照顾我一辈子，因为我们都是孤儿。”仇茹萍回忆说。

此后的日子里，在爱情的滋润下，仇茹萍逐渐从灾难的悲痛中走了出来。1987年，仇茹萍和王兰新结婚，随后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王啸。

仇茹萍现在是幼儿园教师，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

业余生活中，仇茹萍只有一个爱好——养花。每天早晨起来闻着各种花儿的芳香，看着花儿自由生长，再想想家人平安、健康，她觉得自己其实很幸福。

乐观是上帝赐予的

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王萍。聪明、机灵是很多人对她的评价。

大火那天，王萍和19岁的姐姐王琪一齐去看电影。最初着火时，似乎没有多少人在意，可姐姐还是拉着她往门口挤。当王萍和姐姐从人堆里爬出来时，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王萍说，她只记得自己一头扎进了墙下堆着的积雪里，一摸自己的脸，竟摸下一层皮……

王萍还记得，为救其他小孩，姐姐王琪出来后又冲进了礼堂的大火里，随后再也没出来。火灾后，父亲紧紧抱着满脸是血的王萍，这个戎马生涯多年、从来没有在儿女面前流过泪的硬汉，在数千人面前嚎啕大哭……

“全身烧伤面积90%以上，身上只要能利用的皮肤组织都利用了。刚刚结好的痂，可能因为一次稍微不注意，新的皮肤就又坏死了。”王萍说，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治疗时间里，她对痛觉彻底麻木，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一种幸福，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在团场领导的照顾下，王萍在团场武装部当话务员，从依靠父亲喂着吃饭到能够帮助父亲做饭，从不能下床到能下床走路，甚至现在扔掉拐杖，王萍用自己的坚强让父亲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王萍说：“生活给了你的你就要珍惜，我的乐观是上帝赐予的。”

未曾谋面的父母

1977年，是陈小留出生的那年，也是父母罹难的那年。

30年过去了，在陈小留的记忆里，父母的样子很模糊，她常常会去父母的坟茔前看望他们。她知道，即使记忆里未曾与父母谋面，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永远无法抹去，她要守候他们，为在天堂里的父母祈福。

事发当晚，不足两个月的陈小留正暖暖地依偎在奶奶的怀里熟睡。她哪里知道，爸爸妈妈还未来得及为她取名，就已被火魔吞噬。

陈小留和姐姐陈芳成了孤儿。为了纪念这场大火留下的生命，奶奶给她取了小留的名字。为了照顾好姐妹二人，团场党委将姐妹二人远在老家江苏的亲戚接来安置。从此，陈小留姐妹被叔叔婶婶收养，团场出资供其上学。

1998年，陈小留从石河子卫校毕业。在外奔波了几年后，2006年6月底，小留毅然回到了61团场。她说，回来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团场培养了她，理应知恩图报。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怀念越来越强烈——她想一辈子守候着父母。

现在，陈小留是61团场阿力玛里社区医疗服务站的一名普通护士，她所在的医疗服务站对面就是父母遇难的地方——团场礼堂旧址，现在的鉴园。

2007年2月普普通通的一天，当记者来到农四师61团场时，团部鉴园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开始慢慢增多。一个门楼、一堆土包、一座亭子，一圈围墙，这几乎是鉴园现在的全部内容。

在外人眼里，鉴园不过是一个空荡荡的还未完工的公园，可对于门口那些表情复杂的人们来说，这里却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太多的伤害。从火海中死里逃生的他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虽然留住了生命，但他们失去了亲人、家庭……

鉴园之鉴

2007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30年轮回后的见证：随着春节这一天临近，61团场鉴园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开始慢慢增多。

鉴园是61团场的人们可以最直接感受到亲人气息的地方。10年前，61团场将保留了近20年的礼堂残墙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所开放式火灾教育主题公园——鉴园。

10年前，推倒礼堂曾经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是今天，大家的心情已经很平静。

“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现在有些东西其实更重要！”“2·18”火灾遇难者亲属肖传金认为。

肖传金说，现在想儿子了就来鉴园看看，年龄大了很少再去墓地，毕竟到公园和到墓地在心理上还是有区别的。

鉴园附近的居民说，聚集在鉴园门口的老人们很少说话，也很少提及30年前那场灾难，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来鉴园散步的目的。

大多数团场人认为，鉴园是大家的，他们需要一个对亲人祭奠的地方。

冰冷的记忆不需要继续“冰冷”

1977年2月18日，大火肆虐了30多分钟，死亡694人、烧伤致残161人……对于那次火灾，似乎不再缺少结论与数字信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已结痂的伤疤再次揭开，聆听苦痛？而不是要将那段历史尘封，让那段冰冷的记忆继续“冰冷”下去呢？

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或许，在盛世的今天，生活于新时代的我们，更缺乏承受回忆痛苦的勇气。然而，历史不该仅由宏大的叙述、终结的话语、冰冷的数字组成，民族进步的历史，恰恰更多源自人们之间的代代血脉传承，乃至痛苦记忆的延续。这提醒我们：天灾人祸永远不会绝尘而去，在新的灾害面前，我们是否驻守着那份团结？是否呵护住了那份友爱，是否还拥有走出灾难的坚毅之心？每一个“旁观者”，是否积聚了抵抗灾害肆虐的足够力量？

为了昨天，我们需要回忆；为了明天，我们需要缅怀；为了希望，我们需要纪念！

愿不幸丧生的人们安息！

愿生者的伤痛早日抚平！

过去的已经过去，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美好生活吧！

逝去的亡魂，你们安息吧！

赵广辉：你在他乡还好吗？

从飘雪的寒冬到冰雪消融的初春，我们一直在61团场采访，我们聆听了数百名火灾亲历者对灾难的回顾。目睹残阳下的那些幸存者，站在掩埋着694名死者的墓地上，我们一直试图找到知道这段历史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当天点鞭炮引燃大火的赵广辉。因为如果不是他点燃鞭炮，灾难就可能不会发生。

我们不断寻找可能找到赵广辉的线索，他当年的邻居，他儿时的伙伴，他父亲的老乡，保护过他生命安全的霍城县公安局看守所民警，还有可能可以查到他下落的自治区公安厅、广东省公安厅……但是，我们终究没有找到他。

如果按时间推算，赵广辉今年已经42岁。30年过去了，不知道赵广辉是否还时常回忆起当年的那场大火？今年的正月初一，不知道赵广辉是否会想起当年那个充满悲惨气息的灾难？

为了这次采访过程的完整，也为了在“2·18”火灾30周年这天祭奠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亡灵，2月17日、18日，记者再次来到61团场。

站在满目荒凉、纸钱纷飞的“三大片”墓地里，看着那些已经没有眼泪、表情淡然的上坟者，很奇怪，记者心里萌生了一个问候：赵广辉，你在他乡还好吗？今年你会回来看看他们吗？

不能忘却的灾难

今年2月18日是“2·18”火灾30周年纪念日。历史竟然如此巧合，30年后的这一天恰巧也是农历正月初一。

30年来，全国少有刊物公开报道过“2·18”火灾，就是在信息资讯无所不包含的互联网上，你也很难找到有关“2·18”火灾的详细记录。即便有记录，也仅仅是百十个字的简介。

30年来，因为种种原因，“2·18”火灾一直没有被媒体公开报道。今天我们以详尽的报道还原这段历史，目的只有一个，历史不能忘记，血的教训告诫我们，悲剧不能重演。

30年过去了，废墟不再，昔日瓦砾中爬出的青年也白丝满鬓。但灾难中的亡魂和饱受伤害的心灵仍然等待抚慰，流淌于民间的大难来临时刻的人情人性，仍然需要汲取。

谨以此文纪念“2·18”火灾遇难者。向在那场大火中的幸存者及遇难者的亲属们致敬！向在“2·18”火灾善后工作中付出艰辛努力的人们致敬！

特别感谢向本报提供新闻线索及接受采访的陈福元、马骥、刘新喜、仇茹萍、王萍、刘莲英、李培民、陈小留等热心人士。（转自《伊犁晚报》）

附：

新疆旧事

■张贤亮

　　自1983年去过一次新疆再没有去过，算来已是23年前的事了。每次遇见新疆朋友都盛情邀请我再去一趟，却总抽不出时间。我不止有很多交情较深的新疆朋友，如著名散文家周涛、著名歌唱家克里木、作家艾克拜尔、买买提明·吾守尔、吐尔逊·尤努斯及哈萨克族作家兼翻译家朱玛拜·比拉勒等人，还有许多从未谋面的新疆朋友。

我特别感谢《新疆经济报》，几年来不间断地给我寄报纸，我是通过这份报纸了解到新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的，不然，我对新疆的印象大概还会停留在第一次到新疆时的情景。

　　在我的印象里，当年乌鲁木齐最高建筑是“八楼”，那是我到乌鲁木齐市住的宾馆。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人头攒动的集市，和其它西北地区的集市稍不同的，不过是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居民，头戴小花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裙而已。到处是烤羊肉串的摊点，烟雾缭绕，肉香扑鼻，市面非常热闹，脚底下却凹凸不平，让人深一脚浅一脚地似乎摸不着边际。我记得在乌鲁木齐住了两天就前往北疆南疆，可以说，不到新疆就不知道中国之大，之广袤、之浩瀚。坐在汽车里颠簸一天见不着一个人影，第二天再颠簸还是见不着人影。公路之外的平原山川都还保持着纯自然的面貌，渺无人烟。汽车跑一两天，才能从建设兵团的这个团场到另一个团场，见到的干部战士，一张张皱褶堆积的脸上挤满亲切的笑容。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能见到陌生的面孔，立即就能感到一种暖心的亲和力。每家都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做客。我所到的家庭几乎都一模一样，只有从墙上挂的照片上才能知道谁是这家的主人。这些家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所谓的“异地婚配”，丈夫是第一代农垦战士，籍贯在天南海北，真可谓“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而妻子不是后来的山东河南姑娘就是上海四川姑娘。在我到的那年，婚龄都有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有的连孙子也有了。可以想象没有恋爱过程的婚姻在刚结婚时的尴尬，可是至少在我看来每家生活得都很美满，并且家家都是“妻管严”，以致令我怀疑起恋爱过程对一个人的婚姻是否有必要了。

　　应该说，新疆的社会变化是外来各省人与本地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外省人的参与，新疆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关于这方面，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到与俄罗斯接壤的某一个团场的连队听说的事。那是个很偏远的连队，即使离他们团部也有半天的路程。一片荒原上用土坯堆出一处居民点，干部员工都是外来人口。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这个连队与全国各地一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也和全国各地的追悼会一样用纸扎制了许多花圈。开完了追悼会，干部员工都不知怎样处理这些花圈为妥。当垃圾烧了、拆了、扔了都有不尊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嫌疑，谁都不敢做主，因为弄不好会追究责任，轻则挨批斗，重则受处分，只好将上百个花圈暂时搁置在会场的后台。几个月后，到了1977年的春节，连队在这个“多功能”的会场放映电影。看电影是这个偏远连队的盛事，有的全家老小都高高兴兴地端着凳子进了“电影院”。电影还没开始，孩子们打打闹闹，据说有个孩子放的鞭炮一下子把后台的纸花圈点燃了。而这座会场完全是用“干打垒”的方式修建的，冬天，土坯垒的墙壁上开的几扇窗户为了防寒被封住了，除了一个进出的大门再没有什么安全通道。“干打垒”的会场顶部是芦苇扎成的拱形草把，拱形草把上铺一层沥青毡（又称“油毛毡”），沥青毡上再抺上泥，这是当年西北地区典型的土建筑，我所在的宁夏也很普遍。芦苇和沥青都是易燃物，烧起来就成燎原之势，屋顶下的人们乱作一团时，屋顶烧着了的草与沥青却猛地全部坍塌下来，一下子把人群全罩在里面。那次火灾死亡了200多大人儿童（实际是694人——编者注），几乎家家都有死伤的人，有的全家绝灭。我还去看了当年的现场，时隔7年，颓垣残壁上还留有人们抓扒的痕迹，让我惊心动魄。活着的家人当然更是睹物伤情，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低，仅仅是希望领导让活着的人们回到各自的老家去而已。

　　坦率说，就是这件事触动我写了小说《肖尔布拉克》，这篇小说当年即获得全国小说奖，后来又拍成电影。再后来，据说新疆生产了一种白酒就名为“肖尔布拉克”，这也应算我对新疆经济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吧。现在，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提起新疆，我就会联想到那件事故。如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料想事故早已妥善处理，活着的家人有了新的生活，也逐渐淡忘，精神得到了平复，但生活在新疆的外省人对新疆的奉献和牺牲，总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我衷心地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