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弘一大师与戒律

　　弘一大师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近代高僧，在众多有关大师出家以后的回忆和传记作品中，记载下很多为常人所不易理解的逸闻和生活细节。对此，有人觉得他生性怪僻，有人认为他好极端，甚至有人指斥他是在演戏、[1]作秀……，把大师划为不近人情的冷漠之辈。[2]但是，这些论家忽略了弘一大师专攻律学，修持律宗这一重要背景。其实，大师的一言一行，都是可以在他修持的律宗戒条内追根溯源，理清来龙去脉。本文即试欲通过对弘一大师与律宗关系的疏理，戒律对大师生活习惯影响的探究，以解开对弘一大师认识偏颇的产生原因。同时证明持律精严是大师一贯的认真禀性的延续和升华。

　　一

　　持戒是佛教徒最重要的标识。不遵守戒律，佛教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就失去了承载的基矗故弘一大师引《南山行事钞》说：“然戒是生死舟航，出家宗要。”

　　据《辞源》等词书解释，戒，都含有防备、警惕之义。汉传佛教将其译成“戒”和“戒律”，即有“禁制之义”。茗山法师说：“戒有防过止非的作用，一般信佛学佛的人，都要遵守戒律，远离过失，才能身心安定，开发智慧，圆成佛道。” [3]

　　佛陀之所以要为僧团和信徒制订戒律，是因为修持身心需要准绳。这犹如一个单位、一个团体都须有规章制度和纪律来保证它的健康运转。佛陀十大弟子中的优波离尊者，在佛座下先受戒品，是持戒第一人，故后来被尊为律宗的祖师。佛陀将要涅槃时，众弟子公推阿难请示佛陀四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佛陀住世时，我们依佛为师，佛陀涅槃后，我们依谁为师？”佛陀明确指示：“我涅槃后，应依戒律为师。” [4]由此可知戒律在佛祖释迦牟尼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弘一大师后来常常为同门法侣、教友书写“以戒为师”的出典之由来。

　　佛门戒律共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四级。[5]凡皈依佛门，不论在家、出家，都要举行受戒仪式。受戒分菩萨戒、沙弥戒和比丘戒，合称三坛大戒。

　　五戒是一切戒律的根本，具体指：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其中前四条称“四根本戒”。[6]第5条戒酒，因“酒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饮料，喝了以后，扰乱人的神经，使人容易失掉本来平静的心行，引起躁动、烦恼，乃至使人颠倒狂乱，生事肇祸。” [7]故为佛门所禁。皈依佛门的在家居士即应受持五戒。

　　八戒，即“八关斋戒”，是在家居士体验出家生活的一种戒律。[8]把五戒中的”不邪淫”提高为“不淫欲”，增加：6、不涂脂粉、香水，不穿华丽服装，不观玩歌舞伎乐；7、不坐高广大床；8、不非时食（即过午不食）。

　　初出家的沙弥要持十戒，在八戒基础上再增加不蓄金银宝物等戒条。[9]由此应知，所增戒条都是为了帮助修持者守护“不偷盗”、“不淫欲”戒条而设。所以具足戒中的许多戒条都是由五戒发挥细化而来。

　　要真正成为一位比丘僧须受具足戒。比丘戒有250条，比丘尼戒有311条、348条及500条等说。

　　佛陀当初制定戒条是一个较长过程，这众多的戒条并非同时所订。“佛陀所制的每条戒，都是有针对性的，是有人犯罪后才根据具体问题制定的”。[10]

　　对戒条进行记录、整理和汇集就形成律典和律藏。最早传入中国并被翻译流传的，有鸠摩罗什所译萨婆多部《十诵律》，佛陀耶舍所译昙无德部《四分律》和法显带回的《摩诃僧祇律》、弥沙塞部《五分律》，及义净所译《一切有部律》。其中《四分律》最为盛行。

　　唐代道宣律师结庐终南山，融大乘义理和中国文化传统于《四分律》论译，使之更合乎东土僧众的心理习惯，成为中国律宗的实际创始人。故律宗也称南山律宗或南山宗。

　　律典戒条虽多，但轻重并不相等。《四分律比丘戒本》汇录250戒，分成八类。其中一类“四波罗夷法”加第二类“十三僧残法”共17戒被定为重戒，其余为轻戒。在家菩萨戒如《优婆塞戒经》有六重二十八轻戒。出家菩萨戒如《梵网戒经》有十重四十八轻戒。[11]犯戒主要指犯轻戒，犯了轻戒可通过忏悔弥补；而破戒则是犯重戒，一旦犯了重戒则会失去戒体。[12]

　　各部律藏又不只是戒相和制戒因缘，更大的部分是僧团法规、各种羯磨法（会议办事）、出家法、授戒法、安居法、布萨法、衣食法，以及日常生活事务，都有详细规定。[13] 如见月律师汇集的《毗尼日用切要》，就是对佛教徒每天大到登道尝礼佛、赞佛，小到行步、洗面、饮水、穿衣、受食、登厕、睡眠等日常行为规范所作唱偈念咒等详细而严格的仪规。

　　二

　　律宗被公认为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一是因为律典艰深难懂，而且夹留着很多古梵语，没有律师讲解很难自通。二是持戒很严，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修持极难。虽然律宗在最兴盛的隋唐时期，出现过“相部律”、“南山律”、“东塔律”三大主要学派。但到宗代，相部、东塔即失传，仅南山律流传。南宗后盛行禅宗，律宗渐趋消沉，律典亦散失于兵荒马乱之中。明清之际，海内流传的南山律典仅存《随机羯磨》一部。蕅益大师与见月律师有志重兴律宗，对唐宋律典却已遍索不得。故自宋以下七百余年间，虽也有人提倡律学，可是已失南山真脉。直到清季光绪末年，天津徐蔚如居士（1878─1973年）才从日本请回部分唐宋诸家律书，并创“天津刻经处”，专门刊影南山律典”达数百卷。

　　1918年，弘一大师披剃出家，在披览马一浮大士所贻《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并《宝华传戒正范》后，发心学戒。[14]后来他能成为专修南山律宗，并且成就卓著的大师，其因缘并不复杂。一是因为他深悟持戒对出家人的重要作用，需要有一种自我约束，故选择律宗。二是缘于徐蔚如居士启发和劝请。徐居士曾对他说：“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讲律的少，尤其近几百年来，就没有专门研究律学的，有也不彻底。你出家后，可以研究律学，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 [15]后又因见到徐居士请回并刊刻，已散失七、八百年的南山三大部文献，感动得使大师在佛前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16]

　　然而，能使弘一大师如此坚毅地研持和弘扬南山律宗，作出重大贡献，被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最根本的是其人格中“认真”禀性所决定。诚如丰子恺先生所说：“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都是‘认真’的原故。” [17]

　　弘一大师自出家以讫圆寂，24年间在律学的研修与弘传上用了大部分的时间，更以全部的生命来奉行律法。他所留下的《弘一大师集》全十大册，其中“律学篇”加上与律学相关的所有经大师圈点、校勘、科判、著录的文字统计起来，律学部类占了八分之七强。[18]

　　1986年，台湾陈慧剑居士在《弘一法师律学著作》一文，列出《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南山律苑文集》等16种；另有李芳远编《弘一大师文钞》中收入律学著作4篇。[19]2001年，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编印出版《弘一大师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收录南山律在家备览及律学讲录33种。2007年，释慧明搜罗统计，编成《弘一律典目录》，列出“已完成出版之律著”38种；“未完遗著待后赓续”8种。[20]

　　在弘一大师众多律学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无疑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至今不但广为刊行，而且有胜雨比丘尼续作《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记》，被僧学界视作是《四分戒经》之两大教科书。[21]

　　对于戒律的研读，最重要的是善于分辨开、遮、持、犯。即是具体分析每个戒条，弄清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开许（这叫开）；而在通常情况下又不得不违犯（这叫遮）。在某种情况下，本人也不知是持戒还是犯戒，这就需要研究律学。律师则要根据律藏分辨清楚并确定开、遮、持、犯的界限。

　　这部古奥难读的古本《四分律》，经弘一大师以“表记”方式，将每个戒条表列出“罪相”、“并制”、“境想”、“开缘”等，一一加以阐述归纳，使其分清开、遮、持、犯的界限。并引用道宣《行事钞》与灵芝《资持记》中许多精彩律疏，以借古德之劝谕，而作时流之针砭。从而收到了“易于普及”和“方便检索”两大功效。

　　三

　　弘一大师出家后，致力于南山律宗的修持和弘扬。对于戒律，他始终是钻研于学理，坚持于实践，固此对他的思想理念和生活习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因此让一些不明了戒律内涵的俗众，对大师的言行造成异样之偏见。

　　（一） 清净俭约持淫戒

　　《四分律》对四根本戒的排列不同于其他律典，而是将“淫戒”放在第一位，这必有其深刻道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和色，是凡夫最容易产生执著的两大问题，也是导致生死轮回的根本力量。所以，修行必须首先从这方面着手。受过具足戒的弘一大师当然摒绝了一切与淫相关的意识和欲念，同时也在严格守持其他相关的许多戒条。如“十三僧残法”中“摩触女人戒第二”、“与女人粗语戒第三”、“向女叹身索供戒第四”，“九十单提法”中“与女人说法过限戒第九”、“与女人期同行戒第三十”、“屏与女坐戒第四十四”、“独与女人坐戒第四十五”等等。[22]

　　我们就不再觉得大师冷漠无情，而是既含人情，又守戒规的。

　　根据佛的制度，比丘应当过清净而俭约的生活，通过严格持戒来克制自己的私欲和冲动，洗净人格上的污点。弘一大师过的就是这样清净俭约的生活。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24]

　　1937年，应倓虚法师邀请，大师去青岛湛山寺弘律。倓虚法师“因他持戒，也没给另备好菜饭，头一次给弄四个菜送寮房里，一点没动；第二次又预备次一点的，还是没动；第三次预备两个菜，还是不吃；末了盛了一碗大众菜，他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是他还是不吃，因此庙里也无法厚待他，只好满愿１又见大师“初到湛山时，身上穿的很单薄，常住给做几件衣服，他一件也没穿。”[24]

　　比丘戒要求摒绝一切有奢侈、享受之嫌的东西，故有“乞蚕绵作袈裟戒第十一”、“黑毛卧具戒第十二”、“索美食戒第四十”、“兜罗贮床褥戒第八十五“等等戒条。因为一旦滋长了追求舒适、享受之念，要守持淫戒更难。

　　（二）戒盗重在“不与缺

　　佛家所界定的“盗相”和我们世俗社会所说的“盗窃行为”是有很大区别。《四分律》盗戒第二：“若比丘。在村落中，若闲静处，不与物，盗心拳…” [25]

　　何为“不与物，盗心缺？即有主之物，未经过主人的给与，而以盗心任意取之，均犯偷盗之罪。因此根据这一精神，可把所有不当获利都划入“盗罪”之内。为此弘一大师对盗戒极为重视，所作表解最为详细。

　　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曾记述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要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我原是多备一点，由他随意处置的，但没有说明，这些纸的所有权就模糊，他非问明不可。”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邮票送与法师。”[26]诸如此类，在常人眼里或许觉得过于刻板，多此一举。其实大师是按律行事，而且绝非小事。

　　1926年，大师应邀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作“在家律要之开示”时说：“如信中夹附钞票与手写函件，取巧掩饰，当印刷物寄，均犯盗税之罪。”[27]后来在《复丁葆青居士》信中也专门提到贴邮票之事：“……若少年贴邮票而寄信者，且与盗戒有违。叨在至好，故敢奉告，以后幸注意为要。”可见大师持盗戒的界限比常人不知要宽出多少。

　　（三）戒杀贵在护生

　　弘一大师非常赞许丰子恺作《护生画集》，因此亲自合作完成了《护生画集》初集和二集。人是万物之灵，当然不能随意杀戮。但以佛家“大千世界，众生平等”观念看，一切生命都应在珍护之列。《四分律》“九十单提法”故有“用虫水戒第十九”、“夺畜生生命戒第六十一”、“饮虫水戒第六十二”等戒条。以现代科学来观察世界，细菌和微生物无处不在，若按戒条规定岂不连自来水也不能喝了。然而戒条本身都有变通开许条件。如“用虫水戒第十九”的“开缘”中有“若虫大，以手触水令虫去，”[28]这样水就可用，不算犯戒了。

　　《毗尼日用切要》“下单”偈中指出，比丘僧早晨起身下床，依于律制，应慢慢下脚。“到了穿鞋子时，先当提起鞋子，慢慢地抖一抖，以免伤害到夜晚躲在鞋子里的昆虫。”[29]接着在“行步不伤虫”一偈中，也规定要念偈咒，保护地上生命。

　　丰子恺在文章中回忆道：“有一次法师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30]

　　1940年，弘一大师在福建永春蓬壶普济寺时，因山鼠扰害，昼夜不宁。大师想起古人有以伺猫之饭伺鼠，则无鼠患。即效学之，果然有效。事后还专门写了《饲鼠免鼠患之经验谈》一文。[31]

　　大师的这些看似怪异的举动，其实只是严格按戒杀护生的戒规行事而已。在他的同门僧团中谅不会被视作怪异之事。受戒杀护生理念影响，大师还养成了很多习惯。如不穿蚕丝、丝棉制品，只穿棉、麻织物；不穿皮鞋，只穿布鞋和草鞋；不用皮箱，只用藤箧。甚至连用动物骨骼做柄的牙刷也不使用。因使用这类东西，就会引起间接杀生。这与当今世界的一些绿色组织，反对贩卖、使用象牙、犀角制品，以保护大象、犀牛免遭猎杀，很有相同之处。

　　（四）僧戒媚俗“汙他家”

　　与施物有关的就是施主，对施主有所求而讨好之，就是“汙他家”。比丘因有所求，而以信施物与大臣及道俗人等，这明显的与纯净的布施不同，隐含着“攀缘”的味道。[32]“十三僧残法”中有“汙家摈谤违谏戒第十二，” [33]弘一大师在表解后面，引《资持记》曰：“凡出家人无为无欲，清净自守，以修道为心。若为俗人信使往来，废乱正业，非出离故。由以信施物与白衣故，即破前人平等好心。于得物者欢喜爱乐，不得物者，纵使贤善，无爱敬心，失他前人深厚福田，又倒乱佛法……”

　　弘一大师对见客应酬十分慎重。尤其与官场人士不愿交往，绝不因有所求而失己之清格。除旧友熟人外，新引见之客人，能否相见往往随缘而定。丁鸿图《庆福戒香记》，讲述过1925年大师在温州“闭关(城下寮)时，温州道尹林鹍翔来谒三、四次，均以病辞不见。后温州道尹张宗祥只身来谒，寂公以地方长官，不敢遽辞，乃持张名片至师关房一语以故，及张某来谒。师闻言，两颊泛赤，如有愠色，继忽合掌连声念‘阿弥陀佛’（如觉悟在师父前不应现愠色，故合掌念佛忏悔。）垂泪曰：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张终未获一面而去。” [34]

　　倓虚法师回忆1937年大师在青岛湛山时，“愈是权贵人物，他愈不见，平常学生去见，谁去谁见……有一天，沈市长在湛山寺请来朱将军吃饭，朱将军说：‘可请弘老一块来，列一知单，让他坐首席，我作陪客。’沈市长很同意，把知单写好，让我去给弘老说。我到他寮房里一说，弘老笑笑没言语，我很知他的脾气，没敢再往下勉强。第二天临入席时，又派监院师去请他，带回一个条来，上写四句话：‘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思维，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35]

　　如果有人以为大师只是假拒见以博清名，那我只能对论客说：太不了解大师人格的禀性和戒律给他的启示力量也！

　　（五）持戒不疏些微

　　佛陀当初制定戒条，大部分都有具体的针对性，而且有些原非大事。二千多年过去，加上环境的不同，许多戒律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弘一大师是以“不可拘泥‘事’，应该观察其‘理’”的原则，参阅各种古代律典和前人疏论，探究佛制的本来面目，务求正本清源。在探求每个戒条初始意义的同时，在持戒实践中却决不因其微细而失之疏漫。

　　丰一吟老师说过一件以前常听她父亲提起的往事：1926年，丰子恺参与立达学园的创办，搬到江湾永义里8号后，写信告知弘一大师，希望他到上海时来往。后来大师答允来时，便要先写信问清丰家门牌所钉的详细位置。因为大师在街上走路从不东张西望，左右回顾的。

　　大师的这种走路习惯，其实源于戒律规定。《四分律》“百众学法”就有“左右顾视戒第二十”，明确规定：“不得左右顾视入白衣舍”。[36]这些看似些微之事，律典中却定得很具体。如“反抄衣戒第三”、“衣缠颈戒第五”、“覆头戒第七”、“跳行戒第九”、“跳行坐戒第十”、“蹲坐戒第十一”、“叉腰戒第十二”、“摇身戒第十四”、“掉臂戒第十六”、“左右顾视坐戒第二十一”、“戏笑戒第二十四”等等。真的是所谓“坐有坐相，立有立相”。但回想从前大人要我们小孩学的不就是这些吗！坐、立、吃、行，看似小事，但对正在修行，以弘法利生为己任的比丘僧而言，不注重这些小节，有失佛门威仪。故佛陀要制定戒条以规范之。

　　弘一大师晚年身体虚弱怕冷，只适合住在浙南、闽南一带，不能在北方过冬。当然这其中有缘分在内，但也因为戒律对比丘僧著衣有具体规定。佛陀是在温暖的印度制定著衣戒规，可能当时没有考虑到寒冷地区。《毗尼日用切要讲记》“著衣”偈虽然也特别提到：“唯在中国寒冷地带，单著一件衣服，不能抵御寒冷，要穿到能御寒为止，不能说这违犯戒律。”[37]但穿著事关威仪，大师是十分重视的。这不能不说也是戒律对大师生活习惯的影响。

　　总之，大师的言行举动和生活习惯，都能在戒律中找到根源。常人或难理解，但佛门中人不会觉得其怪异。我觉得倓虚法师说得对：“其实并不是怪，而是他的行动不同于流俗。”[38]

　　参考文献：

　　[1]范笑我：《笑我贩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P302，1999年12月6日条。

　　[2]王道云：《书法门诊室》，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

　　[3]释茗山：《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福建莆田天广华寺佛经流通处1988年印行。

　　[4]《佛学入门手册》，中国佛教协会福建省分会印行。

　　[5]林世敏：《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台湾清凉兰若1988年印行。

　　[6][11][13]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3年。

　　[7]释正果：《佛教基本知识》，中国佛教协会福建省分会，1982年印行。

　　[8][10][12]释济群：《问道──与济群法师面对面》，浙江省海盐县云岫庵2006年印行。

　　[9]见《佛教圣典》，福建漳州龙海县瑞竹岩寺、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佛教居士安养部1991年印行。

　　[14][31][34]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

　　[15][24][35][38]倓虚法师《影尘回忆录》，上海佛学书局1993年。

　　[16][20]释慧明：《弘一大师弘扬南山律宗之研究》，见《永恒的风景》，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月。

　　[17] [26] [30]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收《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18][21][32]释昭慧：《弘一大师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在律学上之地位与特色》，中国佛教网。

　　[19]见《李叔同──弘一法师》（天津政协文史委）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

　　[22][25][28][33][36]弘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莆田广华寺佛经流通处印行。

　　[23]陈星：《天心月圆──弘一大师》，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

　　[24]李庄：《两浙江鸿爪（六十）》，刊2009年10月17日《联谊报》“春秋“版。

　　[27]林子青：《弘一法师二三事》，见余涉《漫忆李叔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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