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向外传播 最早在越南

中国佛教向外传播，最早是在越南。自古以来，越南和中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越南地处中南半岛，领土呈狭长形。由于几条东南向的山脉，使得东西间的交通颇为困难，而与中国紧邻的南北交通却较为便利。在很早以前，越南与中国就有来往，中华文明已进入越南。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把越南划入了中国的版图，并设置交趾等九郡。汉文化进一步对越南的渗透，使得处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受双重影响的越南，在表现印度文明的地方不多，而处处表现出中华文明的痕迹。

东汉末，由于黄巾军农民起义，许多中国学者纷纷远走他乡，来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寻求避难，当时的交趾太守士燮为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人。他虽然仅是一名太守，但因为汉末的农民起义，统治者已无更多的精力对远在南方的交趾等地进行监督管理，于是，士燮便让他的3个弟弟分别担任合浦、南海、九真三郡的太守。所以，士燮在交趾一带声名显赫，势震一方，使得交州（州治在苍梧）刺使的势力也相形见绌。

士燮早年曾游学洛阳，精通《春秋》、《左传》、《尚书》等，在越南有着“儒生之王”的称誉。汉末农民起义，士燮以学者及保护者的身份为南亚寻求避难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块较为安全、宁静的学术交流之地。当数以百计的中国学者涌入这块偏远地方的同时，也给这块地方带来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一时使得交趾的学术界、思想界十分活跃。汉代在中国流行的儒家思想、黄老学说及神仙辟谷长生不老之术也在越南流行起来。中国文化很明显地渗透到越南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国佛教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传入越南的。

现在一般都认为第一个将中国佛教传入越南的是牟子。

牟子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论著《理惑论》的作者。《理惑论》由自序与37篇正文组成。正文以问答的形式，通过对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比较，试图把佛教置于儒、道之上。自序其实是个人小传。自序中说，牟子是交州苍梧人，从小修习经传诸子之学，并对兵法及神仙不老之书也深有研究。公元189年，灵帝殁后天下纷乱，只有交趾是一块较为安宁的地方，于是，牟子陪同母亲来到交趾。当时的交趾，南下学者云集，各种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特别是神仙辟谷长生不老之术泛滥，于是牟子经常引用儒家五经的理论来驳斥这些道家术士。牟子于26岁时回来苍梧娶妻，其后周旋于官场。后来是否又前往交趾弘法，自序中并没有交代，但由于其中提到“锐志于佛道”，于是被后人认为是将中国佛教传入越南的第一人。

其实在中国佛教传入越南前后，从海道而来的印度佛教也已传入越南。成书于15世纪的越南神异传说集《岭南摭怪传》，已提及在3世纪前后（汉献帝时代）就有印度僧人伽罗奢梨住在越南福严寺弘传佛法。

牟子离开越南以后，越南佛教发展的情况史料记载不多。倒是在近半个世纪后，有一位祖籍康居的僧人康会从交趾来到当时的吴国的都城建业（今南京），为江南带来了佛法。

据《梁高僧传》记载，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康僧会即出生于交趾。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他便在交趾出家为僧，出家后勤修苦行，精通三藏。公元247年（吴赤乌十年），康僧会来到当时还没有佛教的建业，设像行道，传播佛法。由于康僧会是外国人的长相与比丘的服装，东吴的人初次见到他，都觉得非常惊讶。但孙权对康僧会的到来表示欢迎。应孙权的请求，康僧会于静室中经过21天的焚香礼请，终于感得佛舍利。孙权赞叹为稀有之物，立即建塔供养，建初寺一带也被称为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前后30多年，讲授并译出了《阿难念集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经》、《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等，还为《法镜经》、《道树经》及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注解、作序。他还曾从安世高的弟子陈慧那里学习褝法。《安般守意经》经康僧会及后来道安的作序、注解，对中国禅法的影响很大。

康僧会在交趾出家，说明当时交趾已开始流行佛教。现存康僧会所译的叙述佛陀本生故事的《六度集经》9卷，《牟子理惑论》中唯一引用的佛经就是《六度集经》中的“太子须大孥”的佛本生故事，从这一点可以说明汉译佛典当时已传入交趾。也有学者认为《六度集经》是康僧会在交趾译出来的。就算这种说法成立，至少也说明当时交趾的佛教徒也在用汉译佛典的办法来传播印度佛教。这一点从支疆梁接汉译《法华三昧经》也可以得到证实。

支疆梁接是印度高僧，据《开元释教录》卷二载，他于公元255年，在交州（州治在龙编，今越南北部）汉译了《法华三昧经》，当时是由中国僧人竺道馨在场记录整理而成的。《法华三昧经》即是《正法华经》，也是《妙法莲华经》的第一个汉译本。竺道馨在交州协助支疆接汉译佛经，说明中国僧人已进入越南，中国佛教已开始在越南传播。

不过，当时中国佛教还处于吸收、融汇印度佛教的阶段，应该说对越南佛教的影响不是很大。3世纪以后，西行求法与来华传教的僧人，取道海路时，越南成为必经之地。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并没有在越南站住脚，而中国佛教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渐渐在越南流行开来，使越南在东南亚诸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中，成了唯一受汉传大乘佛教影响的国家。

从三国时代开始，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全面繁荣的时期。在这期间，除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对佛教进行排斥外，其他帝王大都支持佛教，所以，中国佛教得到迅速发展。越南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渐渐成长起来的。

公元574年，南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来到中国长安（今西安），当时中国佛教正遭到灭顶之灾。北周武帝重儒术，信谶纬，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佛教，将境内八州的4万多所寺院全部改为住宅，所有僧尼财物由官厅没收，焚烧所有经像，勒令300多万僧尼还俗。在这种情况下，毗尼多流支只好南下，转到邺都（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在这里他遇到了禅宗三祖僧璨，于是从僧璨学习达摩禅法。

达摩禅也叫楞伽禅，又叫如来禅，由达摩禅师所创立。达摩禅师曾在河南嵩山贩一个山洞中面壁9年，达摩“如来心地要门”向二祖慧可传授。慧可师从达摩习禅9年，达摩入灭后，他曾到洛阳传禅。公元534年，他转到当时东魏的邺都，但在这里他受到同行的排挤，同行甚至贿赂官吏企图加害于他。传说慧可曾失去一臂，可能与此事有关。从此慧可游离于邺卫（今河南安阳，汲县）一带，后来南行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慧可只有僧璨、僧那等几位弟子。僧璨传其衣钵后，为了逃避北周武帝的“灭法”，曾隐名埋姓，过着飘泊不定的隐居生活，曾到珲皖公山、太湖司空山，广东罗浮山同。

关于僧璨的生平事迹史料记载不多，有人甚至否定僧璨在历史上的存在。在《古珠法云佛行法录》中说，毗尼多流支到越南传禅是从扶南（今柬埔寨）进入交州的，不但没到过中国，更谈不上从僧璨学禅之事。但我们从一些史料上可以肯定的僧璨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传禅于毗尼多流支也是有根据的。《景德传灯录》载曰：“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出家前）谒二祖（慧可）。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佛灭法。师往来太湖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此中又说到：“‘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四祖道信），何滞此乎？’即适罗浮山，优游二载，去还旧址。”《续高僧传?道信传》中有关道信从师求法的记载说：“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道信）闻而往赴，便蒙受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历代法宝记》中载道：“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僧璨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僧璨因受武宗“灭法”之害，居无定处，曾去过许多地方。二祖慧可曾在邺都弘扬禅法，因此僧璨在慧可入灭后也到邺都弘禅是极有可能的。所以说毗尼多流支在邺都从僧璨学习禅法是顺理成章的事。通弁的《对照录》说僧璨曾劝毗尼多流支南下去广州弘法也应该是事实，因为上面的史料中都提到僧璨去过广东的罗浮山。僧璨对广东情有独钟，可能是因为为武宗“灭法”的缘故。

毗尼多流支从僧璨学习禅法，并听从他的劝告来到广州，在广州停留了6年，住在制旨寺，翻译了《象头经》、《报业差别经》等。公元580年（陈朝太建十二年），毗尼多流支从广州继续南下，来到了越南的交州，住在郊外的法去寺，弘扬达摩禅法。但被推为越南禅宗鼻祖的是毗尼多流支。毗尼多流支汉语是“灭喜”的意思。所以这支禅系也称为灭喜禅派，是从中国传入越南的禅宗的3支中最早的一支。将达摩禅传入越南的是毗尼多流支，但真正使毗尼多流支禅系发扬、光大的是毗尼多流支的弟子法贤，所以法贤被认为是此系的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