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生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

利生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也是中国最大的宗教。佛教和佛教所代表的印度文化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来文化。外来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存、发展，首要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佛教如何与中国固有文化相适应、相协同。佛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传入中国后，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至宋元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与中国政治和伦理

　　佛教虽然是一种以出世为最终目的的宗教，但在注重现实生活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它不仅强调出世而不离入世，而且还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从而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伦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佛教发展的总趋向是世俗化，在封建社会泛泛地提倡普度众生转向实际的忠君爱国，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转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其实不然，如宋明理学的出现，与佛教大有关系。理学有许多观念是沿袭佛教而来，理学家大都从佛教中摭取思想养料以滋补自己，故理学中处处散发出佛学（主要是禅学）的气息。

　　佛教不杀、不盗等的道德戒规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伦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大乘佛教慈悲度人、普度众生的精神，激励过许多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而奋斗。

　　（二）佛教与中国文学艺术

　　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人输入另一种与固有传统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成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滋养和补充，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活力。可以说，佛教使中国文学添加了新内容，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形态。

　　中国民间文学受佛教影响是极深的。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了民间文学的新体载。唐宋民间文学，从体载结构到思想内容，都深受佛教的影响。金代时期产生的元杂剧不仅直接引入佛经典故，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佛教信念。可见，佛教对中国民间文学的产生起来重大的促进作用。

　　唐宋以来，佛教音乐、佛教舞蹈、佛教绘画、佛教雕塑和书法有进一步的发展。

　　佛教音乐因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益通俗化，并多方面影响了中国说唱音乐及器乐演奏的发展。从现存宋词元曲的词牌、曲牌中，可以看到佛教影响的重大遗痕，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正是由于唐、宋、元佛教音乐的发展，才使明初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年（1404年）搜集通行南北各地的佛教乐曲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一书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元代宫廷典礼宴享中，常表演富有佛教色彩的舞蹈。当时著名的宫廷舞队有“女弟子队”和“小儿队”。在由120人组成的“女弟子队”表演的舞蹈中，有几个舞蹈具有十分明显的佛教色彩，如《菩萨蛮队》，源于唐代的大型女子舞蹈《菩萨蛮舞》。舞者穿绯生色窄砌衣（僧衣），戴卷云冠。其舞名、装束与舞具富有浓郁的佛教色彩。

　　佛教绘画源于古印度，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国绘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如宋代绘画是历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同时吸收禅门绘画相互影响。“宋代绘画，仍有佛教题材，惟不在寺塔，而在气势高远，景色荒寒，以表现明心见性的修养。”受禅宗影响而出现的南宗画风至宋元趋向极致，为中国绘画艺术园地增添了奇葩。

　　佛教雕塑从南北朝开始，在雕塑艺术中仍占很大的比重和重要的地位，石窟是十六国北朝艺术的荟萃之所。佛教石窟雕塑实际源于印度，由于公元前４世纪希腊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印度西北部地区，希腊的神像雕刻艺术得以在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带生根。公元前３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大乘佛教抬头，出现鹿野苑、蓝毗尼、王舍城石柱和巴拉巴尔石窟。佛教石窟造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西敦煌莫高窟、甘肃麦积山、炳灵寺等，这些石窟在今天已成了世界文明或中国文明的支点，是人们已知的著名的大文化融合结果。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书法艺术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示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书法直接丰富了中国的书法艺术，二是佛教特别是禅宗对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的影响。

　　佛教书法主要是指与佛教直接相关的抄经、造像和石刻等。出于弘法的需要，佛教十分重视抄经、造像活动，并由此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佛教书法艺术。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以虔诚的态度和精湛的书艺为后来留下了大量的书法艺术珍品，并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僧侣书法家。晚唐以来，经宋元，在佛教禅宗的影响下，许多书法家以禅入书，把书法看成是禅的表现方式，形成独特的以禅论书、以禅喻书的书法理论。宋代著名的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作品，无不充满着禅的底蕴，是佛教影响中国书法艺术的典型例证。

　　三、佛教与中国哲学

　　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几次重要飞扬。

　　隋唐佛、道的发展，给社会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唐末五代的长期混乱、分裂。二是封建伦常的观点。理学就是为了挽救这种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解决此两方面问题而兴起的。理学把伦理与哲学结合起来，取代隋唐佛、道，乃是古代理论思维自身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佛教对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因为宋明理学是在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儒家理论为核心，融合吸收佛教心性论的合理内核，摒弃出世的价值取向，进一步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完成了对儒家名教的本体论论证，构建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心性本体论哲学，把传统哲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佛教在本体论、认识论、人生哲学、伦理道德、方法论等方面，补充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在本体论方面缺乏的论述。佛教的唯识学说，填补了中国哲学的不足。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那样的认识论系统，佛教般若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佛教哲学比中国哲学强于思辨。它在诡辩中蕴藏的辩证法因素对于推动中国哲学转向思辨有一定意义。理学吸收佛教的思辨精华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有机成分，显示佛教是强大的生命力和受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