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诠法师就弘扬律学、培育僧才等问题接受专访

　　界诠法师，1959年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一个乡村的佛教家庭。1978年高中毕业后，于福鼎太姥山平兴寺从世行法师披剃出家。1981年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1984年至1991年，被聘为福建佛学院教务长兼莆田广化寺监院，亲近圆拙老法师学律。1991年返回平兴寺，创办普隐学堂。1994年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同年当选为省政协委员。现驻锡平兴寺，带领僧青年学律。

　　界诠法师多年来默默无闻地坚持弘扬律学，宣讲“南山三大部”，培育僧才，推动规范传戒，并曾多次应邀赴新加坡、台湾等地讲经弘法。

　　记者： 请法师谈谈您的出家因缘与感受。

　　界诠法师： 我生长在一个乡村贫苦家庭，童年时代很苦，从小放羊、放牛，到13岁才开始上学(直接上三年级)。我母亲信佛，受母亲的影响，早早就对人生的痛苦有所感悟，很小就荫发出家的念头。从14岁开始，每逢寒假期间都会到寺庙里住一小段时间，体验出家生活。到高中毕业后，自然就选择了出家的道路。当时虽然出了家，但是对佛法的教理并不了解，只是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方式。

　　我出家的寺院平兴寺，坐落于“佛国海天”——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东南方500米之坪岗山麓。山上怪石嶙峋，群山环抱；寺院前面松竹并茂，十分美丽、安静。1966年“文革”伊始，由福鼎县委统战部组织全县僧众由青藏法师为首创办佛教徒茶场。十余名僧人于此结茅而住，垦荒种植，早晚课诵，从未间断。1977年，礼请世行法师移锡于此，住持、改建本山道场。因平地而起，兴作伽蓝，故名“平兴寺”。

　　我去出家的时候，寺院刚好在修建。所以我们几个青年人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也要参加修建，生活十分艰苦。但是，那时我们道心都很好，大家在一起也非常单纯，生活虽苦却很平静。

　　后来考上中国佛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出家生活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到北京后，对佛教界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觉得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所以在同学的帮助下发心学律。

　　记者： “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是推动您发心学律的主要原因吗？

　　界诠法师： 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有关戒律的课程很少。但是各位授课法师、老师在讲课时，都一再强调戒学的重要性。戒是三学的总纲，无戒不生定，无定不发慧。三藏中，律藏为其中之一。知道了戒律的重要性，心想作为出家人，却不知佛陀所制定的律法以及僧团制度，总是觉得非常遗憾。当时，只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态去学律的。至于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是在学律过程中才体会到。佛陀时代的比丘僧团完全依律行持，僧团中的行事以羯磨法来完成，采取民主管理办法。一旦僧人违犯了律制，必须以羯磨行事来解决。这样自然会体现一种和合共住的情形。

　　中国佛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佛学院教务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有几位在莆田广化寺的同学，在圆拙老法师的指导下学习戒律。我得知这个消息，便到了广化寺，开始亲近圆拙老法师。圆老特别慈悲，让我们几位年轻比丘住在藏经楼里，不需做任何杂务，集中精力学习戒律。那段日子也是特别平静，每天除了吃饭、上殿、扫地，都是呆在藏经楼里看书。当时寺院里有些人对此有些不满，但是圆拙老法师总是力排众议，鼓励我们认真学习，说只要有五位比丘学戒、持戒，便有正法住世。后来，因为智敏老法师辞去福建佛学院教务长职务，圆老便请我担任，于是便开始教学的工作。

　　在福建佛学院期间，我对佛学院教育产生了一些看法，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学僧的知见、知识，但是对道心、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东西却很难产生作用。于是，便想回到山上静修。1991年，我就返回平兴寺了。因为当时平兴寺的建筑只有我们当年所建的五间石头房，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几座僧寮，从来没有想到会住这么多人。

　　后来，因为刚出家的沙弥逐渐增多，便想集中起来学点东西，所以在1992年创办“普隐学堂”。当时有20多位沙弥，但是自己总是觉得这种教育仍然是佛学院模式，有点灰心。后来几年，逐渐有些青年比丘来山共住，于是我便想专门从戒律下手，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日常行持中，都强调依戒律而行。

　　山上十分安静，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所以一般人很难住下来。刚开始只有七八位比丘，后来慢慢多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大。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戒、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许多比丘都是慕名而来，但总是因为难以坚持而下山。所以，我对戒律的弘扬虽然有些愿力，但基本上仍然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在佛菩萨的加被下，逐渐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来，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了，无论是对戒律的了解上，还是在戒律的行持上，都应该颇有成就吧！而且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这个道场自然也就产生摄众的作用。

　　记者： 您在戒律方面的行持与弘扬在今天特别难能可贵，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做法与感受。

　　界诠法师： 当今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戒与弘扬戒律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时代，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戒律是在古印度佛陀时代制定的，现在要如何持守与面对，这个问题不得不慎重对待。

　　有人认为律藏已经过时了，有人认为戒律要重新更改。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佛教受到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了。虽然如此，戒律依然是住持佛法的根本。戒经中说：“毗尼藏者，佛法寿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佛是三界导师，不能说二千多年前所制定的戒律，现在就没有行持的意义了。不过比丘戒的产生，是根据当时比丘和僧团的需要，比丘在修行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不轨行为，有碍比丘和僧团的清净，受到社会的讥嫌，影响到僧团的和合共住，以及成为修定的障碍等，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讥嫌和毁谤，故此才制定种种戒相。通过遵守戒相以及僧团的制度，使得僧相庄严，内心清净，信施尊重，长养生根，使僧伽命脉延续，广摄有情，同登彼岸，这是制定戒律的根本意义所在。

　　中国佛教向来以“农禅并重”为优良传统，这就可以根据《五分律》的“随方毗尼”来加以说明了。至于根本重戒、避讥嫌、妨贪欲等戒相，怎会过时、怎能更改呢？诸如作持中的半月诵戒、夏安居、自恣、悔罪、受戒等行仪依然要行，也根本可行。只要有人出家，身份的完成和确认，必须通过戒律来完成，戒律是不可缺少的。七众的身份不同，是取决于报体的戒法的差别。如果没有戒律，如何分别在家、出家、沙弥、比丘呢？

　　多年来，因为学律也曾受到各种非议，但认同的还是多数。全国各地僧青年纷至沓来，发心学戒。不过坚持下来很难，一方面能够深入律藏难，另一方面持戒难。几年来，学律者的共同认识，是感觉到持戒需要有一定的氛围，只有在共住、共见和有人护持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做到。

　　记者： 平兴寺为什么能够摄受那么多人？

　　界诠法师： 平兴寺是一座非常安静的道场，平时没有游人、香客，不做经忏，为集中学习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条件。

　　(1)学习方面：平兴寺既不是佛学院，也不是培训班，只有不怕寂寞、有自学能力者才能住下来。我不定时给他们讲课，并没有长期授课。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寒暑假。但是，依修学次第所需，制定严谨的教学方案，分初级、中级、研究三个阶段，从《四分戒本》、《毗尼事义集要》、《四分律藏》一直到“南山三大部”，让学律者能够精进研习。同时，也讲一些其他经论，如《中观论》、《八识规矩颂》、《唯识三十论》、《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金刚经》、《贤首五教仪》、《天台概论》等。

　　(2)行持方面：戒律不仅是学习、了解，更需要实践，去止持、作持。除了朝暮课诵、二时过堂以外，诸如朔望布萨、结夏安居、自恣受岁、忏悔出罪等行事，力求如法如律。尤其在夏安居期间，我们每天讲课，还对前来安居的僧人进行律学的普及教育。

　　1999年4月，依四分南山律典，礼请中国佛学院传印法师为得戒和尚，宁德支提山华严寺妙果法师为羯磨阿阇黎，我为教授阿阇黎，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法会。2002年春，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在平兴寺再次传授三坛大戒，新戒200人，依然礼请传印法师为得戒和尚，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学诚法师为羯磨阿阇黎，我仍为教授阿阇黎。

　　平兴寺在传戒运作上，概依南山律宗旨授受，仪轨方面多依读体大师的《三坛传戒正范》。三坛中每坛分授前忏悔和正授仪则。正授戒前，必须是请戒开导和露罪忏悔。除此必作的仪轨和教诫行仪外，其余时间侧重讲说受戒意义、戒相以及受后行持等义理。综合南山道宣律师和宝华山见月读体律师的授戒仪则，希望对新世纪中国佛教在授戒方法上能够有所作为。

　　(3)管理方面：平兴寺恪遵百丈家风，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结合律制与清规，制定本寺规约制度，主要有《共住规约》、《藏经楼规约》、《大寮规约》、《客堂规约》、《学戒堂规约》、《念佛堂规约》、《库房规约》。同时，日常行事分为营事组，即客堂的接待、财务、基建、大寮等；教务组，即负责大众学习、教材、考核等；羯磨组，即负责忏罪以及众羯磨法；念佛组，除早晚课诵外，白天四枝香念佛；生产劳动组，种菜、生产粮食、砍柴等。各组分工合作，有条不紊。

　　(4)弘法布教方面：每年不定期传授在家三归、五戒、八戒、菩萨戒，并开讲各种经论，阐明教理教义。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七月末及十一月中旬，分别举行礼忏、地藏七、念佛七等精进修行法会，影响甚大。同时，成立三行基金会，推动印送经书、放生、僧伽医疗等事业的发展，并且利用现代科技制作光盘、录音等，流通于世。

　　记者： 您认为当前大陆佛教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应如何加以改进？

　　界诠法师： 大陆佛教自从“文革”后，进入迅速恢复时期，而且有一种繁荣的迹象。但是，由于中间隔了二十年，所以佛教界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现在60至80岁的老法师已经非常稀少了。因此，佛教徒的素质问题，尤其是出家僧众的素质问题成为佛教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在以前僧团能够吸收社会精英进入佛门，他们本身所受的良好教育和文化修养为进一步修学、弘扬佛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现在出家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本身的素质也比较差，因此进入僧团后，虽然接受丛林教育、佛学院教育，但是总体水平已今非昔比。

　　另外，从僧团本身来说，汉传佛教寺院一向以清规作为行事准则，而且清规已经代替了戒律的作法。但是，现代佛教僧团因为社会的急剧变革，佛教界的断层，变成既无戒律，也无清规，真正成为“无规矩”的状态。同时，因为寺院不断兴建、修复，需要大量的出家人，所以滥收徒、滥传戒的现象非常严重。

　　从整个中国佛教的建设来说，只有首先把住传戒这一关，才能杜绝一些劣质根性的人进入僧团。在传戒期间，严格考核，不合格者淘汰，这样才能真正地纯净僧团。同时，对于僧人进行良好的僧教育，不但是在佛学知识上给予整体的培养，同时在戒律的学习、行持方面，创造良好的氛围，培养真正品学兼优的僧材。

　　寺院的制度建设，首先在于整顿寺院的管理层。一个寺院如果管理层已经腐蚀了，则难以整顿僧团的道风、学风等。所以，现代中国佛教界急需一批素质高、道心坚固、道风严谨的僧团领导者。只有这样，僧团制度建设和道风建设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同时，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以及寺院的特殊背景与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则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很多丛林制度皆是以前的清规，往往缺乏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当然不利于僧团管理与修学。最后，应根据制度来管理僧团，确立制度权威，而不是“人权威”或“权力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