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

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
　　作者： 王绍璠
　　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文的特点，所谓的居士，是指既有财富，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人士。
　　慧远的《维摩义记》中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其实，居士主要的是指士大夫中修行佛法和禅教的一部分人而言。
　　居士们能在中国各朝历代推广佛法和禅教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
　　他们大部分因富有家产，故可予禅教以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持；因有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故能为学禅教作政治上的保护；作为社会上层分子，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禅教教义的阐述和弘扬，因之而光大；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才能使教义和旨要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
　　居士佛教除了卓有成效的护法功能，还突出体现在佛教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尤其通过他们对经典教义的阐述和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断中国化，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建立起新的统一王朝--唐朝。
　　他们有鉴于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我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
　　同时，佛教文化也进入了一片空前繁荣的时期，在此文化背景下，居士佛教--禅法的运动，蓬勃展开。 正是禅教文化依托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创造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代表着当时学术思想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大批文人士子，左右了时代思潮。而禅教文化的进一步普及，深入到民众的日用生活，其中透露着智慧的教义也逐渐形成为大众 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居士大夫的参禅悟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初的虞世南，被太宗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他规劝太宗以弘济为怀，仁恕为体，发扬佛教精神。太宗晚年归向佛门，影响他最大的是玄奘，而对玄奘为探求真理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牺牲精神，更为敬佩不已。
　　太宗曾问玄奘：欲树功德，何最饶益
　　玄奘答曰：众生寝惑，非慧莫由。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
　　唐太宗之后，高宗、中宗、睿宗均弘倡佛法，度化百姓。
　　把唐朝佛教推向一个新的繁荣高潮的，则是女皇武则天。
　　鉴于禅学在社会上流传日广，在民间影响日深，武则天遣使迎请当时著名禅师神秀入京，并给予优厚礼遇。
　　据张说《大通禅师碑》记载：其时武则天不计君臣之别，亲加跪礼。
　　神秀被迎置在道场供养，武则天不时向他问道；当时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闻风而来谒见的，日以万计，显示出禅教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同时，禅宗的东山法门也成了当世的教化中心。
　　除了帝王向佛向禅之外，唐代的官僚士大夫方面，虽学术思想背景不一，各有所偏，但也有在儒学之外兼习禅教的总体趋向。
　　会昌废佛之后，佛教需要新的法要倡导，带来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后期的禅宗顺应了时代条件，成为恢复佛法精神的必要的一面旗帜。居士习禅使禅教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充分展现它的民族人文特色。
　　慧能的禅法思想，早已为学界所公认，有关加强民族自尊自信、发扬主体意识精神、破除西方迷信，放弃佛祖崇拜的思想，在在处处体现出时代禅法对传统佛教反省运动中的共同呼声。
　　它预示着佛教革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种革新，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成佛的决定因素是众生与佛同具智慧；自心有本觉，人人能成佛。
　　隋唐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把心性论推向新的水平，它主要由禅宗文化来完成。
　　儒家有效地吸取禅宗思想的精华，以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不仅李翱这样做了，而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都这样做了。尤其是李翱，在朗州任刺史时，曾随药心禅师参禅，由此得悟，后来又在河南泌阳遇到紫玉禅师，更从他那里增明道趣。
　　儒家学者经由禅学文化的启发，提高了自己思维水平的能力，进而发掘《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中的精旨，把汉唐思想导向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这是禅文化对中国思想史所作的最大贡献。
　　官僚士大夫的学佛参禅，由于他们精深的儒学根底，延续并发扬了传统的人文精神；即使在佛教最繁盛的唐代，传统人文精神也仍然闪耀光芒。这是禅文化的特旨，也是发展留下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精品。
　　由慧能而下，中国禅文化由江西的马祖道一、湖南的石头希迁以及后来的五家宗风所推动、发展的形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起分头并弘、自由开放的新型传承体系，这一体系动与荡割据局面、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
　　极力反对片面的知见言说、读经看教，强调自信、自力、自悟、自觉，实现基于真正知解的真修实证。
　　大量吸取老庄、儒道思想，超越传统佛教烦琐的教条及形式仪规，传承佛法中的智慧体系。
　　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安史之乱加速了贵族文化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适应广大平民需要的新型文化，它与寒门仕进以及经济重心转移的历史背景相联系。
　　禅宗恰恰是坚决否定对外在神权的崇拜，肯定于自我心性的体现，故深受社会大众的欢迎。
　　官僚文人的参禅问道，更将儒道等文化带进禅林，成为禅宗逐步傲视天下的主要原因。官僚士夫由中央到地方，掌管一方政治、经济实权。通过禅宗，吸收消化部分流民（如现代企业招收盲流一样），又教人人安心自足，有效地稳定社会秩序，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开发和繁荣。
　　隋唐居士佛教的主要表现：是官僚士大夫对佛理的吸收和改造，对禅宗心性之学的欣赏和运用。
　　其突出的贡献，是他们在参禅问道的过程中，融会儒、释、道三家之学，推动禅文化的全面发展。
　　自禅宗形成，中国文化思想展现出崭新天地，宋代学者周必大说：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
　　说明了禅文化对于人才造就的契机。
　　禅文化对宋代士夫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前代相比，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显较成熟。
　　两宋的政治，前后长达三百二十年，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维护时间最久的王朝。
　　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方向，传统儒学再次得以改造，形成所谓理学。
　　理学对宋代国家的完整统一作出了成功的贡献。
　　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物质生活刻意的追求加以限制以及要求自我道德品质的完善，提高民族气节，弘扬爱国精神，求得国家民族的安定和强盛。
　　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大多出现于两宋王朝，的确与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禅教在宋代的成长和演变，居士禅教在宋代的全盛和应机，也都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完成的。
　　宋太祖于开国时所定下的对佛教基本政策是：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
　　宋仁宗对禅学更有较高的修养，真宗甚至密契菩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支持禅宗慧命相续。
　　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北宋科举比唐代发展的更为完备、公平、合理，从而使大批卓有才智的文人士子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各部门的基础力量。
　　广大文人士子在标榜精通儒学而外，参禅问道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风气。
　　禅宗在唐末五代勃兴之后，继续在宋代呈现了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所热诚向往。
　　理学的建立是以强化中央集权，又是以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思想繁兴为前提。
　　沿着唐代韩愈、李翱等学者开辟的儒学复兴道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
　　他们一面批判禅道，一面消化禅学的修养方法来充实自己的体系。（尤其是禅学的心性学说）。
　　理学家反复提倡和标榜的内圣外王，实际是儒家治世事功，和禅宗内养精神互相表里的理想。
　　宋代禅宗的世俗化，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缩短了与士大夫的距离，保持着兴盛的局面。
　　北宋仁宗朝，许多主张抑佛的重臣如富弼、文彦博、韩琦等都改变主张，转而成为护法居士，参禅学佛之风浙炽，禅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
　　宋代是官僚士夫参禅习禅活动全面展开的历史时期，在当时造成一种历久不衰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传到日本，也造成日本禅文化的再生，有些日本人至今还对中国的宋代文化思想赞叹不己，甚至说出只有唐宋之人才能代表中国人的纯属偏见的说法。
　　造成这种风气有以下因素：
　　官僚士夫队伍的空前壮大和文官体制的完善，因文化思想所致，而使他们归心禅学，倾心禅文化。
　　禅学取代佛教的其他宗派，独立鼎盛，更加深了禅文化心性之学对当时士夫阶层的影响。
　　禅门大德应机示教，三教兼通，这种极高的文化品位及圆融的思想品格，足以使官僚士夫倾心向往。
　　有些士大夫是属于社会上层人物，政治地位很高，更是朝廷的重臣大员，他们参禅的共同点是在脱略世俗与著名禅师激扬酬唱，以期于彻证。
　　略举有较强代表性的数人：
　　富弼受赴朴的策励，从修颙禅师立志参禅，后得彻征。
　　杨亿字大年，参谒广慧元琏禅师，后并得悟。
　　李遵勋，大中年间尚万寿长公主为附马都尉。与石霜楚圆禅师为方外之交。对禅的领悟在北宋上层居士中属于佼佼者。
　　杨杰，自号无为子，历参天下名宿，与天衣怀，芙蓉楷最为相得。
　　张商英，为相逾年，为当时居士中的核心人物。参兜率悦禅师悟道。
　　王安石，参真净克文禅师。
　　张九成，参楚圆禅师悟机。
　　九成有言：先儒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然世、出世之法初无有二，先朝名公由禅门得到者不知其几，曾何儒、释之异。并举唐时裴休之师黄檗，韩退之师大颠，李习之之师药山，白乐天之师鸟窠，杨大年之师广慧，李和文之师慈明，东坡之师照觉，山谷之师晦堂，无尽之师兜率。
　　李邴，字汉老。拜尚书右丞，改参知政事，从宗杲禅师参禅得旨。
　　尚有王隋、文彦博、张方平、赴朴、潘兴嗣、苏轼、苏辙、黄庭坚、晁补之、陈灌、李纲、宗泽、张浚、李弥远等一时之选，均得与禅师参禅问道而有所得。
　　由于时代的变迁，隋唐之世译经僧、义解僧的地位，早已为禅僧所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寺院生活，也为禅门开放式丛林生活所改造。
　　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十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到了北宋中期而告一段落。就在佛教的精旨和儒、道精华融入一体时，禅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宋代居士禅教的内容，是士大夫通过参禅访道表达其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其特色是申述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士大夫和禅僧自觉地把禅学心法贯彻于全民族的自信中而抒发出民族感情。
　　尤其在北宋后期，在圆悟克勤之后，便出现了有强烈民族复兴意识，热情入世教化的著名禅师大慧宗杲。
　　宗杲以透彻的禅机智慧提倡忠义之心，号召天下僧俗积极入世，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致受到主和派秦桧的排忌。
　　宗杲针对当时丛林流弊，为突破当时流行的文字禅的束缚，他确立走独树一帜的看话禅，即后世所谓的参活头。
　　不久效应皆佳，人才辈出，贤士大夫往往争之与游。
　　同时，宗杲又以参禅的革新和进取的精神，对同时代由曹洞宗宏智正觉所提倡的默照禅展开批判。
　　宗杲认为默照禅与历代禅德所提倡的创新进取的精神大相违背：摄心静坐，闭眉闭眼，没有丝毫自在活泼，就像三冬雪景一样毫无生机，它只会使学者心如死灰，身如枯木，妨碍学者明心见性、智慧自在。
　　默照禅所主张的静坐默究，休歇身心，对那些要求摆脱世事困扰的官僚士夫来说，确是有很大的吸收力。
　　宗杲于绍兴四年（1134）作七闽之游时，见当地丛林默照禅流行广泛，几与时代、社会完全隔绝，深感痛心。于是奔走疾呼、予以痛示，将士大夫居士引导到参禅的正路上。
　　他说：而今诸方有一般默邪禅，见士大夫为尘劳所降，方寸不宁贴，便教他塞灰枯木去。
　　又说：往往士大夫为聪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厌闹喜静，仅被邪师指令静坐，却见省力，便以为是厌闹求静是习禅者的共同需求，若于太平盛世，尚属无妨，还可悠闲养性，但若大敌当前，民族存亡之际，为逃避社会责任静坐默照，则绝非士大夫辈所当为。
　　宗杲认为禅不应着意摆脱世俗的干扰，它可以与世事打成一片，不相违背；参禅者照样做官营生，照样忠君爱国，忧时忧民。
　　禅的宗旨就是要自觉而觉他，己立而立人，化腐朽为神奇，转愚痴为智慧，多快好省地为社会、国家、人民谋最大的福利。
　　宗杲举杨亿为例，指出士大夫学禅的要义：昔杨文公大年，三十岁见广慧琏公，除去碍膺之物（明心见性）。自是以后，在朝庭居田里，始终一节（如），不为功名所移，不为富贵所夺。亦非有意轻功名富贵，道之所在，法如此故也
　　士大夫在学禅同时，照样读书看报、修仁义礼，侍奉师长，教诲后学，吃粥吃饭，将禅与世间社会生活结合一片；届时便能体验到儒即禅、禅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的境界。这就是士大夫要修习的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