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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地区康马县乃宁曲德寺调查简报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3日
来源:不详   作者:日喀则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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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地区康马县乃宁曲德寺调查简报
  来源:西藏研究  作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日喀则市文化局
  [摘要]乃宁曲德寺是西藏历史上一座重要的寺庙,也是近代西藏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历史见证。文章通过对乃宁曲德寺的围墙等建筑遗迹、壁画、遗物及寺藏文物的调查,对乃宁曲德寺的历史价值、建筑价值和革命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
  [关键词]西藏;乃宁曲德寺;调查报告;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K87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7)01-068-07
  乃宁曲德寺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日喀则地区康马县北部,该寺历史悠久,又是西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十五”期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将其纳入重点维修保护方案体系之中,2006年,西藏自治区又将其纳入“十一五”十大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2005年底,受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文化局的委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石窟研究所承担了乃宁曲德寺维修保护方案的制定工作。2006年3月上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赴乃宁曲德寺,对乃宁曲德寺进行前期实地考察。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整个寺院的布局和寺院内的重要建筑进行测绘工作。
  1984年西藏自治区全区文物普查时曾对乃宁曲德寺进行过调查。[1]今距普查又过了20余年,部分当时可见者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次的勘察应该说比原来更为细致,可以修正和补充原来的调查资料。下面是本次调查的情况。
  一、地理位置
  康马县位于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北麓,东南与不丹王国交界,西邻亚东县,东毗浪卡子县,西接白朗县,北依江孜县,面积7000平方公里。境内多山谷河流,平均海拔43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7℃,年平均降雨量80毫米左右,属于以牧业为主的半牧半农高寒山区。
  康马县地势南高北低,境内河流、湖泊多为年楚河的发源地,均由南向北贯通县境。河谷平原为主要的农作物产区,年楚河上游地区素有“西藏粮仓”之称,同时,河谷也是通往西藏腹心地区的交通要道。
  康马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吐蕃政权时期康马县为吐蕃行政区划“五茹”中“茹拉”的辖地。康马在藏语中意为“红房、红墙房”,相传吐蕃大相禄东赞的手下在此修建了一座红色的佛殿,“康马”之名即由此而来。842年吐蕃最后一个赞普朗达玛被刺后,西藏进入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朗达玛与蔡妃之子威宋的后裔难以在前藏立足,被迫迁移至后藏,康马县为穷翟之辖区,后为其弟晋翟所并。元时康马县属于夏鲁万户管辖。元末明初,萨迦朗钦帕巴贝桑布统治了江孜一带,建立了江喀孜宗,康马县即为其辖属地,清时仍属江孜宗管辖,直到1960年康马县人民政府成立。
  乃宁曲德寺位于乃宁乡,地处康马县北部,与江孜县的江热乡接壤。乃宁曲德寺北距江孜县城10公里,南距康马县城约40公里,1964年以前属江孜县管辖,现为康马县辖地。中心区地理坐标北纬28°49′26″、东经89°38′45″,海拔4098米。乃宁曲德寺位于康如普曲河西岸平坦的河谷地带,寺庙座西朝东,背山面河,西面为南北走向的贡觉山,主峰海拔4328米,东为康如普曲河(年楚河上游)(见图1)。贡觉山主峰形如菩提塔,山形又如一手掌护卫着乃宁曲德寺,乃宁曲德寺即位于掌心。从贡觉山顶部可以鸟瞰寺庙及乃宁村全村。
  二、乃宁曲德寺现状调查
  乃宁曲德寺经1904年6月的英军入侵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浩劫,寺院内的建筑毁坏殆尽,大多成为废墟,大片的遗址和残墙断垣暗示着曾经的辉煌。
  (一)建筑遗迹
  1、围墙 围墙现仅存内围墙,占地面积也由原来的9万平方米缩小为约6.5万平方米。乃宁曲德寺平面呈曲尺形,南北长,方向基本为正方向。外围墙东墙全长328米,南墙长185米,西墙全长352米,北墙长167米。墙体为夯筑,主墙高6.24米,四角设有角楼。墙基部一般厚2.6米,基部酥碱严重,有的地方已空,大量的墙基部用石块修补加固。围墙顶部平坦,宽1.7~2.2米,顶部外侧筑有女墙,墙体亦为夯筑,高0.68~1.2米,宽0.3~0.4米,女墙上都有射击孔,孔径约0.15米,两孑L之间距离最小者0.9米,最大者2.6米,孔高有的距墙顶高0.28米,有的距墙顶高0.85米,当为适宜蹲射或爬射所设计。为了排水,女墙的顶部做成弧形。南墙、西墙局部女墙被毁,用土坯补砌,当与当年英军炮火所毁有关。女墙墙脚稍低,形成窄凹槽状,主要是为了墙顶部的排水问题;每隔一段都设有排水设施,现在用木或铁皮做成水槽——墙顶部的雨水汇集到女墙墙脚的凹槽内,再由此水槽排出。从每隔一段的墙体被雨水冲刷出的沟状现象,推测原来可能是直接从墙顶部低凹处设排水沟的。墙体外壁刷红。围墙应该是时代最早的建筑之一。
  现在有东、南两门,东门前有夯土照墙,通高约6.2米。照墙基部为石砌,高0.46~0.77米,宽3米。照墙南约15米为晒佛台,局部已坍塌。东南角墙体有宽1.45米、高2.7米的大洞,系当年英军工兵所炸开的人寺口,现用石封砌。北墙原来也有门,现已用石封堵。
  2、寺内建筑遗迹
  寺内建筑遗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早期建筑。位于寺院大昭寺西部和西北部,包括佛堂、塔和几处扎仓。今均为废墟遗址,仅从残墙大体能够看出建筑的位置和朝向。经堂1904年毁于英军的炮火中,据文献和寺院僧人口述为高5层建筑,但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似乎没有超过3层。经堂坐西朝东,墙体为夯筑,夯层厚0.6米,墙体厚1.1米,夯土中含砂较多,夯层间夹杂有石板。周围可见陶滴水、陶塔刹等建筑构件。佛塔位于经堂的北面,共3处,今仅存塔基遗迹。经堂附近的陶建筑构件当为塔的构件。扎仓亦仅可见残垣断壁(见图2)。
  15世纪时期建筑。位于西围墙的中部,包括1座佛殿和1座扎仓,为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弟子贾曹杰在乃宁曲德寺期间所修建,今仅存遗址。佛殿坐西朝东,墙体为夯筑,石砌墙基,高0.4米。墙体厚1.3米,距墙基以上2米夯层不明显,以上部分夯层厚0.35米,夯层间以石板相隔,石板厚约3厘米。夯土间夹杂有红色夹砂陶片。扎仓位于佛殿北侧,坐西朝东,墙体为夯筑,厚0.8米,夯层间夹杂有石子或白玛草、长石板、木片等。整个遗址区内可见散落的陶片。
  19世纪时期建筑。位于西墙中段、宗喀巴时期建筑的西面,即“江热色顶”,包括1座佛殿和几处扎仓,今均为废墟。佛殿墙体为夯筑,夯层厚0.67米,每一夯层间夹大石,夯层中有的夹一层石子,夹石子较少者土较纯,有的夹有石片。墙体厚0.86米,基部为石砌,高0.42米。有的墙还使用土坯砌筑,表面用细泥抹平整、光滑,厚1.5厘米,原当绘有壁画。墙上梁孔为方形,规格0.12×0.15米,间距0.2米,墙外壁刷红。原高3层,窗户较小,窗顶铺砌石片,窗棂为木条。扎仓墙基为石砌,墙体为夯筑加土坯砌筑,厚0.4米,下部为夯筑,土含沙较大,夯层厚约0.35米,现高1.78米,有的夯层间隔以石片;土坯墙高0.76米。大殿南侧的一间建筑的二层地面可见铺筑的阿嘎土,厚4厘米,铺筑于厚0.34米的石子层上面。遗址区内散落有加细砂红色陶片。
  20世纪初建筑。即乃宁大昭寺,系为表彰乃宁曲德寺僧众在抗英战争作出的巨大牺牲,十三世达赖时期新建,包括经堂、佛殿和查厦。经堂坐北朝南,面积18柱,中间4柱上方开有采光天窗,后面为佛殿,主供释迦牟尼坐像。四壁有壁画。经堂为现乃宁曲德寺法事活动的主要场所。
  乌孜大殿。位于乃宁大昭寺的北面,为1904年乃宁大血战的发生地,“文化大革命”中被毁,近年在原址复原。高2层,由廊庑、正殿、后殿三部分构成。正殿面积20柱,后面第二排柱为通柱,直达二层顶部;前面第二排减柱,形成一个相对宽敞的空间。一层墙壁保存有原壁画。从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与夏鲁寺壁画风格有相似之处。高2层,分前殿和后殿两部分,前殿面阔7间,进深5间;后殿面阔5间,进深2间。
  (二)壁画
  壁画见于乌孜大殿和乃宁大昭寺之经堂,由于乃宁大昭寺之经堂壁画为新绘制,兹不作重点介绍,仅对乌孜大殿的现存壁画进行介绍。 乌孜大殿的壁画毁坏比较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当地村民在墙上贴牛粪,致使大部分壁画随着牛粪的剥取而脱落,至今墙壁上圆形白色的牛粪痕迹清晰可见。由于墙壁上部的高度较高,牛粪难以贴在上面,因此部分壁画得以幸存。大殿的前壁及左、右两壁的壁画基本毁坏殆尽,殿后壁壁画尚存,现在采用玻璃橱窗进行保护。
  后壁壁画以门为界,分南、北两部分。两部分壁画均由几幅独立的内容构成,每个内容之间用蓝色的粗框线分隔。由于损坏较甚,大部分仅能看出内容的部分。
  门左(南侧)部分,共分为3个单元。依此为绿度母(?)、文殊菩萨、十一面千手观音。绿度母(?)绿身,双手做说法印,面向左,与中间的文殊相向。文殊两手亦做说法印,左肩上绘经书,右耳下部绘剑。头光上面正中绘药师佛,药师佛的头光外右上角绘松赞干布像,着绿衫。十一面观音立于莲座之上,顶部绘无量光佛。无量光佛的右侧绘乃宁曲德寺的创始人“嘉。降白桑瓦”,像前面有藏文题记。名字中“嘉”是“汉人”之意,后4个字是他的名字。在西藏佛教史上曾经有几位著名的上师在自己的名字前有过加“嘉”字的人物,这些上师据说都是吐蕃以来在西藏生活过的汉人的后代,故此,这位“嘉·降白桑瓦”很有可能他的血统属于类似上述情况。从画面上看,嘉·降白桑瓦所穿的内衣和外套确实有几分汉地风格,他的莲座画法还深受汉地国画技法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他的左上端画上了一轮太阳,这轮太阳的表现手法也与在内地常能见到的太阳中绘制“乌”来表现相似。左侧为吉力·甲瓦竹巴,即乃宁曲德寺的第一世住持,结说法印,着装的外套类似坎肩的服装,更是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汉地风格。像前亦有题记。从题记文字的特征看,是明、清两代使用的藏文书写体,其上限不会早到元代(约在14世纪中叶~18世纪)。
  门北侧的壁画损坏更严重,大多漫漶不清。从现存状况看,应该是分为3~4个单元。第一单元在原壁画上面绘制了宗喀巴大师像,新壁画叠压于旧壁画之上,原壁画不详。第二单元为释迦牟尼及其两弟子,上、下为罗汉像,上面10位,下面5位。其余部分壁画仅可见莲花座和主尊的面部局部,壁画内容难以辨别。
  (三)地面的遗物
  采集的遗物主要是陶制品,包括陶器残片、泥制模印小佛像、建筑构件和陶酥油灯。主要分布于寺院西墙中部东面的废墟遗址及附近,陶构件则见于早期佛殿的附近。
  陶器残片以红陶为主,火候较高,有的陶质较差,胎有酥化现象。陶泥以夹细泥质居多,器型较大者陶土中含较粗的砂粒,胎也较厚,胎壁薄者器形较小。器表的装饰一般为抹光素面,还有较多的是在抹光的表面刻划水波纹、折线纹和剔刺纹等装饰。器型以罐类器为主,耳发达、较大,且刻划有装饰纹饰。
  陶器的制作工艺上,胎厚薄较均匀,似乎采用了轮制。在寺庙西墙中部江热色顶的东面建筑夯土墙中(即15世纪建筑)可以发现夹杂有陶片。陶器残片以夹细砂红陶居多,部分表面经抹光处理。器型以罐为主,多为双耳罐,耳较发达,表面或划或剔作装饰。也有小型器,制作也很精致。这些地面采集的陶器残片表明,陶器曾为乃宁曲德寺的主要生活用器。
  对于其他采集的遗物,择要叙述如下。
  陶酥油灯,完整,采集于19世纪建筑遗址区的南部。泥质红陶,高7.5厘米,盘口径7厘米,底径4厘米。
  模印佛像(擦擦),残,采集于白塔南侧。泥质红陶,下部有一仰月。上为宝珠,以上部分内容不可辨别。
  建筑残件,残,采集于江热色顶大殿北侧建筑遗址区内。加粗砂红陶,外壁为素面抹光,内壁有麻布纹。厚1.6厘米。可能是建筑板瓦残块。
  建筑构件,残,采集于15世纪建筑遗址区东北部。夹砂红陶,一面抹光素面,一面在抹光的表面刻划7道竖线。残长8.5、宽6.3、厚2.2厘米。
  筒瓦,残,采集于白塔北侧。夹粗砂红陶.瓦舌长2.2、厚1.2厘米,瓦身厚1.4厘米,舌与身相接处为斜面,厚0.6厘米。内部有麻布纹。
  滴水,残,采集于白塔南侧塔基处。夹砂红陶,平面原为桃形,两侧边厚2.7厘米,上边厚1.3厘米。表面模印对称纹饰,背面有麻布纹。
  建筑构件,残,采集于早期建筑大殿遗址内。夹粗砂红陶,两端有三角形缺口,呈“><”形,素面上刻划“×”,可能系凿挖缺口的标记。宽6.2、厚2.5厘米。
  瓦,残,采集于早期建筑大殿遗址内。夹粗砂红陶,表面抹光,呈凹弧形;背部一侧内切,呈“一’形,瓦缘厚2.4、中间部分厚1.6厘米。
  勾头,完整,采集地点不详。夹细沙红陶,通长12.5厘米,瓦当4/5圆面,高约7厘米,表面模印兽面。瓦当与瓦身系分别制作后粘接在一起的。
  建筑构件遗物。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这些建筑构件几乎采集于塔基附近。据调查,原塔的顶部和塔刹部分有陶构件。因此当为塔的建筑构件。
  (四)寺藏文物
  乃宁曲德寺历史悠久,寺藏文物也很丰富。1904年6月,英军占领乃宁曲德寺后出于报复,对寺院进行了大肆抢劫,大量的文物流失。“文化大革命”中又有部分文物散失。寺庙经两次浩劫,文物流失殆尽,现存文物300多件,其中包括部分抗英革命文物。
  1、历史文物
  明永乐皇帝赐绢画。主像为释迦牟尼,立于莲花上。肉髻螺发,圆脸,着红色架裟,左手做与愿印,右手做施无畏印,有头光,无背光。头光两侧人物不详。绢画中为白地,右边有金粉汉文楷书题记781字.左边为同样内容的藏文题记。画心长2.4米、宽1.26米。题款“大明皇帝御制旃檀佛像赞”,年款为“永乐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据调查,该绢画为永乐皇帝赐与乃宁曲德寺第88代活佛甲央仁钦坚赞的。
  马头明王唐卡。采用堆绣技术制作。版心长3.8米、宽1米。为15世纪作品。
  铜造像。藏品中以铜制品居多,包括噶当塔、药师佛像、手持金刚像、观音立像、度母像等,像通高13~20厘米。从像的风格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看,时代为15世纪晚期~18世纪晚期,材料主要为响铜和黄铜。
  佛传经板。木质,长69.5~71.5、宽18.2~29、厚2.4~4厘米,周边饰雕刻莲瓣、卷草纹、火焰纹等。版心长54~56、宽12~13厘米。内容或以释迦牟尼为主尊,周围为佛传故事,或为坐于莲座之上的三尊药师佛或为花草,整个画面采用阳刻或高浮雕技法。为15~18世纪作品。
  2、抗英文物
  抗英文物数量不多.包括土枪、长刀、英军射杀藏军的子弹、藏军穿戴的铁头盔和铁铠甲等。当年藏军就是凭借这些落后的武器对抗英军的机枪、大炮,使英军的侵略战争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代价的。
  藏刀,两型,刃长83.5厘米、宽4厘米。另一型较短,长75、宽3.1厘米。
  藏枪,通长1.66米,前双叉刺刀长63.5厘米。
  铠甲。用小铁环连缀而成,战时披于身上,可起到一定的防身作用。
  子弹,两枚,系英军使用的武器。
  三、乃宁曲德寺的价值
  据史料记载①(注:关于乃定曲德寺的历史,参见觉囊达热那特著、佘万治译.《后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团994年版.),乃宁曲德寺建于吐蕃赤热巴巾赞普时期(815~841年在位),由桑耶寺堪布巴赛囊之侄嘉?绛贝桑瓦创建。藏传佛教后弘期,乃宁曲德寺是年楚河流域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寺庙,并且形成了以乃宁曲德寺为主寺的乃宁曲德寺寺庙系统。原信奉宁玛派,11世纪初改奉噶当派,15世纪,宗喀巴大师两大弟子贾曹杰和克珠杰先后在乃宁曲德寺停留,宣传教派改革,乃宁曲德寺又改宗格鲁派。19世纪,江若色顶寺(康马乡朗达村)的倡建者、后成为江若色顶寺第一任寺主的色顶巴·旬努卧为解决色顶寺僧人往来拉萨、江孜等地住宿、习经,在乃宁曲德寺内建经堂、佛殿及部分僧舍,其址在今寺院西围墙中段。称为“江若色顶”,由于后来僧人全部移居乃宁曲德寺,色顶寺反而成为乃宁曲德寺的分寺。20世纪初,英军入侵我国西藏,乃宁地处英军的军需供应要地。为了夺取乃宁、打通前往拉萨的道路,英军和藏军及寺庙里的僧人在乃宁曲德寺乌孜大殿前发生血战,史称“乃宁大血战”。为了表彰乃宁曲德寺僧人作出的巨大牺牲,在被英军炮火毁坏的大经堂的东面新建一殿,即今乃宁大昭寺。“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庙遭到彻底破坏,大多建筑仅存断垣残墙。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修复了乌孜大殿和乃宁大昭寺等部分建筑。
  乃宁曲德寺作为康马县及其以南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和创建年代最早的藏传佛教寺院,在藏传佛教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历代高僧大德都对乃宁曲德寺相当看重。通过对乃宁曲德寺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我们认为乃宁曲德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乃宁曲德寺的建筑是研究西藏卫藏地区甚至西藏地区建筑技术史的活资料。乃宁曲德寺由创建至今经历了数个世纪的风雨,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乃宁曲德寺最早从嘉·绛贝桑瓦道场逐渐发展,最终形成一个有三重围墙、面积达9万平方米的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在这个建筑群中,保留有吐蕃时期、15世纪时期、19世纪时期、20世纪时期等不同时期的建筑,这些建筑虽然在1904年的抗击外敌入侵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但还是保留大量的建筑遗迹,从这些建筑遗迹中,我们可以考察不同时期建筑的建筑方式,如早期的建筑墙体均为夯筑,且夯层中一般都夹石片或白玛草,到了晚期,由于土坯的使用,在建筑的局部就使用土坯构筑如建筑的窗等部分,形成夯土墙体与土坯墙体共存的建筑形式;即使是夯土建筑,不同体量的建筑与建筑的重要程度(如佛殿与扎仓),体现在墙体的夯层厚度上也是有区别的。从残存建筑遗迹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密梁平顶建筑自古以来就是藏式建筑的风格。作为体量最大的建筑遗迹的围墙,历时最久,其在建筑方式上也是采用传统的夯土,夯层厚,墙体宽厚,墙顶部为宽1米以上的平顶,为了排水,采取顶部稍向女墙倾斜、在女墙脚部挖浅凹槽,每隔一段距离设置排水沟的方式将墙顶的雨水排出墙外,设计合理,长期以来基本能够保持不受雨水冲击墙体。因此乃宁曲德寺的建筑遗迹也是一部西藏卫藏地区甚至西藏地区建筑技术史的活资料。
  (二)乃宁曲德寺乌孜大殿壁画是研究乃宁曲德寺及藏传佛教历史的重要资料。除了建筑遗迹,乌孜大殿的壁画就是考证乃宁曲德寺年代的重要资料。这些壁画尽管破坏严重,但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整个壁画的布局采取藏传佛教传统的划分单元格的方式,用蓝色粗线画出相对独立的空间,其内绘制壁画内容,每一格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题材。大殿后壁残存的壁画内容有一佛二弟子、十一面千手观音、普贤、绿度母(?)等题材,同时还有藏传佛教教派的祖师像和松赞干布像、乃宁曲德寺的创建人嘉·绛贝桑瓦和乃宁曲德寺的第一世住持吉力·甲瓦竹巴像。祖师像壁画表明乃宁曲德寺曾经信奉该教派,是乃宁曲德寺历史的重要材料。另外壁画中人物的形象,如松赞干布、嘉·绛贝桑瓦、吉力·甲瓦竹巴像,其衣着、装饰风格,也是考察壁画年代、乃宁曲德寺历史的重要证据。此外,壁画上的藏文题记,是考察乃宁曲德寺历史的文字学角度的材料。乃宁曲德寺壁画的绘画风格与夏鲁寺的壁画有相似之处,似乎表明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总之,乌孜大殿的壁画包含了与乃宁曲德寺相关的大量的图象和文字信息,是研究乃宁曲德寺及藏传佛教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三)乌孜大殿等抗英遗迹是西藏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见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材料。乃宁曲德寺抗英遗迹包括贡觉山西坡及山巅的防御工事、围墙,以及毁于英军炮火中的原大经堂、保留多处弹孔的发生血战的乌孜大殿等。1904年6月下旬,英勇的藏族同胞就是在这里用落后的武器抗击英军,使英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寺藏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革命价值。乃宁曲德寺经数次劫难,寺藏文物流失严重。现存的文物中包括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历史文物中“明永乐皇帝赐绢画”不仅是该寺重要的文物,同时还是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寺藏的青铜造像多为明代时期遗物,造像风格上看,有西藏西部地区晚期风格的造像,亦有本地风格的造像。木刻压经板雕刻精美,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革命文物中仅存铁战刀、铁头盔、猎枪及铁铠甲等,是当年藏兵的装备,而收藏的两枚机枪子弹是英军用现代化的装备射杀藏军的侵略罪证。
  (附记:参加调查的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石窟研究所王小灵、范雪松、刘波、姚军,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余书敏,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文物局拉巴次仁、达次、胡宏伟。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文物局、康马县政府、乃宁曲德寺给予本次调查极大的支持和协助。壁画部分的图像和藏文题记承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夏格旺堆先生识别。在此特别致谢。测绘:余书敏、范雪松、刘波。摄影:姚军。执笔:姚军、王小灵)
  [参考文献]
  [1]何强、朱建中、达嘎.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 [A].索朗旺堆.西藏文物志丛书[C].拉萨:西藏人民出 版社.1993:61~66.
  作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喀则市文化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喀则市文化局;执笔:姚军、王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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