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洛佩兹：《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

唐纳德·洛佩兹：《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
　　杜永彬等人汉译
　　藏传佛教的西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19－20世纪这100多年中，藏传佛教的西渐掀起了几次高潮。先是进入西藏的西方探险家、传教士、旅行家、记者、学者的"东引"，将藏传佛教介绍给西方人；后是藏族高僧的"西传"，到西方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把藏传佛教带给了西方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流亡国外藏族高僧在西方的讲、辩、著和西方进入西藏"取经"的互动，奠定了藏传佛教西渐的格局。藏传佛教要在西方社会生存和发展，必然要融入西方社会，被"西化"；西方人认同和信仰藏传佛教，不知不觉地被"藏化"。藏传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开辟了新的传教途径，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而且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培养了一批西藏爱好者，增进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造就了一批西方藏学家，促进了西方藏学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揭示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和认识。
　　作者唐纳德?S?小洛佩兹（Donald S.Lopez,Jr.）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佛学和藏学教授，曾主编出版了《佛教实践》（Buddhism in Practice），《印度佛教实践》（Buddhism of India in Practice），《中国佛教实践》（Buddhism of China in Practice），《西藏佛教实践》（Buddhism of Tibet in Practice）等书。20世纪以来，国外出版的藏传佛教论著数以千计，近年来出版的《西方视野中的藏传佛教》，《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西藏度亡经》等，在西方影响较大。《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以独特的视角，运用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比较研究等多学科方法研究藏传佛教，以一个名称（喇嘛教）、一部作品（《西藏度亡经》）、一个人物（洛桑然巴）、一套咒语（"六字真言" ）、一门艺术（藏传佛教艺术）、一个领域（藏传佛教研究）和一座"监狱"（流亡政府的藏传佛教信仰）7大个案，揭示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认识与研究，开辟了藏传佛教研究的新境界。
　　"香格里拉"（Shangri-La）的藏文意思是"环抱在幸福之源的地方"，渊源于"香巴拉"（Shambhala），"意译持乐世界。"香格里"（Shangri）在藏文中没有意义，"拉"（La）意为"山关"。这个名称显然是对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神秘的佛教王国"香巴拉"（Shambhala）的一种篡改。"香巴拉"为佛教一净土名，此世界地为圆形，雪山环绕，状如八瓣莲花，花瓣之间河水周匝。贵种王朝，世领其地，佛说时轮经教，今犹盛传"。（《藏汉大辞典》下册，第2836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香格里拉"的想象，渊源于佛教的时轮坦陀罗（Kalacakra Tantra）。按照这部坦陀罗，佛教的时轮曼陀罗被保存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的一个王国的神秘都城"香巴拉"。"香巴拉"看上去像一个田园诗般的社会，布满了艳丽夺目的宫殿，居住着美丽而健康的居民，他们的灵魂受到慈悲而永远不眠的僧侣的监视。
　　一般认为，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其1933年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发明了"香格里拉"这个名称，实际上，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西方，早在希尔顿的小说出现以前，与"香巴拉"意思相同的"香格里拉"就已进入了西方文化圈。从11世纪起，由"香格里拉"之谜引出的关于理想国的阐释，开始出现在许多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探险家的论著中。希尔顿所描述的"香格里拉"是精神家园，是一个超越善恶、包容一切人类习性的理想世界。1937年，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好莱坞制片公司将其拍成电影，其主题歌《香格里拉》唱遍了全球。《消失的地平线》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香格里拉，从此，这片想象中的人间乐土就成了"伊甸园"、"世外桃源"、"乌托邦"的代名词。实际上，希尔顿从来没有到国藏区，他的书中关于"香格里拉"的灵感部分来自于1922－1949年在康区生活的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所撰写的文章。后来，香港企业家郭氏家族将"香格里拉"的名称买断，成为酒店的商号，从而风靡世界。在电影《东京上空的30秒》中，有美国飞机在著名的1942年"杜利德突袭"（Doolittle Raid）中轰炸日本的镜头，当时-新闻记者们问罗斯福总统，这些飞机是从何处起飞的，他回答说："香格里拉"。后来，罗斯福批准在马里兰修建的总统隐居地，既现在著名的戴维营（Camp David），其最初的名称就是"香格里拉"。今天，"香格里拉"成为一连串休养胜地和宾馆的名称。半个世纪以来，"香格里拉"一直牵动着全人类的眼睛，"香格里拉"深入人心，人们竟然忘却那是一部虚构小说中的地名。西方人在寻找"香格里拉"的过程中，开始改变对东方世界不屑一顾的神态了，他们发现了东方神奇的魅力。（罗尘编译：《消失的地平线》编译者导论，第10－1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奇葩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许多误区，导致了"西藏神话"的产生和延续，同时，制造神话的西方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又不断地神化着他们的西方读者。"西方的狂热者总是试图将西藏禁锢于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幻想之中"。（Kenneth L. Woodward，《新闻周刊》）美国学者洛佩兹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中，探讨了围绕西藏发展起来的神话，并试图澄清西方人对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种种误解。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佛教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相融合、藏化之后的佛教。西方人认为，喇嘛教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式"；喇嘛教与天主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洛佩兹在该书的第一章《名称》中，阐述了"喇嘛教"名称的由来以及西方人对喇嘛教的认识。他认为，西方最通行的关于藏传佛教的名称"喇嘛教"，被西藏人看成是一个贬义词。在19世纪末，英国和俄国都希望将西藏并入他们的帝国。欧洲人通过将殖民地描述成为一个需要得到拯救的文化沙漠来象征地为殖民主义辩护。因此，西藏被描写成为居住着迷信的人民的一块无理性的地方，这个民族生活在堕落和邪恶的僧侣的枷锁之下。西方人声称，这些僧侣的这种宗教不是印度佛教的一种真实的形式，因而用这个名称名不符实，而应当称之为"喇嘛教"。西方学者将真实的佛教描述为一种理性和克制的宗教，充满了深奥的哲学，并且不受仪式的限制。事实上，这样一种纯粹的佛教形式从来没有在亚洲存在过，而只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和演讲大厅中见到过。洛佩兹将喇嘛教看成是一种外来的构想，是由汉族扩张主义者和西方的东方学家在18世纪晚期发明的。他认为，佛教在西藏建立，只是作为对西藏宗教的更早的万物有灵论或原始的形式的补充。虽然洛佩兹并不否认先前存在的民间宗教有助于藏传佛教的定型，但是他认为，"喇嘛教"这个名称极大地夸大了它们的影响。
　　《西藏度亡经》的蓝本是古代印度的《度亡经》，系8世纪莲花生时代创作的，并将其传入西藏，由藏族高僧翻译成藏文，名《中阴闻教得度》（Bardo Thodol），朗达玛灭佛时被埋藏于地下，成为"伏藏"，后由仁增噶玛宁巴（Rigzin Karma Ling-pa）从色丹（Gser-ldan）河畔的甘布达（Gampodar）山掘出。20世纪20年代，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和美国学者伊文思?温兹（W.Y.Evans Wentz）合作将其翻译成英文，仿《埃及度亡经》（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之名，改书名为《西藏度亡经》（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传入西方后，成为在英语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最著名的藏传佛教经典，西方人由此窥见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之一斑。洛佩兹在第二章《书籍》中，以《西藏度亡经》为个案，阐述了西方对《西藏度亡经》的翻译和研究，《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的影响以及西方人对死亡的认识。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十分推重《西藏度亡经》。心理学大师荣格（C.G.Jung）说："若干年来，乃至从它的初版（1927年）发行以来，《中阴得度》就成了我的随身伴侣，不但我的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它，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它。""这本书所带来的信息是，'死亡的艺术'不仅跟'生活的艺术'或'出生的艺术'同样重要，且为'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和圆成。"（伊文思?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第二版序，1948年）温兹说："本书将一切伟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带给如今转生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人类家庭的每一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直到现在唯有东方人民通晓的'死生之学'。"（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第三版序，1955年）温兹说："不但要使东西方人民之间获得一种更佳的了解，同时还要纠正人们，尤其是整个西方人士，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生死――缺乏正知，不加闻问的态度"。（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普及版序，1959年）洛佩兹指出，西藏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著名的宗教文献《西藏度亡经》。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是一部题为《中阴得度》的简短的藏文作品，意为"通过在中阴状态中的听闻求得解脱"。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文献，向一名已死或将死的人诵读，以帮助他或她逃离再生，或者，如果这不可能，以使其在来世有一个好的再生。20世纪20年代，美国通神论者（Theosophist）瓦尔特?温兹（Walter Wentz）到印度旅行，与藏族喇嘛达瓦桑珠合作将《西藏度亡经》翻译成英文，并于1927年出版，于是，这部作品便成为西方最著名的藏文文献。温兹随后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将这部关于死亡的藏文文献改造成为一篇通神论的论文。后来，又出版《西藏度亡经》多种不同的译本。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人强烈的"文化霸权"观念也体现在了《西藏度亡经》的英译上，本来该书是由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翻译，由美国学者伊文斯?温兹编辑出版的，对此温兹有十分明确的表述，然而后来西方人只要提及《西藏度亡经》，就说是温兹翻译的，将英文版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了温兹的帐上。
　　1956年，以普布?洛桑然巴（Tuesday Lobsang Rampa）署名的《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一书在西方出版，在此后的半个世纪，洛桑然巴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第三只眼睛》也成为西方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不断再版，由于西方人对西藏和藏族知之甚少，加之作者高超的创作水平，致使许多西方人一直以为这是真人真事。实际上这是一大骗局。洛佩兹在第三章《眼睛》中，称洛桑然巴为骗子，并揭露了在西方招摇撞骗的洛桑然巴及其《第三只眼睛》的骗局。普布?洛桑然巴看上去是藏人的名字，《第三只眼睛》的"作者前言"称：我是一名藏人。是极少数到达这个陌生的西方世界的藏人"。该书第9版《出版者前言》："从一开始该书就是一个谜。一些人怀疑其真实性，许多人相信其基本属实，......"实际上，这是一个英国人假借洛桑然巴之名制造的一个骗局。英国的一名私人侦探经过长期的追踪调查，最终发现洛桑然巴并不是藏人，而是英国一名水暖工的失业的儿子，其真名叫瑟瑞尔?哈斯金（Cyril Hoskin）。洛桑然巴及其流浪经历完全出自哈斯金这个受过教育的想象力丰富的头脑。哈斯金从来没有到过西藏，也不会说一句藏话。他以洛桑然巴之名著有自传体三部曲在西方出版：第一部《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1956年出版），第二部《来自拉萨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1959年出版），第三部《然巴的故事》（The Rampa Story，1960年出版）。哈斯金一生撰写出版了18部作品，到他去世时，他的作品的销售量已达400万册。
　　洛佩兹论述了洛桑然巴其人及其自传体"三部曲"――《第三只眼睛》（1956年）、《来自拉萨的医生》（1959年）和《然巴的故事》（1960年）的主要内容，着重揭示了《第三只眼睛》一书在西方的影响。该书自面世之后，在英语世界十分畅销，两年之内（到1958年）再版达9次。在《第三只眼睛》中，自称为西藏喇嘛的洛桑然巴自述，他在8岁时，经受了类似开天目的开启第三只眼睛的手术，手术中在他的前额钻了一个孔，这样他就可以他看见预兆。西方读者信以为真，一位狂热的读者甚至试图用一位牙医的钻子为自己开一个孔。作者评述道：洛桑然巴断言，闭上眼睛和嘴唇，只是进入喇嘛教神秘膜拜仪式的开始。对于受到认可的西藏历史与文化知识而言，然巴的眼睛闭上了，因为他不是另一种膜拜仪式即藏学膜拜仪式的开始。他或许也可被称之为神秘主义者，首先，他把西藏神秘化了，用他自己神秘的想像对西藏的各种事实作了修饰；其次，他将读者神秘化了，他利用了那些读了他的著作的大众的盲信倾向。然巴被视为西藏研究史上最大的骗子。以"普布?洛桑然巴"的名义从事写作的这位英国人却宣称他被一位西藏喇嘛附体了，经过那个为期7年的过程，不仅在他的服饰上，而且从他的生命要素上，都已变成了一位西藏人。他实现了这一转变，是通过他自由漂浮的能力，这种漂浮能力首先来源于在一个载人风筝上的地心引力和在灵魂载体上自由漂浮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控制。
　　om mani padme hum这"六字真言"是最著名的佛教明咒，也是藏传佛教信徒念诵最多的咒语。但是对"六字真言"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对于西方人来说，"六字真言"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洛佩兹在第四章《咒语》咒语中，探讨了西方人对"六字真言"的理解和认识。作者提供了关于"六字真言"的一种新解释，指出，19世纪欧洲的梵文学者将这句最著名的佛教明咒释为"莲花里的宝石"，这是由于他们将一个呼格后缀误读为一个位置格后缀，这样就认为宝石（mani）在莲花（padme）中。这句明咒的基本意思应翻译为："啊，宝-莲先生，请助我们一臂之力"。
　　西方人对藏传佛教艺术情有独钟，但是他们难以分清藏传佛教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因而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平交也存在分歧。洛佩兹在第五章《艺术》中，对藏传佛教艺术以及及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和评价作了简要的分析。"对本世纪艺术史研究者对西藏艺术品的神奇想象所进行的各种假设和解释，以及如何通过重复这些奇想获得知识的状况进行一些探讨"。在西方艺术史界，对西藏艺术的评价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西藏艺术缺少创造性，西藏的画家缺乏创作力，只会按照图像学中的造像量度经循规蹈矩，几乎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创作个性化的作品。另一些人则认为西藏艺术的美学价值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创造，"禅定是西藏绘画的美学动力，其表现的境界比其他艺术形式更高"。洛佩兹引用帕尔等西藏学艺术史家的论点，精辟地分析了出现这种差异的地理根源和认为因素。
　　随着藏传佛教的西渐，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了藏传佛学研究，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洛佩兹第六章《领域》中说："本章将考察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藏传佛教研究在北美洲的发展。尤其是集中在随着1959年开始的西藏大迁徙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方面，并试图弄清某些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知识的产生总是有倾向的，总是会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文化风气的制约"。作者精辟地评述了西方尤其是北美州的藏传佛教研究，重点阐述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勾勒出了美国藏学和藏传佛学研究的轨迹。
　　1959年后，随着藏人的外流，藏传佛教又回到了佛教的故乡印度，达兰萨拉称为中国之外最大的藏传佛教中心，格鲁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以达兰萨拉为根据地，带领流亡藏人进行闻、思、修，讲、辩、著，扩大了藏传佛教在国外的影响，同时也利用藏传佛教推动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洛佩兹在第七章《监狱》中，剖析了流亡藏人的藏传佛教，并"探讨了藏人所处的困境"，分析了"流亡政府"内部的地区（三大藏区）矛盾和教派（四大教派）冲突及其根源，并且指出了达赖喇嘛的两面性――藏传佛教的上师和西藏独立运动的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建立反华分裂势力的大联盟，对西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都很宽容。洛佩兹还指出，达赖喇嘛的普遍存在的、万能的和平信息（预言、启示、主题）只是西藏特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核心。实际上，和平和暴力与西藏的实践是如此多地纠缠在一起，以至禅定、空和慈悲都不能真正地与"用人的头发作灯芯、由人的脂肪点燃的一盏灯的火贡烧施仪式"相分离。根据对西藏的了解，这种危险是，达赖喇嘛以他的普遍的爱和环境主义的花言巧语，冒险将西藏改变成为适合他的西方信徒的需要的一个主题游乐园。为了寻求他的国家的解放，他可能已经"让藏传佛教，就像它之前的喇嘛教一样，游离于它的场所"。
　　由于西藏从来没有成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因此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19世纪有一种时尚，即在说到不能确定其下落的某个人时，就说他在西藏。例如，一些人声称，耶稣消失后的岁月是在西藏度过的。"通神论协会"的创立者布拉瓦兹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说，"圣人"（Mahatmas），保存了亚特兰蒂斯（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的古代智慧的大师们居住在西藏。在"空中楼阁的冒险"中，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解释他在与莫利亚迪（Moriarty）教授一道跳入瑞钦巴齐瀑布（Reichenbach Fall）后显然死亡的岁月的下落时告诉华生（Watson）："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在那里以访问拉萨来消遣，并且与喇嘛首领度过了一些日子。你可能读过一位名叫斯格森（Sigerson）的挪威人的精彩的探险记，但是我确信，你决不会想到你正收到你的朋友的消息"。 西藏"将使西方再生"，西藏"能够拯救西方，使它从玩世不恭和物质主义的泥潭中解脱。西藏被视为可以治愈西方没落的文明并使它恢复活力的良方"。
　　西藏并不是一个非暴力的社会，即使在达赖喇嘛于1642年执掌世俗权力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只是通过他的和硕特蒙古施主固始汗的军事介入，以他的军队击败了达赖喇嘛的对手藏王，才执掌了西藏的世俗权力。藏军于1681年向拉达克开战，1792年向准噶尔蒙古开战，并且在18世纪多次武装入侵不丹。藏军抗击1788-1792年和1854年入侵的尼泊尔军队，并且于1842年抵抗来自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的入侵和1904年英国军队的侵略。九世、十世、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都幼年夭折，一些人或所有的人都谣传他们是被毒害致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幸免于他的摄政所策划的一次谋杀企图。
　　总之，《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是了解和认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和态度，该书对中国学术界认识西方学者心目中的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