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赞》研究——兼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四)
第四,据此更能澄清千余年来所谓“傅大士颂”的讹传。
第五,经文起讫的加入,明确了《金刚经赞》与《金刚经》之间的关系。从每一个赞与经文相搭配的情况来看,并不是依经文顺序排列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表面上看似随意的排列,事实上并不杂乱,而是依据“七义句”或“十八住处”的必然结果。
第六,经文起讫的加入,给研究俄弗323号与其它传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所引经文的差异,说明了不同时期流传的《金刚经赞》,在形式乃至内容上都有所差异。
第七,经文起讫的加入,可能也是导致后期传本加入“智者禅师颂”的原因,从而增加了赞颂的数量。因为经过对各段经文与赞颂的搭配,发现还有一些重要的段落并没有赞颂与之相对应。所以就依《金刚经》“三十二分”的每一分配上至少一个赞,从而形成了后期传本赞颂增多、每分有赞的局面。
三、伯2277号《金刚经赞》
敦煌遗书伯2277号《金刚经赞》,存八个完整、两个残缺的赞颂,书品较佳。据书写特点看,似盛唐作品。另据赞颂中有“经云……”的特色看,是所有《金刚经赞》中最接近于俄弗323号的,应属早期传本。
本号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所引经文独特,二是有一个赞次序颠倒。
第一,在伯2277号《金刚经赞》中,共九处标有“经云……”,而这九处所标的“经云……”,却不完全是对《金刚经》原文的引用。这有三种情况:一是标经文的“经云……至……”,共有三处:(一)“经云:‘如是’至‘第一波罗蜜’”,(二)“经云:‘如我昔为歌利王’至‘应生嗔恨’”,(三)“经云:‘初日分’至‘其福胜彼’”等。
二是简略地概括《金刚经》的内容,亦有三处:(一)“经云:‘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色布施’”,(二)“经云:‘真语,不异语’”(三)“经云:‘如来为发大乘,最上乘者’”等。
三是直接标罗什译《金刚经》中的一句,也有三处:(一)“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二)“经云:‘如来所得法,无实无虚’”(三)“经云:‘有持戒修福者’”等。
从以上三种情况,可以看出本号与其它传本《金刚经赞》的关系。第一种的经文“……至……”与俄弗323号极相近,可能是从俄弗323号的经文起讫“从……至……”中延缓而来。因此,在这里起了“承前”的作用。第二种情况的概括性地引用经文,与《金刚经注颂释》形式非常接近,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金刚经注颂释》或许是受此启示而展开的,因为《金刚经注颂释》中的《金刚经》原文也是简略而概括性地引用的。第三种情况的直标单句经文,与斯4105号有相似之处,如在斯4105号《金刚经赞》中,“如能发心者”一赞之前所标的“颂:‘离一切诸相’”,与本写卷中所标的“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基本一致,只是斯4105号更为简略,可见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以上三种形式,说明了各传本之间存在著“承前启后”的微妙关系。
第二,在伯2277号《金刚经赞》八个完整的赞颂中,第七个“尸罗得清净”一赞的位置与其它传本中该赞的位置不同,在该赞前有“经云有持戒修福者”一句,说明这个赞所对应的经文是“有持戒修福者”一段,查核罗什译《金刚经》原文,该段经文应置于伯2277号最前端,且不相连,无疑其赞颂也应置于相对应的经文之下。
或许是因为《金刚经赞》曾以零散的赞颂流传。因为这五十个赞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于是就把它们分散流通,导致赞颂的前后次序颠倒。由于它们是以一种“诗”的形式出现,每个赞颂都有独立甚至是完整的内容来阐明佛法。因此,只要看到赞颂就行,顺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也不能排除误抄的可能性。
四、小结
本节主要探讨了《金刚经赞》早期传本的形态,分析了它们在流传过程中的演绎情况,缕出了早期传本之间的关系,并把《金刚经赞》与《无著论》、《弥勒菩萨八十行偈》及《金刚经》原文之间的关系,作了对比研究。另外,本节在义理上考证了《金刚经赞》与唯识、天台的关系,从而探索《金刚经赞》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其学术渊源等。
从分析的结果看,《金刚经赞》的早期传本是我们研究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资料,离开这一时期的资料,无论作何研究,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注释:
52宗密大师:《金刚经疏论篡要》,《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154页下。
53昙旷大师:《金刚般若经旨赞》,《大正藏》第八十五卷,第75页下。
54窥基大师:《金刚般若论会释》,《大正藏》第四十卷,第722页上、767页中。
55《大正藏》第八十五卷,第75页上——76页上。
56《卍续藏经》第二十五卷,第6页下,白马精舍印经会印。
57《卍续藏经》第二十五卷,第154页上,白马精舍印经会印。
58《金刚经疏论篡要》,《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157页上。
59《金刚经疏论篡要》,《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157页上。
60《金刚经疏论篡要》,《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157页上。
61《金刚经疏论篡要》,《大正藏》第三十三卷,第157页中。
62下列经文中有明显误差者,径直据罗什译本改(文字不同,意义无差者不改),不一一出注。
63据伯2039号背的顺序,此卷无第25个赞,然依所标经文“如来无所说”一句,应有“名中无有义”一赞,疑漏抄。
64此赞与第32赞基本相同,只有“有无终不著,中道二须蠲”二句,前赞作“无乘及乘者,人法两俱捐”。而此两处所赞之经文,都有“离一切相”一句,说理虽无不可,但赞文几乎全部重复,可见是后人配以经文而增抄所致。
65《大正藏》第八卷,第750页中。
66《大正藏》第八卷,第750页中。
第二节 中期诸本
可归为中期诸本的有七号:敦研369号背、伯2629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斯4105号。可分为两种异本,前六号为一种;后一号为一种。
一、《金刚经注颂释》
敦研369号背首残尾存,尾有题记:“金刚经注颂堪(勘)校释毕”。据此,可知该号原名应作“金刚经注颂释”。因残缺,本号只余十六个赞颂。这些赞颂的内容、形式与伯2039号背《金刚经赞》最相近。
伯2629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等五号首尾均残,内容与敦研369号背相同,可知应为同一文献的不同抄本。《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二卷》发表了敦研369号背的图版,定名为《金刚经注疏》;《敦煌宝藏》将伯2629号背定名为《金刚经赞疏》,将北图4446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7号、北图4447号背等四号定名为《金刚经赞释》;应予改正。此外,北图4446号的正、背两面所抄均为本文献,且文字连贯,背面文字在前,正面文字在后,而《敦煌宝藏》顺序颠倒。根据写卷的内容及书法特征,北图4447号的正、背两面与北图4446号的正、背两面原来亦属同一写经,它们的次序应该是:北图4447号、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北图4447号背。
细勘《金刚经注颂释》的内容,可见如下特点:
第一、经文摘要:佛典注释,一般均把所注经典分段原文照抄。而本号则把一段经文中最重要或纲领性的句子抄录下来,所抄的经文,相当于“金刚经摘要”。例如:经典原文: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
而在本号中却以一句“初日分乃至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就简单地概括了。
第二、注文:经文之后,有一段双行小字,解释经文名相及内容。这段双行小字到底是“注”还是“疏”,原文没有明确标出。但从题记“金刚经注颂堪(勘)校释毕”,可知这部分文字应属注文。如经文“受持读诵”的下面,就只是简单地注了“常见自性名为受持,口常记之名为读诵”,这一类都应是“注”的范围。
第三、释文:在注文之后,往往有用“释曰”领起的双行小字,内容为解释经文及注文,故知为释文。但也有释文紧接在经文以下者。如经文“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之下,写“释曰:一切法若生,即非佛法。一切法本来不生,云何不是佛法?法若有,佛即有生,佛既无生,法何生耳?”即对经文进行解释,所以标有“释曰”。
第四、赞颂:经文及注文、释文之后,用“赞曰”领起《金刚经赞》。共存十六个赞颂,每个赞是五言八句,内容、形式都与伯2039号背《金刚经赞》最相近。
北图4446号背、北图4446号为同一卷号,存《金刚经》的部分摘要,所摘录的经文,都用朱色书写,所作的注释及赞却都是用墨色书写。其录《金刚经》的内容从“燃灯佛”至“实无众生如来度者”,摘录经文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摘录《金刚经》中的主要辞汇,然后给所摘录的辞汇加注,如“燃灯佛”的注是“即智惠性是,皆灯为喻,智惠光照无余世界”;再如“佛眼”的注是“见一切法,本来不动不生,无取无舍,如是见者名为佛眼”。第二种是摘录经文的一句或两句,然后给所摘经文加释,简略地把经义表达出来,如“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的释是:
释曰:“众生即是妄想,亦名烦恼。若有妄想烦恼,即同外道,灭色归空,不了色性自空。起心灭妄,如此见者,即非菩萨。《净名经》云:‘色性自空,非色灭空’。见众生者,如人食莨菪子,空眼见针华,空中无针,病眼妄见,如此之人,同凡夫外道,盖不可言,不名菩萨。
在摘录的经文之后是注或释,在注释之后标“赞曰”二字,下为《金刚经赞》。本号存《金刚经赞》的五个赞,首句分别是:“人与法相持”、“天眼通非碍”、“依他一念起”、“八十随形好”、“水陆同真际”。其赞颂所对应的《金刚经》原文与其它传本对应的情况略有不同。但都是以《金刚经》的顺序来对应,却是一致的。
B4447号正、背两面与B4446号实属同一卷号,所摘录的经文自“受持读诵”至“我应灭度一切”。在摘录的经文之后是注或释,在注释之后亦标“赞曰”二字,以下为《金刚经赞》。本号存三颂,颂的首句分别是:“众生与寿者”、“所作依他性”、“先身有报障”。
从内容上看,伯2629号背也与上述两号的《金刚经注颂释》一样,但其抄写方式却不相同,本卷抄写的经文与赞颂字体一样大,注和释的字体稍小,可见抄写者把赞颂与经文看作同样的重要。其所摘录的经文自“应生无所住心”至“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经文之后是注释,注释之后是赞颂。依伯2039号背的次序,本卷残存第三十五颂至第四十六颂,共十二颂,每颂的首句分别为:“菩萨怀深智”、“众生与蕴界”、“证空便为实”、“众生与寿者”、“所作皆依性”、“先身有报障”、“空生重请问”、“人与法相持”、“天眼通非碍”、“依他一念起”、“八十随形好”、“水陆同真际”。首尾残缺处,可与上述的两号及敦研369号背相接缀。
敦研369号背编入甘肃省博物馆《甘肃藏敦煌遗书》第二卷,从字体上看,属这类文献中较晚的作品,似唐以后的人所写,抄写风格与伯2629号背相近,也是经文与赞颂的字体一样大,注和释的字体稍小一些。所录经文自“所言…法”至“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经文之后是注释,注释之后是赞颂。唯存最后三颂,首句为:“涅槃含四德”、“施宝如沙数”、“如星翳空幻”,其中“施宝如沙数”一赞,正好可以校正伯2039号背第四十八赞的错误。由此可见,中期的《金刚经注颂释》与早期的《金刚经赞》之间有著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同时与后期的《金刚经颂》也有著密切的关系。这正是我们之所以把它判为中期传本的原因所在。
二、斯4105号《金刚经颂》
斯4105号《金刚经颂》首尾残缺,存四十余颂。据伯2039号背的顺序,本号缺第二十六“积尘成世界”一颂,疑为漏抄。另外,依此及罗什译《金刚经》的顺序,第三十二赞与三十三赞的次序颠倒。除赞颂之外,还在赞颂之间加入了总结性或《金刚经》经文的一句话,如“颂三时舍身布施”、“颂五眼”或“颂菩萨应无所住”、“颂东方虚空可思量不”等,在此前标上“颂”字,这也许就是由“赞”到“颂”的一种发展轨迹吧。
斯4105号加入了总结性的一句话,这种做法的动机,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是对赞颂的概括,二是对《金刚经》各段的总结。而这些加入的一句话,即是对前面各种传本的继承,又是独具的一种特色。
表现出对前面各种传本继承的:如同俄弗323号、伯2277号、B4446号的部分,摘抄《金刚经》中能够代表或统摄全赞的一句。一方面可以用来当作这个赞的“标题”;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联系赞与经之间的纽带,给后人研究《金刚经赞》带来方便。
表现出自己独具特色方面的:如“颂三时舍身布施”、“颂五眼”等等,是对《金刚经》或《金刚经赞》内容的概括,有利于抄写的方便。依此也能反映出斯4105号具有中期传本的个性。
斯4105号把“一大阿僧祇”一赞置于赞六度之前,把“施门通六行”一赞置于赞六度的最后,伯2039号背也是如此。而后期传本则将此二赞的位置相对换。为何如此?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金刚经赞》不是依据《金刚经》本身来创作的,最初也没有把《金刚经》加在赞文之间,而是依《无著论》来创作,并且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所以最初是带有某种随意性,由“菩萨布施”而想起了六度,于是就先“总赞六度”。然后赞“持戒”等五度,从而把赞布施放到了最后。这是想说明:前面的七个赞都是依“菩萨布施”一句而来的。所以,早期的传本就都是这种形式了。
第二、由于后来的传本加入了罗什译《金刚经》的原文,此时已经是以“菩萨布施”等一段经文来与赞文相对应。然而,六度中除“布施度”外的其余五度及“总颂六度”等六个赞,是没有《金刚经》的明文可以相对应的。因为要把《金刚经》原文加到赞文之间,就有必要理出相对应的经和赞。所以在找不到经文与赞文相对应时,就对整个赞文进行归类,并依六度的前后次序提出了看法:首先赞布施,其次赞剩下五度,然后将“总颂六度”置于赞六度之后。虽然提出了看法,但对于赞文本身的次序仍旧未加改动。这在本号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本写卷在“一大阿僧祇”之前标了“颂菩萨应无所住,檀波罗蜜是彼岸,下六度如颂受之”等语,可见其目的是想将“檀波罗蜜”置于六度的最前面;同样,在“惠灯如朗日”一赞之后标了“总颂六度”。但事实上,却并没有按此提示来做,依然如同早期的传本那样,“总颂六度”一赞放在最前面,“布施度”一赞放在最后面。其原因可能是:当时所有的传本都还保持早期的形式,光有看法,却没有修改它的依据。因此祗能把想法写在上面,从而导致了标题和赞文的顺序不能统一。
第三、到了后期传本,由于上述第二种可能性的提示,传写者依据佛教义理中“六度”的前后次序,对赞颂的顺序作了重新布置,把“施门通六行”提到赞六度的最前面,又依上述的看法把“总颂六度”置于赞六度之后,从而形成了后期各传本的形式。
三、小结
通过上述对《金刚经赞》中期传本的分析,我们探讨了中期两个传本的特色。
首先,对《金刚经注颂释》的几种写本进行了分析,从每个赞的前头标有“赞曰”和敦研369号背尾题“注颂释”,寻找出《金刚经赞》由“赞”到“颂”的发展轨迹,确定了中期传本在《金刚经赞》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对斯4105号进行调查,指出早期传本和后期传本中“一大阿僧祇”和“施门通六行”二赞所处位置不同,并推测了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再从所加“小标题”的情况,看出《金刚经赞》各个时期的演变轨迹。根据这些特色,说明了这两个传本在《金刚经赞》的流传过程中,是如何演变,并起到了怎样的承前启后之作用。
通过“一大阿僧祇”和“施门通六行”二赞的所处位置的前后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金刚经赞》的最初创作是没有带《金刚经》原文的,并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后来依据《无著论》又分别找到了《金刚经》的原文与之相对应。与此同时,又根据佛教的义理,对《金刚经赞》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改,越到后来,修改的地方就越多,传本的内容和形式也就越复杂。
第三节 后期诸本
可归为后期传本的有十四号:敦煌遗书伯3325号、上图004号、斯1846号、斯3373号、斯4732号、斯5499号、斯5699号、伯2997号、伯4823号、伯2756号、斯110号、伯2286号背、伯3094背、石经本。可分为三种异本,情况如下:
一、伯3325号《傅大士颂》
伯3325号为第一种。该号首尾完整,中间残缺一部分,首题作“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无尾题。有序文,并有题记,作“广顺三年(953)癸丑岁八月二十一日毕手”。它的特点是:
第一、所引《金刚经》的经文无三十二分67。如: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颂曰: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
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声。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
而其它传本如上图004号等则在经文之前有“如理实见分第五”一句。表明本号成立于其它后期传本之前,在《金刚经》还没有“三十二分”的时候就已出现。同时也说明了《金刚经》的“三十二分”在唐朝时才出现。
第二、与中期诸本相比,增加“三性颂”三首。应是唯识宗行人所为。
第三、传为傅大士所作的四十九颂,均用“颂曰”领起。早期和中期传本都是以“赞曰”领起,而后期传本中的石经本也是以“颂曰”领起的。
第四、首有《〈金刚经〉道场前仪》(残),末有三个真言。
第五、有序文,序文中称:“傅大士……唱经歌四十九颂,……有一智者,不显姓名,制歌五首”。
第六、于“三大阿僧祇”一颂前注“别颂初地菩萨理行之义”,说明了此颂所赞对象的修行位次为“初地菩萨”,这给我们了解各种传本前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方便。
第七、本号有两个赞与早期传本伯2039号背的次序不同,即“施门通六行”与“三大僧祇劫”、“施宝如沙数”与“涅槃含四德”的前后相调换了。
上述特点,说明该号是后期传本中较早的本子,当然是指较早本子的传抄本。
(一)《序》的考察
伯3325号的首题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并且在《序》中记载了傅大士讲金刚经颂,及颂文如何传世的情况。这是在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傅大士作《金刚经颂》的记载。但是,据上述研究,创作者并非梁朝的傅大士,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序》,又为何在后来的传本中都标有“弥勒颂曰”呢?
为研究方便,现将该《序》抄录如下:
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
金刚经歌者,梁朝时傅大士之所作也。武帝初,请志公讲经。志公答言:“吾不解诲,自有傅大士,善解讲之”。帝问:“此人今在何处?”志公曰:“见在鱼行”。于时即诏傅大士入内。帝问大士曰:“讲经要何高坐?”大士答曰:“不用高座,只须一具拍板”。大士得板,即唱经歌四十九颂,终而便去。志公问武帝曰:“识此人不?”帝言:“不识”。志公言:“此是弥勒菩萨,分身下来,助帝扬化”。武帝闻大惊讶,深加珍仰,因题此颂于荆州寺四层阁上,至今现在。
夫金刚经者,圣教玄关,深奥难测,诸佛莫不皆由此生,虽文疏精研,浩汗难究,岂若兹颂,显然目前!遂使修行者不动足而登金刚宝山,谛信者寂灭识而超于涅槃彼岸。故书其文,广传无穷,凡四十九篇,烈之于后。
有一智者,不显姓名,制68歌五首69,以申智也。所谓惠日流空,照如来之净土;禅刀入手,破生死之魔军。既而人法双祛,有无俱遣,快哉斯义,何以加焉?其层阁既被焚烧,恐文隳堕,聊请人贤,于此阁见本,请垂楷定。
《序》中首先确定了时间为梁朝:即西元505——556年,据此,“金刚经歌”应创作于505——556年之间。
然后交待人物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人物,包括傅大士(497—569)、梁武帝(464—549)、志公(418—514),和“智者”;另一种是非历史人物即“弥勒菩萨”。傅大士、梁武帝、志公,他们同时生活的年代为497——514年,总共才有十七年的时间。据此,“金刚经歌”的创作年代是497——514年之间(即从傅大士一岁到十七岁)。“智者”是后来“金刚经歌”流传过程中的陆续补述者,没有具体年代。
地点为鱼行、皇宫:按照序言,傅大士在鱼行时被诏进宫。据《双林寺善慧大士语录》、《续高僧传》卷二十五、《辩正论》卷三、《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释门正统》、《佛祖统纪》卷二十二、《神僧传》卷四、《释氏稽古略》卷二、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上卷等资料表明,傅大士于梁天监十一年(512)娶刘氏女妙光,育有普建、普成二子,年二十四(520)与里人往沂水捕鱼。也就是说,傅大士在鱼行的时间应该在公元520年以后。而520年,梁武帝已五十七岁,志公已圆寂七年之久了。因此,此时傅大士不可能与志公见面,并进宫讲《金刚经》。
此外,还有两个传本的《序》,与本号的《序》文稍有不同,我们不妨列表进行对比:(表五)
伯 3325 号 |
伯 2756 号 |
石经本 |
金刚经歌者,梁朝时傅大士之所作也。武帝初,请志公讲经。志公答言:“吾不解诲,自有傅大士,善解讲之。”帝问:“此人今在何处?”志公曰:“见在鱼行。”于时即诏傅大士入内。帝问大士曰:“讲经要何髙坐?”大士答曰:“不用髙座,只须一具拍板。”大士得板,即唱经歌四十九颂,终而变去。志公问武帝曰:“识此人不?”帝言:“不识。”志公言:“此是弥勒菩萨,分身下来,助帝扬化。”武帝闻大惊讶,深加珍仰,因题此颂于荆州寺四层阁上,至今现在。 夫金刚经者,圣教玄关,深奥难测,诸佛莫不皆由此生,虽文疏精研,浩汗难究,岂若兹颂,显然目前!遂使修行者不动足而登金刚宝山,谛信者寂灭识而超于涅盘彼岸。故书其文,广传无穷,凡四十九篇,烈之于后。 有一智者,不显姓名,制歌五首,以申智也。所谓惠日流空,照如来之净土;禅刀入手,破生死之魔军。既而人法双祛,有无俱遣,快哉斯义,何以加焉? 其层阁既被焚烧,恐文隳堕,聊请人贤,于此阁见本,请垂楷定。 |
金刚经歌者,梁朝时傅大士之所作也。武帝初,请志公讲经,志公答曰:“吾不解诲,自有傅大士,善解讲之?”帝问:“此人今在何处?”志公曰:“见在鱼行。” 于时即诏傅大士入内。帝问大士曰:“讲经要何髙坐?”大士答言:“不用髙坐,只须一具拍板。”大士得板,即唱经歌四十九颂,终而去。志公问帝曰:“识此人否?”帝言:“不识。”志公言:“此是弥勒菩萨,分身下来,助帝扬化。”武帝闻大惊讶,深加珍仰,因提此颂于荆州寺四层阁上,至今现在。 夫金刚经者,圣教玄关,深奥难恻,诸佛莫不皆由此生,虽文疏精研,浩汗难究,岂若兹颂,显然目前!若使修行者不动足而登金刚宝山,谛信者寂灭识而超于涅盘彼岸,故书其文广博无穷,凡四十九篇,烈之于后。 更有一智者,不显姓名,制歌五首,都合成五十四篇,以申智也。全久处之情莫已,长居生灭之性弥增,实未由若遇善友,遂使玄宗旨教、妙义真言,开心悟智。 其层阁既被焚烧,文将堕,聊更请人贤,于此阁见本请垂楷定。 |
武帝请志公讲经时,志公对曰:“自有大士,见在鱼行,善能讲唱。” 帝乃诏大士入内,问曰:“用何髙座?”大士对曰:“不用髙座,只用拍板一具。”大士得板,遂乃唱经,并四十九颂,唱毕,便乃辞帝去之。帝遂问志公:“此是何人?”志公对曰:“此是弥勒菩萨化身,下来助帝扬化。”帝乃闻之,龙颜大讶,深加珍仰,遂题此颂并经,见在荆州寺四层阁上,至今见在。 续有智者不显姓名,相次复制一十五颂。清凉大法眼禅师,又制四颂。总成六十八颂,今略撮序文,广传灵验,将俟后来崇信,显示玄通,兴般若之教。 |
上述三个《序》中的另一特点是,伯3325号《序》未说原颂和加颂的总数,伯2756号《序》说了总数为五十四颂,石经本《序》说有六十八颂。然伯3325号、伯2756号《序》中存在一个问题:即《序》中的前部分说“至今现在”,是指梁武帝题此颂于荆州寺四层阁上讫写《序》时止,尚在阁上。但《序》的后部分又说:“其层阁既被焚烧”却表示:讫写《序》时止,阁已被烧。如果说讫写《序》时止,四层阁已被焚烧,但“金刚经颂”还在阁上,恐其隳堕,故作了整理。那么,智者五颂到底是在未烧之前就加上去呢?还是在烧阁之后才加上去的?于此二《序》中表达得并不清楚。此处露出了“后人附会”的马脚,如周叔迦先生说:“其阁既被焚烧,则此颂之源,殊无本可据也”71。倒是石经本《序》简单,直接说明了智者颂也罢,大法眼禅师颂也好,都不知是在何时加进去的。
根据上表三个《序》,似乎可作如下推断:
第一、如《序》所说,“金刚经颂”确为傅大士作,并且借志公之口,谓傅大士即是弥勒菩萨分身。伯3325号虽然未标“弥勒颂曰”,但在序文中肯定了傅大士是弥勒菩萨的分身,在这个方面,其与后期标了“弥勒颂曰”的其它传本应属同类。
第二、到写《序》时止,写《序》者所见到的“金刚经颂”确实已传为“傅大士颂”了,所以他未加考订,直接承袭前人之说,故能理直气壮地作此《序》。
第三、也可能就是写《序》者本人将无作者名的《金刚经赞》附会于“傅大士所作”,并编造出《序》中的故事。
第四、写《序》者亦非一人,起码上述三个《序》是经过了三个人之手而完成的。
第五、智者并非指定的某一个人,甚至连写《序》者也不知道“智者”是何许人?
面对如此疑点纷呈的《序》,我们应如何对它们进行判别呢?
首先,《序》中表明的“傅大士作金刚经颂”,并非事实。本章第一节中已经提及。因为《金刚经赞》的作者是隋朝达摩笈多三藏译《无著论》之后的人,而傅大士等人生活于梁朝。
其次,此《序》的写作年代,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应是唐朝作品。此时距离《序》中所言故事(梁朝)已有百年之久,而这百余年间,此一故事并未见传于其它任何文献,直到作《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时才出现,说明“承袭前人之说”的可能性很渺茫。
所以,“写《序》者本人编造”的可能倒是不能排除。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两点:一是曾经流传著梁武帝请傅大士讲经的故事;二是《金刚经赞》恰好没有作者,这样可以给他一个牵强附会的外在条件。其内在的因素如本章第一节所提到,很可能是由于天台宗学人更改颂文内容后,成了“傅大士颂”和“智者颂”,此后才捏造出《序》中的故事。据此推测,此《序》很可能是天台宗学人所为。
第四点,它们之间有继承和修改的痕迹。因为它们差别不太大,对颂文的作者都是持肯定态度,但又各具特色。
第五点,由《序》中可见,智者并非一人,而是指通达佛法的人。
从上述三种《序》中,我们不但看出了各种《序》所表现的不同时代及不同内容,而且也看出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石经本《序》中最为简洁的情况看,对“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故事仍然是有传承的。从《序》的差异,我们分析了后期传本的产生原由,并确定了序文的故事是虚构的。
(二)智者五颂的分析
伯3325号剩下智者五颂中的四颂,根据上图004号等,此处所缺的应是智者五颂之首“如来涅槃日”一颂。那么,本号《序》中所言智者五颂应是:
如来涅槃日,娑罗双树间。阿难没忧海,悲恸不能前。
优波初请问,经首立何言。佛教如是著,万代古今传。
三大僧祇劫,万行具齐修。既悟无人我,长依圣道流。
二空方渐证,三昧任遨游。创居欢喜地,常乐遂忘忧。
颂遍计:妄计因成执,迷绳为是蛇。心疑生黯鬼,眼病见空华。
一境虽无异,三人乃见差。了兹名不实,长驭白牛车。
颂依他:依他非自立,必假众缘成。日谢树无影,灯来室乃明。
名因共业变,万像积微生。若悟真空色,翛然去有情。
颂圆成:相寂名亦遣,心融境亦亡。去来终莫见,语默永无方。
智入圆成理,身同法性常。证真还了俗,不废示津梁。
首先,前二颂的分析:第一颂意思是:“佛陀在娑罗双树间示现涅槃,阿难悲恸不绝,优波离尊者最初请问了世尊:‘佛灭度后,佛经的开头应以何言来表示,证明这是佛陀亲口所说的呢?’佛告之以‘如是我闻’作佛经的开头语,万代之下一直从古流传至今”72。关于策阿难问佛四事的人,历来说法不一:《大智度论》说,策阿难问佛四事的是阿泥楼豆73;《金刚般若经旨赞》说是阿那律策阿难问佛四事74;《妙法莲华经玄赞》75、《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理趣分述赞》76、《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77、《仁王经疏》78等都认为是优波离和阿泥楼豆(《大悲经》中是优波离策阿难问佛四事,《摩诃摩耶经》中是阿泥楼豆策阿难问佛四事)二人,共教阿难问佛四事。实际情况如何,还没有定论。不过,现存于《大正藏》中的《大悲经》,并没有提到“优波离”,而是阿难自己向佛陀请问四事的。据有关资料显示,认为是“优波离和阿泥楼豆二人共教阿难”的,多系唯识宗学人的观点79。
第二颂的“三大僧祇劫”,据伯2039号背、斯4105号所表示,应是“一大僧祇劫”,再据伯3325号此颂前的提示:“别颂初地菩萨理行之义”,正确的应是“一大”,而非“三大”。之所以演变成“三大”,是因为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有所差异,加之对此颂文的不同理解而致的80。
其次,三性颂的分析:这里的三性颂是站在法相唯识宗的立场,阐述“唯识无境”之理,如“迷绳为是蛇”等亦是引用了唯识宗典故而来。据此颂文的思想特征及排列情况看,这三性颂与智者五颂的前二颂,应不属同一作者所为。另依《金刚经注解》之“智者禅师颂”中亦无此三性颂,同样说明了这三性颂与五颂的前二颂原非同一人所作。
此处表述“三性”用的是“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这些名称最初见于玄奘三藏译的《解深密经》,如《解深密经》卷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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